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节选三：从出国代孕到设计婴儿，在实验室定制阶级？

2007年第一位华裔普利兹得奖记者方凤美（Mei Fong）溯回这场跨世纪人口实验的缘由、历史、当下、未来，以翔实、鲜活的人物故事——学者、官员、普通百姓，将父母的痛楚、子女的孤凄、生活的荒诞、社会的流变与数据理论的互博穿梭织就One Child（《独生》）一书。

在英文版出版，赢得西方世界赞誉与关注之后，作者却感慨，最应该读到这本书的人，那些她在中国多年的采访对象，被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一生的人却读不到。在寻求中文出版的过程中，方凤美遭遇了大陆出版商最终因担心通不过审查而放弃；也遭遇了部分港台出版商的犹豫，有些担心敏感，有些则觉得没有市场。

故事无人接手，方凤美不愿主人公在自己的国土被噤声，于是选择自资翻译中文，并将《独生》的中文PDF版本在网络上以cc共享的方式免费公开，并希望通过网络众筹填补成本费用。

从11月29日开始，端传媒将一连四周，每周一篇连载《独生》的节选章节，本周为第三篇，节选自该书第九章“跨境婴儿”，第一篇和第二篇点击可阅。如果您希望阅读《独生》中文全本，可点击此处，也可以在这里以参与众筹的方式支持作者方凤美。

代孕在中国是灰色地带。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对生育服务业的控制性监管缺失，结果，这个制造婴儿的市场就像蛮荒时代的美国西部一样无法无天。这些生殖实验并不仅限于中国，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因为这些孩子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是在美国出生的。

2010年，上海人蒋先生和她的妻子（在此根据他们的要求称她为詹妮弗）通过美国代孕妈妈生下一名女儿。接著又生了一对双胞胎。这三个孩子都是美国公民。但蒋先生说，这并不是他们选择这种不同寻常的受孕方式的原因。

对他们来说，美国（或者说得再具体一些，加州）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一流的生育服务和对代孕所生儿童生父母有足够的法律保障，这些都是中国所没有的。

蒋和詹妮弗结婚时都是不折不扣的雅皮士（注：Yuppies，young urban professional的缩写，指受过高等教育、住在大城市、有专业性工作而且生活得很富裕的年轻人）。两人都在跨国公司做市场行销工作，薪酬高，需要经常出差。两个人都来自小型家庭。36岁的蒋先生生于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前一点，还有个姐姐。詹妮弗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家里没有别的兄弟姐妹。两家家庭都催促他们早生孩子，给了他们很大压力，但是2008年，詹妮弗被诊断出子宫偏小，这意味著她几乎肯定无法把孩子怀到足月出生。

“只要有钱就能有孩子，既然有了这个可以回旋的方法，一切就很简单。但是在中国，我们努力了很久，发现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在上海见到蒋先生的时候，他的漫漫生子之路早已过去多年。蒋先生现在经营自己的生育咨询业务——第一咨询。中国客户在美国寻找捐卵者、捐精者、代孕母亲和试管受精服务的市场迅速扩大，蒋先生正是这些客户的中间人。当然，这一切都要从他自己的经历说起。

蒋先生夫妇在中国尝试过很多次代孕。两年里，他们花了近20万人民币却一无所获。其中一个代孕母亲直接消失了，一声不响地跑回了老家。另外两个没有怀上胎儿。蒋先生最初想过：“只要有钱就能有孩子，既然有了这个可以回旋的方法，一切就很简单。但是在中国，我们努力了很久，发现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

中国和美国的试管受精服务有很大差别。中国的生育服务机构人太多，医生和病患的关系很冷淡，且基础设施很原始，有时并不卫生。（“你得在男厕所里面自慰，”蒋说。）

他开始探索一些海外的选择。除了美国外，他考虑过乌克兰、印度和泰国曼谷。在美国，据他计算，包括试管受精、代孕、接生在内的一系列服务总共要大约12万美元，花费大约是印度的三倍。但是像美国加利福尼亚等地能为生父母的权利提供十分可靠的法律保护。印度和泰国到处充斥著代孕母亲所生婴儿没有国籍、身份不合法的恐怖故事。蒋也排除了乌克兰，“他们对外国人收费是本国人的两到三倍，就跟三十年前的中国一样。”

就是美国了。这是他们最后一个机会。“我们感情上和经济上都无法再承受失败了。”

一家美国仲介向蒋先生推荐了三个代孕母亲人选。尽管其中有两个代孕母亲住在南加州，离蒋先生选择的圣莫妮卡医院更近些，但他还是选择了要坐短程飞机才能到达的、住在三藩市湾区一带的艾曼达·克莱沃克斯基，因为她是白人，又是警官的妻子，这些都让他觉得很稳定。“我知道冒充警官是重罪，”他说，“文化上讲，我更信任白人家庭。”

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一家代孕机构的经营者丽莎·齐雅（Lisa Chiya）说道：“其他客户对人口特征并不怎么在意，但中国人在意教育和种族。他们要求代孕者要有大学文凭，得要是白人或者拉丁裔，但是不要非洲裔美国人。他们总会说，‘其他都可以，就是不要黑人代孕’。”

2009年圣诞节前后，蒋先生夫妇飞往艾曼达位于郊区的家中，距三藩市约两个小时车程。艾曼达带他们参观了自己家，并向大家坦诚地介绍说他们就是自己要帮助代孕的夫妻。“她人真的很好，”蒋先生说。“她家里环境很好，所以我想她这么做不光是为了钱，”他说，“当然了，钱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蒋先生将支付约3万美金给艾曼达作为代孕费，这是标准的市场价。艾曼达和她丈夫以为，她怀孕期间的医疗费用能够靠丈夫工作所提供的保险支付。但是保险公司后来却收取了艾曼达一半的孕检费用，大约1.5万美金，并说明公司对有偿怀孕不承担全部费用。

“其他客户对人口特征并不怎么在意，但中国人在意教育和种族。他们要求代孕者要有大学文凭，得要是白人或者拉丁裔，但是不要非洲裔美国人。他们总会说，‘其他都可以，就是不要黑人代孕’。”

此行之后，蒋先生夫妇开始接受生育治疗。2010年4月，他们在圣莫妮卡进行了取卵和受精卵植入流程。4月中旬时，艾曼达怀孕了。两周后，他们获知此胎只是单胎，这让夫妇俩略有些失望——“我有点希望是双胞胎，因为我不想再做一次了，”蒋说。又过了两周，传来了再次让他们失望的消息：扫描显示胎儿是女儿。蒋的父亲一直希望是个男孩，好能延续香火。“我跟自己说，看来要再做一次了，”他说。

随著孕期的发展，这三个奔波于几大洲的人之间情谊日深。

春季，冰岛的一座火山爆发，詹妮弗当时在瑞士工作，因此连续几周被困。她又孤单又低落，急切地想知道艾曼达是否怀孕了。孕期初始，艾曼达开车出了一点小事故。蒋说：“我看到邮件的时候，手心不停冒汗。我当时很冲动，想打电话要求她不要开车。但是我意识到这很愚蠢。没人坐公车出行。她是个家庭主妇，我怎么能不让她开车呢？”他开始学著信任艾曼达。

秋天的时候，他们的计划横生枝节。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大幅缩减预算，艾曼达的丈夫被裁员了。蒋先生当时在法国工作，主动提出飞到三藩市陪伴艾曼达。她失去了保险，因此蒋先生按照《统一综合预算调解法案》（COBRA）支付了她的费用。该法案价格昂贵，每月的保险费有600多美金（约合4000人民币），可以让新失业的人员继续享受医疗保险。

此时，艾曼达怀孕已有五个月。

孩子于2010年12月出世。在一周的阴雨连绵之后，那一天晴空万里。詹妮弗在艾曼达分娩时一直握著她的手，生产过程很顺利，很快就结束了。“我记得我用了三次力，”艾曼达说。所有人都热泪盈眶：蒋先生夫妇，艾曼达，她的母亲，“连护士眼睛都湿润了，”艾曼达说。

一年之后，蒋先生夫妇开始考虑再生一个孩子。“看看中国如今的独生子女家庭，很多孩子不知道如何分享，他们特别无聊，被老人宠得不成样子，”蒋先生说。他们还有几个储好的冷冻胚胎。他们再次找到了艾曼达，她同意了。

“我对中国客户开价，他们从不还价。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客户就不会这样。”

这一次情况不同了。艾曼达的儿子已经懂事了，会问一些问题。“我告诉他，‘妈妈要给别人生一个宝宝’，”艾曼达说。结果，她要生的是双胞胎。双胞胎后来早产，比预产期提前了一个月。蒋先生的保险那时还未生效。没有保险，他每天都要为重症监护室里的双胞胎支付约1万美金的费用，医院最后给他的缴费单高达28万美金，不过蒋先生最终和医院协商把费用降到了22万美金，现金现付。现在，蒋先生建议他要生双胞胎的客户购买早产保险。保险费很高，5万美金，但是他说这钱花的值得。

“我对中国客户开价，他们从不还价。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客户就不会这样，”《捐卵内部指南》的作者之一温蒂·威尔森·米勒对我说（她也经营一家捐卵机构）。

两家人每周都会用Skype或邮件沟通一次。“我在他们的家庭中很重要，像一个住在远方的姐姐一样，”艾曼达说。

2012年年末，蒋先生辞职创立了第一咨询。他把他的客户分成四类：患有不孕不育的；单身男女需要借助第三方生育的；同性恋（“这没有那么少见，我想这个国家至少有5000万至6000万备受歧视的同性恋者”）；还有想躲避独生子女政策的人——这类人现在没有了。这最后一类人包括那些如果超生就可能失去工作的人，比如政府官员或者国企高官。“这部分人很少，不到10%。大多数客户都是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占了全部业务的75%左右。”

蒋先生的客户是大批赴美生子的人的其中一部分。相比于十年前开始的美国人赴中国领养的浪潮，这是个惊人的反转。几则新闻报导引用一家分娩管理组织的估计数说，2012年至少有一万名中国“定锚婴儿”在美国出生。该组织是一个知名度不高的网路平台，致力于对中国妇女在美生子的月子中心进行监控和排名。

最近几年，月子中心在南加州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服务的都是在美国生子的中国人。产妇在这里住上六周，通常打包价是3万美元或更高。但是，这些月子中心也成为了反移民运动简单而集中的目标。

接下来将崛起的可能就是迎合中国市场的生殖服务，该行业的高端客户消费可达12万至15万美金。“每个人都想要聪明的孩子，但是不管大家嘴上说什么，每种文化几乎都会在美貌与聪明之间选择前者，”威尔森说。“但是中国人几乎都想要高个子，至少1.68米以上。他们会询问眼皮；他们想看孩子的照片，来判断捐卵人是否做过眼皮整形手术。”

卵子提供机构说，近年来中国父母的介入导致东亚卵子一卵难求。通常，捐卵者能够获得约6000美金的补偿款，但是东亚洲捐卵者获得的补偿是这一数的二到三倍。

威尔森·米勒的东亚捐卵人几乎全都是持美国学生签证的大学生，但是依然供不应求。这愈加导致了一种奇怪的循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捐卵人都飞到美国帮助制造宝宝，然后宝宝再被带回中国。

“中国人几乎都想要高个子，至少1.68米以上。他们会询问眼皮；他们想看孩子的照片，来判断捐卵人是否做过眼皮整形手术。”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将生育看成一种促进社会进步和刺激社会流动的工具，在生育这件事上进行辛苦的选择已经成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他们已经习惯了控制生育的数量和性别，有些人甚至通过捐卵人选择智力、身高和长相。这离“婴儿设计”已经不远。

2013年，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开始了一项探索人类智慧基因基础的工程。这是否真的能够实现还远未可知。研究院在此专案上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也汇集了一大批顶尖人才，也许这个小组最令人感兴趣的成员就是项目带头人赵柏闻——一位初中就辍学的少年天才，15岁就曾与人合著过一份黄瓜基因序列的研究论文。赵相信：“人们应该能够自由操控自己孩子的智商。这是他们的选择。”

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扩大了中国的不平等。如果你有钱，你就能够生更多的孩子，少受惩罚。如果这些孩子还更聪明，更不容易生病，个子也更高呢？那么中国就会更加接近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描绘的反乌托邦社会——人口是在实验室里被创造和分类的。阿尔法（Alpha）为王，而像厄普西隆（Epsilon）一样的劳动人民则智力不全，天生就被设计得永远不会有超越阶级的野心。

在《美丽新世界》中，独裁者穆斯塔法·蒙德争论说，当儿童由实验室所孵化时，世界会运行得更好。“世界现在是稳定的。人们很幸福，他们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并且永远不会觊觎自己得不到的。他们富有、安全、从不生病、不怕死亡；他们万幸地对激情和衰老一无所知；他们不受父母的困扰。”

在对人类激情的赞美歌中，男主人翁野蛮人轻蔑地回答道：“但我不要舒适。我要上帝。我要诗意。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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