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馬莉：《囚》的鏡頭就是精神病院的樹洞

打開鏡頭前，馬莉在精神病院待了3個月。她在醫院外租了房，從起床到睡覺，每天規律地來封閉病區，靜靜地溝通、觀察和等待，潤物細無聲地成為醫院空間的一部分。

她的名字零星出現在對話中，「馬莉，給你留了蛋糕」，「馬莉，你說我該不該逃」。沒有刻意剪去，也沒有刻意放大，一切對話只是自然地發生，自然地保留。

親人的耐心消耗殆盡，醫生數量太少，相對漫長的時間，在病區裏，寂寞才是常態。「他們可能把我當成了一個樹洞，我進去之前（病人）相互之間是沉默的。」

在剛剛摘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囚》中，導演馬莉記錄了這間位於東北精神病院中，病人們服藥、會診、傾訴、爭吵、撫慰的場景，記錄了不同個體被時代壓抑、被命運玩弄、爾後被社會放逐的故事，記錄了他們在這個封閉空間中的孤獨、絕望和溫情，記錄了他們與疾病纏鬥的痛苦和不被傾聽的壓抑。這部長達5小時的紀錄片，呈現的不止是精神病人真實具體的生活狀態，關懷的不止是精神病治療體系的問題，某程度上，精神病院這一充滿隱喻的場域，也成了現實世界的影射。

「被」沉默的病人

馬莉對精神病題材的興趣來自上部作品《京生》（2011）。歷時6年拍攝的《京生》，關於一對在京上訪多年的母女。女兒出生在第一次上訪的路上，取名京生，如今已三十多歲。這是一群在期待、無奈、痛楚、憤怒和絕望中輾轉的人，善良、勇氣、堅韌與懦弱、短視、偏執並存。影片開頭用了里爾克的詩，「誰，倘若我叫喊，可以從天使的序列中聽見我？」

拍攝《京生》時，馬莉遇到過一個年輕時學美術的受訪者。因為高考時畫了張「異常」的畫，他被貼上精神病標籤，就業結婚都受到牽連，即便他執意做了精神病鑒定後，依然不被人相信。

這故事牽動馬莉許久，也與她在過往作品中試圖探討的「人的困境」不謀而合。接觸到這間精神病院後，她便開始了一年半的體驗式拍攝。

馬莉性格冷靜，交談間惜字如金，很難看出什麼情緒起伏。儘管一人包辦攝影、剪輯和導演，片中的存在感卻極低。十多年拍攝下來，「現在連說服（接受拍攝）的行為都不會有。」遇到不願被拍的病人，「有時候那個人一進來我就把鏡頭停掉，以免不舒服」。她並不將苦難與荒謬視為振聾發聵的發聲工具，也不願帶分毫自以為是的悲憫。沒有刻意的詰問和獵奇的處理，任由命運自身的張力衝撞人心。

進入病區，是也去偏見也去魅的過程。帶着「所謂的『常識』」進去後，馬莉重塑了自己對精神病的認知。事實上，藥物治療可以有效地恢復理性，在絕大多數時間裏，病人表現的是與自身年齡對應的閱歷和常識。馬莉同樣反對關於病人的浪漫化想象：畢竟，他們感受的幻視幻聽是惡意的，對應的瘋狂行為是危險的，而成宿睡不著覺的夜晚也是折磨人的。

另一重自覺關於疾病的隱喻。找到這間醫院前，馬莉在北京做過調研，但很快意識到，書籍和電影中病人總在充當道具式的範式，「他們是『被』沉默的，他們內心的喧囂是被忽略的」。而她更傾向「讓他們說話」，「因為他們是非常鮮活的，他們有自己的思考，有非常直接的病的痛苦，認識是清醒、深刻、但又擺脫不了的。」

「你可以在病院裏頭感覺外部世界是什麼樣子」

如何成為精神病人，實際上對應了三重概念：一個人被怎樣的社會環境刺激出精神疾病，一個被診斷有精神疾患的人會在醫院和社會中遭遇些什麼，甚至是，一個人如何被社會塑造為精神病人。

時長287分鐘的《囚》，為這三個問題提供了豐富的樣本。

按摩師小邢30出頭，模樣俊秀，生活卻已幾經跌宕。童年時父親因外遇被捅死，長在缺乏關愛的環境中；青春期因偷盜50元進了少管所3年，期間備受欺凌，出來後一無所長、前途茫然；學按摩謀生，「把手搞髒了」，只有借佛法安撫自己。

黑五類老魏，父親是60年代被槍斃的地主，孤獨一生，愛作畫寫詩，「平生無所求無所為」。末了對鏡頭說，「謝謝你聽我說了這麼久」。

病情並不嚴重的男性，因為負擔不起50塊一天的開放病房，只能住進封閉病區。

荒謬的法律系統、匱乏的社會保障、反右的歷史遺留、東北的經濟凋敝和官僚主義……令病人們一次次遭遇生活重擊的社會因素，幾乎是不經意間就與觀眾遭遇。而由於東北人特有的語言天賦和幽默感，鏡頭前不時蹦出的金句，甚至讓這種苦澀有了黑色幽默。小邢介紹自己時形容，「以前我是個一清二白的小少年，現在奸懶饞滑壞，坑蒙拐騙偷，全學會了。」

這還不是全部。

精神病醫生是苦差，錢少、辛苦還有危險，拍攝時馬莉遇到過一次招聘，沒有一個人前來應徵。與之對應的，是醫院緊張的人手和粗疏的治療，四五十個人的病區，只有四五個醫生；社區醫院同樣缺乏配套資源。影片中，醫生護士與病人缺乏交流是常態，恐嚇式的交流也是常態。發藥時，醫生會警惕地檢查病人有沒有吞下；為了防病人自殺，睡覺時病房整夜不會熄燈。

家人的耐心同樣會被日常的情緒消耗和金錢上的開支磨蝕，兄嫂不介意當着有酒癮的弟弟爭吵，溫柔哄兒子入睡的母親會崩潰。出院後會面對什麼樣的偏見，病人老溫一早看透，「你進過這個地方，也沒辦法隱瞞這段經歷，一切全變了。」

在馬莉看來，無論家庭還是社會支援，病人都面臨「經常性的愛的缺席」，但「粗暴的原因也是各式各樣的」。「它是整個社會騷動的縮影，你可以在病院裏頭感覺外部世界是什麼樣子。」

「為了獲得自由，我必須承認自己有病」

斯特林堡的經典話劇《父親》中，一個疼惜女兒、愛好科學、但與妻子觀念不合的上尉，因為妻子持續向醫生捏造他的反常，被認定為精神病患並綁去瘋人院，最終死在那裏。

現實有時比戲劇更令人匪夷所思。老溫的遭遇便是如此。

鏡頭裏初次露面，他穿着V領針織衫和襯衣，正和前台的護士交涉。談吐清晰、邏輯縝密、舉止斯文的他，看上去更像是病人家屬。但實際上，他剛被妻子以陪同看病的名義「騙」進醫院。上過大學、有過穩定工作、產生過創業念頭的老溫，此刻是個被認定躁狂症的精神病人。憤怒而不失條理的闡述，換來的不過是護士哄逗的口吻和循環的推諉。他想證明自己無病卻益發被認定有病，他想做司法鑒定卻必須先等出院，他想將監護人由妻子變更為父母，卻得知父母聽說他患病後避之不及。為了能出院，一遍遍體驗憤怒與洩氣的他，開始妥協也開始疑惑，試着接受自己有病的設定。

常年被領導壓制，一直鬱鬱不得志；萌生創業念頭後，寫好可行性分析報告，全國聯繫同學籌集啟動資金……在被妻子騙進醫院前，老溫和每個普通人一樣，有不甘也有野心，遭遇挫敗也試圖行動。用他自己的話說，社會的基石是80％的小職員，而他是那20％想要跳脫掙扎出來的人。被架進醫院，他的反應也一如常人，憤怒、驚懼、同時不折不撓地自救。然而，痛恨妻子剝奪自由、堅持自己沒有患病、冀望司法鑒定、拒吃多給的藥片，這一系列不配合、不感恩的反應，都成了醫護人員認定他患有躁狂症的佐證。

片中老溫經歷過一次集體會診，實習醫生疑惑他看上去沒病，反應和正常人無異，主任則告誡實習醫生，能喚起聽眾共鳴是躁狂症的表現之一。老溫面臨的，幾乎是個逃不出去的閉環。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一個生命啊，是一個鮮活的生命。不知道有病的究竟是誰！」

到了拍攝後期，意識到自己出院的盼望落空，自己、妻子、父母誰也指望不上後，老溫不得不接受自己有病的「事實」。他一邊比照躁狂症的症狀分析自己，「語言增多、聯想加快、自我評價高、精力充沛」；一邊向鏡頭解釋，「為了獲得自由，我必須像他們想象的那樣，承認自己有病」。

零星的電影評論中，不少人提及法國哲學家福柯的著作《規訓與懲罰》和《瘋癲與文明》。某程度上，《囚》幾乎是福柯理論的現實版：通過無所不在的監視、嚴格的紀律、對肉體的規訓，個人被持續地編織進一套社會體系中。權力彌散到生活的各個角落，體現在醫生、親屬關係、對話的具體場景中。病人們不時冒出的警句，和究竟誰來界定正常與非正常的迷思，也一如福柯的觀點：瘋癲不是自然對象，而是文明產物。禁閉雖然是表面現象、包上的是臨時拼湊的道德，卻恰恰勾畫出瘋癲的結構。

馬莉也承認，「規訓與懲罰，不只在老溫身上，也在我們身上。」

有觀眾甚至發問，「這難道不是一部政治電影？」

人的困境

《囚》先有海報後有片名，取的是字形不是字意。

馬莉眼中的「囚」，是一個被框住的疲憊不堪的人。她考慮過用象形字和吳冠中的畫，最後專門找朋友畫了出來。「所有的人承受的束縛都是一樣的，不僅僅是精神病院的圍墻，而且是套在我們所有人身上的枷鎖。」

這是第三部由她獨立製作的紀錄片，拍攝剪輯一人包辦。她不在意出作品的速度，在乎的是片子是否「附著你個人全部的氣質」。一年多的病區拍攝，兩年多的剪輯，期間還遇上懷孕產子、同為紀錄片導演的丈夫叢峰生病，馬莉只能不時接點行活維持生計。

她不愛多談自己，將經濟困擾描述得異常簡單，「拍紀錄片也沒有那麼費錢，只不過你拍的過程中不能賺錢。拍一些活賺一些錢，接下來幾年你就可以幹自己的事情。」

金馬獎頒獎，正趕上北京大規模清退「低端人口」，她的感言被瘋傳，「像我或者像耿軍（《輕鬆＋愉快》導演）這樣的，可能都屬於待被清掃的低端人口吧，所以我覺得這個獎特別重。」這不止是所謂的替底層發聲，馬莉居住3年的宋莊，正是此次被清理的目標之一。人的困境，沒人能躲開。

這也是馬莉一貫的拍攝主題。拍攝藏區僧人的《無鏡》（2010）、拍攝北京上訪者的《京生》，甚至是接觸獨立紀錄片前、為電視台拍攝的「行活」，人的困惑、掙扎、羈絆、壓抑，人那無法掌控的命運和逃脫不出的生活，始終是她的興趣所在：「拍的是他們，同時也是我內心的惶惑和痛苦。」

Q&A

端 ＝ 端傳媒
馬 ＝ 馬莉

端 ：怎麼理解「人的困境」這個概念？

馬：我要描述這樣一群人物：他們被無路可走的各式困境纏繞，但他們偏還要固執地尋求希望的一點星火。他們的遭遇貌似離奇，但他們的困境與你我並無二致，只是以不同的面目呈現而已。

端 ：對「人的困境」的理解發生過什麼變化？

馬：像《無鏡》，當生存問題接近極限，你怎樣來撫慰枯燥和沉重的時刻；像《京生》，老郝一生在法的門前等候；像精神病的囚室，誰囚住了他們，是醫院的高牆？是理性的大旗？是社會的偏見？還是人心的誤解？

端 ：處理海量的拍攝素材，情緒會受影響嗎？

馬：素材量的大小並不會給我造成壓抑。壓抑的是你要去探索和追問生存的荒誕。

端 ：拍攝過程中，性別會帶來特別的優勢或者視角或者闊度嗎？

馬：用性別去區分太粗暴了，也歸納不出更多的東西。區別還是跟每個導演的個性、喜好、探索的方向有關。

端 ：您在拍攝紀錄片時的底線和邊界是什麼樣的？

馬：不傷害。可能現在別人一個拒絕的眼神過來，我就不會去。很早以前我可能還會試圖去說服，現在連說服都不會有。我不會為了紀錄片更生動而強行開機。

注：為保護受訪者隱私，老溫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