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當代知名作家五木寬之有著漂蕩的成長背景，在福岡出生、隨父母移居朝鮮、戰敗後被送進難民營、千方百計逃出平壤⋯⋯戰爭的記憶、少年時代的顛沛流離，造就了五木寬之作品中一股揮之不去的暗影。旅日作家李長聲因此說，五木寬之是一名旅人，苦旅著人生。
而金澤則是五木寬之的第二故鄉，他隨妻子在那裡生活了數十年，總算能安家落戶；他曾以日俄戰爭時的金澤為舞台，寫下名作《朱鷺之墓》，故事中的主要場景東茶屋街，是遊覽金澤必會造訪的景點之一。對金澤來說，五木寬之是當代金澤重要的文化人之一，在金澤文藝館的二樓，設有五木寬之的文庫，展示了他的作品、愛用品與紀念物。
在這篇選文中，李長聲細數五木寬之的生平與作品內涵，讀畢似乎能略略領略到，這位文豪如何以他的作品，深深影響了一個世代的日本年輕人。
若還想更深入理解五木寬之的作品，親眼看看《朱鷺之墓》的故事場景，請跟著端旅行，一起踏上作家日常生活、散步、寫作的金澤，看這座城市如何形塑一個偉大的靈魂。
以下摘自《我的日本作家們》，獲「東美出版」授權刊出。
《我的日本作家們》
出版時間：2017年8月
出版社：東美出版
作者：李長聲
五木寬之生於1932年9月30日，與石原慎太郎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二人的文學似不能同日而語。好事地探究一下，似乎根源全在於身世之不同。父母是教師，赴任朝鮮，五木成長在異邦。1945年8月戰爭結束了，勝利者是蘇軍。當石原在逗子海岸浪蕩時，五木被送進難民營。1946年秋買通蘇軍卡車，逃出戒嚴下的平壤，翌年輾轉回到福岡縣，陌生的父母故鄉。此後勤工儉學，倒賣過雞蛋，也用自行車運過煤，1952年考入早稻田大學，讀俄文專業。為籌措學費犯難的父親對他說：蘇聯是你媽媽的仇敵！
2002年五木在隨筆《命運的足音》中寫到母親，這是他寫小說以來多少次想寫卻不能寫的：蘇聯兵來了，「掀開母親隻身躺著的被子，用皮靴尖撥開死一般閉著眼睛的母親的睡衣。他笑著，使勁踩母親貧瘠的乳房。要不是母親那時突然猛烈地吐血，情況可能會更壞。」發現母親是病人，「兩個兵抬起僵臥著母親的褥子兩端，怪叫著搬走，好像扔水泥袋子一樣，從簷廊扔到院子裡。」12歲的五木和父親被槍逼住，眼睜睜看著。「母親死了以後，我和父親一直覺得是共犯，內疚地活著。好像直到父親死，我一次都沒有和他對視過。」「戰後，此事一直給我的心蒙上了陰影。」這陰影不正是五木文學的原點嗎？我也終於理解他為何在小說《戀歌》中讓那個被蘇聯兵姦汙的冬子說：真正讓我們失望的是同為日本人的男人們。小說家野坂昭如說，不願再看見孩子饑餓的臉，五木卻想說，不願再看見父母饑餓的臉。然而，母親幾乎就是死在蘇聯兵的軍靴之下，五木卻志願學俄文，這又為何呢？他從未解答。
五木寬之是旅人，苦旅人生。他說過：人有航海者與漂泊者兩種類型，他屬於漂泊者，與其說是想去哪裡，不如說是想逃到哪裡的願望更強烈。當年僥倖沒有被送進西伯利亞集中營，那裡卻似乎變成他的夢想所在，即便是噩夢。33歲時和夫人搭乘西伯利亞鐵路橫貫蘇聯，歸來創作《別了，莫斯科流氓》，獲得小說現代新人獎，由此出道。那是1966年，石原慎太郎獲得芥川獎十年後。
記得上世紀70年代末，大陸剛開放以「普羅」或「友好」為引進標準之外的日本文學，由於和蘇聯仍交惡，「莫斯科流氓」幾個字別有魅力，讓人直想一讀為快。1967年五木以《看那青灰馬》獲得直木獎。讀者不會像評論家那樣過問作家想寫什麼或者該寫什麼，只是讀作家寫成的白紙黑字，跟著笑或哭。關於五木文學的評論相當多，但我向來對作家夫子自道更有些興趣，他在對談中說到：《別了，莫斯科流氓》、《看那青灰馬》、《霧中的卡雷利阿》等以外國為舞臺的短篇小說曾有很多人讀，但最近，無論哪裡都把我視為以筑豐為舞臺、有一點老式人生劇場味道、教育小說味道的《青春之門》的長篇小說作者。在《婦人畫報》上連載的《朱鷺之墓》以日俄戰爭時的金澤為舞臺，有那麼點古典傳統的味道。
1969年起筆的《青春之門》可算五木的半自傳小說。寫風雲激盪的1960年代，那是一個奇妙的時代，有爵士樂、超短裙，真正自由卻又孤立無援。五木說：「我的主題全都緊貼著1960年代這一時代的表皮，淨是些應該與時間一同流逝的東西。」1960年代早已過去了，往事如煙，但文學猶在，他寫了當時，即我們今天看來的昨天，也寫了未來，那就是我們的今天，還可能是明天。《青春之門》模仿尾崎士郎的自傳小說《人生劇場》也分為數篇，即《筑豐篇》、《自立篇》、《放浪篇》、《墮落篇》、《望鄉篇》、《再起篇》、《挑戰篇》。它是五木寬之代表作，也是戰後青春小說（成長小說）的巨著。
五木父親是山溝裡的農民之子，五木結婚後，在妻子老家金澤生活多年，他稱之為第二故鄉，那裡有僅次於京都的雅文化。農民血脈與雅文化薰陶使他具備日本式感性，不過，其文學出發點不是日本文學，而是俄國文學。曾有人批評五木既非正統又非異端，這正是五木文學的特色。他在197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戒嚴令之夜》後記中寫道：「我心中民族的東西和與之相反的東西，對事實的關注和恰好相反，對於想像世界的偏執，這些相反的東西都不加揚棄地統統被投進這個小說中。寫完之後，我有一種從一場白日夢醒來似的感覺，呆立不動。」這是他創作的路數，也是人生的基本態度。短篇小說《看海的瓊尼》也寫道：「有的傢伙覺得悲傷的歌是藍調，也有的書說它是黑人的苦惱與祈禱的呻吟。可那都不對。藍調音樂是兩種相反的感情同時高漲，那麼一種狀態的東西。是絕望的，同時讓人感到希望，淒涼卻明朗，悲傷卻爽快，粗俗而高貴，那就是藍調。不牢牢抓住這一點就搞不來真正的藍調。」
五木熱愛音樂，幼年在平壤聽蘇聯兵合唱，那是他從未聽過的優美的歌，或許因而有志於俄文。1970年寫過一篇隨筆《怨歌的誕生》，說他聽了藤圭子的歌大為感動，「歌手一生能幾回，而且是極其一時的彷彿血從歌的背後滴落一般的動人力量。」當然，也自嘲了一下：37歲的大男人被17歲少女歌手的流行歌觸動，這種事態誠然也有點可笑。這篇隨筆引起諸多反響，對藤圭子熱推波助瀾。五木認為藤圭子的歌是「怨歌」，這種悲傷的歌才鼓動人心。他常在小說裡描寫爵士樂，而且是評論爵士樂的行家，《燃燒的秋天》以他中意的京都爵士樂咖啡館為舞臺，《看海的瓊尼》寫的是爵士樂演奏高手瓊尼從越南戰場歸來的苦惱，亦即《別了，莫斯科流氓》所說「讓我彈真正爵士樂的那個什麼東西，從我現在的身上失去了。」坂元輝熟讀五木小說，1980年用《看海的瓊尼》這個題名演奏一曲，已成為日本爵士樂名曲。同樣酷愛爵士樂，村上春樹一般只是把外國曲目寫進小說裡，他的小說從1970年代寫起，就學生運動時代背景來看，正好與五木銜接。
小說家常寫隨筆，大都是餘事，以應付約稿耳，但隨筆在五木文學裡與小說並重。第一本隨筆集《有風吹拂》刊行於1968年，有六種文庫版長銷不衰。他不相信體制，不相信組織，在群眾當中也總是那麼孤獨而憂愁。描寫政治，但實際不參與。在音樂、藝術諸方面遂行文明批評，尤津津於探討人生。1995年撰寫《大河的一滴》，接著是《人生的目的》、《命運的足音》，構成五木隨筆又一個高峰。他寫道：「在那種猶如時間停止了的無為狀況中，有一句話總是像咒語一樣在心底響起，其實是陳詞濫調，即『大河的一滴』。『人是大河的一滴』——那小小的一滴水珠卻是形成洪流的一滴，是朝向永恆的時間運動的節奏的一部分。望著河水，我極其自然地這麼感覺。」他認為「人生的目的指的是『自己人生的目的』，是發現自己一個人的、不同於世界上任何人的、惟其自我的『活的意義』。說法有點怪，但也可以說，『發現自己的人生目的這就是人生的目的』。」此後接連出版了《不安之力》、《元氣》、《氣的發現》以及《養生實技》，大談心靈或精神，甚而竟有了點「教主」模樣。
1981年梅雨時節，身為五木寬之經紀人的胞弟因胰腺癌猝逝，享年42歲。不久，五木第二次休筆，到京都住了三年，在龍谷大學旁聽佛教史。這所大學是西本願寺開辦的。西本願寺的正式名稱是龍谷山本願寺，開山為淨土真宗的宗祖親鸞，第八代蓮如乃中興之祖。對於宗教，五木不囿於特定教派，但基本上信奉淨土真宗的教義。1985年復出，一連出版了幾本關於蓮如的書，推崇「他力」是照亮看不見出口的黑暗時代的、日本史上最深刻的思想，是蘊涵巨大實力的活的力量。現在已然是憑藉個人的「自力」無法突圍逃脫的時代。構成法然、親鸞、蓮如等思想核心的「他力」才是超越以往宗教常識、戲劇性地活化我們的乾涸心靈的靈魂能量。觸及這真正的「他力」時，人將受到彷彿自己和外界都為之一變的衝擊。年屆70，五木彷彿聽見了母親的聲音，「那聲音原諒我，原諒父親，原諒蘇聯兵們，平靜的，要把人的一切惡就那麼緊抱住。大悲，我突然想，大悲也許就是指這樣的東西」，於是明白寫出了蒙罩心頭57年的陰影，這恐怕不單是時間的消磨，更是宗教信仰的化解。
2009年末五木寬之出版小說《親鸞》上下卷，這是親鸞的「青春之門」。暢銷60萬冊之後，他把上卷放在網路上免費閱覽。自2011年1月1日又同時在44種地方報紙上連載小說《親鸞‧激動篇》，堪稱報刊連載小說史的破天荒。五木出道伊始就宣佈自己既不屬於純文學也不屬於大眾文學，只是把自己想說的東西編成離奇有趣的故事。「沒電燈就點蠟燭，沒地方就躲在廁所裡，再怎麼也必須往下讀，就是為讀者寫這樣的故事或讀物。」明年（2012）高壽80的作家，從電視上看，英俊的面龐嶙峋了，倒像是少了些歷盡滄桑的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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