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要改變社會的時候，有人在議會爭取，有人在街頭爭取，那文化呢？藝術呢？」——黃耀明說這話的時候，是他剛結束《美麗的呼聲聽證會》休息了數日之後。那場演唱會一連三日，從亞洲電視的死，引申到香港的前途，最終成為關於香港，關於香港人命運的演出。
用創作和局勢相參照，將表演作為對社會的回應，黃耀明從「達明一派」時期至今一直這樣作。這一條隱在的線索，貫穿八十年代至今，那些作品和一些演出中的片段，更像是和人們一起解讀當時、當下社會的「文本」。在香港的流行樂壇，能在這樣的時間跨度中逐漸顯露自己「歷史意識」的歌手，也許明哥是唯一的一個。今天聽回去，那一條線索不僅屬於許多個「當下」，更可以帶你重返香港這座城市的過去——這一路，時光蜿蜒堆積，而成就「歷史」。
明歌與香港時事
無論達明一派時期或後來「單飛」發展，大量歌曲的內容都紀錄了香港的社會側影。1987年的歌曲《大亞灣之戀》紀錄了當年建造大亞灣在香港引起的激烈爭辯，不僅很多人反對建造，後來在工地還出現過疏忽。歌詞寫「這天疏忽可堪追，他朝消失空氣裏」，如今還可以用在各種政治荒唐之中。待到木已成舟，達明一派還特地在次年發了一張混音 EP，歌名 remix 之後變成《大亞灣之戀之塵埃落定》，像是沉默的抗議。
1988年《今天應該很高興》用反襯之法，以溫馨口吻寫當時的移民大潮。之後《你還愛我嗎》表面看是情歌，內核實是對政權移交的種種疑慮。半空中關於「變」與「不變」的爭論，通通寫入了歌：「現況天天在變化，情感不變嗎？你還愛我嗎？」
當年的歌詞，如今還可以用在各種政治荒唐之中。
《神經》整張大碟書寫「六四事件」的無奈和壓抑。《天問》脫穎而出，也沉重至極：「縱怨天，天不容問」，滿是失語的焦慮與憤怒。另一首《排名不分先後左右忠奸》用嬉笑的英倫風，陣列出香港的各界名人，打頭一句「鄧小平 梅豔芳 Alan與成龍，David Wilson 跟那李柱銘」石破天驚（David Wilson為前港督，李柱銘為前議員及民主黨主席）。整首歌佈滿人名，天花亂墜。黃耀明坦承這一時期，他的狀態，乃至整個香港的氣氛都壓抑和消沉。
說起來，其實早期的明哥曾經想進入電影行業進行影像創作。後來全職做了音樂人，積極參與自己的歌曲和表演創意，也算是自己音樂事業的「導演」。
1990年，達明一派在香港體育館（紅館）舉辦了三場《我愛你達明一派》演唱會，與進念及林奕華合作，將舞蹈，劇場，錄像擺在一起。整個演出色調陰冷，中間用《十個救火的少年》再接《沒有張揚的命案》，輔以十個少年舞者，隱約提出對「六四事件」的回應。這次演唱會幾乎賠本，黃耀明說那時候不懂做預算，把手頭有的都放了進去。1997年，他在香港藝術節舉辦《黃耀明人山人海》演唱會，聯手進念與胡恩威把7年前的手法再推一步。「其實在進念的劇場得到很多靈感。」黃耀明認為這兩次演出讓他確定了自己表演形式上的一些方向。
明明覺得世界在去向一個比較好的方向，突然間不是了。突然間一切的門都關上了。
2013年達明一派在廣州的《兜兜轉轉演演唱唱會》，於大屏幕反覆使用互聯網資訊，社交平台的訊息，結合歌曲演唱，又形成了新的視覺感受。「那時我們使用社交平台，徵求了很多內容，放進了演唱會。」微博開啟的頭幾年，的確跨越地域，引起兩岸三地的頻繁交流，既雜且亂，卻有些蕪雜生發的景象。關於那一段比較輕鬆的日子，他笑說：「我不知道這算不算蜜月期。」兩三年內突然急轉直下。明明覺得世界在去向一個比較好的方向，突然間不是了。突然間一切的門都關上了。
這一時期的《下流》和《太平山下》又有了比較沉重的記敘。前者關於內地階層差距和之間流動的艱難，後者則是香港時局日下間不得不放的悲鳴。這次紀錄亞視死亡的演唱會裏，他唱了《American Pie》紀念張國榮，那是張參加麗的電視歌唱比賽的曲目。林夕特地撰寫了幾句廣東話歌詞，也是對城市文化的關切寄語：「Bye bye. 今天呼聲瓦解。他朝多少呼叫聲都一天一點變賣。死因通過不可解方式了解。」
2016，美麗的呼聲
時間來到2016年，香港剛剛經歷了傘運後一整年的低迷喘息。轉過年來，又急促經歷了數件香港歷史上絕對不同尋常的事件。急促的動盪，令香港更像是一根政治氣候的探測針，敏感而充滿情緒。而亞視在這時關門，對許多香港人來說，幾乎是一個時代終於結束的象徵。明哥在這時突然宣布要召開三場與此相關的演唱會——和一個電視台倒閉相關的演唱會，許多人一開始並不能夠清楚那會如何呈現。
《美麗的呼聲聽證會》在麥花臣場館開三面台，舞台後方是一塊矩形銀幕，最特別在中間有一道「裂縫」。這道「裂縫」真的鏤空，唱到全場倒數第二首歌《巨星》，一盞強燈就從「裂縫」中點亮，逆光把整個舞台都托了起來。
「最開始我們當它是一道牆，它是裂開，還是倒下？」黃耀明是在演出之後幾天接受訪問的，這時候，亞洲電視確實切掉了信號，消失在螢幕。他覺得這「裂縫」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不必一定當它是什麼，「很多東西放在一起，自然就會形成一種聯想。」
黃耀明少看電視，儘管亞洲電視（前身麗的電視）是香港第一家電視台，在上世紀輝煌過，他原本並沒有要做一個關於亞洲電視的音樂會。舊時與TVB一時瑜亮的ATV，在新世紀不斷轉手，不斷轉換發展策略，慘烈收視不說，更引發諸如拖欠員工薪水，反覆傳言倒閉等消息。全城觀眾不看亞視，卻都在看亞視的倒下。
話題從亞洲電視的死，引申到香港的前途，最終成為關於香港，關於香港人命運的演出。
黃耀明從去年開始也極度關注事件。原本演唱會準備向七八十年代重要的作曲人黎小田和詞人盧國沾致敬，拿到4月1日這個檔期之後，他覺得沒有理由不講「亞視之死」。再加入香港電視流行文化的側寫，話題從亞洲電視的死，引申到香港的前途，最終成為關於香港，關於香港人命運的演出。
《美麗的呼聲聽證會》表演的曲目九成來自麗的電視時期電視劇。歌曲演唱期間又加入影像，綜藝節目再現，嘉賓對談等形式，討論亞視乃至香港流行文化的諸多命題，多維紀錄了這幾年香港的流行文化狀況。文化評論人鄧小樺看完整個演出，到後台問黃耀明：「你是不是在作一篇關於亞視的論文？」《美麗的呼聲聽證會》有錄影，有訪問，有互動，有對談，加上表演，「最後像是一個電視台一日內播出的節目。」
為時代做註腳
事實上，這些年的不斷記錄，隨著大量社會事件的急劇出現，令他也覺得有些疲憊，有些辛苦。黃耀明有時希望自己的音樂只要是風花雪月就行了，只要娛樂大家就算了，「但這不是我們可以選擇的，我們要做這件事，是時代的呼喚。」從一開始他玩流行音樂的時候，已經希望自己的音樂可以為時代作註腳，或者是紀錄。
這樣的想法，有的來自電子音樂，好像組合 Pet Shop Boys。他們的歌也在講社會問題。「他們的方法可能比較抒情，比較隱晦。」黃耀明以他們的一曲「Integral」舉例：「英國當初沒有身份證，他們覺得身分證明是對個人隱私很嚴重的侵害。於是就用這首歌來表達。」
近年來他的表演，還受 trip hop 組合 Massive Attack 表演的啟發。黃耀明在 Massive Attack 的現場看到不少關懷社會的內容，那些內容讓他很感興趣。又或是 Radiohead 的網站做出特別的互動效果，也讓他記憶深刻：「從這些人的身上，我學到，舞台不僅僅是一個娛樂觀眾的平台。我希望在娛樂大家的同時，表演中也能有一些啟發，這是我最想做的事。」
很多人問我，再唱歌還有意思嗎？我覺得唱歌仍然有意思。
在黃耀明之外，香港絕對有很多歌手出品過討論政治和社會話題的歌曲。不過其中似乎唯有黃耀明可持續不斷地在此間深入挖掘，甚至以此為他唱片或大型表演的主題和概念。別的歌手和藝人少有如此。
作品之外，他在過去幾年對很多行動大力相助，比如積極參與國民教育科家長關注組發起的「一人一信活動」，成立文藝復興基金會助推青年創作，組織錄製歌曲《撐起雨傘》，聯合召集成立文化界監察暴力行動組。他不僅用歌曲記錄了社會的側影，他還積極參與其中，寫下了幾筆。
用歌聲參加社會運動
但如果要問起黃耀明現在的身份，「我當然是一個音樂人。」他覺得香港流行文化有很多值得記錄。比如邵氏有很多精采的電影音樂，那時幕後的音樂大師王福齡有很多精采的作品；比如大家常常談論黃霑的歌詞，卻不太講他其實可以作很好的曲；比如還有很多好的音樂人值得開作品會。「我不想自己一個人做，希望有人幫忙一起做。」
在可見的未來，他也不會從政。創作和音樂仍然是他自己最喜歡的事。「在雨傘運動之後，很多人問我，再唱歌還有意思嗎？我覺得唱歌仍然有意思。」黃耀明希望每個人都關心社會，但覺得不必每個人都直接從政，「這樣的社會氣候之下，每個人或多或少應該參加社會運動。我都是。」與此相對，人們更需要找到自己的強項。
藝術和文化有時幫人去沈澱，去反省；有時候推波助瀾去打氣，或者撫慰失落的心情。參加社會運動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黃耀明說：「我們想要改變社會的時候，有人在議會爭取，有人在街頭爭取，那文化呢？藝術呢？」他相信社會中需要不同板塊，不同領域的人互相合作，互相推動。很多事情唯有互相配合，才可以改變一些東西。文化和藝術都可以讓社會發生一些改變，不要小看這些事。自由社會應該好好地讓文化和藝術的力量彰顯出來。
他決定留守在藝術和文化範疇。《美麗的呼聲聽證會》未必直接改變了什麼，未必做完之後就看到社會上改變的成果。不過，也許這次表演提出了很多刺激和討論。藝術和文化有時幫人去沈澱，去反省；有時候推波助瀾去打氣，或者撫慰失落的心情。
參加社會運動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你是作者，你是白領，在社會發生改變的時候你仍然是作者，仍然是白領，但你一樣可以參加社會運動。」喜愛唱歌的黃耀明，正站在自己最自在的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