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的48小時，不同立場的紀念者，準備好面對彼此了嗎？

1947年2月27日，在台北天馬茶房前販賣私菸的婦人林江邁被專賣局人員打傷，成為二二八事件的序幕。七十年過去，當年就讀中學的18歲少年，今日若仍在世，也已是88歲的老者。

當「二二八世代」走向晚年，今日台灣如何紀念這段歷史？自2月27日開始的48小時內，不同團體在台北城內以各自的史觀展開了追思、哀悼與再詮釋。

2月27日10：30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於六張犁戒嚴時期受難者公墓園區舉行「春祭」儀式，於「人民忠魂碑」前默哀、合唱「安息歌」並宣讀追思祭文。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往年均會在春、秋祭舉辦悼念儀式，今年適逢「二二八」七十週年，特地以「未歸的二二八鬥魂」為題，為二二八參與者謝雪紅、周青、蘇新、吳克泰、蔡子民、楊春松、陳逸松、陳炳基、李偉光、林正亨製作等身高的人型立牌，與眾人一同悼念。

今年主祭為互助會會長蔡裕榮，二二八受難者子女黃曉珊、林青、張進興擔任遺族代表，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及家屬代表亦陪祭，台灣新竹擁有一席縣議員的勞動黨、中國統一聯盟、勞動人權協會、夏潮聯合會、人間出版社等民間社團也一同參與。除此之外，中華統一促進黨「德懷黨部」動員不少黨員參與，被中國媒體稱為「台灣本省統派青年」，近來知名度與日俱增的新黨成員王炳忠，也準時出現在儀式現場，神情肅穆。

短暫的默哀致意後，眾人合唱起「安息歌」。安息歌，是台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被關押在監獄裏的左翼政治犯所唱的訣別歌。若有牢友赴難，餘下的同志會在牢房中全員合唱，為之送行。2017年的朔風中，難友與家屬白髮蒼蒼，卻歌聲宏亮，反覆誦唱的歌聲，迴盪在受難者墓園上：

獻唱兩次安息歌後，蔡裕榮領導全場宣讀追思祭文：「（今天）來到六張犁白色恐怖墓區，繼承台灣二二八起義犧牲同胞遺志，為追求國家和平統一、堅持台灣民主自治、實現中華民族復興，而在五零年代壯烈犧牲於台灣的革命烈士敬悼追思。」

這份追思祭文清楚勾勒主辦單位的史觀。祭文提到，二二八的起因是國民黨的貪婪腐敗與「製造內戰」引發民生凋敝，不但讓全國各地混亂，也讓台灣遭受血腥鎮壓。其後，在1950年的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戰」結構下，二二八鬥士在國民黨政權的「反共」屠殺中遭到鎮壓。

「雖然目前兩岸還有一些崎嶇坎坷，但我們相信傳承歷史正義、伸張社會正義、調動世代交替正義，兩岸同胞攜手由和平發展走向統一富強的日子終將到來。」

巧合的是，前國防部長白崇禧也長眠在六張犁回教公墓內，名為白榕蔭堂墓園，下方即是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第二墓區。這位曾奉蔣介石命令前往台灣宣慰二二八事件的將軍，亦遙望着這場二二八七十週年的春祭。

2月27日13：30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結束春祭後，前往天馬茶房等地舉辦「二二八事件台北現地導覽」，恰與附近另一場「228・0 走尋真相」活動擦肩而過。

「228・0 走尋真相」由鄭南榕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蔡瑞月文化基金會等團體舉辦。主辦單位認為，二二八事件迄今，加害者與被害者依舊面貌模糊，轉型正義尚未完成，政府必須面對此一歷史責任。

值得一提的是，遊行在「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紀念之外，另外拉出了一個時間斷點：1987年。1987年2月4日，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陳永興醫師、律師李勝雄、與《自由時代》創辦人鄭南榕，共同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發起「228四十週年和平紀念行動」，是台灣史上第一次要求「公開真相、平反二二八」的行動。2017年，為抗拒國民黨逮捕而自焚的鄭南榕墓木已拱，高齡66歲的陳永興、76歲的李勝雄仍連袂出席遊行。

「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社會的傷害，七十年來，沒法度（閩南語，指沒辦法）完全過去，社會依然在這個陰影當中，很多人的心靈依然無法勇敢、有信心、健康地為了台灣的將來打拼。」陳永興在當年的行政長官公署（今行政院）前呼籲，政府應盡快公開歷史文件、落實轉型正義，讓受難家屬可以獲得心靈平安。

遊行隊伍全程以手風琴演奏〈長春花〉，這是由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阿里山鄒族）創作的日語歌曲，原名〈春之佐保姬〉，是高一生被捕繫獄於青島東路看守所時，思念妻子所寫。手風琴曲調如低泣，如壓抑的哀鳴，向七十年前的悲劇傳遞後人綿延無盡的追悼心意。

2月28日12：00

「各位今仔日（閩南語，指今天）參與的社團朋友，請大家站到這邊來……」第五屆「共生音樂節」遊行主持人、師大歷史系學生王順仁以流利的閩南語請現場社團整隊，宣布着這場由青年學生主辦的二二八紀念音樂節正式揭開序幕。

在共生音樂節的粉絲專頁上，自我介紹為「全台灣規模最大的二二八紀念活動」，當之無愧。自2013年開始，由曾參與野草莓學運的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生藍士博擔任首屆總召，以搖滾音樂節、地景導覽，並推出以受難者家屬為主題的真人圖書館，吸引年輕人關注二二八事件歷史。

第一屆以「青年x超克x未來」為主題，邀請以母語創作的獨立樂團滅火器、拷秋勤、阿美族歌手舒米恩演唱。隔年，滅火器替三一八學運創作了主題曲〈島嶼天光〉，傳誦一時，更被金曲獎評審共同認定「具有歷史意義」，打敗紅遍華語世界的〈小幸運〉，成為當年度最佳歌曲。

自此而後，共生音樂節不斷傳承，主題由第二屆「毋通袂記（閩南語，指不要忘記）：1947島國的傷痕」、第三屆的「青年再起」、第四屆「我們在這裏」到第五屆「欲行ê路」（閩南語，指要走的路），反映每屆團隊不同的工作與思考狀態。

「今年主題是『欲行ê路』，表示轉型正義之路還很長，台灣從威權踏入民主之後，要反省的事情還很多。當年二二八事件，有很多青年參與，許多前輩為我們踩出一條路，我們今日的青年，想接下這個棒子、為台灣做點事、為台灣走出一條路。」總召蔡喻安說，「因為，在轉型正義的路上，時間真的是敵人，不是朋友。已經七十週年了，如果當初親歷的老人家都過去了，我們或許就再也沒有辦法親身觸碰最真實的歷史。」

「在我們的認知中，反抗是二二八事件的主軸。那是一場席捲全島的風暴，是當時的台灣人被剝奪了大部分希望之後最直接的反應，而這個政權以槍炮回應。部分人參與處理委員會試圖居間調解，卻付出了生命。那種『莫名其妙就被警察帶走』的無辜者敘事固然是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一部分，但絕不是唯一。回到歷史，我們希望能尊重前輩的自由意志，呈現二二八更複雜的面貌。

日本統治三十幾年，在臨近戰爭的時候才真正打算滅絕台灣的語言及認同，而這中間已經歷兩代人，那個變化沒有那麼快速、激烈。戰後的語言政策則非常剛性，國民黨一來就禁止日語日文在公共場合出現，不會說國語就不能在政府機關任職、報紙上也全部都是陌生的文字。一夕之間，大多數人變成了文盲，而政府及大型企業中的好位子都被外省人或少數有中國經驗的台灣人『半山』佔據，斬斷了多數人的未來。

這裏絕對不是要讚揚日本的統治，而是兩相比對之後，才會真正明白這個自稱『祖國』母親的政權到底對台灣人做了什麼。我們的展覽特別規劃了1920年代的展區，日治知識分子思考非常寬闊，可以盡情想像要建設怎樣的台灣。而在所謂『回歸祖國』後，經歷過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思考台灣前途卻成為最要命的事。」在遊行隔天寫給所有參與者的公開信中，蔡喻安以總召身份如是寫道。

遊行隊伍自行政院出發，前往中山堂、二二八紀念公園，最後抵達凱達格蘭大道，在眾人前往歷史展覽區、向受難者遺像獻花致敬後，時間來到下午一點半，共生音樂節正式開唱。

2月28日14：00

幾乎在同一時間，在凱達格蘭大道不遠處，台灣地區政治受難者互助會舉辦的「戰爭與和平：省思二二八，展望兩岸未來」的座談會也即將開講。座談由作家藍博洲主持，當年曾領導二七部隊突擊隊的陳明忠親自來到現場，「台灣第一才子」、死於鹿窟事件的呂赫若之子呂芳雄、曾任台中「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部長葉榮鐘之子葉蔚南都來到現場。

「今天，兩岸關係的發展都已經面臨了和平或戰爭的關鍵時刻。為了救中國，更為了救我們共同生活的寶島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噩夢實在應該回醒過來了。畢竟，當年留的血和淚，不論流自哪一方面的哪一個人身上，都應該是民族的血，民族的淚。那是百年來背負着帝國主義重壓的，一個古老民族的一次無奈自戕。如果我們繼續在傷口上灑鹽，那無異造出另一個沉鬱的迷思，而那將是夢魘成真的不祥之兆。」主辦單位發給現場每位參與者的傳單如此寫道。

「我們必須把事件放回歷史的脈絡，放到東西方文化碰撞、帝國主義入侵、台灣與中國不同的現代化路線、東亞冷戰等大脈絡下來理解。」參與座談的作家鄭鴻生指出，1947年時，台灣人已接受日本帝國由上而下的殖民現代化工程，彼時來台接收的國民黨軍隊卻仍陷於「貧困、落後與戰亂」之中，「台灣這一代菁英基本對他們缺乏同情，來台接收的官員背負着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歷史，看到台灣人，只能以對方『受到日本奴化教育』來回應，雙方互相缺乏同理心。」

座談會結束後，主辦單位發給全程參與者紀念布包，上有題字：「民主自由，舉國要求，不分畛域，共同奮鬥」，這是出自1948年10月25日香港《華商報》刊出「台灣二月革命週年特輯」裏，時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編按：該組織為中國「八大民主黨派」之一）中央委員會主席的將軍李濟深，為二二八事件後成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題字。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成立於1947年11月12日，首任主席謝雪紅、秘書長楊克煌均因參與二二八事件後才逃離台灣，於香港創立同盟。1949年9月，同盟參加中國共產黨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盟宣布其主張「團結推動其盟員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並爭取中國統一」。

2月28日17：00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者互助會座談準時散去，未歸的鬥魂暫時歇息。凱達格蘭大道上的共生音樂節正不斷湧入人潮，厚重的吉他音牆籠罩全場，有人生火烤起了香腸，會場飄起一縷炊煙。

「如果有適當的場合，雙方真的能夠好好坐下來談，你覺得共生音樂節有辦法跟剛剛舉辦座談的人們對話嗎？」我詢問現場一位資深的活動參與者。

「我覺得，無論是我個人，或音樂節的其他夥伴，應該都還沒準備好要面對他們。」這位年輕的行動者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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