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新聞兵》李振盛來了！
1968年冬，「文化大革命」火頭正旺，才28歲、在《黑龍江日報》當攝影記者的李振盛，把兩萬多張「見不得無產階級」的文革攝影底片，藏在了家中一角地板之下。35年之後，這些底片，加上李振盛的另外8萬張文革照片，在2003年被編輯成影集《紅色新聞兵》出版，震動世界。
2016，文革發動50週年，76歲的李振盛在紐約接受專訪，十幾條問答組成的文稿在5月初來到我案頭，字裏行間立起一個東北大漢，坦蕩蕩罵批鬥者「他媽的這手真討厭」，直剌剌拆穿「如果人人都是保守的，那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把胳膊揮斷了搞不起文化大革命啊」。
2個月後，《紅色新聞兵》英文版的全球最後200冊，在今年香港書展期間，由端傳媒發售。新書才到手一個小時，那傳奇東北大漢便從白紙黑字間，站到了我面前，藍衣藍褲雙背帶、銀髮眼鏡小相機，大手一揮：「你們儘管問。」
他自稱是「文革佈道使」，此番從紐約到北京，又入蜀地成都，再專程南下香港，一路十幾場演講，還要應付各路媒體的採訪、拍攝，為文革50週年「受累」了，但「哪裏願意聽，我就願意講」。他在紐約受訪時說，文革會被遺忘，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文革是怎麼回事，對歷史的回顧反思「不能說毛澤東那樣的『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也得要經常講」。
但李振盛的講述和反思並不苦大仇深，他坦誠，拒絕文過飾非、心口不一，就連抖包袱、耍滑頭，都帶點東北味兒的憨直接地氣，即便要將意識形態的謊言、眾人作惡的可怖煎皮拆骨，也不見怨憤敵對，而是兩手一攤「本來就是這樣的嘛」，耿直篤定。比起「佈道使」，他更像一個行走四方的老說書人，每個頭髮梢都系著故事，往身後的矮鐵櫃上一靠，說起來了：
「我的攝影展走過了60多個國家和城市，到現在，還一句英語都不會！我在美國生活了20多年，一年學一句還能學20句呢。那些福建來的偷渡客，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但去了之後，為了搞餐館，也得學會呀，但我一句都不會，為什麼呢？也是一個歷史的原因……」
1963年，在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系班上從入學到畢業都是「一人一票直選」班長的李振盛，被新華社挑中，準備進京學英語，培訓為駐外記者。當時內地新聞行業，尤其是攝影記者中，大學生奇缺，為中選五人之一的李振盛前途看來一片光明。
但是，「放完暑假回來，風雲突變，把我從名單拿下，『發配』黑龍江，因為我不聽黨的話，」聽者心中一凜，李振盛緊接著說，「當時可以代表黨對我說話的人太多了，我不是黨員，是個黨員就可以在我面前代表黨說話。」台下一片忍俊不禁。
但這跟不學英語有什麼關係呢？1963年8月，李振盛到「流放地」《黑龍江日報》報到。「第一天就開始寫日記，那不是《雷鋒日記》啊，《雷鋒日記》是寫了準備給人看的，」──聽眾間又一陣嗤嗤──「我的日記不是準備給人看的，是隱私啊。我在日記裏發了兩條狠誓，一是絕不老死黑龍江，二是不學英語走遍天下！但，我寫的東西是見得陽光，見不得無產階級」──台下的嗤嗤終於爆發成東歪西倒的笑聲。
不為「無產階級」所容的青年攝影記者李振盛，命運再次向下。1968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他被押上大台，成為大會批判的眾矢之的。那之前，他的日記已經被寫成大字報，他也被打成「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罪證」是他寫的一篇影評，批鬥者說他對電影中一個四五十歲的寡婦「居心不良」，「好在那時候不興什麼包養多少個人，」如今回首，李振盛已看得通透，「打倒你就是要先搞臭你，現在打倒貪官，先通過非官方渠道說包養了多少情婦，就是要打倒，先搞臭。」
批鬥大會上，「無產階級」表達了感情被傷害的憤怒，「黑龍江2300萬人民，祖祖輩輩耕耘，你怎麼不能老死黑龍江？」「給你20年，看你能不能離開黑龍江，30年，看你能不能走遍世界！」李振盛沒有被壓倒，「都說低頭認罪，我是低頭不認罪，低頭是形式，認罪是內心的。」
時間證明，李振盛形式上也沒有真低頭──「我的兩個誓本來是沒有時效性的，但他們給我加了個時限。19年多（後），我調到北京，在大學的新聞系教書。不到30年，哈佛邀請我，我就去了。」在哈佛，漢學研究重鎮、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知道李振盛「不會英語、走遍天下」的故事後，開玩笑說「你千萬別學英語，你學了，一個世界紀錄消失了！」
形式與內心，孰真孰假，是好是壞，貫穿著李振盛的文革歲月，也貫穿著他此後大半生對那段歷史，和歷史中的自我的反思。
文革中，李振盛作為《黑龍江日報》五人攝影組中的最年輕的記者，挎著相機、帶著公家配給的膠捲，從農村跑到城市，從政府跑到寺廟，到廣場跑到刑場，拍下的照片有「好」的──符合當時主流革命意識和審美、能見報，有「壞」的──當時見不得無產階級、見不得報、要藏在櫃子夾層乃至地板洞穴裏，但如今對呈現文革全景真實不可或缺。
「他們說，我是三心兩意聽黨的話，拍了一個完整的歷史，他們是一心一意聽黨的話，拍了不完整的歷史，」李振盛說起1987年，他的文革影像在「艱巨歷程」攝影公開賽中獲得最高獎時旁人對他的評語，「我不想戴三心兩意這個帽子。我是一心一意跟黨走，拍了黨想要的照片，在報紙發表了，我也是一心一意拍了黨不想要的照片，但現在還有意義。」
李振盛「一心一意主義」的矛盾統一是這樣實現的：「當時都說，指哪兒打哪兒，我也是，黨要拍啥，我就拍啥，而且要比別人拍得好，這樣就可以多領膠捲兒，多拍那些『壞』的。」舉個例子，「我當時對著鏡子研究，人們舉手喊『毛主席萬歲』的時候，不拍，因為『歲』字，嘴是閉著的，」──他演示給我們看，右手握拳舉過頭，眼睛激動瞪大，嘴卻抿起，定格一瞬間，確實更像要推翻專制，而不是山呼萬歲──「喊『毛主席萬壽無疆』的時候，咔咔咔多拍，『疆』，嘴是張大的，這樣爭取能發稿見報，就可以多領底片。」
也許是因為「壞」的拍多了，李振盛對文革，開始「三心兩意」了──「我一開始歡呼文革，因為我可以摘掉『三門幹部』的帽子啊，不然髒活累活都是我的」，但1966年8月24日，哈爾濱極樂寺，李振盛的「歡呼」被震裂了。
那天是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衞兵、支持他們「打倒一切」後的第六天，哈爾濱的紅衞兵向當地的宗教發起了「革命」，當地著名的佛教中心極樂寺首當其衝，寺內的和尚們被要求當眾自我批判。和26歲的李振盛一起到極樂寺拍攝當日批判大會的有前輩「老張」，他經驗豐富、設備也更好。老張上去就給了和尚的手一巴掌，「放下！低頭！認罪！」李振盛攔著：「老張，你先別動，先讓我拍一張。」老張翹手一旁有點不耐煩：「小李快點兒，我還要拍低頭認罪呢！」
多年後，李振盛的這張照片得獎了。黑白照片裏，一群和尚穿著深色僧衣，擰著眉頭垂著眼，站成兩三排，身後是橫七豎八的大字報，最前排的三個和尚，一人伸出一隻手捏著一張紙，紙上兩行字，「什麼佛經，盡放狗屁」，「屁」字破了一角，裂開的白紙垂下來，佛門清淨地世外修經人，光天化日，命薄如紙。（《紅色新聞兵》，98﹣99頁）
老張見大獎喟歎：「振盛啊…我怎麼沒拍到呢？」李振盛道：「老張啊，你那一巴掌拍得力度正好，正好把『屁』字打碎了，但沒打掉，不然就成了『什麼佛經，盡放狗』了。」
李振盛說，不同的人看同一件事，看法是不同的，他自認算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認為宗教是一種文化，眼見和尚被批鬥，以及之後佛像被搗毀、喇嘛台被拆，「我就覺得，文革，不應該革文化的命。」
未及讓李振盛想清楚「應該不應該」，革命洪流就迎頭撲上了他，以及他的初戀女友孫培奎、妻子祖瑩俠。他用「淒美」來描述這兩位女性的故事，當革命讓至親至愛遭逢生離死別的至痛，還要在傷口上踏上一萬隻腳，李振盛對革命的熱情就灰飛煙滅了。
孫培奎與李振盛是長春電影學院的同學，保送表演系，後轉學讀中文系，畢業之後被分配到吉林四平市郊一所高中當老師，獲得省和市授予模範教師的榮譽。但文革中，孫培奎的母親被打為「地主婆」，拒絕被遊街侮辱的孫母，上吊未遂後竟一頭撞死在石砌廁所，孫培奎的人生也一夜跌入谷底，成為了「狗崽子」「假模範」。為了不「連累」已相戀六、七年的李振盛，孫培奎決意分手，不辭而別後寄來與另一名男青年的合照，讓李振盛死心，並建議李振盛與《黑龍江日報》的女編輯祖瑩俠成婚，這樣「更有利於前途」。
但祖瑩俠也未能在文革中倖免。李振盛與祖瑩俠成婚10個月後，1968年末，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的祖瑩俠父親也自殺了，眼睛哭腫的祖瑩俠還不得不向組織報告，說父親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父女間要「劃清界線」──「這是（文革）最沒有人性的事情，但沒有別的辦法，」李振盛說。和孫培奎一樣，祖瑩俠從此失去了「單位培養對象」的身份，之後和李振盛一起被發配到五七幹校。
「革命革到我自己頭上，當革命張開血盆大口，要吃自己兒女的時候，我還能愛這個革命嗎？」李振盛說。
對文革，李振盛否定得徹底，「現在有知青常常喊『青春無悔』，我說，就是因為你悔了，你才無奈地喊無悔。知青絕對是個錯誤的事情，你怎麼還美化它，說無悔呢？我說，青春未必無悔。有沒有悔，從社會角度看，不從個人角度看。無悔你到農村去啊，享受著城裏的生活，喊著青春無悔，有意思嗎？」
對文革中自己作過的惡，李振盛也否定得徹底：「我反思文革攝影造假，05年開始寫博客，講文革攝影的『換頭術』、造假。我主持會議批鬥過編輯部的同事，有一次我見到他的孩子，我請他向父母轉達我的歉意。我也跟老總編道歉了，但他說，我願意讓你批鬥啊，反正都批鬥，找個不激烈的更好。」
「現在有的人，說起文革都說自己當時是保守的，甚至是逍遙的。那時候，要打倒誰就先說誰是保守派，你說誰是保守派，就跟掘了別人的祖墳一樣，現在倒好，都自掘祖墳了。我是造反派是我自己說的，我從沒寫文章讚美自己，自己是不是反思，自己知道。」
離開中國20多年，認為「不入黨，一百個對」的李振盛，還用著中國護照，「我是個愛國者，在海外演講，從來不是反國的。我掏出中國護照，有媒體要採要拍，我說『打住』，我不入（美國）籍就等於愛國了？入籍了就不愛國了？不要把愛國庸俗化。」
說起最近「砸肯德基愛國」，李振盛快人快語：「說他腦殘都是輕的」，又提起文革「那時候高度統一是虛假的，現在的高度統一，我看也是虛假的，現在的五毛啊左粉啊，真的認為宣傳的是對的嗎？」
李振盛活過、攝錄過的風雲，在外人看，拈來即是傳奇，但他自視平常人──是逗弄兩個小外孫吃飯前禱告是「早請示晚匯報」的風趣姥爺，也珍視平常──他遺憾文革中未多拍「看不出來是文革」的日常，在香港盛大的回歸大典前，「逆行」去拍維多利亞港早晨「狗兒睡覺、主人看報」來彌補。這回再來香港，到北角春秧街，見草根市井熱鬧哄哄，就高興得要「拍夠9張發朋友圈」。
「平常就是你現在每天的生活，現在平常，將來可能不平常，現在刻意，將來看不一定有意義」，他一邊接受提問，一邊用小數碼相機隨手拍聽眾，「我不要大師，我就兩個師，一個攝影師，一個攝影教師，那我還要大師做什麼？」
7月23日星期六，上午11：30到中午12：15，李振盛將會在灣仔會展三樓大會堂前廳推介《紅色新聞兵》一書，分享文革、攝影、人生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