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金泽则是五木宽之的第二故乡，他随妻子在那里生活了数十年，总算能安家落户；他曾以日俄战争时的金泽为舞台，写下名作《朱鹭之墓》，故事中的主要场景东茶屋街，是游览金泽必会造访的景点之一。对金泽来说，五木宽之是当代金泽重要的文化人之一，在金泽文艺馆的二楼，设有五木宽之的文库，展示了他的作品、爱用品与纪念物。
在这篇选文中，李长声细数五木宽之的生平与作品内涵，读毕似乎能略略领略到，这位文豪如何以他的作品，深深影响了一个世代的日本年轻人。
若还想更深入理解五木宽之的作品，亲眼看看《朱鹭之墓》的故事场景，请跟著端旅行，一起踏上作家日常生活、散步、写作的金泽，看这座城市如何形塑一个伟大的灵魂。
以下摘自《我的日本作家们》，获“东美出版”授权刊出。
《我的日本作家们》
出版时间：2017年8月
出版社：东美出版
作者：李长声
五木宽之生于1932年9月30日，与石原慎太郎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二人的文学似不能同日而语。好事地探究一下，似乎根源全在于身世之不同。父母是教师，赴任朝鲜，五木成长在异邦。1945年8月战争结束了，胜利者是苏军。当石原在逗子海岸浪荡时，五木被送进难民营。1946年秋买通苏军卡车，逃出戒严下的平壤，翌年辗转回到福冈县，陌生的父母故乡。此后勤工俭学，倒卖过鸡蛋，也用自行车运过煤，1952年考入早稻田大学，读俄文专业。为筹措学费犯难的父亲对他说：苏联是你妈妈的仇敌！
2002年五木在随笔《命运的足音》中写到母亲，这是他写小说以来多少次想写却不能写的：苏联兵来了，“掀开母亲只身躺著的被子，用皮靴尖拨开死一般闭著眼睛的母亲的睡衣。他笑著，使劲踩母亲贫瘠的乳房。要不是母亲那时突然猛烈地吐血，情况可能会更坏。”发现母亲是病人，“两个兵抬起僵卧著母亲的褥子两端，怪叫著搬走，好像扔水泥袋子一样，从簷廊扔到院子里。”12岁的五木和父亲被枪逼住，眼睁睁看著。“母亲死了以后，我和父亲一直觉得是共犯，内疚地活著。好像直到父亲死，我一次都没有和他对视过。”“战后，此事一直给我的心蒙上了阴影。”这阴影不正是五木文学的原点吗？我也终于理解他为何在小说《恋歌》中让那个被苏联兵奸污的冬子说：真正让我们失望的是同为日本人的男人们。小说家野坂昭如说，不愿再看见孩子饥饿的脸，五木却想说，不愿再看见父母饥饿的脸。然而，母亲几乎就是死在苏联兵的军靴之下，五木却志愿学俄文，这又为何呢？他从未解答。
五木宽之是旅人，苦旅人生。他说过：人有航海者与漂泊者两种类型，他属于漂泊者，与其说是想去哪里，不如说是想逃到哪里的愿望更强烈。当年侥幸没有被送进西伯利亚集中营，那里却似乎变成他的梦想所在，即便是噩梦。33岁时和夫人搭乘西伯利亚铁路横贯苏联，归来创作《别了，莫斯科流氓》，获得小说现代新人奖，由此出道。那是1966年，石原慎太郎获得芥川奖十年后。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大陆刚开放以“普罗”或“友好”为引进标准之外的日本文学，由于和苏联仍交恶，“莫斯科流氓”几个字别有魅力，让人直想一读为快。1967年五木以《看那青灰马》获得直木奖。读者不会像评论家那样过问作家想写什么或者该写什么，只是读作家写成的白纸黑字，跟著笑或哭。关于五木文学的评论相当多，但我向来对作家夫子自道更有些兴趣，他在对谈中说到：《别了，莫斯科流氓》、《看那青灰马》、《雾中的卡雷利阿》等以外国为舞台的短篇小说曾有很多人读，但最近，无论哪里都把我视为以筑丰为舞台、有一点老式人生剧场味道、教育小说味道的《青春之门》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妇人画报》上连载的《朱鹭之墓》以日俄战争时的金泽为舞台，有那么点古典传统的味道。
1969年起笔的《青春之门》可算五木的半自传小说。写风云激荡的1960年代，那是一个奇妙的时代，有爵士乐、超短裙，真正自由却又孤立无援。五木说：“我的主题全都紧贴著1960年代这一时代的表皮，净是些应该与时间一同流逝的东西。”1960年代早已过去了，往事如烟，但文学犹在，他写了当时，即我们今天看来的昨天，也写了未来，那就是我们的今天，还可能是明天。《青春之门》模仿尾崎士郎的自传小说《人生剧场》也分为数篇，即《筑丰篇》、《自立篇》、《放浪篇》、《堕落篇》、《望乡篇》、《再起篇》、《挑战篇》。它是五木宽之代表作，也是战后青春小说（成长小说）的巨著。
五木父亲是山沟里的农民之子，五木结婚后，在妻子老家金泽生活多年，他称之为第二故乡，那里有仅次于京都的雅文化。农民血脉与雅文化薰陶使他具备日本式感性，不过，其文学出发点不是日本文学，而是俄国文学。曾有人批评五木既非正统又非异端，这正是五木文学的特色。他在197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戒严令之夜》后记中写道：“我心中民族的东西和与之相反的东西，对事实的关注和恰好相反，对于想像世界的偏执，这些相反的东西都不加扬弃地统统被投进这个小说中。写完之后，我有一种从一场白日梦醒来似的感觉，呆立不动。”这是他创作的路数，也是人生的基本态度。短篇小说《看海的琼尼》也写道：“有的家伙觉得悲伤的歌是蓝调，也有的书说它是黑人的苦恼与祈祷的呻吟。可那都不对。蓝调音乐是两种相反的感情同时高涨，那么一种状态的东西。是绝望的，同时让人感到希望，凄凉却明朗，悲伤却爽快，粗俗而高贵，那就是蓝调。不牢牢抓住这一点就搞不来真正的蓝调。”
五木热爱音乐，幼年在平壤听苏联兵合唱，那是他从未听过的优美的歌，或许因而有志于俄文。1970年写过一篇随笔《怨歌的诞生》，说他听了藤圭子的歌大为感动，“歌手一生能几回，而且是极其一时的仿佛血从歌的背后滴落一般的动人力量。”当然，也自嘲了一下：37岁的大男人被17岁少女歌手的流行歌触动，这种事态诚然也有点可笑。这篇随笔引起诸多反响，对藤圭子热推波助澜。五木认为藤圭子的歌是“怨歌”，这种悲伤的歌才鼓动人心。他常在小说里描写爵士乐，而且是评论爵士乐的行家，《燃烧的秋天》以他中意的京都爵士乐咖啡馆为舞台，《看海的琼尼》写的是爵士乐演奏高手琼尼从越南战场归来的苦恼，亦即《别了，莫斯科流氓》所说“让我弹真正爵士乐的那个什么东西，从我现在的身上失去了。”坂元辉熟读五木小说，1980年用《看海的琼尼》这个题名演奏一曲，已成为日本爵士乐名曲。同样酷爱爵士乐，村上春树一般只是把外国曲目写进小说里，他的小说从1970年代写起，就学生运动时代背景来看，正好与五木衔接。
小说家常写随笔，大都是余事，以应付约稿耳，但随笔在五木文学里与小说并重。第一本随笔集《有风吹拂》刊行于1968年，有六种文库版长销不衰。他不相信体制，不相信组织，在群众当中也总是那么孤独而忧愁。描写政治，但实际不参与。在音乐、艺术诸方面遂行文明批评，尤津津于探讨人生。1995年撰写《大河的一滴》，接著是《人生的目的》、《命运的足音》，构成五木随笔又一个高峰。他写道：“在那种犹如时间停止了的无为状况中，有一句话总是像咒语一样在心底响起，其实是陈词滥调，即‘大河的一滴’。‘人是大河的一滴’——那小小的一滴水珠却是形成洪流的一滴，是朝向永恒的时间运动的节奏的一部分。望著河水，我极其自然地这么感觉。”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指的是‘自己人生的目的’，是发现自己一个人的、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人的、惟其自我的‘活的意义’。说法有点怪，但也可以说，‘发现自己的人生目的这就是人生的目的’。”此后接连出版了《不安之力》、《元气》、《气的发现》以及《养生实技》，大谈心灵或精神，甚而竟有了点“教主”模样。
1981年梅雨时节，身为五木宽之经纪人的胞弟因胰腺癌猝逝，享年42岁。不久，五木第二次休笔，到京都住了三年，在龙谷大学旁听佛教史。这所大学是西本愿寺开办的。西本愿寺的正式名称是龙谷山本愿寺，开山为净土真宗的宗祖亲鸾，第八代莲如乃中兴之祖。对于宗教，五木不囿于特定教派，但基本上信奉净土真宗的教义。1985年复出，一连出版了几本关于莲如的书，推崇“他力”是照亮看不见出口的黑暗时代的、日本史上最深刻的思想，是蕴涵巨大实力的活的力量。现在已然是凭借个人的“自力”无法突围逃脱的时代。构成法然、亲鸾、莲如等思想核心的“他力”才是超越以往宗教常识、戏剧性地活化我们的干涸心灵的灵魂能量。触及这真正的“他力”时，人将受到仿佛自己和外界都为之一变的冲击。年届70，五木仿佛听见了母亲的声音，“那声音原谅我，原谅父亲，原谅苏联兵们，平静的，要把人的一切恶就那么紧抱住。大悲，我突然想，大悲也许就是指这样的东西”，于是明白写出了蒙罩心头57年的阴影，这恐怕不单是时间的消磨，更是宗教信仰的化解。
2009年末五木宽之出版小说《亲鸾》上下卷，这是亲鸾的“青春之门”。畅销60万册之后，他把上卷放在网路上免费阅览。自2011年1月1日又同时在44种地方报纸上连载小说《亲鸾‧激动篇》，堪称报刊连载小说史的破天荒。五木出道伊始就宣布自己既不属于纯文学也不属于大众文学，只是把自己想说的东西编成离奇有趣的故事。“没电灯就点蜡烛，没地方就躲在厕所里，再怎么也必须往下读，就是为读者写这样的故事或读物。”明年（2012）高寿80的作家，从电视上看，英俊的面庞嶙峋了，倒像是少了些历尽沧桑的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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