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財新》12月18日報導，自明年1月起，一個全新的「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將上線運行。有別於2013年7月開通的面向社會公衆的中國裁判文書網，該系統僅支持「全國法院幹警在四級法院專網查詢檢索」裁判文書。報導發出後，中國輿論持續發酵。
伴隨新聞帶來的輿論持續發酵，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韓旭又公開發文呼籲最高法院緊急叫停裁判文書僅限內部使用的做法。而包括洪範法律與經濟研究所舉辦的「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制度研討會」實錄在內的多位法學專家的評論合集，在中國網絡上收穫大量轉發。
早在今年8月，網上已多方流傳「裁判文書將不再上網」。9月下旬至10月初，多位法律博主撰文批評，近兩年裁判文書公開率呈斷崖式下降，。如今，裁判文書庫的出現令公衆對「中國裁判文書網究竟何去何從」愈加困惑，更質疑「司法公開有倒退趨勢」「可能助長新的司法腐敗」。
從「上網」到「入庫」，去年底風向已變
根據互聯網上披露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建設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的通知》，建設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的主要目的是「優化裁判文書管理、有效支持類案檢索、促進法律統一適用」。
官方報導顯示，今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黨組研究啓動建設人民法院案例庫，履新四個多月的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張軍主持會議。案例庫建設旨在落實習近平「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的指示。而據「財經E法「的報導，有法官透露，其所在法院正是在今年7月下發內部通知，「裁判文書原則上不必須上網了」。
公衆號「數據何規」統計發現，2013年至2020年，裁判文書上網率逐年上升，達到最高點81.48%，但2021年驟跌至50.2%，2022年則只有29.01%，公開文書量跌破千萬數量級。另據律師黃俊濤統計發現，不再公開的案件中行政案件數量最多，2022年一審文書僅公開187份，公開率只有0.06%。
事實上，中國裁判文書網主頁顯示，12月18日和12月19日當日新增各類裁判文書數量分別有7415篇和4941篇。截至發稿前，2023年裁判文書上網數量僅有325萬份，比2020年整整少了兩千多萬份，其中行政案件裁判文書只有98份。（延伸閱讀：《政府信息公開「天價」收費，進一步縮小中國社會維權空間｜Whatsnew》）
績效考核的「轉向」，或許可以看作裁判文書網被「邊緣化」的直接證據。上述「財經E法」報導指從兩位不同省份的法官處了解到，今年最高法院重新制定的績效考核辦法，不再將裁判文書上網作為考核指標，「自然沒人願意去做」。而相對照的是，根據「財經E法」獲取的《人民法院關於建設人民法院案例庫的通知》，各級法院入庫參考案例的推薦、選編、審查、使用等情況，納入績效考核。有受訪法官稱，從今年9月就開始篩選案例，但目前不清楚案例庫何時正式上線。
據《財新》引述北京、江蘇等省份不同層級法院的人士消息，自2022年底以來，最高法院相關負責人已在多個內部會議上表示要建設對內使用的案例庫，「把以前傳到外網的文書統一傳到內網」。原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員範明志分析認為，「裁判文書庫建設更側重於打通內部裁判文書檢索的壁壘。」
上述通知中還提到，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是一體推進人民法院案例庫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財經E法」報導，最高法院還在同步籌建人民法院案例庫，「供各級人民法院、廣大法官使用，並適時、以適當方式對外公開，供社會公衆使用。」
「部分的透明不是透明，有違法治精神」
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庭審直播等司法公開舉措，被視為前任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十年任期內的亮點。他曾在公開場合不斷強調，「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變被動公開為主動公開，變內部公開為外部公開，變選擇性公開為全面公開，變形式公開為實質公開」。
裁判文書網開通時，最高法院曾明確要求生效裁判文書「全部公開」。2016年修訂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進一步規定，不在互聯網公布的裁判文書，應當公布案號、審理法院、裁判日期及不公開理由（可能泄露國家秘密的除外）。官方稱，此舉旨在通過全社會的共同監督確保裁判文書公開制度要求落到實處，破解選擇性上網難題。（延伸閱讀：《內卷中國：習近平時代的「治理現代化」意味着什麼》）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何海波在前述研討會中，將裁判文書公開的意義歸納為五個方面：促進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明晰法律規則；促進社會信用；輔助領導決策。他指出，對法院系統和政府來說，裁判文書公開也給法官和法院增加了工作量，而一些瑕疵可能被過度追究，讓他們承受特別大壓力；同時還牽涉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政府形象等。
近年來，有不少熱點事件是通過裁判文書網公開判決書進入公衆視野的。比如：深圳律協原會長為充分發表辯護意見行賄法官20萬元、江蘇女輔警敲詐多名公職人員案等。在一些熱點事件中，裁判文書網也成為學者和公衆發現社會問題的「利器」，比如在徐州豐縣「鐵鏈女」事件中，網民就通過搜索裁判文書曝光了多例徐州豐縣法院判決不支持被拐賣婦女起訴離婚。
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被批評的法院從文書網上「撤回」相關裁判文書，甚至其他省法院也大量「下架」同類案件裁判文書。「在豐縣』鐵鏈女』案件中，實際上裁判文書的公開起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應。」對此，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傅鬱林認為，裁判文書的大量網上「撤銷」傳遞了信號，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法院的態度。
根據上述人民法院案例庫啓動建設的官方報導來看，官方對其功能定位和中國裁判文書網有所重合，都希望起到防止「類案不同判」的作用，但後者更多依靠的是公衆監督，被認為「容易挑戰法庭權威」，前者則強調上級法院的監督指導，入選案例要求保證時效性、指導性、典型性和權威性。（延伸閱讀：《黨旗下的天秤：中國「法治」的政治邏輯》）
「從法治的角度看，部分的『透明』不是透明，是違反法治精神的。」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江雨在其個人微博上評論稱，但願「典型案例」數據庫建設只是暫時性的措施，等法院裁判水平提高文書製作紕漏減少之後，還是會全面公布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