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李梓新：38年之后，我带知青爸妈重回海南

海南省东方县高铁站，和中国所有新建的高铁站一样，到处崭新却缺少一些历史的味道。周围还有不少荒草和黄沙，正对着站前广场的地方却不出意外地竖立着高层住宅公寓。

2017年3月底的一天，我带着父母和两位姐姐，在他们离开东方县38年之后第一次回来。父母是在海南相识结婚，生下了我两个姐姐；我也在海南孕育，回到老家广东潮州才出生。

1969年，108名潮汕知青（编注：知青，指从上世纪50年代到1977年到农村工作生活的城市知识青年）从广东省的汕头港乘轮船到海南省的海口，他们的命运也随之被宣布。我的父亲母亲被分配到海南岛西边的东方县。不过那时，他们还没真正相识。

潮汕人在东方县的八所镇，并不算是新来者。在那之前，已经有不少技术人员在八所镇工作。马化腾的父亲马陈术当时正在这里担任八所港务局副局长。在我爸妈抵达八所的两年后，马化腾在这里出生。据爸妈回忆，马化腾的家境优渥，他小时候已经拿天文望远镜当为玩具，观察星辰。

不过，当时分别只有23岁和20岁的父亲母亲，还要从八所镇继续往东40公里，向更深入的黎寨而去。在那里，以“连”这种半军事化组织为单位，他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山沟，种植橡胶。一待就是十年。他们没有“朋友圈”，只有割橡胶的铁圈。

我觉得，命运之手素来没有公平可言。

船号一响，108人的命运随着机轮开动，再也没有回头路

从我记事起，“海南”就一直是我们家的一个高频词汇。

五十年前，年轻人的命运无从自我选择。偏于东南一隅的四线小城潮州，工厂学校同样停摆，“造反派”和“保皇派”乱斗。初中毕业之后便无法继续学业的父亲，跑去做了一段时间的筑路工人，又在社会上晃荡，美其名曰读“四川大学”，还得了一场肺炎。文革爆发后，他爱在大字报写一些“蝶恋花”的诗词，跟着跑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生活非常迷茫。

大父亲七岁的长兄正在读医，兄弟情感并不亲密。祖母早逝，祖父也管不了吃不饱饭又无处安放的父亲，于是23岁的父亲应征去当知青，比起很多十几岁的同伴，他成了老大哥。

母亲则是一个贫困家庭中最不受待见的三妹，她上有一个大姐、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我的外公在1953年就跑到海南支援建设，每个月只能给妻儿五口人寄几块钱的生活费。母亲小时候差点被转送他人，长大后自然也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只能零星读些夜校。当知青的机会，对她来说是二十岁人生的一场破局，尽管当时她对海南一无所知。

船号一响，108人的命运随着机轮开动，再也没有回头路。他们当中有些人，最终客死异乡橡胶树旁，再没能回到潮汕；有些人幸运得到机会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编注：工农兵大学生是那些在文革期间就读高校的学生），并且走上仕途，衣锦还乡。群体的命运从来遵循正态分布的规律，只是个体不能提前感知自己属于哪一部分百分比。

我童年的茶余饭后，基本都是在听父母讲述他们海南生活中度过的。那些苦日子，似乎有一种神圣的位置，仿佛是战士勋章般的伤痕，又似一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怀念。海南农场的朋友，到老年也是父母朋友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时候，海南对我来说无比遥远。事实上，它距离潮州的距离，和上海距离潮州一样，都是1200公里。当我长大读书继而在上海扎根之后，那个属于四五十年前的、隐秘的农场生活，更加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回乡后深居简出的父母，海南也同样遥远，几次旧友组织的观光聚会他们没有去，身体的病痛越来越成为旅行的敌人。

直到今年三月，他们稍微动了去海南的心思。起因是姐姐看到了一个很便宜的海南旅游团的宣传页。于是，我站出来推动一把，怂恿他们说，不如我们自己去，这样才能回到东方农场里去，重新见证和怀旧。

船上看香港灯火璀璨，随即想起，这是资本主义的恶

从潮汕可以直飞海口，当年坐船需要两天，现在只需一个半小时。从海口再转乘环岛高铁，再花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东方站。

再次踏上东方的土地，父母看似不太激动。大概因眼前的巨大变化，使过去的生活情景已经无从辨认。

留在东方橡胶农场的潮汕朋友前来迎接。其中有一位大秋伯，他已经82岁了，还是第一次到高铁站来。

大秋伯不属于知青群体，1951年他16岁就参军，1962年就从东北转调海南。他绘声绘色地讲起当年入伍的故事，细节清清楚楚。他儿子，一名农场的公安干警，说大秋伯平日常忘事，偏偏对自己的早年记得一五一十。

“1952年在揭阳，新入伍的一队士兵，中间有25个人被点出来，包括我。剩下的人都在凌晨出发，静悄悄地消失了。后来才听说，他们开赴了朝鲜战场。”大秋伯说。

一艘海船载来的潮汕年轻人，和这些先期到达的潮汕人命运交汇。那艘从汕头出发的轮船时间也是刻意安排的，一定要使轮船经过香港的时候是半夜时分，这样即使有人跳海叛逃，生还几率也不大。小我父亲5岁的场友马锦成回忆道：看见香港灯火璀璨，漂亮极了，但是心中随即想起，这是资本主义的恶。后来，他曾担任潮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经常率团参观欧、美、日诸国，还有著述问世。

我想象中，和香港对比强烈的橡胶农场，虽然不像美国西部农场那样辽阔，但也会有连片的田野和土地吧，或许还有围栏？但是很快我发现自己错了。

从东方高铁站出来不远，拐上东方大道一直往东，一路都是寻常市镇的模样，各种盒子状的住宅楼，往乡下走有一个个小市集。下班时分，马路两旁摆着各种小摊贩，不太新鲜的猪肉搁在太阳下面的案板上，和马路的烟尘混在一起。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城镇化建设，使中国各地都一个样子。父母心目中的怀旧圣地，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庸俗平常的小镇而已。

当然，小镇的生活比农场时代肯定更为便捷，也更有利于个人发展。

当年领袖的大手一挥，众多青年便成了乌托邦的实验品

有一些没有选择回潮汕的潮汕人，在今天的东方也过得不错。

混得最好的是李武艺、李武汉两兄弟。他们做香蕉贸易，一斤香蕉加上运费到上海大概一两块钱，可以卖出每斤四五块钱的价格。这些年下来，李家盖了四层小楼，开个小旅馆，还在加盖一栋房子扩大规模。他们的孩子在广州和深圳工作。

我们在李家兄弟的小旅馆住下，格局有点像我在台南住过的民宿。板床有点短，我身高不足六尺，躺下来，脚却伸到床尾边缘了。

这一次我带上了1岁半的小女儿。她是我们家族的第三代，懵懂无知，天真可爱。我的两位姐姐当年在海南的土地上，就像她今天一样。

小镇并不宁静，凌晨五点，窗外不断有大车呼啸掠过。一个繁忙的小社会，和父母当年封闭宁静的农场，有了质的不同。

这里的阳光有点东南亚的气息，三月已显燥热。当年的领袖大手一挥，众多青年便成了乌托邦的实验品，投入这本来和他们没有半点干系的土地，把最宝贵的青春时光抛在这里，别无选择。荷尔蒙和热血在这里跳跃，像是一场无法知道结局的长期野营。

东方农场的各个连队散布在丘陵和平地之间。我们穿过橡胶林去往母亲劳动了四年的五连。

橡胶树比我想像的瘦弱，据说要种下十年以后才能产胶。母亲小心翼翼地踏过小沟和草丛，和父亲一起站到了橡胶树边。她说，这里面应该有我种下的树。

到了五连，只见一个寂静破旧的村落，一侧是废弃了的平房，另一侧是二层小楼，还有人住着。母亲想去看看自己当年住的六人间草房是不是还在，答曰之前的草房已经推掉了，现在的人是十几年前从四川搬来的，不了解之前的情况。

母亲在五连呆了四年多。第一年的春节，她请假跟着运木头的大卡车跑到海口去找外公。因为不太好意思去打食堂的“忆苦思甜饭”（编注：“忆苦思甜饭”一般是春节或其他节日时很多人聚在一起吃，饭由粗劣食材做成，有时甚至会加入树叶、草根和泥土，为了让城市青年体会劳苦大众的生活），还被身为食堂厨师长的外公在除夕夜教育了一通。

正月刚过不久，回到农场的母亲就接到噩耗，在“一打三反”（编注：是文革期间的政治运动）中，外公被指控贪污，悬梁自杀。

外公究竟是不是自杀，至今是悬案。没有一位亲人见到他最后一面。母亲的悲苦可想而知。幸好她碰到了我父亲。

结婚后，她和我父亲一起住到场部。场部就是整个橡胶农场的中心，依山而建，既平坦而又有气派。父亲在四连劳动了半年，便被提拔到场部，担任政治处干事，负责农场的保卫和刑侦。总体上农场还算风平浪静，但他也曾在半夜出去抓捕罪犯。

我记得父亲就经常说母亲是一个只懂埋头苦干的人，所以总是工作最多、机会最少。父亲也是老实人，但他有文笔不错，能写材料，也能抓得了犯人，所以不用太多下地劳动。当然，父亲算不上一个获利者。他没有被选上工农兵大学生，没能继续接受教育，至今算不上混得好的那一批人。

母亲说，当年4岁的大姐就能在场部里自己去打饭，认得自家的饭牌，不怕邻居家的高头大鹅与海南火鸡。有一些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今天大姐仍然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主要组织者。

只可惜这些记忆只能留在脑海。今天的场部已经翻新建设成一个器宇轩昂的镇中心。父母和姐姐住过的平房被推倒重建。领导们的小别墅建在不远处。

从下乡到下岗，父母这代是整个社会里上升通道最为匮乏的一代人

十年倏尔。

1979年，当政策放开、松动，知青可以返城之际，父母也随大部分人一起回乡。沉甸甸的海南木材家具通过海轮运走，这个家从这座岛屿连根拔起，渡过琼州海峡，跨过南中国海，回到了潮汕。

回来，是对一个传统大家庭的重新耦合和再度独立。李家祖上是一个做抽纱生意的大家族，后来家道中落。子孙还有七房，每个家庭在改革开放破土的年代，都有各自的动向和发展。

回城之后，父亲子顶父职，到了国营企业。母亲成为一名计件的缝纫工人。加上刚出生的我，一家五口人从四合院里6平方米的小房子从头开始。直到6年之后，父亲的单位分了房子，我们小家庭才告别了大家族，开始了独立生活。

再过了7年，国企下岗（编注：“下岗”是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工人失去工作）大潮袭来，父母的生活又经历了新的一轮浮沉。

从下乡到下岗，父母这代是整个社会里上升通道最为匮乏的一代人。他们只能一直挣扎在一个平面上，奋力保持小家庭的温饱。他们年轻时没有经历房价的飞涨，也从未奢望有优质的私立教育提供给自己的孩子。

然而，他们的孩子从懵懂的小城少年，开始有机会去往更大的城市，对父母在动荡年代形成的生活哲学有的深埋到自己体内，有的革新反叛。生活的轨迹伸得很远。

在我漂泊的这些年，我曾经带爸爸在2008年重回到1968年的天安门广场。去过他们曾在船上眺望过却从未停靠的香港。我想为父母观察自己的青年时光提供多一种维度。那几乎是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让他们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过多的动荡让他们的物质欲望很低，只求孩子工作安稳，家庭幸福，而自己宁愿在小城中平静度过晚年。

我内心希望，这一次我们重回在海南，回到原点，是一种时光印证，是生命的重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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