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鍵開啟》端傳媒重磅專題：文化大革命 五十年後的記憶戰爭
觸類伴讀》文革實名刀筆有幾支？
文革中有這樣一批人。他們才華橫溢，文學、歷史、哲學各有所專，寫的文章卻臭名昭著；他們的文章傳播實廣，甚至進入中小學教材，面目卻都模糊不清，即使提起人名，也鮮有人知。未名湖边、康平路上，神秘僻靜的宅院，日以繼夜的紙筆沙沙聲，是對他們當時生活的想象。
「文革寫作組」這個平平無奇的總稱，演化出許許多多的名字和分身。借五十週年的契機，我們循著蛛絲馬跡的指引，嘗試拼湊一幅「筆桿子」們的集體肖像。
筆名玄機
文革中的寫作組發表文章多用筆名。初瀾、丁影、方岩梁，聽上去像文藝小說裡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但光用「情調」概括，未免小瞧這些筆名的發明者了。
以「初瀾」為例，這個文化部寫作組常用的筆名，取自荀子《勸學》，「青出於藍」。它還有一層隱藏含義：「青」指江青，「藍」則是「藍萍」──江青的藝名。
文革中，文化部處於江青的掌控下，筆名也暗示其個人意志的主導地位。這個組織還有個筆名「江天」，更是一望而知其寓意了。另一個為江青馬首是瞻的，是安徽省的文革寫作組，他們的筆名「安學江」和「皖敬青」，取自「安徽學習、敬仰江青」。
更陽剛一點的「方岩梁」，則來自領袖毛澤東的詩《七律和柳亞子先生》，「風物長宜放眼量」，意思是要以長遠的眼光看待事物。
這個筆名出自最早成立的寫作組，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班子成立於文革前的1964年，但中間經歷停辦，1971年才重新投入寫作，前後的人員組成也不一樣。
「方岩梁」出現在1974年，是後期筆名，屬於上海市委寫作組總部的文藝組。文藝組另一個「姓方」的筆名是「方澤生」，意思是「剛剛開始做毛澤東的學生」。
向毛主席學習之外，也要向毛主席肯定的人物學習，比如魯迅。上海班子後期知名度較高的筆名「任犢」，代表「人民的孺子牛」，就是從魯迅「俯首甘為孺子牛」引申得來，也有「初生牛犢不怕虎」之意。
與毛主席反對的人物站在對立面的角色，也是學習對象：武漢的某個工人寫作組取名「邵正茂」，是孔子所誅殺的「少正卯」的諧音。
熱度更高的學習對象是雷鋒。上海寫作組早期一個名氣最大的筆名「丁學雷」即是此意。1963年3月5日的《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發毛澤東的題詞，第二版則刊登了羅瑞卿的文章「雷鋒之所以成為一個偉大戰士的最根本、最突出的一條，就是他反反覆覆地讀毛主席的書，老老實實地聽毛主席的話，時時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學習雷鋒」的實質，是學習「如何學習毛澤東思想」。
同期，寫作組還有個筆名「羅思鼎」，取自雷鋒「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的誓言。
「丁學雷」姓「丁」，指的是上海市委寫作組最早的辦公地點，上海徐匯區的丁香花園。這是一幢洋氣的歐式建築，是李鴻章之子李經邁曾經的私人住宅 。
其他姓「丁」的筆名，大多也與這個寫作組有關：「丁加」是兩人合寫的署名，「丁川」則是三人合寫，多人合寫的則用有「丁影」、「丁聞」、「丁葵」等。
以地點或單位入名的還有上海市委寫作班歷史組的「康立」，是「武康路歷史組」的諧音。北京市委寫作組採用的「宏廣思」，諧音「洪光寺」，是北京香山的一座古寺，當時寫作組駐扎於此。這個名字同時也有「弘揚光大領袖思想」 的含義。
北京大名鼎鼎的「梁效」，則是諧音「兩校」，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主要使用的筆名。解放軍27軍工農兵寫作組的筆名「解勝文」更簡單，是「解放軍勝利報的文章」的縮寫。
軍隊和工人寫作組的筆名則沒有那麼多文人的彎彎繞，它們直白且充滿「正能量」，有「打雞血」的功效。光是「文」字輩，就有上海警備區的「尚勁文」，是「上海警備區」的縮寫諧音，聽上去就很「上進」；
浙江軍區寫作組的筆名「激扬文」，來自毛澤東《沁園春·長沙》詞「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中共中央黨校的「唐曉文」，取「黨校文」諧音。
解放軍報社的筆名「高炬 」， 則來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前兩個字；武漢工造總司的寫作組「杜則進」，則諧音「鬥則進」，承的是毛主席「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的訓誡。
當然，也有一些名字似乎取得很隨意，比如上海的「石一歌」諧音「十一個」，意思是寫作組裏就11個人。同樣是上海歷史組，由於五個人共同寫作了一篇批評文章，筆名就取作「伍丁」。
上海寫作組後期發展規模曾達400人，使用筆名達80多個，起筆名起得黔驢技窮，拿數字來湊數，也情有可原罷。
由上可見，文革寫作組取筆名，最重要的是講「政治」。當然，如果你段位高，也能順便講一講「情懷」和「抱負」。
向虛空開炮
除了「丁學雷」等少數，大部分的寫作組筆名和文章出現在文革中後期，70年代初。作為文革的「刀筆吏」，這些寫作組承擔了哪些任務？他們懷揣什麼樣的「武功秘籍」？「殺傷力」如何？
寫作組擅長的第一招，叫做「隔空打牛」，以歷史人物作為著力點，批判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和現象。看以下文字：
「孔丘其人,顽固凶狠却又十分虚弱，阴险狡诈而又极端腐朽。」
「贾政和王熙凤之流都是吃人肉、吸人血的魔鬼。 」
「秦始皇的暴力是一把两面锋刃的宝剑,一面锋刃对准奴隶主复辟势力,另一面锋刃对准在新的封建制度下被剥削、被奴役的农民阶级。」
不要懷疑，他們都出自文革中寫作組的筆下。千百年前的歷史人物，有些甚至是虛構人物，何以成為文革的攻擊對象？70年代初，寫作組以充滿戲劇張力的文字貶低孔子、批鬥賈府，為秦始皇的殘暴正名，其實只為了一件事──「批林批孔」。
1971年，與毛關係惡化的林彪攜妻子出逃，飛機墜毀於蒙古，是為「九一三事件」。兩年后，毛澤東在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時表示，林彪和國民黨一樣，是「尊孔反法」的。這就為「批林批孔」定了調。運動正式始於1974年一篇文章的發表──《林彪與孔孟之道》。
文章搜羅了林彪題字中的孔子言論，稱「克己復禮」是「反動政治綱領」，林彪「宣揚孔子思想」的實質是「妄圖復辟資本主義」。這篇文章的寫作者，「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就是後來的「梁效」。
這篇文章的主筆范達人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我們撰寫批林批孔的文章是根據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和講話精神進行的」。批判林彪，為自己正名，是毛的兩個目的。前者靠批判「孔老二」與「孔老二的信徒」，後者則依賴於對「秦始皇」的重新評價。
把歷史人物與現實批判聯繫在一起，是一件頗費心思的技術活。連范達人也承認，「林彪為什麼乞靈於孔孟之道」，是一個需要「反復討論」的「難題」。
為加大批判的力度，寫作組不僅需要深挖「孔丘其人」，還要從文史資料中「提煉」出秦漢以來的「儒法鬥爭」，遠至北宋王安石，近至電影戲劇作品，都需要深入分析，從中挖出「反動派」、「大毒草」，「還歷史以本來面貌」。
由於批判涉及的材料種類繁多，文史兼有，文革寫作組實際上會分成好幾個小組。比如梁效就分了歷史、哲學和專門的紅樓夢組等。上海市委寫作組也分哲學、歷史、經濟學、文藝和自然辯證法組，其中文藝組又由翻譯組、文藝概論組、《魯迅傳》編寫組等組成。
這些小組之間通常各寫各的，互不通氣。即使在一層樓里辦公，也只能在報上讀到其他組的文章內容。
文革寫作組的第二個技能是「武松打虎」 。除了林彪這隻「死老虎」，劉少奇雖已於1969年遭迫害致死，也仍是攻擊對象。文化部「初瀾」的一篇《評晉劇「三上桃峰」》，將山西省文化局的集體創作劇目定性為「為叛徒劉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翻案的大毒草」 。
1974年2月28日，人民日報刊登「初瀾」文章《評晉劇「三上桃峰」》
不僅是打「死老虎」，只要有武松提點，「活老虎」也能打。在文革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鄧小平成了攻擊對象。北京寫作組是這次運動的批判主力。
「梁效」和「初瀾」輪番發表批判文章，指鄧小平「懷著瘋狂的仇恨心理，采取卑劣的鬼蜮伎倆，封鎖、歪曲和偽造毛主席指示，妄圖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革命旗幟砍倒」。
1976年1月，梁效出爐文章《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緊接著3月份，初瀾發表《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自問自答：
——「文藝界的這股黑風又是從哪裏刮出來的?」
——「現在很清楚，風源還是出自那個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
批鄧，是毛澤東對鄧小平提出把「發展經濟」作為首要戰略、試圖脫離文革邏輯的反擊。在領袖的絕對權威下，鄧雖不是「死老虎」，卻已無反擊之力。
「梁效」寫作組的組長范達人記錄下這一戲劇性的轉折，他曾「對鄧小平有好感」，但出於對偉大領袖的無條件信任，他對鄧的態度也「隨毛對鄧的態度而起伏」。
老虎怎麼「打」，是寫作組們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而「打」誰，寫作組既沒有決斷的能力，也不具決斷的意願，只有絕對的服從。
「指哪兒打哪兒」的寫作，还要配合第三套本領 ，「吹」毛澤東思想的「法螺」，才能發揮最大的威力。中央黨校的「唐曉文」在《讀幾本哲學史》一文中希望哲學史工作者們「遵照毛主席的教導」，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批判總結中國的和歐洲的哲學遺產；
解放軍的「解勝文」於1966年的建軍節發表萬字文章《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借用幾十個戰士的名號寫頌歌，組成「大合唱」。
學習毛主席，歌頌文革中出現的新鮮事物，是非中央直接領導的寫作組的「日常」。此外，認真學習中央寫作組的文章，跟上思想步調，研發「同題作文」，也是這些寫作組成員們的「硬功課」。
「解勝文」曾經的成員吳潤生回憶，當時寫作分「六步走」，第一步就是「吃透上級精神」──這個上級不是軍隊領導，而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解放日報、文匯報這些中央大報的編輯。他們間「經常電話不斷」，還邀請編輯們「親臨指導」。
此外，政治文學創作也是寫作組的副業。曾加入上海市委寫作組的復旦中文系學生龔斌回憶稱，他在寫作組的主要任務是依據「樣板戲」標準，寫作歌頌地質隊尋找地下水的電影劇本《珍泉》。
強大與軟弱
不管是「青出於藍」，還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似乎都暗示著寫作組中執筆的，是一群朝氣蓬勃的年輕人。果真如此嗎？
現存資料中，除了中央寫作組的作者姓名履歷尚屬可知，許多更低層級的寫作組成員則湮沒無聞，在回憶文章中也僅以「成員程」、「成員李」等代指。但從回憶錄和史料照片中可以看到，寫作組的主力大部分處於中青年，處於人生中最該鬥志昂揚的歲月。
以「梁效」為例，成員以北大和清華的教員為主，其中范達人擔任寫作組組長時年僅38歲； 被江青稱為「女狀元」的清華大學教員王世敏年齡在40歲上下；而最年輕的政工組幹部龍協濤年僅28歲。
當然也有老人。年近古稀的馮友蘭，在1972年接受了「梁效」的顧問頭銜。他賦詩一首：「為有東風勤著力，朽株也要綠成蔭」。寫作組的主要領導，也都是摸爬滾打多年的政治人物。
與文革後期的其他革命組織一樣， 寫作組雖是「文人天下」，卻不能成為知識分子的自留地。當時有「摻沙子」的說法， 即派軍宣隊、工宣隊、農宣隊到學校、科研院所、文化部門進行領導，以改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的局面。
「梁效」 就「摻」進一個清華電影放映員盧振義，作為工人代表，不負責寫作，卻是黨支部成員。黨支部書記李家寬則是軍宣隊代表。
參加寫作組的文人，有不少之前曾是「牛鬼蛇神」的一份子 。加入寫作組，一定程度上成為他們躲避下一波政治災難的庇護所。然而也是寫作組，將他們捲入更深的政治漩渦。
漩渦的威力，在文化部寫作組負責人于會泳的經歷里展現無遺。于會泳1966年6月被上海音樂學院定為「三反分子」，經歷揪鬥和抄家。之後他似乎「洗心革面」，第一個提出了文藝創作「三突出」的原則。
此後他一路晉升至文化部，主持「樣板戲」，并開始負責文化部寫作組「初瀾」的工作。他組織撰寫的批判《三上桃峰》文章，曾直接導致山西省委改組，無數官員下台。
然而1976年四人幫倒台后，于會泳被免去一切職務，開除黨籍，并遭審查逮捕，定性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重要骨幹、死黨。1977年，他服來蘇水自殺，經搶救無效身亡。
政治掛帥的年代，個體生命的尊嚴如此脆弱，連政治話語的炮製者也概莫能外。隨著四人幫勢力的終結，各大寫作組的頭目也隨之遭整肅。「梁效」的黨委書記遲群和上海市委寫作組的負責人徐景賢，文革結束后均獲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也有一部分人，以組長或成員身份處在寫作組非核心位置，在政治清算中受影響較小。他們中的一部分之後在學術上仍有所成。2012年去世的復旦歷史系教授朱維錚，被尊為「復旦學術的一面旗幟」，他曾是上海市委寫作組歷史組的一員。2014年去世的北大哲學教授、國學大師湯一介，也曾是「梁效」的一員。
地方寫作組成員的命運則更令人唏噓。影響頗大的江蘇解放軍27軍「解勝文」寫作小組，其成員或因才能遭妒遭開除軍籍，只能回家務農務工；或陷入「筆桿子」的角色無法自拔，文革后繼續以領導代筆人的身份工作；也有人仍熱愛文學與歷史，投身文革史研究。
回頭看，進入寫作組，是當時這些知識分子無法拒絕的命運。他們或真心投入，或只為權宜，回頭卻發現曾經花費大量精力投入的這場「戰鬥」，實質上只起到了「顛倒是非，擾亂人心」的作用。他們引以為傲的筆墨功夫，原本可以發揮在更有價值的地方，卻成為政治虛言的裝飾品。
1978年3月21日，人民日報第二版刊登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的文章《論梁效》，批判梁效是「四人幫」的「反革命別動隊」。文中點名了各個寫作組，稱「四人幫’為了「建立他們的『新天朝』，豢養了一批所謂輿論班子，除梁效之外，還有什麼羅思鼎、唐曉文、程越、初瀾、任明......」文章用文革式的語言批道：「梁效三年的短命歷史，就是充當『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急先鋒的罪惡史。」
錢理群曾說，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束的。《論梁效》則讓我們看到，寫作組如何以写作組的方式終結。「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寫作組原本引以為傲的口號，成了定罪的鐵證。組長范達人表達工作決心時曾說，「我們不能在這裡吃乾飯」，一句話，也成了他的罪狀。
文革五十週年之際，「寫作組」這一組織方式并未消失，更有擴張之勢。今天黨報上的諸多評論文章的署名，如「鄭青原」（正本清源）、「任仲平」（人民日報重要評論），一望即知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取名的方式也與過去如出一轍。
網絡時代的黨媒「寫作組」 形態則更為多樣。《人民日報》旗下的微信公眾號「俠客島」和「學習小組」，何嘗不是WEB3.0時代的新型寫作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