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李梓新：38年之後，我帶知青爸媽重回海南

海南省東方縣高鐵站，和中國所有新建的高鐵站一樣，到處嶄新卻缺少一些歷史的味道。周圍還有不少荒草和黃沙，正對着站前廣場的地方卻不出意外地豎立着高層住宅公寓。

2017年3月底的一天，我帶着父母和兩位姐姐，在他們離開東方縣38年之後第一次回來。父母是在海南相識結婚，生下了我兩個姐姐；我也在海南孕育，回到老家廣東潮州才出生。

1969年，108名潮汕知青（編注：知青，指從上世紀50年代到1977年到農村工作生活的城市知識青年）從廣東省的汕頭港乘輪船到海南省的海口，他們的命運也隨之被宣布。我的父親母親被分配到海南島西邊的東方縣。不過那時，他們還沒真正相識。

潮汕人在東方縣的八所鎮，並不算是新來者。在那之前，已經有不少技術人員在八所鎮工作。馬化騰的父親馬陳術當時正在這裏擔任八所港務局副局長。在我爸媽抵達八所的兩年後，馬化騰在這裏出生。據爸媽回憶，馬化騰的家境優渥，他小時候已經拿天文望遠鏡當為玩具，觀察星辰。

不過，當時分別只有23歲和20歲的父親母親，還要從八所鎮繼續往東40公里，向更深入的黎寨而去。在那裏，以「連」這種半軍事化組織為單位，他們被分配到不同的山溝，種植橡膠。一待就是十年。他們沒有「朋友圈」，只有割橡膠的鐵圈。

我覺得，命運之手素來沒有公平可言。

船號一響，108人的命運隨着機輪開動，再也沒有回頭路

從我記事起，「海南」就一直是我們家的一個高頻詞彙。

五十年前，年輕人的命運無從自我選擇。偏於東南一隅的四線小城潮州，工廠學校同樣停擺，「造反派」和「保皇派」亂鬥。初中畢業之後便無法繼續學業的父親，跑去做了一段時間的築路工人，又在社會上晃盪，美其名曰讀「四川大學」，還得了一場肺炎。文革爆發後，他愛在大字報寫一些「蝶戀花」的詩詞，跟着跑到北京天安門廣場轉了一圈，生活非常迷茫。

大父親七歲的長兄正在讀醫，兄弟情感並不親密。祖母早逝，祖父也管不了吃不飽飯又無處安放的父親，於是23歲的父親應徵去當知青，比起很多十幾歲的同伴，他成了老大哥。

母親則是一個貧困家庭中最不受待見的三妹，她上有一個大姐、一個哥哥，下有一個弟弟。我的外公在1953年就跑到海南支援建設，每個月只能給妻兒五口人寄幾塊錢的生活費。母親小時候差點被轉送他人，長大後自然也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只能零星讀些夜校。當知青的機會，對她來說是二十歲人生的一場破局，儘管當時她對海南一無所知。

船號一響，108人的命運隨着機輪開動，再也沒有回頭路。他們當中有些人，最終客死異鄉橡膠樹旁，再沒能回到潮汕；有些人幸運得到機會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編注：工農兵大學生是那些在文革期間就讀高校的學生），並且走上仕途，衣錦還鄉。群體的命運從來遵循正態分布的規律，只是個體不能提前感知自己屬於哪一部分百分比。

我童年的茶餘飯後，基本都是在聽父母講述他們海南生活中度過的。那些苦日子，似乎有一種神聖的位置，彷彿是戰士勛章般的傷痕，又似一場「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式的懷念。海南農場的朋友，到老年也是父母朋友圈的重要組成部分。

小時候，海南對我來說無比遙遠。事實上，它距離潮州的距離，和上海距離潮州一樣，都是1200公里。當我長大讀書繼而在上海紮根之後，那個屬於四五十年前的、隱秘的農場生活，更加和我沒有任何關係。對於回鄉後深居簡出的父母，海南也同樣遙遠，幾次舊友組織的觀光聚會他們沒有去，身體的病痛越來越成為旅行的敵人。

直到今年三月，他們稍微動了去海南的心思。起因是姐姐看到了一個很便宜的海南旅遊團的宣傳頁。於是，我站出來推動一把，慫恿他們說，不如我們自己去，這樣才能回到東方農場裏去，重新見證和懷舊。

船上看香港燈火璀璨，隨即想起，這是資本主義的惡

從潮汕可以直飛海口，當年坐船需要兩天，現在只需一個半小時。從海口再轉乘環島高鐵，再花一個半小時就到了東方站。

再次踏上東方的土地，父母看似不太激動。大概因眼前的巨大變化，使過去的生活情景已經無從辨認。

留在東方橡膠農場的潮汕朋友前來迎接。其中有一位大秋伯，他已經82歲了，還是第一次到高鐵站來。

大秋伯不屬於知青群體，1951年他16歲就參軍，1962年就從東北轉調海南。他繪聲繪色地講起當年入伍的故事，細節清清楚楚。他兒子，一名農場的公安幹警，說大秋伯平日常忘事，偏偏對自己的早年記得一五一十。

「1952年在揭陽，新入伍的一隊士兵，中間有25個人被點出來，包括我。剩下的人都在凌晨出發，靜悄悄地消失了。後來才聽說，他們開赴了朝鮮戰場。」大秋伯說。

一艘海船載來的潮汕年輕人，和這些先期到達的潮汕人命運交匯。那艘從汕頭出發的輪船時間也是刻意安排的，一定要使輪船經過香港的時候是半夜時分，這樣即使有人跳海叛逃，生還機率也不大。小我父親5歲的場友馬錦成回憶道：看見香港燈火璀璨，漂亮極了，但是心中隨即想起，這是資本主義的惡。後來，他曾擔任潮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經常率團參觀歐、美、日諸國，還有著述問世。

我想像中，和香港對比強烈的橡膠農場，雖然不像美國西部農場那樣遼闊，但也會有連片的田野和土地吧，或許還有圍欄？但是很快我發現自己錯了。

從東方高鐵站出來不遠，拐上東方大道一直往東，一路都是尋常市鎮的模樣，各種盒子狀的住宅樓，往鄉下走有一個個小市集。下班時分，馬路兩旁擺着各種小攤販，不太新鮮的豬肉擱在太陽下面的案板上，和馬路的煙塵混在一起。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城鎮化建設，使中國各地都一個樣子。父母心目中的懷舊聖地，對我來說可能就是一個庸俗平常的小鎮而已。

當然，小鎮的生活比農場時代肯定更為便捷，也更有利於個人發展。

當年領袖的大手一揮，眾多青年便成了烏托邦的實驗品

有一些沒有選擇回潮汕的潮汕人，在今天的東方也過得不錯。

混得最好的是李武藝、李武漢兩兄弟。他們做香蕉貿易，一斤香蕉加上運費到上海大概一兩塊錢，可以賣出每斤四五塊錢的價格。這些年下來，李家蓋了四層小樓，開個小旅館，還在加蓋一棟房子擴大規模。他們的孩子在廣州和深圳工作。

我們在李家兄弟的小旅館住下，格局有點像我在台南住過的民宿。板床有點短，我身高不足六尺，躺下來，腳卻伸到床尾邊緣了。

這一次我帶上了1歲半的小女兒。她是我們家族的第三代，懵懂無知，天真可愛。我的兩位姐姐當年在海南的土地上，就像她今天一樣。

小鎮並不寧靜，凌晨五點，窗外不斷有大車呼嘯掠過。一個繁忙的小社會，和父母當年封閉寧靜的農場，有了質的不同。

這裏的陽光有點東南亞的氣息，三月已顯燥熱。當年的領袖大手一揮，眾多青年便成了烏托邦的實驗品，投入這本來和他們沒有半點干係的土地，把最寶貴的青春時光拋在這裏，別無選擇。荷爾蒙和熱血在這裏跳躍，像是一場無法知道結局的長期野營。

東方農場的各個連隊散布在丘陵和平地之間。我們穿過橡膠林去往母親勞動了四年的五連。

橡膠樹比我想像的瘦弱，據說要種下十年以後才能產膠。母親小心翼翼地踏過小溝和草叢，和父親一起站到了橡膠樹邊。她說，這裏面應該有我種下的樹。

到了五連，只見一個寂靜破舊的村落，一側是廢棄了的平房，另一側是二層小樓，還有人住着。母親想去看看自己當年住的六人間草房是不是還在，答曰之前的草房已經推掉了，現在的人是十幾年前從四川搬來的，不了解之前的情況。

母親在五連呆了四年多。第一年的春節，她請假跟着運木頭的大卡車跑到海口去找外公。因為不太好意思去打食堂的「憶苦思甜飯」（編注：「憶苦思甜飯」一般是春節或其他節日時很多人聚在一起吃，飯由粗劣食材做成，有時甚至會加入樹葉、草根和泥土，為了讓城市青年體會勞苦大眾的生活），還被身為食堂廚師長的外公在除夕夜教育了一通。

正月剛過不久，回到農場的母親就接到噩耗，在「一打三反」（編注：是文革期間的政治運動）中，外公被指控貪污，懸梁自殺。

外公究竟是不是自殺，至今是懸案。沒有一位親人見到他最後一面。母親的悲苦可想而知。幸好她碰到了我父親。

結婚後，她和我父親一起住到場部。場部就是整個橡膠農場的中心，依山而建，既平坦而又有氣派。父親在四連勞動了半年，便被提拔到場部，擔任政治處幹事，負責農場的保衞和刑偵。總體上農場還算風平浪靜，但他也曾在半夜出去抓捕罪犯。

我記得父親就經常說母親是一個只懂埋頭苦幹的人，所以總是工作最多、機會最少。父親也是老實人，但他有文筆不錯，能寫材料，也能抓得了犯人，所以不用太多下地勞動。當然，父親算不上一個獲利者。他沒有被選上工農兵大學生，沒能繼續接受教育，至今算不上混得好的那一批人。

母親說，當年4歲的大姐就能在場部裏自己去打飯，認得自家的飯牌，不怕鄰居家的高頭大鵝與海南火雞。有一些性格是與生俱來的，今天大姐仍然是我們這個家庭的主要組織者。

只可惜這些記憶只能留在腦海。今天的場部已經翻新建設成一個器宇軒昂的鎮中心。父母和姐姐住過的平房被推倒重建。領導們的小別墅建在不遠處。

從下鄉到下崗，父母這代是整個社會裏上升通道最為匱乏的一代人

十年倏爾。

1979年，當政策放開、鬆動，知青可以返城之際，父母也隨大部分人一起回鄉。沉甸甸的海南木材傢俱通過海輪運走，這個家從這座島嶼連根拔起，渡過瓊州海峽，跨過南中國海，回到了潮汕。

回來，是對一個傳統大家庭的重新耦合和再度獨立。李家祖上是一個做抽紗生意的大家族，後來家道中落。子孫還有七房，每個家庭在改革開放破土的年代，都有各自的動向和發展。

回城之後，父親子頂父職，到了國營企業。母親成為一名計件的縫紉工人。加上剛出生的我，一家五口人從四合院裏6平方米的小房子從頭開始。直到6年之後，父親的單位分了房子，我們小家庭才告別了大家族，開始了獨立生活。

再過了7年，國企下崗（編注：「下崗」是指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中，工人失去工作）大潮襲來，父母的生活又經歷了新的一輪浮沉。

從下鄉到下崗，父母這代是整個社會裏上升通道最為匱乏的一代人。他們只能一直掙扎在一個平面上，奮力保持小家庭的温飽。他們年輕時沒有經歷房價的飛漲，也從未奢望有優質的私立教育提供給自己的孩子。

然而，他們的孩子從懵懂的小城少年，開始有機會去往更大的城市，對父母在動盪年代形成的生活哲學有的深埋到自己體內，有的革新反叛。生活的軌跡伸得很遠。

在我漂泊的這些年，我曾經帶爸爸在2008年重回到1968年的天安門廣場。去過他們曾在船上眺望過卻從未停靠的香港。我想為父母觀察自己的青年時光提供多一種維度。那幾乎是我唯一能為他們做的、讓他們覺得特別有意義的事情。過多的動盪讓他們的物質慾望很低，只求孩子工作安穩，家庭幸福，而自己寧願在小城中平靜度過晚年。

我內心希望，這一次我們重回在海南，回到原點，是一種時光印證，是生命的重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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