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的48小时，不同立场的纪念者，准备好面对彼此了吗？

1947年2月27日，在台北天马茶房前贩卖私烟的妇人林江迈被专卖局人员打伤，成为二二八事件的序幕。七十年过去，当年就读中学的18岁少年，今日若仍在世，也已是88岁的老者。

当“二二八世代”走向晚年，今日台湾如何纪念这段历史？自2月27日开始的48小时内，不同团体在台北城内以各自的史观展开了追思、哀悼与再诠释。

2月27日10：30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于六张犁戒严时期受难者公墓园区举行“春祭”仪式，于“人民忠魂碑”前默哀、合唱“安息歌”并宣读追思祭文。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往年均会在春、秋祭举办悼念仪式，今年适逢“二二八”七十周年，特地以“未归的二二八斗魂”为题，为二二八参与者谢雪红、周青、苏新、吴克泰、蔡子民、杨春松、陈逸松、陈炳基、李伟光、林正亨制作等身高的人型立牌，与众人一同悼念。

今年主祭为互助会会长蔡裕荣，二二八受难者子女黄晓珊、林青、张进兴担任遗族代表，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及家属代表亦陪祭，台湾新竹拥有一席县议员的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劳动人权协会、夏潮联合会、人间出版社等民间社团也一同参与。除此之外，中华统一促进党“德怀党部”动员不少党员参与，被中国媒体称为“台湾本省统派青年”，近来知名度与日俱增的新党成员王炳忠，也准时出现在仪式现场，神情肃穆。

短暂的默哀致意后，众人合唱起“安息歌”。安息歌，是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左翼政治犯所唱的诀别歌。若有牢友赴难，余下的同志会在牢房中全员合唱，为之送行。2017年的朔风中，难友与家属白发苍苍，却歌声宏亮，反覆诵唱的歌声，回荡在受难者墓园上：

献唱两次安息歌后，蔡裕荣领导全场宣读追思祭文：“（今天）来到六张犁白色恐怖墓区，继承台湾二二八起义牺牲同胞遗志，为追求国家和平统一、坚持台湾民主自治、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在五零年代壮烈牺牲于台湾的革命烈士敬悼追思。”

这份追思祭文清楚勾勒主办单位的史观。祭文提到，二二八的起因是国民党的贪婪腐败与“制造内战”引发民生凋敝，不但让全国各地混乱，也让台湾遭受血腥镇压。其后，在1950年的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结构下，二二八斗士在国民党政权的“反共”屠杀中遭到镇压。

“虽然目前两岸还有一些崎岖坎坷，但我们相信传承历史正义、伸张社会正义、调动世代交替正义，两岸同胞携手由和平发展走向统一富强的日子终将到来。”

巧合的是，前国防部长白崇禧也长眠在六张犁回教公墓内，名为白榕荫堂墓园，下方即是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第二墓区。这位曾奉蒋介石命令前往台湾宣慰二二八事件的将军，亦遥望着这场二二八七十周年的春祭。

2月27日13：30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结束春祭后，前往天马茶房等地举办“二二八事件台北现地导览”，恰与附近另一场“228・0 走寻真相”活动擦肩而过。

“228・0 走寻真相”由郑南榕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蔡瑞月文化基金会等团体举办。主办单位认为，二二八事件迄今，加害者与被害者依旧面貌模糊，转型正义尚未完成，政府必须面对此一历史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游行在“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纪念之外，另外拉出了一个时间断点：1987年。1987年2月4日，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陈永兴医师、律师李胜雄、与《自由时代》创办人郑南榕，共同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发起“228四十周年和平纪念行动”，是台湾史上第一次要求“公开真相、平反二二八”的行动。2017年，为抗拒国民党逮捕而自焚的郑南榕墓木已拱，高龄66岁的陈永兴、76岁的李胜雄仍连袂出席游行。

“二二八事件对台湾社会的伤害，七十年来，没法度（闽南语，指没办法）完全过去，社会依然在这个阴影当中，很多人的心灵依然无法勇敢、有信心、健康地为了台湾的将来打拼。”陈永兴在当年的行政长官公署（今行政院）前呼吁，政府应尽快公开历史文件、落实转型正义，让受难家属可以获得心灵平安。

游行队伍全程以手风琴演奏〈长春花〉，这是由白色恐怖受难者高一生（阿里山邹族）创作的日语歌曲，原名〈春之佐保姬〉，是高一生被捕系狱于青岛东路看守所时，思念妻子所写。手风琴曲调如低泣，如压抑的哀鸣，向七十年前的悲剧传递后人绵延无尽的追悼心意。

2月28日12：00

“各位今仔日（闽南语，指今天）参与的社团朋友，请大家站到这边来……”第五届“共生音乐节”游行主持人、师大历史系学生王顺仁以流利的闽南语请现场社团整队，宣布着这场由青年学生主办的二二八纪念音乐节正式揭开序幕。

在共生音乐节的粉丝专页上，自我介绍为“全台湾规模最大的二二八纪念活动”，当之无愧。自2013年开始，由曾参与野草莓学运的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博士生蓝士博担任首届总召，以摇滚音乐节、地景导览，并推出以受难者家属为主题的真人图书馆，吸引年轻人关注二二八事件历史。

第一届以“青年x超克x未来”为主题，邀请以母语创作的独立乐团灭火器、拷秋勤、阿美族歌手舒米恩演唱。隔年，灭火器替三一八学运创作了主题曲〈岛屿天光〉，传诵一时，更被金曲奖评审共同认定“具有历史意义”，打败红遍华语世界的〈小幸运〉，成为当年度最佳歌曲。

自此而后，共生音乐节不断传承，主题由第二届“毋通袂记（闽南语，指不要忘记）：1947岛国的伤痕”、第三届的“青年再起”、第四届“我们在这里”到第五届“欲行e路”（闽南语，指要走的路），反映每届团队不同的工作与思考状态。

“今年主题是‘欲行e路’，表示转型正义之路还很长，台湾从威权踏入民主之后，要反省的事情还很多。当年二二八事件，有很多青年参与，许多前辈为我们踩出一条路，我们今日的青年，想接下这个棒子、为台湾做点事、为台湾走出一条路。”总召蔡喻安说，“因为，在转型正义的路上，时间真的是敌人，不是朋友。已经七十周年了，如果当初亲历的老人家都过去了，我们或许就再也没有办法亲身触碰最真实的历史。”

“在我们的认知中，反抗是二二八事件的主轴。那是一场席卷全岛的风暴，是当时的台湾人被剥夺了大部分希望之后最直接的反应，而这个政权以枪炮回应。部分人参与处理委员会试图居间调解，却付出了生命。那种‘莫名其妙就被警察带走’的无辜者叙事固然是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唯一。回到历史，我们希望能尊重前辈的自由意志，呈现二二八更复杂的面貌。

日本统治三十几年，在临近战争的时候才真正打算灭绝台湾的语言及认同，而这中间已经历两代人，那个变化没有那么快速、激烈。战后的语言政策则非常刚性，国民党一来就禁止日语日文在公共场合出现，不会说国语就不能在政府机关任职、报纸上也全部都是陌生的文字。一夕之间，大多数人变成了文盲，而政府及大型企业中的好位子都被外省人或少数有中国经验的台湾人‘半山’占据，斩断了多数人的未来。

这里绝对不是要赞扬日本的统治，而是两相比对之后，才会真正明白这个自称‘祖国’母亲的政权到底对台湾人做了什么。我们的展览特别规划了1920年代的展区，日治知识分子思考非常宽阔，可以尽情想像要建设怎样的台湾。而在所谓‘回归祖国’后，经历过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思考台湾前途却成为最要命的事。”在游行隔天写给所有参与者的公开信中，蔡喻安以总召身份如是写道。

游行队伍自行政院出发，前往中山堂、二二八纪念公园，最后抵达凯达格兰大道，在众人前往历史展览区、向受难者遗像献花致敬后，时间来到下午一点半，共生音乐节正式开唱。

2月28日14：00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凯达格兰大道不远处，台湾地区政治受难者互助会举办的“战争与和平：省思二二八，展望两岸未来”的座谈会也即将开讲。座谈由作家蓝博洲主持，当年曾领导二七部队突击队的陈明忠亲自来到现场，“台湾第一才子”、死于鹿窟事件的吕赫若之子吕芳雄、曾任台中“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宣传部长叶荣钟之子叶蔚南都来到现场。

“今天，两岸关系的发展都已经面临了和平或战争的关键时刻。为了救中国，更为了救我们共同生活的宝岛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噩梦实在应该回醒过来了。毕竟，当年留的血和泪，不论流自哪一方面的哪一个人身上，都应该是民族的血，民族的泪。那是百年来背负着帝国主义重压的，一个古老民族的一次无奈自戕。如果我们继续在伤口上洒盐，那无异造出另一个沉郁的迷思，而那将是梦魇成真的不祥之兆。”主办单位发给现场每位参与者的传单如此写道。

“我们必须把事件放回历史的脉络，放到东西方文化碰撞、帝国主义入侵、台湾与中国不同的现代化路线、东亚冷战等大脉络下来理解。”参与座谈的作家郑鸿生指出，1947年时，台湾人已接受日本帝国由上而下的殖民现代化工程，彼时来台接收的国民党军队却仍陷于“贫困、落后与战乱”之中，“台湾这一代菁英基本对他们缺乏同情，来台接收的官员背负着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看到台湾人，只能以对方‘受到日本奴化教育’来回应，双方互相缺乏同理心。”

座谈会结束后，主办单位发给全程参与者纪念布包，上有题字：“民主自由，举国要求，不分畛域，共同奋斗”，这是出自1948年10月25日香港《华商报》刊出“台湾二月革命周年特辑”里，时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编按：该组织为中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将军李济深，为二二八事件后成立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题字。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于1947年11月12日，首任主席谢雪红、秘书长杨克煌均因参与二二八事件后才逃离台湾，于香港创立同盟。1949年9月，同盟参加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盟宣布其主张“团结推动其盟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争取中国统一”。

2月28日17：00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者互助会座谈准时散去，未归的斗魂暂时歇息。凯达格兰大道上的共生音乐节正不断涌入人潮，厚重的吉他音墙笼罩全场，有人生火烤起了香肠，会场飘起一缕炊烟。

“如果有适当的场合，双方真的能够好好坐下来谈，你觉得共生音乐节有办法跟刚刚举办座谈的人们对话吗？”我询问现场一位资深的活动参与者。

“我觉得，无论是我个人，或音乐节的其他伙伴，应该都还没准备好要面对他们。”这位年轻的行动者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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