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金像獎《十年》

胡清心:《十年》獲獎,精神和骨氣之外必須的反思

衷心地,我希望在未來,不會再有,也不需要另一部《十年》出現。

刊登於 2016-04-12

#《十年》#電影#香港

2016年3月3日,(左至右)香港電影《十年》導演周冠威、監製蔡廉明、導演歐文傑及伍嘉良在香港中環商業區合照。

金像獎之後,討論《十年》是否實至名歸,實在毫無意義也難下定論。無論理據何其鏗鏘,歸根究柢也是意氣之爭。至於外人的討論,離了香港的大環境,似乎是旁觀者清,到頭來總是隔靴搔癢。因為《十年》的出現、熱議乃至獲獎及此後的爭議,其背負的重擔與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電影作品本身。所以無論認同還是不認同《十年》,將它抽離出孕育它的香港社會來評判,進而再批判社會對《十年》獲獎的態度所反映的問題,都是本末倒置。圍繞《十年》的萬象不是它種下的果,而是它誕生的因。

反映港人焦慮的傳聲筒

金像獎為何頒獎給《十年》,我覺得粗暴地得出「港人非理性的民意綁架金像獎」的結論,是不恰當的。金像獎評選和港人追捧雖是同一社會處境下的兩件有關聯的事,但不見得有因果關係。評委的選票,不是一個公共議題,頂多是電影圈的議題。既然金像獎評選機制不存在不公平選舉的因素,除非每個投票給《十年》的評委出來剖白心事,糾結於得獎一事實在自作多情。《十年》獲獎是既成事實,與它受港人狂熱追捧一樣,有其必然性,更多的是一個社會現象。

港人追捧《十年》,並不奇怪。那些覺得《十年》在技術水平層面不過關而質疑港人眼光的,實在有些故作天真。老實說,從實用性工具性角度去評價審視,乃至欣賞喜愛一樣事物,本就是港人天性。《十年》受關注,不是因為其電影美學上有什麼突破或獨到之處,而在於它反映了港人的心聲,能作為一個傳聲筒去表達人們面對當下政治現實的焦慮,甚至喚起更多人的關注、理解乃至認同。能「為我所用」,再加上酷愛跟風,《十年》不紅都難。

源於現實的「荒誕不經」

如果把《十年》放在兩年前,肯定和其他獨立影片一樣無人問津。今日它可以走紅,難道是這兩年港人突然變壞了?會這樣去理解的人,大約是對這兩年的香港全然無知或枉顧吧。有人覺得《十年》醜化大陸,有被害妄想症,但是五個短片中描述的事情看來荒誕不經,但在現實中都能找到模板:年初二旺角事件被陰謀論的陰雲籠罩,認為是政府一手策劃以影響新界東補選票情;從流浮山小桃園飯局旺角佔領清場黑社會與警察勾結疑雲;「CCTVB」的J5台新聞用普通話和簡體字幕、小學推廣「普教中」(別說推廣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和粵語作為地方方言不矛盾,上海正是從小學開始強行推廣普通話教學,不准學生老師在校內說上海話,導致上海話的消亡,目前30歲以下上海年輕人幾乎不會說上海話,說的都是帶上海口音的普通話,這點可能北方方言系的人由於和普通話天生相近,不會有太切身的感受);一切異見都可以被牽強套上「港獨」帽子;酷似解放軍的「青少年軍」由梁特首太太任總司令網絡23條未通過但一樣可以坐洗頭艇上大陸電視認罪……每一個短片背後,都有非常solid(堅實)的新聞與社會事件作腳注,有些更是在《十年》上映之後發生,無怪《十年》被視為先知。

除非徹底對香港近兩年的經歷一無所知或徹底冷感,誰會認為影片中講述的黑白兩道勾結操縱政治、言論自由及種種基本人權喪失、被中共文化全方位染紅等等,都是空穴來風?而不是真實的焦慮呢?

如果認為大陸的情況更糟糕大家都活得好好的,而認為港人神經太脆弱,拍這種片子是心懷惡意煽動恐懼,這種言論就更不須理會了。因為自己在糞堆裏生活,就不允許別人嫌棄吃屎了?

輕易對照扼殺反省和想像空間

但在經歷了「在一個小小的戰役中靠精神和骨氣讓惡魔不能得逞」的狂喜之後,有些事是需要反思的。

一、一定要在電影藝術美學的角度為《十年》defend,甚至將它的價值和梵高、畢加索的畫作相提並論,而完全否認它的爭議性,未免有點太貪心了。大方承認今年金像獎是香港政治社會現實的折射,有什麼不好呢?這並不能動搖《十年》的實至名歸。好的電影是有一定的標準,但任何頒獎禮背後都有它的政治,一個金像獎,何必看得那麼重呢?《十年》獲獎,海外電影人或許會覺得香港電影節就是香港自己小圈子的遊戲,so what?哪個電影節不是小圈子的遊戲呢?

二、影片勝在想像的《十年》太過solid,也輸在太過solid。身在當下的港人已經感到影片中所反映的焦慮,將這些焦慮再放大實化,必然會引起更大的焦慮,乃至警醒。可是,未來可怕之處,不僅僅是當下在香港發生的,會進一步侵蝕香港,更在於有更多未知的會發生,這,是我更期望導演敢於大膽想像、 慎重思考的地方。

有感染力的電影,應當是導演的想像激蕩起觀眾的想像,讓觀眾在導演的詮釋空間中自己去思考。而現在更像是一場考試之後,導演和觀眾在對答案,然後剛好一拍即合,每個答案都對上了,雙方都有英雄所見略同惺惺相惜之感,但更大的反省和想像空間全被過於直白的暗示、急於說出口的答案和輕易能對照的現實,完全扼殺了。當然,大家還是會思考,思考的是,在看完電影之後,我們該如何行動去抗爭,但這種思考不是電影的責任,而是宣傳片的責任。說《十年》是某種政治宣傳片,我覺得是對影片的侮辱,因為政治宣傳片是給政權背書,《十年》更像的是抗戰期間左翼劇團的抗日街頭劇,取材現實、透過富有感染力和口號性的表演,令觀者群起激昂,呼籲中國人起來反抗日本侵略者。

無法擺脫對中共政權的焦慮

三、《十年》除了《冬蟬》,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我的眼裏只有你──共產黨。十年後的香港會怎樣?十年後共產黨會有多惡,會把香港破壞到怎樣的地步?這當然很重要,也是影片拍攝的初衷。但既然是拍十年後的香港,無論切入點如何,最重要的,是十年後的香港社會,更重要的是十年後的香港人這些背景。社會、思潮和人是一直在流動的,除了政治性的干預滲透之外,他們也會自然發生變化,比如《浮瓜》想像到了南亞裔香港人參與抗爭並被視為常態的細節,也略略反映了少數族裔的情境。但可惜的是,這些都沒有被細心對待,與其說是十年後的香港人,香港社會是怎樣,由於導演們對人物粗枝大葉的處理,《十年》更像是十年後的中共穿越到了當下的香港社會。幾個短片中的香港人,都處理得單薄、蒼白,甚至符號化、工具化,只是為了來凸顯說明中共之惡,導致香港如何之凋敝而擺設在那裏。

比如在《方言》中,導演想像描繪廣東話和普通話差異帶來的誤讀,以此說明中共暴力抹殺本地文化對個人的影響,這喚起的是同樣對中共政權有焦慮的人的共情,因為當下港人對中共政權的焦慮,已經到了無法紓解的地步,於是短片可以帶來極大的共鳴。可是,假想有一天,如果中共再也無法干預香港了,或者港人在溫水煮青蛙和抗爭失敗之下,已經甘願做中共暴政下的順民,那麼《方言》也就失去了其魅力,因為對中共政權的焦慮這點無法喚起人們的共情(似乎這倒是可以拍個《十年》番外,十年後港人會以怎樣的心情看《十年》)。

《十年》傳播的地域性限制,正是在於,它只是對此時此刻當下的港人(再加個台灣人)有效。而以《方言》為例,其實除了的士司機工作上的絕境,還有父親與兒子、妻子與丈夫在面對政權強力干預撕裂自然演變發展的本土文化時,帶來的家庭親情之間的撕裂。而如果導演能多點勾勒片中這個家庭的處境與家庭成員的互動,而不是糾結於文字遊戲,恐怕不僅不會折煞影片的警示性,反而能喚起更普適的共鳴。因為對於親情的渴望,是不論哪個處境底下的人之本能,而如果能觸動到這些最根本的人的感情需求,帶來的迴響和共鳴可以更恆久,即使脫離了中共政權觸發的焦慮這一背景,一樣可以感染人心,引起反思。

活生生的人被忽視

如果說《十年》就只是拍給當下的港人看的警示片,又或者受限於時長,那《方言》的瑕疵倒也無傷大雅。但是在《自焚者》中,這卻透露出更大的惡意。導演一方面以紀錄片形式說明自焚是勢在必行歷史之必然;一方面凝造懸疑緊張的氣氛讓觀眾猜測自焚者是誰,這種揪心到自焚者走出來,一系列煽情的特寫和自焚的畫面,終於渲染到了高潮,以此達到感情上的宣洩。但是,影片除了交代了下這個自焚者是怎麼和學生發生關係,為何自焚,竟然對如此重要的人物的心路歷程毫無鋪墊交代。

自焚,是一件多麼神聖而沉痛的事情,需要怎樣的深思熟慮和動力才可以實踐,有着難以承受的分量!而在影片中,香港時途命運的重擔都是學生在擔,但在最後高潮,卻把生命這難以承受之痛苦和重擔,輕易地放置在一個影片前三分之二都沒露過面的人物身上,好像她是為學生們的苦難和奉獻所感動,於是甘願接棒,為香港付上最沉重的代價!

這種所謂的「轉折」,既是對自焚這一抗爭行為毫無尊重的表現,也是對自焚者的不尊重,更有慷他人之慨之嫌。整部影片要寫大時代大運動,而裏面的人物,尤其是自焚者卻都顯得那麼小。似乎為了理想為了香港,人根本微不足道,人只是個棋子,當理想需要你犧牲的時候,香港需要你去喚醒眾人的時候,你就去把汽油澆在自己身上,甘之若飴。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鬥爭哲學!結尾越是煽情神聖,越顯得可怕。

幸而有《本地蛋》,還能緩解一點看完《自焚者》之後的毛骨悚然,故事說不上很出彩,但每個人物有溫度有性格,看他們在小小的世界中的點滴沉浮,都足以真實地牽動人心。

一切是為了什麼?

《十年》最讓我憂慮的,或許正是擔心《自焚者》背後的抗爭邏輯會在香港蔓延。大家都在談抗爭、談覺醒、談救香港,可是香港人成了一個標誌和符號,真正活生生的人,已經不再重要了。《十年》得獎之後,滿足於喚醒港人、警示未來的日子已經夠了,我們必須想的是,未來的我們期望的是怎樣的香港電影,未來的我們當如何抗爭?究竟是一切為了抗爭/本土/港獨?還是一切為了人民?

衷心地,我希望在未來,不會再有,也不需要另一部《十年》出現。

(胡清心,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哲學博士候選人)

(編註:本文原刊於作者Facebook,經作者授權編輯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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