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中國大陸的每一個人，都有與計劃生育、一孩政策、獨生子女關聯的故事。這些故事裏，每一個都有生死：從通往四川地震災區的火車，到北京奧運的開幕式，從山西翼城的秘密二胎試點區，到昆明的臨終關懷中心，從上海人民公園的婚姻集市，到三藩市郊區代孕母親的家。
2007年第一位華裔普利茲得獎記者方鳳美（Mei Fong）溯回這場跨世紀人口實驗的緣由、歷史、當下、未來，以翔實、鮮活的人物故事——學者、官員、普通百姓，將父母的痛楚、子女的孤淒、生活的荒誕、社會的流變與數據理論的互博穿梭織就One Child（《獨生》）一書。
在英文版出版，贏得西方世界讚譽與關注之後，作者卻感慨，最應該讀到這本書的人，那些她在中國多年的採訪對象，被獨生子女政策改變了一生的人卻讀不到。在尋求中文出版的過程中，方鳳美遭遇了大陸出版商最終因擔心通不過審查而放棄；也遭遇了部分港台出版商的猶豫，有些擔心敏感，有些則覺得沒有市場。
故事無人接手，方鳳美不願主人公在自己的國土被噤聲，於是選擇自資翻譯中文，並將《獨生》的中文PDF版本在網絡上以cc共享的方式免費公開，並希望通過網絡眾籌填補成本費用。
從今天開始，端傳媒將一連四週，每週一篇連載《獨生》的節選章節。如果您希望閲讀《獨生》中文全本，可點擊此處，也可以在這裏以參與眾籌的方式支持作者方鳳美。
世界上從未出現過像中國這麼多的單身漢。
目前，還沒有人能夠確定中國過剩的男性人口是否一定會阻礙經濟增長或使國家更加好戰。但可以確定的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父母（尤其是獨生子女父母）積極介入子女婚嫁中的社會裏，大量的未婚男性大大加劇了婚姻焦慮感。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婚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關乎金錢、估值與投資。
西方人可能很難理解，婚姻是如何成為這樣一種赤裸的經濟交易的。但是在中國，父母肯定會參與孩子的婚姻。婚姻不僅僅是新郎和新娘的結合，雙方所交出的不僅是自己，還可能是雙方父母共同積攢下的一切。
我問他想娶什麼樣的人為妻。「她必須性格好。」「她必須要聽我父母的話。」停了一會。「也要聽我的話。」
2013年，我認識了一個叫田秦耿的房奴。田當時25歲，是個性情温和的機床操作員。他住在寧海，一個離上海幾小時車程的怡人小城。田在一個工廠裏上班，每個月賺2500塊人民幣。即使以寧海的標準來看（人均年收入約合人民幣1.9萬元），這工資也不算多。為了提高兒子的身價，他的父母花光了所有積蓄——一共30萬人民幣，然後又向親戚另外借了20萬，才幫他在寧海市的中心區買了一套兩卧室一廳的公寓。
每個月，田和他父母都要花掉總收入的80%來償還房貸。他們唯一允許自己花錢的地方就是買彩票。
田雖然已經有了愛巢，但在尋找伴侶這件事上卻並不怎麼上心。問題是，他不是很清楚要如何著手尋找自己的另一半。寧海不像北京或上海那樣的大城市一樣有健身房、夜總會和豐富的單身生活。人們仍然會在天氣好的時候去河邊洗衣服，追求伴侶也仍然是按照舊時的方式，靠熟人介紹。占卜算八字仍然很重要。田的一個朋友好不容易找到了女朋友，卻為避開馬年而推遲了婚禮。田解釋說，算命先生認為馬年是動盪之年，不宜結婚，建議他們等到更宜嫁娶的羊年。當然，結婚後小倆口還必須注意不能太快懷孕，因為人們認為羊寶寶太過消極被動，日後恐怕難以成功。
這種現代與傳統的矛盾讓田有些招架不住。他寧願躲在自己的房間裏打電子遊戲。他的親戚們倚熟賣熟地給他取了另一個名：宅男。
我問他想娶什麼樣的人為妻。
沉默許久後，他試探性地說道：「她必須性格好。」
什麼意思?我追問道。
「她必須要聽我父母的話。」停了一會。「也要聽我的話。」
每週末，田的母親都會從鄉下老家坐公車到城裏來，幫兒子做飯打掃房間。趁著來回擦地板和切番茄的空隙，母親就會暗示他：「你不覺得到時候了嗎?」或者是「媽還不老，還能幫你帶孩子。」（得知他母親在一個製作馬鞭的工廠裏工作，我被逗樂了。）
田結婚這件事是勢在必行，這不光只是為了滿足他父母的期待。他盤算著，父母只能再掙十年的工資。他需要找到一個伴侶，在父母退休後能幫他一起還房貸。當然，這對未來的田太太來說並不是很公平。田家指望著她幫忙還房貸，但又不太可能在房產證上寫上她的名字。
當我問到他以後會不會在房產證上添上未來妻子的名時，他堅定地說：「當然不會，這房子是我父母和我一起買的。」
與大城市相比，寧海這樣的小城市談戀愛的選擇實在太少。高科技的選擇就是交友網站，比如世紀佳緣和百合網；而低科技的做法就是父母代表單身子女在公園裏貼交友廣告。第二個辦法從退休父母們聚在一起抱怨孩子沒有對象時就開始了，已經流行了十多年。家長們很快就開始交換資訊，這也就促生了中國公園裏所謂的婚姻市場。
它為獨生子女一代的父母們提供了一個平台，讓他們得以分擔對孩子未來的擔憂。同時，它也反映了中國日益脆弱的家庭結構給父母帶來的焦慮。
多年來走過這些婚姻市場後，我發現這些廣告裏有個趨勢：廣告裏的男性大都是二十幾歲，沒上過大學，而女性則年紀更大些，學歷也比較高。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的法定結婚年齡（女性20歲，男性22歲）造成男性從內心裏期望尋找比自己年輕的（通常還得是社會地位比自己低些的）女性，還因為中國門當戶對的文化根深蒂固，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女要高嫁，男要低娶。自然而然，這讓婚姻市場的求過於供更加嚴重。門當戶對這一觀念對於像新和平村的那些農村光棍來說顯然很不利，但同時也限制了高學歷女性的選擇，於是就有了這樣一個玩笑：「中國有三種性別：男性、女性和女博士。」
社會學家孫沛東在其著作《誰來娶我的女兒?》中指出，在上海人民公園的婚姻集市上，65條廣告只讓3對男女成了配偶。儘管失敗率如此之高，孫還是認為婚姻集市的在滿足了一項重要的需求：它為獨生子女一代的父母們提供了一個平台，讓他們得以分擔對孩子未來的擔憂。同時，它也反映了中國日益脆弱的家庭結構給父母帶來的焦慮。
我想更多的了解一下現代化的約會方式，這些方式是由單身者主動參與的，而不是由他們的父母一手包辦。2013年，我參加了一場由世紀佳緣主辦的大型相親會。
這場長達3小時的相親會針對的是白領工作者，費用是100塊人民幣，約有100個人註冊了此次相親會。
我的調查員爽和我想出了一套說辭：我會向別人介紹說我是她的表姐，是海外華僑，目前在北京工作，是陪她來相親的。
沒人假裝他們只是為了娛樂、交朋友或者找個能一起在沙灘上散步的人才來到這裏。他們的願望很赤裸——找一個想結婚的伴侶——這儼然已無任何浪漫可言。
爽的大紅標籤上寫著「90後」。我的當然是「70後」。在中國的交友圈，70後被歸為3S（剩女）——單身（Single）、七十年代出生（Seventies）、被剩下的（Stuck）。這標籤就好像霍桑筆下的紅。我問組織者他們發出了多少「70後」的標籤，「不多。」有個人狐疑地打量著我，不屑地說道。
接著，我們被帶進一個舞廳，裏面的椅子被排成了一組組正方形，每組十個人。
我們每個人都拿到了一些粉色的小紙條，用來寫自己的詳細資料：姓名、愛好、QQ號碼。這樣做的目的是，如果我們物色到一個合適的人，就可以交換紙條。每個人在動手寫資訊之前都會先偷偷地掃一眼周圍的人。
司儀讓我們每組想一句浪漫的口號，然後再一起喊出來。喊得最大聲或著口號最有創意的（我不是很確定規則到底是哪個）小組將贏得比賽。我們組想出的口號是「永恆愛情勇士」，聽起來就沒有士氣。輪到我們喊的時候，大家都喊得跟剛出生的小貓一樣有氣無力。難為組裏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暫且叫他老張吧）還自告奮勇充任組長，拼命地給大家打氣。「大家一起來！」他尖聲喊道，「永恆！愛情！勇士！」
我們再一次有氣無力地嚎叫。
接下來是自我介紹環節。每個人都嚴肅得有些可怕。所有的女性都反復強調自己想要「找個真心誠意的人」。所有的男性都列舉自己的成就：學歷、工作、汽車，以及是否具有那至關重要的北京戶口。沒人假裝他們只是為了娛樂、交朋友或者找個能一起在沙灘上散步的人才來到這裏。他們的願望很赤裸——找一個想結婚的伴侶——這儼然已無任何浪漫可言。
接下來，我們都被要求換到下一組，然後重複同樣的事情：按摩、想口號、喊口號、自我介紹。
社會學家洪理達認為，剩女運動旨在規勸高學歷的女性不要太晚結婚生子，因為共產黨正是需要這群人來繁育「優質」的孩子。
在任何文化中，追尋愛情都要花費工夫，當中往往不乏辛苦艱難的例子。但在中國，由於父母過高的期望加劇了子女內心的壓力，加之男女性別比例失衡，談戀愛在中國似乎更加艱難。
雖然獨生子女政策使得家庭人口減少，且家族網迅速縮小，但核心家庭的基本輪廓仍然在。在西方逐漸出現的新型家庭——同性戀家庭、跨種族家庭、無子女家庭、單親家庭、未婚家庭和繼親家庭，在中國仍然很罕見，部分原因就是計畫生育政策阻礙了某些家庭類型的形成。例如，中國幾乎沒有未婚媽媽，因為少了一紙結婚證，這些媽媽幾乎無法給孩子爭取到出生證明和戶口。
共產黨對婚姻焦慮（尤其是女性婚姻焦慮）的加劇也有一定的責任。
2007年，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發起的一項由政府支持的活動助長了這種焦慮。諷刺的是，婦聯這個共產黨的下屬機構本來肩負著提升女權的任務。這項活動稱為「剩女運動」，它發明瞭「剩女」一詞，把25歲以上的女性比作是剩飯剩菜。而對中國最亟需幫助的單身男性，卻沒人舉行類似的活動來幫助他們。
社會學家洪理達(Leta Hong Fincher) 認為，剩女運動旨在規勸高學歷的女性不要太晚結婚生子，因為共產黨正是需要這群人來繁育「優質」的孩子。
丁璿老師站在孔子和習近平的畫像旁邊…呼籲所有女性都應該以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為榜樣。「她會做麵條、會烙大餅，可以自己騎著自行車去買蔬菜，」這樣，習近平才得以全心投入自己的事業，「成為世界著名的聖君」。
這種思想復甦引發了人們對解放前時期和女性主義運動之前時期的懷舊。「剩女」運動發起後的一年，一大批鼓吹女性順從男性的成人教育工作坊便在全國範圍內興起。這些工作坊被稱為「女德課程」或儒學講堂，很多與地方政府、學校和教育基金會有合作，宗旨是向中國人傳授聖哲孔夫子所奉行的「傳統價值觀」。（這些儒學孔子講堂和孔子學院不可混同，孔子學院是教育部向海外宣傳中國文化的臂膀。）
我的一個調查員參加了其中的一個講堂，並記錄了整個過程。該活動由河北省傳統文化研究會（主管單位是該省的文學藝術聯合會）主辦，每月舉行一次，每次為時一天，費用約為200元人民幣。（該研究會的很多領導都是政府高級官員。）
丁璿老師站在孔子和習近平的畫像旁邊，對著滿教室的學生說道：「丈夫對於妻子就是天。妻子應該學習敬天。」在長達3小時的授課過程中，丁反復強調，女性需要退居次位元，聲稱「強勢的女人會有別的麻煩，乳房和身體其他部位會生癌。既然你不想再做女人了，老天爺就會來幫倒忙。」
丁呼籲所有女性都應該以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為榜樣。彭可以說是中國自宋美齡以來最有魅力的第一夫人。作為一名民歌手，她的知名度在許多年間一直高於她的政治家丈夫。夫妻幾十年來一直過著不同的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追求各自的事業。但根據丁的說法，這並不是是彭成為中國女性典範的原因。「她會做麵條、會烙大餅，可以自己騎著自行車去買蔬菜，」這樣，習近平才得以全心投入自己的事業，「成為世界著名的聖君」。
至少還有一家儒學講堂的語調與河北的課堂相似。在東莞這個有大量年輕女工的製造業重鎮，有一家女性講堂奉行這樣的理念：「被丈夫打不要還手」以及「絕不離婚」。2014年9月，該講堂由於無牌照經營以及「違背社會道德」被政府部門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