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大會速寫：與中學生格蕾塔同行的「氣候罷課者」

27歲的艾麗西婭（Niria Alicia）梳著兩個大麻花辮，看起來精力無限。在溫度只有個位數的冬日馬德里，這位來自美國俄勒岡州普通墨西哥移民家庭的女孩，只穿著夾腳拖鞋和T恤。她的身後別著一塊灰色布料，上頭用鮮豔的橙色畫了一隻大眼睛，下書：「我們正在看着你」。

這隻大眼睛，或是被繪製在衣服上、或是畫在手掌心上，頻繁出現在馬德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5次締約方會議（COP25）上。會隨身帶著這一隻大眼睛的，便是「氣候罷課者」們。自從2018年8月瑞典中學生格蕾塔（Greta Thunberg）開始在每週五下午在瑞典議會門口舉牌「氣候罷課」以來，這場名為「週五為未來」（Friday for Future）的罷課運動席捲全球228個國家和地區。截止2019年12月，累計約有來自6900餘城市的1.3億青年和成人參與其中。

這天是12月13日，週五，正是「氣候罷課」的日子，在馬德里氣候大會會場一角，領頭的艾麗西婭手持一隻擴音器，置身在三、四百位「氣候罷課者」面前，隨著音樂舞動、喊起了口號：「我們要什麼？」「氣候正義。」「我們何時需要？」「現在！」她轉身面向媒體和圍觀群眾：「現在，你們已經聽到了我們的聲音。我們需要的是你們的行動！」

艾麗西婭是一名經驗豐富的青年氣候活動家。在2018年9月美國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全球氣候行動峰會上，艾麗西婭曾與另一名土著人及六名青年人以起身站立的方式打斷加州州長布朗（Jerry Brown）的發言，抗議其在執政期間對油氣開採大開綠燈。她還是美國青年政治賦權團體「SustainUS」組織的「COP25土著人青年代表團」的領袖。但在今年的氣候大會上，她與來自天南海北的青年氣候活動家們一樣，都更多地被「氣候罷課者」這個標籤標誌住。

格蕾塔效應

原本往智利（COP25原定主辦國，在大會開始前不久宣布取消舉辦大會，改由西班牙主辦）航行17歲少女格蕾塔在海上折返，回到了歐洲。12月6日，這位被稱為「氣候女孩」的瑞典女孩抵達馬德里，在記者長槍短炮的夾擊下，她一手抱住寫有「skolstrejk för klimatet」（瑞典語「氣候罷課」）的抗議牌走進了氣候大會的會場。

格蕾塔在馬德里的行程很滿。6日下午6時，她舉着「氣候罷課」的抗議牌，與近50萬人民走上馬德里街頭，加入氣候大遊行。8時，她與另外3名「氣候罷課者」舉辦了一場面向公眾的問答活動。現場被擠的水泄不通，許多遲到的記者不得不在場外的電視轉播車裏觀看全程。12月9日上午，她與德國青年活動家路易莎（Luisa Neubauer）開展聯名發布會，並邀請了另外六名來自智利、俄羅斯、馬歇爾群島、菲律賓、烏干達和美國土著人保留區的「氣候罷課者」發言。

10日一早，格蕾塔與路易莎共同邀請四名氣候科學家，面向所有參會者，討論氣候科學。隨後，她再次出席新聞發布會，參加Youth4Climate的活動。11日，她參加了高級別部長級會談並發言，隨後離開馬德里。

格蕾塔在馬德里的每次公開發言，都在會場掀起一次次的小高潮。以9日的新聞發布會為例，能容下逾150人的新聞發布大廳早早就被媒體填滿，門外仍有三四十位持着長槍短炮的記者們和近百位普通參會者在排隊等待。

這一次，格蕾塔在言談間沒有了2019年9月在紐約聯合國氣候峰會上喊出「How dare you」時的憤怒，也沒有了在2019年1月在TED演講時的青澀和悲觀。她反覆援引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以下簡稱IPCC）報告，並在發言中不斷將媒體的關注點引向科學家。在面對各國部長發言時，她甚至念出了IPCC報告的頁碼，一字一句念出科學家對碳排放預算以及控制氣温升高兩攝氏度的可能性的計算結論。

格蕾塔說：「這些不是任何人的觀點，也不是政治觀點。這些是現有的最佳科學結論。」她還指責政界和商界的人們用「聰明的賬目」和「創意性公關」，製造出實質性行動「似乎」正在發生的假象。

2019年11月5日，約1.1萬氣候科學家簽署聯合聲明，宣告地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美國塔夫茨大學弗萊徹國際事務學院（The Fletcher School） 的莫沃（William Moomaw）教授是這份報告的主筆之一，他毫不避諱對格蕾塔的讚賞：「『氣候緊急狀態』這個詞是年輕人發明的，我們步其後塵，受其啟發。」

「氣候罷課者」

要在馬德里氣候大會的會場上識別「氣候罷課者」並不難。他們大多很年輕，除少數已經畢業工作的「成年人」外，「罷課者」年齡多處在14到26歲之間，多為中學生或大學本科生。他們常常三兩成群，席地而坐，穿着簡單隨意，說流利的英文。

展示「身份認同」的還有兩道用粉彩畫於顴骨位置的橫條紋，以及那一隻繪於掌心的「眼睛」。不過，即便有這些「識別」，他們並非彼此相識。他們來自天涯海角，除了少數作為國家協調人參與了線上、線下聚會外，大部分人可能只是社交媒體上認識的網友，或只是在同一個WhatsApp群裏交談過。沒有人能說清楚，會場上究竟有多少「氣候罷課者」。

「你得信任別人。」19歲的印度大學生阿米希（Amishi Agrawal）說。她個子很小，不足一米六，談起氣候變化時眉飛色舞，她希望日後成為一位「氣候傳播者」。她的手機裏已經有十幾個與青年氣候行動有關的聊天組，隨時隨刻都有人在分享新的想法和行動方案。

群組成員多半是朋友拉朋友，沒有人對新加入群的成員進行審查。「比如上一次『快閃』抗議，我在很多群裏都收到了行動信息，大家約定在某時某刻以某種方式集結行動。如果你認同，就去參與；如果你有新的想法，也可以提出來。」

阿米希說：「我想這是我們年輕人的不同之處吧。我們不需要領袖，也不需要機構化。」

共同的身份認同牽連起了境遇截然不同的人們。22歲的弗萊維婭（Nakabuye Hilda Flavia）就是東非國家烏干達的第一位「氣候罷課者」。在她以氣候變化「直接受害者」的身份，積極奔走於COP25的多個邊會現場——連續多月的洪水已經在烏干達造成幾十人傷亡，她的父母不得不變賣家產來換取基本的生計。

「我可以理解他們（指政府談判團）不關心遙遠的非洲村落裏的孩子們的未來，可他們難道也不關心自己的子孫嗎？」 弗萊維婭質問。

開放的組織方式吸引著世界各地的年輕人。來自日本的22歲大學生櫻井（Minori Watabeyi）是在英國交換期間開始加入「氣候罷課」活動的。她頂着丸子頭，說英語時帶着幾分羞澀。她熱情地回答了我的許多提問，但又說，這是她第一次加入歐洲的聚會，成員間的很多交流方式——比如非暴力溝通手勢和基於WhatsApp和Signal的信息交流方式——都是非常歐洲化的，「我也正在學習」。

同樣來自日本的「氣候罷課者」莉莉安（Lilian Ono）說：「格蕾塔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在看到格蕾塔的TED演講後，她開始瘋狂地查看與氣候變化有關的新聞和科學信息，並決定暫時離開時裝模特行業，全職投入氣候變化行動。

莉莉安活躍於東京的氣候罷課和遊行抗議的組織工作，並利用自己的資源和網絡支持日本年輕人參與國際氣候變化大會。而且為了來到馬德里，她先後乘坐火車和輪渡，抵達俄羅斯後，又換乘亞歐大陸鐵路線，全程歷時一個半月。

用烏干達的「氣候罷課者」弗萊維婭的話說，「很多人問我們年輕人為氣候變化做了什麼：我們很多人都成為素食主義者，我們減少消費，盡量不坐飛機。」

「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不得不乘坐飛機來到馬德里——我們不得不這麼做。我們必須讓世界聽到年輕人的聲音，因為我們需要系統性的變革。」

缺席的中國年輕人

不過，在馬德里舉行的遊行、抗議或「氣候罷課」活動裏，幾乎沒有中國年輕人的身影。

據「週五為未來」網站的互動地圖和統計表，香港、北京、大慶、福州、廣州、桂林、杭州、南京、寧波、上海和深圳等若干大陸城市均登記過「氣候罷課」的活動信息。其中，在2019年9月下旬的「全球氣候罷工」（Global Climate Strike）期間，南京登記了210人次的參與者——在這場全球氣候罷工首日，全球有400萬人參與遊行，創下了全球最大規模的氣候抗議活動的記錄。

「週五為未來」網站由志願者運營，且罷工數據由各地活動的發起者在共享文檔上自發錄入，因此這些數據的準確性並無法查驗。從有限的信息看，在中國大陸城市參與罷工/罷課的人士，既有中學生，也有外籍在華工作人士。他們大多留下了自己的推特和instgram賬號，或是谷歌郵箱——這都是需要「科學上網」才能在中國大陸訪問的網站。

一位大慶「氣候罷課」活動組織者只在instagram賬戶裏留下了幾張打扮精緻的自拍照片。生活在桂林的@howey_ou則偶爾在推特上發布她參與「氣候罷課」的照片。她在個人簡介裏寫道：「16歲，#SchoolStrikeforClimateChina（中國學生氣候罷課）發起人。」但她也已經好幾個月沒做更新了。

一位在中國從事氣候傳播的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稱，在2019年9月的「全球氣候罷課周」期間，她與同事曾按圖索驥，試圖通過前往地圖上標記的抗議活動現場或通過社交網絡與中國青年氣候活動家建立聯繫，但都無疾而終。她說：「中國沒有真正的氣候罷課活動。有些中學生辦了兩場氣候變化培訓，也都算上了。」

這並不是說馬德里氣候大會上沒有中國的年輕臉孔。在中國多個高校、非政府組織和海外青年團體的帶領下，參會的中國青年團成員約莫七八十人。只不過，有別於海外青年氣候活動家清一色的非政府組織「觀察員」身份，一些中國青年團成員會以中國政府代表團的身份註冊。

中國青年許望自2013年的華沙氣候大會（COP19）起，幾乎年年帶團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這些經歷影響了他的職業選擇：2016年，他在法國成立非營利協會“千禧动力”，支持全球華人參加氣候大會。

據他觀察，每年氣候大會上，來自中國的青年人往往是各國青年代表中最多的，但他們在國際青年行動網絡的活動中基本裏扮著演追隨者的角色，「積極主動的有點少，領導力上也有所欠缺」。他認為，中國青年在氣候大會上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了解氣候談判，二是分享自己在國內做的項目或研究，最後才是試圖影響氣候談判進程。

也不是沒有中國青年人參加過會場的和平抗議活動。2013年，許望自己就曾和台灣的青年團代表在會場手拉手做成人牆，用膠布貼住嘴巴，呼籲待機公平。「不過，這類行動在國內挺不受待見的，很多年輕人不能理解。相对而言，国内的年轻人喜欢在規章制度的範圍裡去做一些活动，我们缺乏行动主义的土壤。」許望說。

「中國年輕人還是和他們（「氣候罷課者」）挺不一樣的吧。」21歲的中國年輕人管自己叫Raymond，正在哈佛大學唸書，這已經是第五次作為中國青年應對變化行動網絡（CYCAN）的代表參加氣候大會了。每年，他的主要活動就是跟進氣候談判。

「很多人在抗議的時候並不了解氣候談判的機制到底是什麼。氣候談判本身是個複雜的政治進程，各國就一些不舒適的利益進行談判和協商。」Raymond說。

「年輕人巴不得一次大會就把所有問題全部談完，達成協議後就立即去執行。」許望說，「不過話說回來，如果年輕人也像中年人一樣暮氣沉沉，我們就完蛋了。」

圍繞著「氣候女孩」的爭議

中國互聯網上許多對格蕾塔和「氣候罷課」運動的謾罵。以流行問答社區「知乎」為例，排在「如何評價瑞典環保小將 Greta Thunberg?」這一問題前十幾位的答案几乎都是質疑和謾罵聲。有答題者認為她「作秀」、「言行不一」，還有人稱其為受人擺布的「提線木偶」、「戲精」、「虛假的環保主義者」、「綠色恐怖分子」、「何不食肉糜的當代典範」。不少回答上升到人身攻擊的層面，對其身材、樣貌、神態等品頭論足。

排名最高的答案獲得了1.6萬個「贊同」，答題者將「氣候罷課」及其引發的氣候變化行動理解為「發達國家如果不可以為了保護環境放棄現代生活方式，就沒有權利讓發展中國家放棄發展的機會」。

在馬德里COP25的會場上，我與格蕾塔幾次擦肩而過。她或穿着帽衫，或是T-shirt，扎簡單的馬尾，幾縷頭髮零散地別在耳後。她也沒有粧容，不佩戴任何飾品。

據媒體報導，她患有阿斯伯格綜合症（一種被稱作「天才病」的孤獨症）、強迫症和選擇性緘默症。在她長達三個月的孤狼式的「氣候罷課」活動引爆網絡之前，她幾乎能不說話就不說話。此後，她則不得不克服心理障礙，學習公開演講。

大會上，我偶然聽到有中國觀察員評論說：「你不覺得他們（「氣候罷課者」）真的很愛說空話大話嗎？他們真是非常政治正確，動不動就上升到「權利」和「民主」的高度。」

的確，「氣候罷課者」的言談間皆是「權利」與「正義」：在氣候變化行動中，要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權、健康權、土著人民權利、當地社區權利、兒童權利、殘疾人權利、性別平等、婦女權利和代際公平等。在今年的會場上，許多不同國家的「氣候罷課者」都不約而同地將發展權、土著人民權利和婦女權利作為其抗議重點。

不過，年輕人並沒有發明這些詞語——這些原就是《巴黎協定》裏的條款。

中國一個青年發展機構「世青創新中心」的秘書長王則開說，在參加氣候大會前，其帶領的中國青年代表團成員對格蕾塔的評價也是一邊倒的負面評價。但在現場見到格蕾塔並認真聽其發言後，不少團員都改變了想法。他覺得，國內很多批評格蕾塔的人，都沒有好好了解過她和青年人的訴求。

「週五為未來」網站如此解釋年輕學生們參與「氣候罷課」的原因：「隨著氣候破壞的加劇，上學變得毫無意義。我們為何要為未來而努力？當政府不聽從受過教育的人民時，我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精力去接受教育？」

國際環境機構綠色和平資深政策顧問李碩評價說：「青年人的想法不難理解。氣候危機迫在眉睫，解決方案觸手可及，可是，原本昨天就該採取的行動，國家領導們卻說要拖延到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後。這不是搞笑嗎？」

他說：「在氣候談判蔓延的官腔裏，格蕾塔的發言彷彿一股清流。正是因為各國的行動力不足，沒有新的承諾，媒體和公眾的關注度存在缺口，聚光燈才都轉移到她身上。」

王則開說則覺得，「格蕾塔的很多言論，比如說聽科學家的話，應對氣候緊急狀態；推動公平正義，特別是落實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作出的資金和技術轉移的承諾，都是有科學依據的。而且，倡導（advocacy）是一件很專業的活兒。她真正地讓氣候這個問題『破圈』了，我認為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位與格蕾塔有過近距離接觸的中國非政府組織觀察員對我說：「其實你見到她就知道了，她就是我們說的那種『乖孩子』、『好學生』。我覺得，她真的就是非常單純地認為氣候變化非常緊急，如果不採取行動，就晚了。」

只是，談判依然僵持

年輕人們在馬德里氣候大會發出「立即行動」的呼聲，這與這屆談判僵持、缺乏雄心的氣候大會比對鮮明。

12月15日馬德里當地時間下午13時55分，創下氣候大會最長「拖堂」記錄的COP25終於敲錘定音。青年們的訴求無一得到滿足：各主要排放大國未就2020年後是否提高自主減排目標作出承諾；富裕國家仍拒絕在「損失與損害」原則下落實氣候資金；關於2015年《巴黎協定》第六條「市場機制」實施細則的談判，則從波蘭卡托維茨COP24遺留至今，歷經兩屆締約國大會，仍未取得突破，並將作為「老大難」問題順推到2020年新一輪氣候談判。

明年的氣候談判會是希望所在嗎？去年的談判上，人們就是如此希望的，希望今年的談判能更有進展。談判年復一年往後拖延，科學家們給出的期限卻在一步步逼近。

在2015年的COP21氣候大會上，各國通過《巴黎協定》，承諾將全球平均氣温增幅控制在低於2°C的水平，並向1.5°C的目標努力。然而，研究顯示，若各國不能強化減排雄心，那麼僅就各國於巴黎氣候大會前夕提交的自主減排方案中承諾的2025年和2030年前的温室氣體減排目標，人類將面對的是2100年前全球升温2.7°C的未來。

根據2018年10月發布的《IPCC全球升温1.5ºC 特別報告》，全球氣温已就工業革命前水平升高1°C。要想在全球變暖限制在1.5°C，必須在土地、能源、工業、建築、交通和城市等方面進行「快速而深遠」的轉型。這要求在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0年水平上下降約45%，在2050年左右達到「淨零」排放——能通過這樣雄心勃勃的減排政策的國家，少之又少。

12月10日，恰逢「世界人權日」，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發布了針對「Z世代」（Generation Z，特指1990年代中至2000年代出生的人）的調查報告。調查結果顯示，氣候變化是全球年輕人最關心的環境問題，也是他們認為最重要的國際議題 。報告稱，不幸的是，年輕一代身處於一個「失敗的體制內」。除非有權責的持份方立即採取行動，今天的領導者們會辜負整整一代人。

次日，《時代》週刊將2019年度人物發給了格蕾塔，稱其「成功將有關地球的盲目焦慮轉變成一場呼喚全球變革的運動」。

被評為年度人物時，格蕾塔正在馬德里。她說：「學生不可能一致罷課下去，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解決方案。」她頓了頓，又說：「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能停下來，因為還沒有人做出實質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