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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本作家們》:五木寬之,放浪者的苦旅人生

五木寬之說過,人有航海者與漂泊者兩種類型,他屬於漂泊者;他不相信體制,不相信組織,在群眾當中也總是那麼孤獨而憂愁。


小朋友拿著紅色燈籠在金澤縣慶祝百萬石祭典。 攝:Richard Atrero de Guzman/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小朋友拿著紅色燈籠在金澤縣慶祝百萬石祭典。 攝:Richard Atrero de Guzman/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日本當代知名作家五木寬之有著漂蕩的成長背景,在福岡出生、隨父母移居朝鮮、戰敗後被送進難民營、千方百計逃出平壤⋯⋯戰爭的記憶、少年時代的顛沛流離,造就了五木寬之作品中一股揮之不去的暗影。旅日作家李長聲因此說,五木寬之是一名旅人,苦旅著人生。

而金澤則是五木寬之的第二故鄉,他隨妻子在那裡生活了數十年,總算能安家落戶;他曾以日俄戰爭時的金澤為舞台,寫下名作《朱鷺之墓》,故事中的主要場景東茶屋街,是遊覽金澤必會造訪的景點之一。對金澤來說,五木寬之是當代金澤重要的文化人之一,在金澤文藝館的二樓,設有五木寬之的文庫,展示了他的作品、愛用品與紀念物。

在這篇選文中,李長聲細數五木寬之的生平與作品內涵,讀畢似乎能略略領略到,這位文豪如何以他的作品,深深影響了一個世代的日本年輕人。

若還想更深入理解五木寬之的作品,親眼看看《朱鷺之墓》的故事場景,請跟著端旅行,一起踏上作家日常生活、散步、寫作的金澤,看這座城市如何形塑一個偉大的靈魂。

以下摘自《我的日本作家們》,獲「東美出版」授權刊出。

《我的日本作家們》

出版時間:2017年8月
出版社:東美出版
作者:李長聲


五木寬之生於1932年9月30日,與石原慎太郎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二人的文學似不能同日而語。好事地探究一下,似乎根源全在於身世之不同。父母是教師,赴任朝鮮,五木成長在異邦。1945年8月戰爭結束了,勝利者是蘇軍。當石原在逗子海岸浪蕩時,五木被送進難民營。1946年秋買通蘇軍卡車,逃出戒嚴下的平壤,翌年輾轉回到福岡縣,陌生的父母故鄉。此後勤工儉學,倒賣過雞蛋,也用自行車運過煤,1952年考入早稻田大學,讀俄文專業。為籌措學費犯難的父親對他說:蘇聯是你媽媽的仇敵!

2002年五木在隨筆《命運的足音》中寫到母親,這是他寫小說以來多少次想寫卻不能寫的:蘇聯兵來了,「掀開母親隻身躺著的被子,用皮靴尖撥開死一般閉著眼睛的母親的睡衣。他笑著,使勁踩母親貧瘠的乳房。要不是母親那時突然猛烈地吐血,情況可能會更壞。」發現母親是病人,「兩個兵抬起僵臥著母親的褥子兩端,怪叫著搬走,好像扔水泥袋子一樣,從簷廊扔到院子裡。」12歲的五木和父親被槍逼住,眼睜睜看著。「母親死了以後,我和父親一直覺得是共犯,內疚地活著。好像直到父親死,我一次都沒有和他對視過。」「戰後,此事一直給我的心蒙上了陰影。」這陰影不正是五木文學的原點嗎?我也終於理解他為何在小說《戀歌》中讓那個被蘇聯兵姦汙的冬子說:真正讓我們失望的是同為日本人的男人們。小說家野坂昭如說,不願再看見孩子饑餓的臉,五木卻想說,不願再看見父母饑餓的臉。然而,母親幾乎就是死在蘇聯兵的軍靴之下,五木卻志願學俄文,這又為何呢?他從未解答。

五木寬之是旅人,苦旅人生。他說過:人有航海者與漂泊者兩種類型,他屬於漂泊者,與其說是想去哪裡,不如說是想逃到哪裡的願望更強烈。當年僥倖沒有被送進西伯利亞集中營,那裡卻似乎變成他的夢想所在,即便是噩夢。33歲時和夫人搭乘西伯利亞鐵路橫貫蘇聯,歸來創作《別了,莫斯科流氓》,獲得小說現代新人獎,由此出道。那是1966年,石原慎太郎獲得芥川獎十年後。

記得上世紀70年代末,大陸剛開放以「普羅」或「友好」為引進標準之外的日本文學,由於和蘇聯仍交惡,「莫斯科流氓」幾個字別有魅力,讓人直想一讀為快。1967年五木以《看那青灰馬》獲得直木獎。讀者不會像評論家那樣過問作家想寫什麼或者該寫什麼,只是讀作家寫成的白紙黑字,跟著笑或哭。關於五木文學的評論相當多,但我向來對作家夫子自道更有些興趣,他在對談中說到:《別了,莫斯科流氓》、《看那青灰馬》、《霧中的卡雷利阿》等以外國為舞臺的短篇小說曾有很多人讀,但最近,無論哪裡都把我視為以筑豐為舞臺、有一點老式人生劇場味道、教育小說味道的《青春之門》的長篇小說作者。在《婦人畫報》上連載的《朱鷺之墓》以日俄戰爭時的金澤為舞臺,有那麼點古典傳統的味道。

1969年起筆的《青春之門》可算五木的半自傳小說。寫風雲激盪的1960年代,那是一個奇妙的時代,有爵士樂、超短裙,真正自由卻又孤立無援。五木說:「我的主題全都緊貼著1960年代這一時代的表皮,淨是些應該與時間一同流逝的東西。」1960年代早已過去了,往事如煙,但文學猶在,他寫了當時,即我們今天看來的昨天,也寫了未來,那就是我們的今天,還可能是明天。《青春之門》模仿尾崎士郎的自傳小說《人生劇場》也分為數篇,即《筑豐篇》、《自立篇》、《放浪篇》、《墮落篇》、《望鄉篇》、《再起篇》、《挑戰篇》。它是五木寬之代表作,也是戰後青春小說(成長小說)的巨著。

五木父親是山溝裡的農民之子,五木結婚後,在妻子老家金澤生活多年,他稱之為第二故鄉,那裡有僅次於京都的雅文化。農民血脈與雅文化薰陶使他具備日本式感性,不過,其文學出發點不是日本文學,而是俄國文學。曾有人批評五木既非正統又非異端,這正是五木文學的特色。他在197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戒嚴令之夜》後記中寫道:「我心中民族的東西和與之相反的東西,對事實的關注和恰好相反,對於想像世界的偏執,這些相反的東西都不加揚棄地統統被投進這個小說中。寫完之後,我有一種從一場白日夢醒來似的感覺,呆立不動。」這是他創作的路數,也是人生的基本態度。短篇小說《看海的瓊尼》也寫道:「有的傢伙覺得悲傷的歌是藍調,也有的書說它是黑人的苦惱與祈禱的呻吟。可那都不對。藍調音樂是兩種相反的感情同時高漲,那麼一種狀態的東西。是絕望的,同時讓人感到希望,淒涼卻明朗,悲傷卻爽快,粗俗而高貴,那就是藍調。不牢牢抓住這一點就搞不來真正的藍調。」

五木熱愛音樂,幼年在平壤聽蘇聯兵合唱,那是他從未聽過的優美的歌,或許因而有志於俄文。1970年寫過一篇隨筆《怨歌的誕生》,說他聽了藤圭子的歌大為感動,「歌手一生能幾回,而且是極其一時的彷彿血從歌的背後滴落一般的動人力量。」當然,也自嘲了一下:37歲的大男人被17歲少女歌手的流行歌觸動,這種事態誠然也有點可笑。這篇隨筆引起諸多反響,對藤圭子熱推波助瀾。五木認為藤圭子的歌是「怨歌」,這種悲傷的歌才鼓動人心。他常在小說裡描寫爵士樂,而且是評論爵士樂的行家,《燃燒的秋天》以他中意的京都爵士樂咖啡館為舞臺,《看海的瓊尼》寫的是爵士樂演奏高手瓊尼從越南戰場歸來的苦惱,亦即《別了,莫斯科流氓》所說「讓我彈真正爵士樂的那個什麼東西,從我現在的身上失去了。」坂元輝熟讀五木小說,1980年用《看海的瓊尼》這個題名演奏一曲,已成為日本爵士樂名曲。同樣酷愛爵士樂,村上春樹一般只是把外國曲目寫進小說裡,他的小說從1970年代寫起,就學生運動時代背景來看,正好與五木銜接。

小說家常寫隨筆,大都是餘事,以應付約稿耳,但隨筆在五木文學裡與小說並重。第一本隨筆集《有風吹拂》刊行於1968年,有六種文庫版長銷不衰。他不相信體制,不相信組織,在群眾當中也總是那麼孤獨而憂愁。描寫政治,但實際不參與。在音樂、藝術諸方面遂行文明批評,尤津津於探討人生。1995年撰寫《大河的一滴》,接著是《人生的目的》、《命運的足音》,構成五木隨筆又一個高峰。他寫道:「在那種猶如時間停止了的無為狀況中,有一句話總是像咒語一樣在心底響起,其實是陳詞濫調,即『大河的一滴』。『人是大河的一滴』——那小小的一滴水珠卻是形成洪流的一滴,是朝向永恆的時間運動的節奏的一部分。望著河水,我極其自然地這麼感覺。」他認為「人生的目的指的是『自己人生的目的』,是發現自己一個人的、不同於世界上任何人的、惟其自我的『活的意義』。說法有點怪,但也可以說,『發現自己的人生目的這就是人生的目的』。」此後接連出版了《不安之力》、《元氣》、《氣的發現》以及《養生實技》,大談心靈或精神,甚而竟有了點「教主」模樣。

1981年梅雨時節,身為五木寬之經紀人的胞弟因胰腺癌猝逝,享年42歲。不久,五木第二次休筆,到京都住了三年,在龍谷大學旁聽佛教史。這所大學是西本願寺開辦的。西本願寺的正式名稱是龍谷山本願寺,開山為淨土真宗的宗祖親鸞,第八代蓮如乃中興之祖。對於宗教,五木不囿於特定教派,但基本上信奉淨土真宗的教義。1985年復出,一連出版了幾本關於蓮如的書,推崇「他力」是照亮看不見出口的黑暗時代的、日本史上最深刻的思想,是蘊涵巨大實力的活的力量。現在已然是憑藉個人的「自力」無法突圍逃脫的時代。構成法然、親鸞、蓮如等思想核心的「他力」才是超越以往宗教常識、戲劇性地活化我們的乾涸心靈的靈魂能量。觸及這真正的「他力」時,人將受到彷彿自己和外界都為之一變的衝擊。年屆70,五木彷彿聽見了母親的聲音,「那聲音原諒我,原諒父親,原諒蘇聯兵們,平靜的,要把人的一切惡就那麼緊抱住。大悲,我突然想,大悲也許就是指這樣的東西」,於是明白寫出了蒙罩心頭57年的陰影,這恐怕不單是時間的消磨,更是宗教信仰的化解。

2009年末五木寬之出版小說《親鸞》上下卷,這是親鸞的「青春之門」。暢銷60萬冊之後,他把上卷放在網路上免費閱覽。自2011年1月1日又同時在44種地方報紙上連載小說《親鸞‧激動篇》,堪稱報刊連載小說史的破天荒。五木出道伊始就宣佈自己既不屬於純文學也不屬於大眾文學,只是把自己想說的東西編成離奇有趣的故事。「沒電燈就點蠟燭,沒地方就躲在廁所裡,再怎麼也必須往下讀,就是為讀者寫這樣的故事或讀物。」明年(2012)高壽80的作家,從電視上看,英俊的面龐嶙峋了,倒像是少了些歷盡滄桑的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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