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70年前，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因一場查緝私菸的衝突，爆發了全台大規模反抗政府，最終導致大批台灣士紳、知識份子，遭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屠殺的「二二八事件」。
這段歷史被統治當局封鎖與噤聲40多年，直到1995年，時任總統李登輝才公開向受難者道歉。2006年，民進黨政府提出《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認定元凶為蔣介石，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
走過70年，史料仍然持續出土，當年事件的輪廓越來越清晰的同時，詮釋二二八的話語權爭奪戰也持續在不同的政治團體間展開。另一方面，台灣社會對於落實「轉型正義」的要求呼聲愈來愈高，重返執政的民進黨籍總統蔡英文將有什麼樣的作為也備受關注。
在70週年之際，端傳媒從今天起將陸續推出二二八事件相關報導，為這段歷史留下記錄。
★
其實，事情並非始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人們慣常提起的那根導火線——天馬茶房前的私煙查緝衝突，那是二十七日晚上；再往前推，還有零星衝突抵抗，星火在台灣各地竄生，最終在春天來臨前，引發燎原大火。
當時的新聞記者見證了這一切。他們記下這些政治黑暗，傳出那些民不聊生。例如《和平日報》記者蔡鐵城揭露的「布袋事件」：戰後海禁解除，兩岸復航，日日都有一大批從日人手上接收的物資，連同台灣產的米和糖從布袋嘴（編按：現今為嘉義縣布袋鎮）運出去，而對岸運進的則是人和霍亂菌。嘉義沿海首當其衝成為疫區。不知如何處理的地方當局，將布袋嘴圍堵起來，限制出入，並架起了機關槍；貧困無依的飢民，無法坐等死路，不顧一切衝破防線，只換來槍聲與哀嚎，宛如修羅場。
政府代表找上主持《和平日報》嘉義分社的鍾逸人，希望他補救或訂正，鍾逸人拒絕了。看盡各種不公不義的他，日後在著作《辛酸六十年》中指出：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間不曾鬧過米荒的台灣，在國府接收這一年間，卻出現了有錢也買不到米糧的恐慌，「住在農村的人也許還可以找蕃薯、玉米、馬鈴薯、南瓜來充飢，可是城市人不同，他們到哪裏去找這些雜糧呢？於是生存本能遂變成恐慌、迷惘和幻滅。甚至於衝出街頭喚起群眾向新政府示威。」
出生於一九二一年、台中干城的鍾逸人，與台灣共產黨創辦人謝雪紅是鄰居，兒時曾被這個當時還是童養媳的女子背着、照顧着，倆人的前半生也走在相似之途：因反日被捕入獄，又在政權交接時，涉入亂局，扛起一支武裝部隊。但他初初是嚮往「祖國」的，日本戰敗消息傳來，日軍還在，鍾逸人便立刻買來一面中華民國國旗懸掛在家門口，甚至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急着宣揚祖國。但就像大多數台灣人那樣，不久便對「祖國」失望，二月二十七日那晚的槍聲，二月二十八日的行政長官公署前的掃射，甚至逼着這執筆的文人拿起了槍。
鍾逸人剛開始並無武力相對的念頭。當大稻埕的槍聲傳到大台中地區時，情勢已趨於惡劣，戒嚴令發，地方青年學子和大眾也各自組成保安隊伍、民軍部隊，負起維護治安之責。同時間，台中的知識份子決意起身扭轉現況，鍾逸人也是其中一人，他與作家楊逵影印傳單、分頭散發，號召舉行市民大會，希望直接訴諸民眾意見，再要求當局改進。這個時候，他們對新政權仍有期望，認為可以協商談判。
這場在台中戲院舉行的市民大會吸引了數千人參加，會中推舉謝雪紅為主席；市民大會隔日，陳儀軍隊出動武裝卡車進入台中，沿路掃射，民軍於是持槍抵抗，當夜教化會館（編按：位於現今台中市公園路和繼光街口）一戰，國軍不敵，繳械投降，三月四日，民軍攻下全台中的政府組織，包含警察局和軍營，清空整個台中的軍防警備。而被攻下的干城營區，因備有火藥庫，也順勢成為民軍聚集駐紮之地，並改組為「二七部隊」，以紀念二月二十七日發生的「二七事件」。
日後人們談起二七部隊，所下的定義是：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中地區人民自發性組成，由謝雪紅、鍾逸人、黃金島、黃信卿、蔡鐵城等多人共同組織、領導，反抗國民政府的武裝民兵（或稱民軍）。規模約有四百人。在台灣民眾大多放棄抵抗、知識菁英帶着殘餘的協商期望時，只有二七部隊始終奮戰不懈。三月十六日，警備隊長黃金島率領三十餘名學生軍駐守烏牛欄吊橋，迎戰二十一師，直到彈藥用罄，遂行解散。中部地區的武力戰爭亦告終結。
不光是補上一個碎片而已
「如果沒有堅持打，他們就不會死了。我到底有沒做錯，留給歷史定論。」
距離烏牛欄戰役將近七十年，年已九十一歲的黃金島對着鏡頭落淚－－正確地說，攝影師還沒準備妥當，老先生已經抓着導演李彥旻的手嗚咽哭泣起來，語不成聲反覆說着自己害死了四個人。
李彥旻記得那天是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紀錄片《二七部隊》正式開拍，第一場訪問，第一顆鏡頭。在毫無心理準備下，他面對了這個內心痛苦的老人，只覺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題材啊？此前，他對二七部隊毫無所知，對二二八的認識也甚為粗淺，與一般人無異：有人受害，充滿悲情。於是一邊從頭做功課，一邊拍攝，也一邊問自己：「難道只是一個關於台中二二八敘事紀錄片？只是要在二二八這個論述裏補上台中嗎？這個做了三十年的題目，我們能不能談出一個新觀點？還是只是要補上一個碎片？」
這個挑戰，是台中市新文化協會給他的。為了迎接二二八七十週年，這個由台中文史工作者與作家共同創辦的地方組織，決定深入探討二七部隊的歷史與意義。「講到台中在二二八的投射，就是二七部隊。它是台灣唯一的一支武裝部隊，因此，在二二八中，台中產生的意義，就是抵抗。」紀錄片製作人、台中市新文化協會執行長陳彥斌解釋，自去年的二七部隊座談、研討會，乃至於紀錄片與紀念碑，都是回應這段屬於台中的歷史。而因接觸全景工作室研習營，從而踏入紀錄片領域的李彥旻，便接受他們的邀請，加入這個計畫，以不到一年時間，完成這段歷史影像紀錄。
但二七部隊的意義是什麼？長期投入二二八研究的作家李喬，說法點睛：「二七部隊是偶然形成的。但是因為這件事情，使台中地區沒有無差別的屠殺，沒有，這是二七部隊的功勞，功勞當然不能歸功於一個人，就那裏台中的人，尤其台中的一批年輕人，很值得欽佩，這件事情放到歷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這段敘事出現在《二七部隊》開頭約七分鐘。此前，鏡頭先跟隨着年已九十六歲的鍾逸人回到綠島，再轉移到他台北的書桌，見他如何在年曆廢紙上爬寫出幾十萬字，清理出將近一世紀的歷史。螢幕上，半長髮白的鍾逸人中氣十足描述書寫的源頭：「三十多年前，李喬很苦心，鼓勵我要寫。突然間要我寫，我愣住了，不知道怎麼寫，他就生氣了，就來這裏說，你怎麼搞的，你一定要寫啊，二二八的時候死了這麼多人，你多多少少做過一點事情，能活到今天是上帝要你記下這段歷史，不然的話你憑什麼活到今天。好兇。」
然而，對李喬而言，鍾逸人是一個「理論上應該被槍斃的人」但他沒有被槍斃，簡直是被歷史留下來。為了強迫這個二二八當事人將記憶留下，斯文的李喬不惜手腳相向，鍾逸人也不甘示弱回手，兩個六七十歲的老人打成一團，鍾逸人終於妥協：「他說的有道理啦，那時他很急，想說我已經七十多歲了，什麼時候會死也不知道……。我試試看。」
「他們談這些故事都不悲情，因為當時他們就是要做這些事，後來失敗了，沒辦法，但自己沒有什麼不對，毫不冤枉。他們有很強的情緒投注裏頭，很悲憤，但不悲情。」
這是時間與記憶的賽跑，沒有任何一絲空間可浪擲。紀錄片《二七部隊》也是在這種急促中完成。
「在去年舉辦的二七部隊研討會中，許多老師都談到一件事，那就是資料史料很少，幾乎沒有。」李彥旻表示，唯一能找到的史料是當時的報紙，但報紙也是不可信的，因為媒體受到國民黨掌控，唯一能夠依賴的，就是當事人的口述，「即使有偏差，有誤解，都是一個開端。」
在這情況下，若要呈現當時歷史，必須要進行許多設計，甚至得演出來，然而，受限於時間經費，李彥旻不僅無能為力，後期剪接時，幾乎崩潰：「一定要準時交差嗎？」但最後解決這問題、安撫創作者慾望的，也是「時間」。「今年是二二八七十週年，無可諱言是很重要的時間點，更重要的是，這些老前輩都已經八九十歲，沒有時間等待我們了。十年二十年後，我們可以用戲劇形式表現這段歷史，但若以紀錄片形式，只有今年，這是最後的時間點，不能再拖了。」
確實不能再拖了。紀錄片片末字幕打出的二七部隊參與者名單有五十五，是學者翻遍史料確認的，而活着、能清楚表達的已剩六人，《二七部隊》中出現的僅有五人。
這些前輩的話語帶給李彥旻一個新的視野。過往以為談及二二八，必充滿悲情、冤枉情緒的他，在這些二二八直接參與者的身上看到的卻是一種意志：「他們談這些故事都不悲情，因為當時他們就是要做這些事，後來失敗了，沒辦法，但自己沒有什麼不對，毫不冤枉。他們有很強的情緒投注裏頭，很悲憤，但不悲情。」
「我們是不是忽略二二八參與者的主動面向。他們想做什麼，他們想爭取什麼？」李彥旻認為，不只二七部隊，當時的事件處理委員會、那些青年學生，或謝雪紅這樣的左派團體，是都想站出來爭取台灣人的最高自治權利，方式不同，卻是唯一共識。
被逼出來的台獨意識
後人談二七部隊，各有理解詮釋。有人稱那是鍾逸人的二七部隊，有人說二七部隊是謝雪紅創的，連成立日期、規模人數都眾說紛紜。在缺乏史料的情況下，若紀錄片全依賴當事人的記憶和說法，勢必得從這紛雜中找出一個合理的解方。「每個人的立場都不一樣，這也是後來我們看這些史料時很麻煩的地方，他們會互相攻擊。」李彥旻坦言困難性，但也認為這些爭論僅只是表面，細細耙梳並不矛盾，紀錄片所要做的就是依照時序將脈絡梳理清楚。
「我對二七部隊的初步印象，只覺得跟太陽花學運很像，都是青年群眾參與。」三月二日，群眾攻下台中市政府機關後，紛紛取得武器，成立保安隊伍，各地巡邏。台中一中、中商、中農等等青年學生也各有隊伍，李彥旻補充，「當然二七部隊激烈程度超越很多，但如果我們說二七部隊是鍾逸人或謝雪紅組織的，就像我們說太陽花學運是林飛帆、陳為廷領導的一樣，都是有偏差的，不能只是歸於這兩個人。二七部隊是自發性的組成，只是這幾個人扮演比較強勢角色。」
儘管謝雪紅與鍾逸人是鄰居，幼時就有交情，但在鍾逸人著述中屢屢強調二七部隊和「歐巴桑」（謝雪紅的暱稱）無關連，二七部隊並非紅軍；但在謝雪紅子弟兵的說法，若無謝雪紅，二七部隊無法組織起來。「謝雪紅畢竟受過左派訓練的，知道如何在群眾中主導，也比較有組織化。」陳彥斌解釋，謝雪紅在市民大會取得主席地位，是因為組織經營很久，她從反日開始累積，終於在二二八這亂局中找到舞台和機會，「你看三月三日國軍進城掃射，情勢緊張，她單槍匹馬進縣長官邸勸他繳械投降。這種氣慨，現在都找不到。」
謝雪紅要做什麼？無非是搞革命。陳彥斌稱，若謝雪紅要站出來當二七部隊領導人，應該能當上，但她不能，「為什麼？台灣從日本政府到國民政府，都把共產黨當負面名詞，大家見紅就怕。這就是鍾逸人當上部隊長的原因，即使他沒有打過仗，但因為年紀大、人面廣，沒有共黨色彩，很適合出去談判。」
「沒有一件事比二二八對台灣影響更大，二二八的瞭解，到了今天幾十年都在談。重點是，如何詮釋二二八的意義，詮釋之後，在思考如何改變現在的狀況、現實，改造它、修正它，不行的話，反抗它！」
除了謝雪紅外，二七部隊還有許多出色的領導者，像是擔任部隊長的鍾逸人，僅僅是出於記者對不公不義的憤怒，挺身而出；擔任警備隊長的黃金島是台籍日本軍，看到街上有人被射殺，怒不可遏，投入戰鬥；當前統派大老陳明忠也是成員之一，但他拒稱自己是二七部隊隊員，「我是台中農學院隊，後來加入埔里戰鬥。」
二七部隊從一個地方保安隊伍升級到武裝部隊，也是從此開始。為了回應陳儀政府的暴力升級，加上擔心雙方開火殃及無辜市民，二七部隊轉進山區。三月九日，二十一師從基隆上岸，時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已經在高雄殺人，當時台中保安隊伍承受很大的壓力，因為事件處理委員會、地方仕紳主和，要求他們不要和政府對抗，三月十二日，二十一師進城前一天，保安隊伍就地解散，只有二七部隊轉進埔里，要長期對抗。
此刻註定二七部隊與其他保安隊伍的差異。李彥旻解釋，原因有二，一是武力足夠，二是謝雪紅的意志，「在國共內戰下，如果可以長期盤據山區，撐個一兩年或許就能贏了。這是她的盤算。」但二七部隊數百名青年學生並沒有一樣的意願，他們當初加入，僅是為了維護治安，到山裏作戰，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人數從數百人降到一兩百人，其中有許多是謝雪紅的人馬。
《二七部隊》中描述國民黨軍隊見到這支部隊時的驚恐，不單單是裏頭有着與之敵對的共黨，還有日本軍。他們光是看到穿着日本軍服的黃金島、以日本軍令指揮的鍾逸人，便不敢靠近，影片中甚至出現軍情局文件，文件中指出：潛伏在埔里霧社山區的台籍暴徒，有數千人，日本軍上萬人，五千個前日本軍，埔里五千人，霧社一萬人。「很荒謬啊，國民黨情報竟然這麼寫。」李彥旻忍不住大笑，「這些國民黨軍隊看到這麼多山裏的日本兵，都怕了。鍾逸人和黃金島講起這一段都很自豪，他們說自己比日本軍還日本軍。」
但日本並不是一個解答也不是唯一的元素，僅僅是個符號，李彥旻轉述陳明忠在影片裏的說法：「謝雪紅之所以有號召力，是因為她反日。」他進一步解釋，以我們現在的概念來看，會發現二七部隊裏頭充滿各種衝突，像是謝雪紅左派，日軍是右派，但這些最終都可以被統一起來，「對謝雪紅反日這句話的詮釋，不是她反對日本這個符號，而是她反對殖民政權，國民黨這個新政權，既然帶着殖民的態度，謝雪紅同樣反對。一般老百姓欽佩她，並非她是個共黨，而是她為了反殖民者而坐牢，今日又願意站出來領導大家抵抗新殖民政權。」
因此，《二七部隊》製作團隊認為，二二八當時知識份子與青年所爭取的，無非是一個高度自治的空間，二七部隊想抵抗的也是貪污腐敗的政權，當時，他們心裏並沒有獨立意識，但紀錄片卻以鍾逸人的一段話作結：「我事情做這麼大，穩死沒救的，所以對國民黨特務審問拷打，採取不合作態度，只是一直在想什麼時候把我送去槍斃……，到那個時候，我要留給我同胞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我滿腦子都在想這些，沒想過求活，沒想過要逃脫，什麼都沒想，因為我已經絕望了。那我要留下什麼話呢？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我想留下這句話。」
李彥旻解釋這結尾並非指向國族省籍，而是凸顯台灣主體性因二二八而萌生的關係，「即使這個意識在當時並不存在。」李彥旻說，二七部隊擁有武力，擁有組織，也就有跟政府談判的籌碼，或許跟國民黨對抗會輸，但沒關係，有籌碼就能找到政治施展的空間，即使當事人無這等念頭，但台獨意識確實因此萌芽，「我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那我是什麼？台灣人。」
「確實是那個氛圍把台獨意識逼出來。」陳彥斌也認同這個結論，但他也補充，還有另一群人則是受到左派啟蒙，「當國民黨不是對的選擇，共產黨就是一個選項，他們投入地下黨工作……而這又是另一段白色恐怖的故事了。」
說到底，二二八與二七部隊究竟能給我們什麼啟示？或許可以再次引用李喬在紀錄片最後的結語：「沒有一件事比二二八對台灣影響更大，二二八的瞭解，到了今天幾十年都在談。重點是，如何詮釋二二八的意義，詮釋之後，再思考如何改變現在的狀況、現實，改造它、修正它，不行的話，反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