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胡清心：《十年》獲獎，精神和骨氣之外必須的反思

金像獎之後，討論《十年》是否實至名歸，實在毫無意義也難下定論。無論理據何其鏗鏘，歸根究柢也是意氣之爭。至於外人的討論，離了香港的大環境，似乎是旁觀者清，到頭來總是隔靴搔癢。因為《十年》的出現、熱議乃至獲獎及此後的爭議，其背負的重擔與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電影作品本身。所以無論認同還是不認同《十年》，將它抽離出孕育它的香港社會來評判，進而再批判社會對《十年》獲獎的態度所反映的問題，都是本末倒置。圍繞《十年》的萬象不是它種下的果，而是它誕生的因。

反映港人焦慮的傳聲筒

金像獎為何頒獎給《十年》，我覺得粗暴地得出「港人非理性的民意綁架金像獎」的結論，是不恰當的。金像獎評選和港人追捧雖是同一社會處境下的兩件有關聯的事，但不見得有因果關係。評委的選票，不是一個公共議題，頂多是電影圈的議題。既然金像獎評選機制不存在不公平選舉的因素，除非每個投票給《十年》的評委出來剖白心事，糾結於得獎一事實在自作多情。《十年》獲獎是既成事實，與它受港人狂熱追捧一樣，有其必然性，更多的是一個社會現象。

港人追捧《十年》，並不奇怪。那些覺得《十年》在技術水平層面不過關而質疑港人眼光的，實在有些故作天真。老實說，從實用性工具性角度去評價審視，乃至欣賞喜愛一樣事物，本就是港人天性。《十年》受關注，不是因為其電影美學上有什麼突破或獨到之處，而在於它反映了港人的心聲，能作為一個傳聲筒去表達人們面對當下政治現實的焦慮，甚至喚起更多人的關注、理解乃至認同。能「為我所用」，再加上酷愛跟風，《十年》不紅都難。

源於現實的「荒誕不經」

如果把《十年》放在兩年前，肯定和其他獨立影片一樣無人問津。今日它可以走紅，難道是這兩年港人突然變壞了？會這樣去理解的人，大約是對這兩年的香港全然無知或枉顧吧。有人覺得《十年》醜化大陸，有被害妄想症，但是五個短片中描述的事情看來荒誕不經，但在現實中都能找到模板：年初二旺角事件被陰謀論的陰雲籠罩，認為是政府一手策劃以影響新界東補選票情；從流浮山小桃園飯局到旺角佔領清場黑社會與警察勾結疑雲；「CCTVB」的J5台新聞用普通話和簡體字幕、小學推廣「普教中」（別說推廣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和粵語作為地方方言不矛盾，上海正是從小學開始強行推廣普通話教學，不准學生老師在校內說上海話，導致上海話的消亡，目前30歲以下上海年輕人幾乎不會說上海話，說的都是帶上海口音的普通話，這點可能北方方言系的人由於和普通話天生相近，不會有太切身的感受）；一切異見都可以被牽強套上「港獨」帽子；酷似解放軍的「青少年軍」由梁特首太太任總司令；網絡23條未通過但一樣可以坐洗頭艇上大陸電視認罪……每一個短片背後，都有非常solid（堅實）的新聞與社會事件作腳注，有些更是在《十年》上映之後發生，無怪《十年》被視為先知。

除非徹底對香港近兩年的經歷一無所知或徹底冷感，誰會認為影片中講述的黑白兩道勾結操縱政治、言論自由及種種基本人權喪失、被中共文化全方位染紅等等，都是空穴來風？而不是真實的焦慮呢？

如果認為大陸的情況更糟糕大家都活得好好的，而認為港人神經太脆弱，拍這種片子是心懷惡意煽動恐懼，這種言論就更不須理會了。因為自己在糞堆裏生活，就不允許別人嫌棄吃屎了？

輕易對照扼殺反省和想像空間

但在經歷了「在一個小小的戰役中靠精神和骨氣讓惡魔不能得逞」的狂喜之後，有些事是需要反思的。

一、一定要在電影藝術美學的角度為《十年》defend，甚至將它的價值和梵高、畢加索的畫作相提並論，而完全否認它的爭議性，未免有點太貪心了。大方承認今年金像獎是香港政治社會現實的折射，有什麼不好呢？這並不能動搖《十年》的實至名歸。好的電影是有一定的標準，但任何頒獎禮背後都有它的政治，一個金像獎，何必看得那麼重呢？《十年》獲獎，海外電影人或許會覺得香港電影節就是香港自己小圈子的遊戲，so what？哪個電影節不是小圈子的遊戲呢？

二、影片勝在想像的《十年》太過solid，也輸在太過solid。身在當下的港人已經感到影片中所反映的焦慮，將這些焦慮再放大實化，必然會引起更大的焦慮，乃至警醒。可是，未來可怕之處，不僅僅是當下在香港發生的，會進一步侵蝕香港，更在於有更多未知的會發生，這，是我更期望導演敢於大膽想像、 慎重思考的地方。

有感染力的電影，應當是導演的想像激蕩起觀眾的想像，讓觀眾在導演的詮釋空間中自己去思考。而現在更像是一場考試之後，導演和觀眾在對答案，然後剛好一拍即合，每個答案都對上了，雙方都有英雄所見略同惺惺相惜之感，但更大的反省和想像空間全被過於直白的暗示、急於說出口的答案和輕易能對照的現實，完全扼殺了。當然，大家還是會思考，思考的是，在看完電影之後，我們該如何行動去抗爭，但這種思考不是電影的責任，而是宣傳片的責任。說《十年》是某種政治宣傳片，我覺得是對影片的侮辱，因為政治宣傳片是給政權背書，《十年》更像的是抗戰期間左翼劇團的抗日街頭劇，取材現實、透過富有感染力和口號性的表演，令觀者群起激昂，呼籲中國人起來反抗日本侵略者。

無法擺脫對中共政權的焦慮

三、《十年》除了《冬蟬》，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我的眼裏只有你──共產黨。十年後的香港會怎樣？十年後共產黨會有多惡，會把香港破壞到怎樣的地步？這當然很重要，也是影片拍攝的初衷。但既然是拍十年後的香港，無論切入點如何，最重要的，是十年後的香港社會，更重要的是十年後的香港人這些背景。社會、思潮和人是一直在流動的，除了政治性的干預滲透之外，他們也會自然發生變化，比如《浮瓜》想像到了南亞裔香港人參與抗爭並被視為常態的細節，也略略反映了少數族裔的情境。但可惜的是，這些都沒有被細心對待，與其說是十年後的香港人，香港社會是怎樣，由於導演們對人物粗枝大葉的處理，《十年》更像是十年後的中共穿越到了當下的香港社會。幾個短片中的香港人，都處理得單薄、蒼白，甚至符號化、工具化，只是為了來凸顯說明中共之惡，導致香港如何之凋敝而擺設在那裏。

比如在《方言》中，導演想像描繪廣東話和普通話差異帶來的誤讀，以此說明中共暴力抹殺本地文化對個人的影響，這喚起的是同樣對中共政權有焦慮的人的共情，因為當下港人對中共政權的焦慮，已經到了無法紓解的地步，於是短片可以帶來極大的共鳴。可是，假想有一天，如果中共再也無法干預香港了，或者港人在溫水煮青蛙和抗爭失敗之下，已經甘願做中共暴政下的順民，那麼《方言》也就失去了其魅力，因為對中共政權的焦慮這點無法喚起人們的共情（似乎這倒是可以拍個《十年》番外，十年後港人會以怎樣的心情看《十年》）。

《十年》傳播的地域性限制，正是在於，它只是對此時此刻當下的港人（再加個台灣人）有效。而以《方言》為例，其實除了的士司機工作上的絕境，還有父親與兒子、妻子與丈夫在面對政權強力干預撕裂自然演變發展的本土文化時，帶來的家庭親情之間的撕裂。而如果導演能多點勾勒片中這個家庭的處境與家庭成員的互動，而不是糾結於文字遊戲，恐怕不僅不會折煞影片的警示性，反而能喚起更普適的共鳴。因為對於親情的渴望，是不論哪個處境底下的人之本能，而如果能觸動到這些最根本的人的感情需求，帶來的迴響和共鳴可以更恆久，即使脫離了中共政權觸發的焦慮這一背景，一樣可以感染人心，引起反思。

活生生的人被忽視

如果說《十年》就只是拍給當下的港人看的警示片，又或者受限於時長，那《方言》的瑕疵倒也無傷大雅。但是在《自焚者》中，這卻透露出更大的惡意。導演一方面以紀錄片形式說明自焚是勢在必行歷史之必然；一方面凝造懸疑緊張的氣氛讓觀眾猜測自焚者是誰，這種揪心到自焚者走出來，一系列煽情的特寫和自焚的畫面，終於渲染到了高潮，以此達到感情上的宣洩。但是，影片除了交代了下這個自焚者是怎麼和學生發生關係，為何自焚，竟然對如此重要的人物的心路歷程毫無鋪墊交代。

自焚，是一件多麼神聖而沉痛的事情，需要怎樣的深思熟慮和動力才可以實踐，有着難以承受的分量！而在影片中，香港時途命運的重擔都是學生在擔，但在最後高潮，卻把生命這難以承受之痛苦和重擔，輕易地放置在一個影片前三分之二都沒露過面的人物身上，好像她是為學生們的苦難和奉獻所感動，於是甘願接棒，為香港付上最沉重的代價！

這種所謂的「轉折」，既是對自焚這一抗爭行為毫無尊重的表現，也是對自焚者的不尊重，更有慷他人之慨之嫌。整部影片要寫大時代大運動，而裏面的人物，尤其是自焚者卻都顯得那麼小。似乎為了理想為了香港，人根本微不足道，人只是個棋子，當理想需要你犧牲的時候，香港需要你去喚醒眾人的時候，你就去把汽油澆在自己身上，甘之若飴。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鬥爭哲學！結尾越是煽情神聖，越顯得可怕。

幸而有《本地蛋》，還能緩解一點看完《自焚者》之後的毛骨悚然，故事說不上很出彩，但每個人物有溫度有性格，看他們在小小的世界中的點滴沉浮，都足以真實地牽動人心。

一切是為了什麼？

《十年》最讓我憂慮的，或許正是擔心《自焚者》背後的抗爭邏輯會在香港蔓延。大家都在談抗爭、談覺醒、談救香港，可是香港人成了一個標誌和符號，真正活生生的人，已經不再重要了。《十年》得獎之後，滿足於喚醒港人、警示未來的日子已經夠了，我們必須想的是，未來的我們期望的是怎樣的香港電影，未來的我們當如何抗爭？究竟是一切為了抗爭／本土／港獨？還是一切為了人民？

衷心地，我希望在未來，不會再有，也不需要另一部《十年》出現。

（胡清心，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哲學博士候選人）

（編註：本文原刊於作者Facebook，經作者授權編輯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