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生》節選三：從出國代孕到設計嬰兒，在實驗室定製階級？

2007年第一位華裔普利茲得獎記者方鳳美（Mei Fong）溯回這場跨世紀人口實驗的緣由、歷史、當下、未來，以翔實、鮮活的人物故事——學者、官員、普通百姓，將父母的痛楚、子女的孤淒、生活的荒誕、社會的流變與數據理論的互博穿梭織就One Child（《獨生》）一書。

在英文版出版，贏得西方世界讚譽與關注之後，作者卻感慨，最應該讀到這本書的人，那些她在中國多年的採訪對象，被獨生子女政策改變了一生的人卻讀不到。在尋求中文出版的過程中，方鳳美遭遇了大陸出版商最終因擔心通不過審查而放棄；也遭遇了部分港台出版商的猶豫，有些擔心敏感，有些則覺得沒有市場。

故事無人接手，方鳳美不願主人公在自己的國土被噤聲，於是選擇自資翻譯中文，並將《獨生》的中文PDF版本在網絡上以cc共享的方式免費公開，並希望通過網絡眾籌填補成本費用。

從11月29日開始，端傳媒將一連四週，每週一篇連載《獨生》的節選章節，本週為第三篇，節選自該書第九章「跨境嬰兒」，第一篇和第二篇點擊可閱。如果您希望閲讀《獨生》中文全本，可點擊此處，也可以在這裏以參與眾籌的方式支持作者方鳳美。

代孕在中國是灰色地帶。

由於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對生育服務業的控制性監管缺失，結果，這個製造嬰兒的市場就像蠻荒時代的美國西部一樣無法無天。這些生殖實驗並不僅限於中國，也不僅是中國的問題，因為這些孩子中有越來越多的人是在美國出生的。

2010年，上海人蔣先生和她的妻子（在此根據他們的要求稱她為詹妮弗）通過美國代孕媽媽生下一名女兒。接著又生了一對雙胞胎。這三個孩子都是美國公民。但蔣先生說，這並不是他們選擇這種不同尋常的受孕方式的原因。

對他們來說，美國（或者說得再具體一些，加州）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一流的生育服務和對代孕所生兒童生父母有足夠的法律保障，這些都是中國所沒有的。

蔣和詹妮弗結婚時都是不折不扣的雅皮士（註：Yuppies，young urban professional的縮寫，指受過高等教育、住在大城市、有專業性工作而且生活得很富裕的年輕人）。兩人都在跨國公司做市場行銷工作，薪酬高，需要經常出差。兩個人都來自小型家庭。36歲的蔣先生生於獨生子女政策開始前一點，還有個姐姐。詹妮弗是第一代獨生子女，家裏沒有別的兄弟姐妹。兩家家庭都催促他們早生孩子，給了他們很大壓力，但是2008年，詹妮弗被診斷出子宮偏小，這意味著她幾乎肯定無法把孩子懷到足月出生。

「只要有錢就能有孩子，既然有了這個可以迴旋的方法，一切就很簡單。但是在中國，我們努力了很久，發現一切並沒有這麼簡單。」

我在上海見到蔣先生的時候，他的漫漫生子之路早已過去多年。蔣先生現在經營自己的生育諮詢業務——第一諮詢。中國客戶在美國尋找捐卵者、捐精者、代孕母親和試管受精服務的市場迅速擴大，蔣先生正是這些客戶的中間人。當然，這一切都要從他自己的經歷說起。

蔣先生夫婦在中國嘗試過很多次代孕。兩年裏，他們花了近20萬人民幣卻一無所獲。其中一個代孕母親直接消失了，一聲不響地跑回了老家。另外兩個沒有懷上胎兒。蔣先生最初想過：「只要有錢就能有孩子，既然有了這個可以迴旋的方法，一切就很簡單。但是在中國，我們努力了很久，發現一切並沒有這麼簡單。」

中國和美國的試管受精服務有很大差別。中國的生育服務機構人太多，醫生和病患的關係很冷淡，且基礎設施很原始，有時並不衞生。（「你得在男廁所裏面自慰，」蔣說。）

他開始探索一些海外的選擇。除了美國外，他考慮過烏克蘭、印度和泰國曼谷。在美國，據他計算，包括試管受精、代孕、接生在內的一系列服務總共要大約12萬美元，花費大約是印度的三倍。但是像美國加利福尼亞等地能為生父母的權利提供十分可靠的法律保護。印度和泰國到處充斥著代孕母親所生嬰兒沒有國籍、身份不合法的恐怖故事。蔣也排除了烏克蘭，「他們對外國人收費是本國人的兩到三倍，就跟三十年前的中國一樣。」

就是美國了。這是他們最後一個機會。「我們感情上和經濟上都無法再承受失敗了。」

一家美國仲介向蔣先生推薦了三個代孕母親人選。儘管其中有兩個代孕母親住在南加州，離蔣先生選擇的聖莫妮卡醫院更近些，但他還是選擇了要坐短程飛機才能到達的、住在三藩市灣區一帶的艾曼達·克萊沃克斯基，因為她是白人，又是警官的妻子，這些都讓他覺得很穩定。「我知道冒充警官是重罪，」他說，「文化上講，我更信任白人家庭。」

比華利山莊（Beverly Hill）一家代孕機構的經營者麗莎·齊雅（Lisa Chiya）說道：「其他客戶對人口特徵並不怎麼在意，但中國人在意教育和種族。他們要求代孕者要有大學文憑，得要是白人或者拉丁裔，但是不要非洲裔美國人。他們總會說，『其他都可以，就是不要黑人代孕』。」

2009年聖誕節前後，蔣先生夫婦飛往艾曼達位於郊區的家中，距三藩市約兩個小時車程。艾曼達帶他們參觀了自己家，並向大家坦誠地介紹說他們就是自己要幫助代孕的夫妻。「她人真的很好，」蔣先生說。「她家裏環境很好，所以我想她這麼做不光是為了錢，」他說，「當然了，錢肯定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蔣先生將支付約3萬美金給艾曼達作為代孕費，這是標準的市場價。艾曼達和她丈夫以為，她懷孕期間的醫療費用能夠靠丈夫工作所提供的保險支付。但是保險公司後來卻收取了艾曼達一半的孕檢費用，大約1.5萬美金，並說明公司對有償懷孕不承擔全部費用。

「其他客戶對人口特徵並不怎麼在意，但中國人在意教育和種族。他們要求代孕者要有大學文憑，得要是白人或者拉丁裔，但是不要非洲裔美國人。他們總會說，『其他都可以，就是不要黑人代孕』。」

此行之後，蔣先生夫婦開始接受生育治療。2010年4月，他們在聖莫妮卡進行了取卵和受精卵植入流程。4月中旬時，艾曼達懷孕了。兩周後，他們獲知此胎只是單胎，這讓夫婦倆略有些失望——「我有點希望是雙胞胎，因為我不想再做一次了，」蔣說。又過了兩周，傳來了再次讓他們失望的消息：掃描顯示胎兒是女兒。蔣的父親一直希望是個男孩，好能延續香火。「我跟自己說，看來要再做一次了，」他說。

隨著孕期的發展，這三個奔波於幾大洲的人之間情誼日深。

春季，冰島的一座火山爆發，詹妮弗當時在瑞士工作，因此連續幾周被困。她又孤單又低落，急切地想知道艾曼達是否懷孕了。孕期初始，艾曼達開車出了一點小事故。蔣說：「我看到郵件的時候，手心不停冒汗。我當時很衝動，想打電話要求她不要開車。但是我意識到這很愚蠢。沒人坐公車出行。她是個家庭主婦，我怎麼能不讓她開車呢？」他開始學著信任艾曼達。

秋天的時候，他們的計劃橫生枝節。加利福尼亞州開始大幅縮減預算，艾曼達的丈夫被裁員了。蔣先生當時在法國工作，主動提出飛到三藩市陪伴艾曼達。她失去了保險，因此蔣先生按照《統一綜合預算調解法案》（COBRA）支付了她的費用。該法案價格昂貴，每月的保險費有600多美金（約合4000人民幣），可以讓新失業的人員繼續享受醫療保險。

此時，艾曼達懷孕已有五個月。

孩子於2010年12月出世。在一週的陰雨連綿之後，那一天晴空萬里。詹妮弗在艾曼達分娩時一直握著她的手，生產過程很順利，很快就結束了。「我記得我用了三次力，」艾曼達說。所有人都熱淚盈眶：蔣先生夫婦，艾曼達，她的母親，「連護士眼睛都濕潤了，」艾曼達說。

一年之後，蔣先生夫婦開始考慮再生一個孩子。「看看中國如今的獨生子女家庭，很多孩子不知道如何分享，他們特別無聊，被老人寵得不成樣子，」蔣先生說。他們還有幾個儲好的冷凍胚胎。他們再次找到了艾曼達，她同意了。

「我對中國客戶開價，他們從不還價。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客戶就不會這樣。」

這一次情況不同了。艾曼達的兒子已經懂事了，會問一些問題。「我告訴他，『媽媽要給別人生一個寶寶』，」艾曼達說。結果，她要生的是雙胞胎。雙胞胎後來早產，比預產期提前了一個月。蔣先生的保險那時還未生效。沒有保險，他每天都要為重症監護室裏的雙胞胎支付約1萬美金的費用，醫院最後給他的繳費單高達28萬美金，不過蔣先生最終和醫院協商把費用降到了22萬美金，現金現付。現在，蔣先生建議他要生雙胞胎的客戶購買早產保險。保險費很高，5萬美金，但是他說這錢花的值得。

「我對中國客戶開價，他們從不還價。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客戶就不會這樣，」《捐卵內部指南》的作者之一温蒂·威爾森·米勒對我說（她也經營一家捐卵機構）。

兩家人每週都會用Skype或郵件溝通一次。「我在他們的家庭中很重要，像一個住在遠方的姐姐一樣，」艾曼達說。

2012年年末，蔣先生辭職創立了第一諮詢。他把他的客戶分成四類：患有不孕不育的；單身男女需要藉助第三方生育的；同性戀（「這沒有那麼少見，我想這個國家至少有5000萬至6000萬備受歧視的同性戀者」）；還有想躲避獨生子女政策的人——這類人現在沒有了。這最後一類人包括那些如果超生就可能失去工作的人，比如政府官員或者國企高官。「這部分人很少，不到10%。大多數客戶都是患有不孕不育症的，佔了全部業務的75%左右。」

蔣先生的客戶是大批赴美生子的人的其中一部分。相比於十年前開始的美國人赴中國領養的浪潮，這是個驚人的反轉。幾則新聞報導引用一家分娩管理組織的估計數說，2012年至少有一萬名中國「定錨嬰兒」在美國出生。該組織是一個知名度不高的網路平台，致力於對中國婦女在美生子的月子中心進行監控和排名。

最近幾年，月子中心在南加州如雨後春筍般崛起，服務的都是在美國生子的中國人。產婦在這裏住上六週，通常打包價是3萬美元或更高。但是，這些月子中心也成為了反移民運動簡單而集中的目標。

接下來將崛起的可能就是迎合中國市場的生殖服務，該行業的高端客戶消費可達12萬至15萬美金。「每個人都想要聰明的孩子，但是不管大家嘴上說什麼，每種文化幾乎都會在美貌與聰明之間選擇前者，」威爾森說。「但是中國人幾乎都想要高個子，至少1.68米以上。他們會詢問眼皮；他們想看孩子的照片，來判斷捐卵人是否做過眼皮整形手術。」

卵子提供機構說，近年來中國父母的介入導致東亞卵子一卵難求。通常，捐卵者能夠獲得約6000美金的補償款，但是東亞洲捐卵者獲得的補償是這一數的二到三倍。

威爾森·米勒的東亞捐卵人幾乎全都是持美國學生簽證的大學生，但是依然供不應求。這愈加導致了一種奇怪的循環：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捐卵人都飛到美國幫助製造寶寶，然後寶寶再被帶回中國。

「中國人幾乎都想要高個子，至少1.68米以上。他們會詢問眼皮；他們想看孩子的照片，來判斷捐卵人是否做過眼皮整形手術。」

由於獨生子女政策，中國人已經習慣於將生育看成一種促進社會進步和刺激社會流動的工具，在生育這件事上進行辛苦的選擇已經成為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想法。他們已經習慣了控制生育的數量和性別，有些人甚至通過捐卵人選擇智力、身高和長相。這離「嬰兒設計」已經不遠。

2013年，全球最大的基因測序機構，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的研究人員開始了一項探索人類智慧基因基礎的工程。這是否真的能夠實現還遠未可知。研究院在此專案上投入了巨大的資源，也彙集了一大批頂尖人才，也許這個小組最令人感興趣的成員就是項目帶頭人趙柏聞——一位初中就輟學的少年天才，15歲就曾與人合著過一份黃瓜基因序列的研究論文。趙相信：「人們應該能夠自由操控自己孩子的智商。這是他們的選擇。」

獨生子女政策已經擴大了中國的不平等。如果你有錢，你就能夠生更多的孩子，少受懲罰。如果這些孩子還更聰明，更不容易生病，個子也更高呢？那麼中國就會更加接近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所描繪的反烏託邦社會——人口是在實驗室裏被創造和分類的。阿爾法（Alpha）為王，而像厄普西隆（Epsilon）一樣的勞動人民則智力不全，天生就被設計得永遠不會有超越階級的野心。

在《美麗新世界》中，獨裁者穆斯塔法·蒙德爭論說，當兒童由實驗室所孵化時，世界會運行得更好。「世界現在是穩定的。人們很幸福，他們能夠得到自己想要的，並且永遠不會覬覦自己得不到的。他們富有、安全、從不生病、不怕死亡；他們萬幸地對激情和衰老一無所知；他們不受父母的困擾。」

在對人類激情的讚美歌中，男主人翁野蠻人輕蔑地回答道：「但我不要舒適。我要上帝。我要詩意。我要真正的危險。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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