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马莉：《囚》的镜头就是精神病院的树洞

打开镜头前，马莉在精神病院待了3个月。她在医院外租了房，从起床到睡觉，每天规律地来封闭病区，静静地沟通、观察和等待，润物细无声地成为医院空间的一部分。

她的名字零星出现在对话中，“马莉，给你留了蛋糕”，“马莉，你说我该不该逃”。没有刻意剪去，也没有刻意放大，一切对话只是自然地发生，自然地保留。

亲人的耐心消耗殆尽，医生数量太少，相对漫长的时间，在病区里，寂寞才是常态。“他们可能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我进去之前（病人）相互之间是沉默的。”

在刚刚摘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囚》中，导演马莉记录了这间位于东北精神病院中，病人们服药、会诊、倾诉、争吵、抚慰的场景，记录了不同个体被时代压抑、被命运玩弄、尔后被社会放逐的故事，记录了他们在这个封闭空间中的孤独、绝望和温情，记录了他们与疾病缠斗的痛苦和不被倾听的压抑。这部长达5小时的纪录片，呈现的不止是精神病人真实具体的生活状态，关怀的不止是精神病治疗体系的问题，某程度上，精神病院这一充满隐喻的场域，也成了现实世界的影射。

“被”沉默的病人

马莉对精神病题材的兴趣来自上部作品《京生》（2011）。历时6年拍摄的《京生》，关于一对在京上访多年的母女。女儿出生在第一次上访的路上，取名京生，如今已三十多岁。这是一群在期待、无奈、痛楚、愤怒和绝望中辗转的人，善良、勇气、坚韧与懦弱、短视、偏执并存。影片开头用了里尔克的诗，“谁，倘若我叫喊，可以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

拍摄《京生》时，马莉遇到过一个年轻时学美术的受访者。因为高考时画了张“异常”的画，他被贴上精神病标签，就业结婚都受到牵连，即便他执意做了精神病鉴定后，依然不被人相信。

这故事牵动马莉许久，也与她在过往作品中试图探讨的“人的困境”不谋而合。接触到这间精神病院后，她便开始了一年半的体验式拍摄。

马莉性格冷静，交谈间惜字如金，很难看出什么情绪起伏。尽管一人包办摄影、剪辑和导演，片中的存在感却极低。十多年拍摄下来，“现在连说服（接受拍摄）的行为都不会有。”遇到不愿被拍的病人，“有时候那个人一进来我就把镜头停掉，以免不舒服”。她并不将苦难与荒谬视为振聋发聩的发声工具，也不愿带分毫自以为是的悲悯。没有刻意的诘问和猎奇的处理，任由命运自身的张力冲撞人心。

进入病区，是也去偏见也去魅的过程。带着“所谓的『常识』”进去后，马莉重塑了自己对精神病的认知。事实上，药物治疗可以有效地恢复理性，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病人表现的是与自身年龄对应的阅历和常识。马莉同样反对关于病人的浪漫化想象：毕竟，他们感受的幻视幻听是恶意的，对应的疯狂行为是危险的，而成宿睡不着觉的夜晚也是折磨人的。

另一重自觉关于疾病的隐喻。找到这间医院前，马莉在北京做过调研，但很快意识到，书籍和电影中病人总在充当道具式的范式，“他们是『被』沉默的，他们内心的喧嚣是被忽略的”。而她更倾向“让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是非常鲜活的，他们有自己的思考，有非常直接的病的痛苦，认识是清醒、深刻、但又摆脱不了的。”

“你可以在病院里头感觉外部世界是什么样子”

如何成为精神病人，实际上对应了三重概念：一个人被怎样的社会环境刺激出精神疾病，一个被诊断有精神疾患的人会在医院和社会中遭遇些什么，甚至是，一个人如何被社会塑造为精神病人。

时长287分钟的《囚》，为这三个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样本。

按摩师小邢30出头，模样俊秀，生活却已几经跌宕。童年时父亲因外遇被捅死，长在缺乏关爱的环境中；青春期因偷盗50元进了少管所3年，期间备受欺凌，出来后一无所长、前途茫然；学按摩谋生，“把手搞脏了”，只有借佛法安抚自己。

黑五类老魏，父亲是60年代被枪毙的地主，孤独一生，爱作画写诗，“平生无所求无所为”。末了对镜头说，“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久”。

病情并不严重的男性，因为负担不起50块一天的开放病房，只能住进封闭病区。

荒谬的法律系统、匮乏的社会保障、反右的历史遗留、东北的经济凋敝和官僚主义……令病人们一次次遭遇生活重击的社会因素，几乎是不经意间就与观众遭遇。而由于东北人特有的语言天赋和幽默感，镜头前不时蹦出的金句，甚至让这种苦涩有了黑色幽默。小邢介绍自己时形容，“以前我是个一清二白的小少年，现在奸懒馋滑坏，坑蒙拐骗偷，全学会了。”

这还不是全部。

精神病医生是苦差，钱少、辛苦还有危险，拍摄时马莉遇到过一次招聘，没有一个人前来应征。与之对应的，是医院紧张的人手和粗疏的治疗，四五十个人的病区，只有四五个医生；社区医院同样缺乏配套资源。影片中，医生护士与病人缺乏交流是常态，恐吓式的交流也是常态。发药时，医生会警惕地检查病人有没有吞下；为了防病人自杀，睡觉时病房整夜不会熄灯。

家人的耐心同样会被日常的情绪消耗和金钱上的开支磨蚀，兄嫂不介意当著有酒瘾的弟弟争吵，温柔哄儿子入睡的母亲会崩溃。出院后会面对什么样的偏见，病人老温一早看透，“你进过这个地方，也没办法隐瞒这段经历，一切全变了。”

在马莉看来，无论家庭还是社会支援，病人都面临“经常性的爱的缺席”，但“粗暴的原因也是各式各样的”。“它是整个社会骚动的缩影，你可以在病院里头感觉外部世界是什么样子。”

“为了获得自由，我必须承认自己有病”

斯特林堡的经典话剧《父亲》中，一个疼惜女儿、爱好科学、但与妻子观念不合的上尉，因为妻子持续向医生捏造他的反常，被认定为精神病患并绑去疯人院，最终死在那里。

现实有时比戏剧更令人匪夷所思。老温的遭遇便是如此。

镜头里初次露面，他穿着V领针织衫和衬衣，正和前台的护士交涉。谈吐清晰、逻辑缜密、举止斯文的他，看上去更像是病人家属。但实际上，他刚被妻子以陪同看病的名义“骗”进医院。上过大学、有过稳定工作、产生过创业念头的老温，此刻是个被认定躁狂症的精神病人。愤怒而不失条理的阐述，换来的不过是护士哄逗的口吻和循环的推诿。他想证明自己无病却益发被认定有病，他想做司法鉴定却必须先等出院，他想将监护人由妻子变更为父母，却得知父母听说他患病后避之不及。为了能出院，一遍遍体验愤怒与泄气的他，开始妥协也开始疑惑，试着接受自己有病的设定。

常年被领导压制，一直郁郁不得志；萌生创业念头后，写好可行性分析报告，全国联系同学筹集启动资金……在被妻子骗进医院前，老温和每个普通人一样，有不甘也有野心，遭遇挫败也试图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社会的基石是80％的小职员，而他是那20％想要跳脱挣扎出来的人。被架进医院，他的反应也一如常人，愤怒、惊惧、同时不折不挠地自救。然而，痛恨妻子剥夺自由、坚持自己没有患病、冀望司法鉴定、拒吃多给的药片，这一系列不配合、不感恩的反应，都成了医护人员认定他患有躁狂症的佐证。

片中老温经历过一次集体会诊，实习医生疑惑他看上去没病，反应和正常人无异，主任则告诫实习医生，能唤起听众共鸣是躁狂症的表现之一。老温面临的，几乎是个逃不出去的闭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生命啊，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不知道有病的究竟是谁！”

到了拍摄后期，意识到自己出院的盼望落空，自己、妻子、父母谁也指望不上后，老温不得不接受自己有病的“事实”。他一边比照躁狂症的症状分析自己，“语言增多、联想加快、自我评价高、精力充沛”；一边向镜头解释，“为了获得自由，我必须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承认自己有病”。

零星的电影评论中，不少人提及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著作《规训与惩罚》和《疯癫与文明》。某程度上，《囚》几乎是福柯理论的现实版：通过无所不在的监视、严格的纪律、对肉体的规训，个人被持续地编织进一套社会体系中。权力弥散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体现在医生、亲属关系、对话的具体场景中。病人们不时冒出的警句，和究竟谁来界定正常与非正常的迷思，也一如福柯的观点：疯癫不是自然对象，而是文明产物。禁闭虽然是表面现象、包上的是临时拼凑的道德，却恰恰勾画出疯癫的结构。

马莉也承认，“规训与惩罚，不只在老温身上，也在我们身上。”

有观众甚至发问，“这难道不是一部政治电影？”

人的困境

《囚》先有海报后有片名，取的是字形不是字意。

马莉眼中的“囚”，是一个被框住的疲惫不堪的人。她考虑过用象形字和吴冠中的画，最后专门找朋友画了出来。“所有的人承受的束缚都是一样的，不仅仅是精神病院的围墙，而且是套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枷锁。”

这是第三部由她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拍摄剪辑一人包办。她不在意出作品的速度，在乎的是片子是否“附着你个人全部的气质”。一年多的病区拍摄，两年多的剪辑，期间还遇上怀孕产子、同为纪录片导演的丈夫丛峰生病，马莉只能不时接点行活维持生计。

她不爱多谈自己，将经济困扰描述得异常简单，“拍纪录片也没有那么费钱，只不过你拍的过程中不能赚钱。拍一些活赚一些钱，接下来几年你就可以干自己的事情。”

金马奖颁奖，正赶上北京大规模清退“低端人口”，她的感言被疯传，“像我或者像耿军（《轻松＋愉快》导演）这样的，可能都属于待被清扫的低端人口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奖特别重。”这不止是所谓的替底层发声，马莉居住3年的宋庄，正是此次被清理的目标之一。人的困境，没人能躲开。

这也是马莉一贯的拍摄主题。拍摄藏区僧人的《无镜》（2010）、拍摄北京上访者的《京生》，甚至是接触独立纪录片前、为电视台拍摄的“行活”，人的困惑、挣扎、羁绊、压抑，人那无法掌控的命运和逃脱不出的生活，始终是她的兴趣所在：“拍的是他们，同时也是我内心的惶惑和痛苦。”

Q&A

端 ＝ 端传媒
马 ＝ 马莉

端 ：怎么理解“人的困境”这个概念？

马：我要描述这样一群人物：他们被无路可走的各式困境缠绕，但他们偏还要固执地寻求希望的一点星火。他们的遭遇貌似离奇，但他们的困境与你我并无二致，只是以不同的面目呈现而已。

端 ：对“人的困境”的理解发生过什么变化？

马：像《无镜》，当生存问题接近极限，你怎样来抚慰枯燥和沉重的时刻；像《京生》，老郝一生在法的门前等候；像精神病的囚室，谁囚住了他们，是医院的高墙？是理性的大旗？是社会的偏见？还是人心的误解？

端 ：处理海量的拍摄素材，情绪会受影响吗？

马：素材量的大小并不会给我造成压抑。压抑的是你要去探索和追问生存的荒诞。

端 ：拍摄过程中，性别会带来特别的优势或者视角或者阔度吗？

马：用性别去区分太粗暴了，也归纳不出更多的东西。区别还是跟每个导演的个性、喜好、探索的方向有关。

端 ：您在拍摄纪录片时的底线和边界是什么样的？

马：不伤害。可能现在别人一个拒绝的眼神过来，我就不会去。很早以前我可能还会试图去说服，现在连说服都不会有。我不会为了纪录片更生动而强行开机。

注：为保护受访者隐私，老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