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 深度

異鄉人—李梓新:38年之後,我帶知青爸媽重回海南

38年前,父母搭乘的那艘從汕頭出發的輪船,時間是刻意安排的,經過香港時一定是半夜時分,這樣即使有人跳海叛逃,生還機率也不大


當時分別只有23歲和20歲的的父親母親,從廣東省的汕頭港乘輪船到海南,被分配到不同的山溝,種植橡膠。一待就是十年。他們沒有「朋友圈」,只有割橡膠的鐵圈。 圖:Tsengly / 端傳媒
當時分別只有23歲和20歲的的父親母親,從廣東省的汕頭港乘輪船到海南,被分配到不同的山溝,種植橡膠。一待就是十年。他們沒有「朋友圈」,只有割橡膠的鐵圈。 圖:Tsengly / 端傳媒

海南省東方縣高鐵站,和中國所有新建的高鐵站一樣,到處嶄新卻缺少一些歷史的味道。周圍還有不少荒草和黃沙,正對着站前廣場的地方卻不出意外地豎立着高層住宅公寓。

2017年3月底的一天,我帶着父母和兩位姐姐,在他們離開東方縣38年之後第一次回來。父母是在海南相識結婚,生下了我兩個姐姐;我也在海南孕育,回到老家廣東潮州才出生。

1969年,108名潮汕知青(編注:知青,指從上世紀50年代到1977年到農村工作生活的城市知識青年)從廣東省的汕頭港乘輪船到海南省的海口,他們的命運也隨之被宣布。我的父親母親被分配到海南島西邊的東方縣。不過那時,他們還沒真正相識。

潮汕人在東方縣的八所鎮,並不算是新來者。在那之前,已經有不少技術人員在八所鎮工作。馬化騰的父親馬陳術當時正在這裏擔任八所港務局副局長。在我爸媽抵達八所的兩年後,馬化騰在這裏出生。據爸媽回憶,馬化騰的家境優渥,他小時候已經拿天文望遠鏡當為玩具,觀察星辰。

不過,當時分別只有23歲和20歲的父親母親,還要從八所鎮繼續往東40公里,向更深入的黎寨而去。在那裏,以「連」這種半軍事化組織為單位,他們被分配到不同的山溝,種植橡膠。一待就是十年。他們沒有「朋友圈」,只有割橡膠的鐵圈。

我覺得,命運之手素來沒有公平可言。

我的爸媽和在海南出生的兩個姐姐。

我的爸媽和在海南出生的兩個姐姐。圖:李梓新提供

船號一響,108人的命運隨着機輪開動,再也沒有回頭路

從我記事起,「海南」就一直是我們家的一個高頻詞彙。

五十年前,年輕人的命運無從自我選擇。偏於東南一隅的四線小城潮州,工廠學校同樣停擺,「造反派」和「保皇派」亂鬥。初中畢業之後便無法繼續學業的父親,跑去做了一段時間的築路工人,又在社會上晃盪,美其名曰讀「四川大學」,還得了一場肺炎。文革爆發後,他愛在大字報寫一些「蝶戀花」的詩詞,跟着跑到北京天安門廣場轉了一圈,生活非常迷茫。

大父親七歲的長兄正在讀醫,兄弟情感並不親密。祖母早逝,祖父也管不了吃不飽飯又無處安放的父親,於是23歲的父親應徵去當知青,比起很多十幾歲的同伴,他成了老大哥。

母親則是一個貧困家庭中最不受待見的三妹,她上有一個大姐、一個哥哥,下有一個弟弟。我的外公在1953年就跑到海南支援建設,每個月只能給妻兒五口人寄幾塊錢的生活費。母親小時候差點被轉送他人,長大後自然也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只能零星讀些夜校。當知青的機會,對她來說是二十歲人生的一場破局,儘管當時她對海南一無所知。

船號一響,108人的命運隨着機輪開動,再也沒有回頭路。他們當中有些人,最終客死異鄉橡膠樹旁,再沒能回到潮汕;有些人幸運得到機會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編注:工農兵大學生是那些在文革期間就讀高校的學生),並且走上仕途,衣錦還鄉。群體的命運從來遵循正態分布的規律,只是個體不能提前感知自己屬於哪一部分百分比。

我童年的茶餘飯後,基本都是在聽父母講述他們海南生活中度過的。那些苦日子,似乎有一種神聖的位置,彷彿是戰士勛章般的傷痕,又似一場「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式的懷念。海南農場的朋友,到老年也是父母朋友圈的重要組成部分。

小時候,海南對我來說無比遙遠。事實上,它距離潮州的距離,和上海距離潮州一樣,都是1200公里。當我長大讀書繼而在上海紮根之後,那個屬於四五十年前的、隱秘的農場生活,更加和我沒有任何關係。對於回鄉後深居簡出的父母,海南也同樣遙遠,幾次舊友組織的觀光聚會他們沒有去,身體的病痛越來越成為旅行的敵人。

直到今年三月,他們稍微動了去海南的心思。起因是姐姐看到了一個很便宜的海南旅遊團的宣傳頁。於是,我站出來推動一把,慫恿他們說,不如我們自己去,這樣才能回到東方農場裏去,重新見證和懷舊。

爸媽站在海南省東方縣城的高鐵站前。

爸媽站在海南省東方縣城的高鐵站前。圖:李梓新提供

船上看香港燈火璀璨,隨即想起,這是資本主義的惡

從潮汕可以直飛海口,當年坐船需要兩天,現在只需一個半小時。從海口再轉乘環島高鐵,再花一個半小時就到了東方站。

再次踏上東方的土地,父母看似不太激動。大概因眼前的巨大變化,使過去的生活情景已經無從辨認。

留在東方橡膠農場的潮汕朋友前來迎接。其中有一位大秋伯,他已經82歲了,還是第一次到高鐵站來。

大秋伯不屬於知青群體,1951年他16歲就參軍,1962年就從東北轉調海南。他繪聲繪色地講起當年入伍的故事,細節清清楚楚。他兒子,一名農場的公安幹警,說大秋伯平日常忘事,偏偏對自己的早年記得一五一十。

「1952年在揭陽,新入伍的一隊士兵,中間有25個人被點出來,包括我。剩下的人都在凌晨出發,靜悄悄地消失了。後來才聽說,他們開赴了朝鮮戰場。」大秋伯說。

一艘海船載來的潮汕年輕人,和這些先期到達的潮汕人命運交匯。那艘從汕頭出發的輪船時間也是刻意安排的,一定要使輪船經過香港的時候是半夜時分,這樣即使有人跳海叛逃,生還機率也不大。小我父親5歲的場友馬錦成回憶道:看見香港燈火璀璨,漂亮極了,但是心中隨即想起,這是資本主義的惡。後來,他曾擔任潮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經常率團參觀歐、美、日諸國,還有著述問世。

我想像中,和香港對比強烈的橡膠農場,雖然不像美國西部農場那樣遼闊,但也會有連片的田野和土地吧,或許還有圍欄?但是很快我發現自己錯了。

從東方高鐵站出來不遠,拐上東方大道一直往東,一路都是尋常市鎮的模樣,各種盒子狀的住宅樓,往鄉下走有一個個小市集。下班時分,馬路兩旁擺着各種小攤販,不太新鮮的豬肉擱在太陽下面的案板上,和馬路的煙塵混在一起。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城鎮化建設,使中國各地都一個樣子。父母心目中的懷舊聖地,對我來說可能就是一個庸俗平常的小鎮而已。

當然,小鎮的生活比農場時代肯定更為便捷,也更有利於個人發展。

我的爸爸和舊友在海南合照。

我的爸爸和舊友在海南合照。圖:李梓新提供

當年領袖的大手一揮,眾多青年便成了烏托邦的實驗品

有一些沒有選擇回潮汕的潮汕人,在今天的東方也過得不錯。

混得最好的是李武藝、李武漢兩兄弟。他們做香蕉貿易,一斤香蕉加上運費到上海大概一兩塊錢,可以賣出每斤四五塊錢的價格。這些年下來,李家蓋了四層小樓,開個小旅館,還在加蓋一棟房子擴大規模。他們的孩子在廣州和深圳工作。

我們在李家兄弟的小旅館住下,格局有點像我在台南住過的民宿。板床有點短,我身高不足六尺,躺下來,腳卻伸到床尾邊緣了。

這一次我帶上了1歲半的小女兒。她是我們家族的第三代,懵懂無知,天真可愛。我的兩位姐姐當年在海南的土地上,就像她今天一樣。

小鎮並不寧靜,凌晨五點,窗外不斷有大車呼嘯掠過。一個繁忙的小社會,和父母當年封閉寧靜的農場,有了質的不同。

這裏的陽光有點東南亞的氣息,三月已顯燥熱。當年的領袖大手一揮,眾多青年便成了烏托邦的實驗品,投入這本來和他們沒有半點干係的土地,把最寶貴的青春時光拋在這裏,別無選擇。荷爾蒙和熱血在這裏跳躍,像是一場無法知道結局的長期野營。

東方農場的各個連隊散布在丘陵和平地之間。我們穿過橡膠林去往母親勞動了四年的五連。

橡膠樹比我想像的瘦弱,據說要種下十年以後才能產膠。母親小心翼翼地踏過小溝和草叢,和父親一起站到了橡膠樹邊。她說,這裏面應該有我種下的樹。

到了五連,只見一個寂靜破舊的村落,一側是廢棄了的平房,另一側是二層小樓,還有人住着。母親想去看看自己當年住的六人間草房是不是還在,答曰之前的草房已經推掉了,現在的人是十幾年前從四川搬來的,不了解之前的情況。

母親在五連呆了四年多。第一年的春節,她請假跟着運木頭的大卡車跑到海口去找外公。因為不太好意思去打食堂的「憶苦思甜飯」(編注:「憶苦思甜飯」一般是春節或其他節日時很多人聚在一起吃,飯由粗劣食材做成,有時甚至會加入樹葉、草根和泥土,為了讓城市青年體會勞苦大眾的生活),還被身為食堂廚師長的外公在除夕夜教育了一通。

正月剛過不久,回到農場的母親就接到噩耗,在「一打三反」(編注:是文革期間的政治運動)中,外公被指控貪污,懸梁自殺。

外公究竟是不是自殺,至今是懸案。沒有一位親人見到他最後一面。母親的悲苦可想而知。幸好她碰到了我父親。

結婚後,她和我父親一起住到場部。場部就是整個橡膠農場的中心,依山而建,既平坦而又有氣派。父親在四連勞動了半年,便被提拔到場部,擔任政治處幹事,負責農場的保衞和刑偵。總體上農場還算風平浪靜,但他也曾在半夜出去抓捕罪犯。

我記得父親就經常說母親是一個只懂埋頭苦幹的人,所以總是工作最多、機會最少。父親也是老實人,但他有文筆不錯,能寫材料,也能抓得了犯人,所以不用太多下地勞動。當然,父親算不上一個獲利者。他沒有被選上工農兵大學生,沒能繼續接受教育,至今算不上混得好的那一批人。

母親說,當年4歲的大姐就能在場部裏自己去打飯,認得自家的飯牌,不怕鄰居家的高頭大鵝與海南火雞。有一些性格是與生俱來的,今天大姐仍然是我們這個家庭的主要組織者。

只可惜這些記憶只能留在腦海。今天的場部已經翻新建設成一個器宇軒昂的鎮中心。父母和姐姐住過的平房被推倒重建。領導們的小別墅建在不遠處。

我的爸爸和當時農場保衞科的一些同事。

我的爸爸和當時農場保衞科的一些同事。圖:李梓新提供

從下鄉到下崗,父母這代是整個社會裏上升通道最為匱乏的一代人

十年倏爾。

1979年,當政策放開、鬆動,知青可以返城之際,父母也隨大部分人一起回鄉。沉甸甸的海南木材傢俱通過海輪運走,這個家從這座島嶼連根拔起,渡過瓊州海峽,跨過南中國海,回到了潮汕。

回來,是對一個傳統大家庭的重新耦合和再度獨立。李家祖上是一個做抽紗生意的大家族,後來家道中落。子孫還有七房,每個家庭在改革開放破土的年代,都有各自的動向和發展。

回城之後,父親子頂父職,到了國營企業。母親成為一名計件的縫紉工人。加上剛出生的我,一家五口人從四合院裏6平方米的小房子從頭開始。直到6年之後,父親的單位分了房子,我們小家庭才告別了大家族,開始了獨立生活。

再過了7年,國企下崗(編注:「下崗」是指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中,工人失去工作)大潮襲來,父母的生活又經歷了新的一輪浮沉。

從下鄉到下崗,父母這代是整個社會裏上升通道最為匱乏的一代人。他們只能一直掙扎在一個平面上,奮力保持小家庭的温飽。他們年輕時沒有經歷房價的飛漲,也從未奢望有優質的私立教育提供給自己的孩子。

然而,他們的孩子從懵懂的小城少年,開始有機會去往更大的城市,對父母在動盪年代形成的生活哲學有的深埋到自己體內,有的革新反叛。生活的軌跡伸得很遠。

在我漂泊的這些年,我曾經帶爸爸在2008年重回到1968年的天安門廣場。去過他們曾在船上眺望過卻從未停靠的香港。我想為父母觀察自己的青年時光提供多一種維度。那幾乎是我唯一能為他們做的、讓他們覺得特別有意義的事情。過多的動盪讓他們的物質慾望很低,只求孩子工作安穩,家庭幸福,而自己寧願在小城中平靜度過晚年。

我內心希望,這一次我們重回在海南,回到原點,是一種時光印證,是生命的重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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