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大会速写：与中学生格蕾塔同行的“气候罢课者”

27岁的艾丽西娅（Niria Alicia）梳著两个大麻花辫，看起来精力无限。在温度只有个位数的冬日马德里，这位来自美国俄勒冈州普通墨西哥移民家庭的女孩，只穿著夹脚拖鞋和T恤。她的身后别著一块灰色布料，上头用鲜艳的橙色画了一只大眼睛，下书：“我们正在看着你”。

这只大眼睛，或是被绘制在衣服上、或是画在手掌心上，频繁出现在马德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会议（COP25）上。会随身带著这一只大眼睛的，便是“气候罢课者”们。自从2018年8月瑞典中学生格蕾塔（Greta Thunberg）开始在每周五下午在瑞典议会门口举牌“气候罢课”以来，这场名为“周五为未来”（Friday for Future）的罢课运动席卷全球228个国家和地区。截止2019年12月，累计约有来自6900余城市的1.3亿青年和成人参与其中。

这天是12月13日，周五，正是“气候罢课”的日子，在马德里气候大会会场一角，领头的艾丽西娅手持一只扩音器，置身在三、四百位“气候罢课者”面前，随著音乐舞动、喊起了口号：“我们要什么？”“气候正义。”“我们何时需要？”“现在！”她转身面向媒体和围观群众：“现在，你们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我们需要的是你们的行动！”

艾丽西娅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青年气候活动家。在2018年9月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上，艾丽西娅曾与另一名土著人及六名青年人以起身站立的方式打断加州州长布朗（Jerry Brown）的发言，抗议其在执政期间对油气开采大开绿灯。她还是美国青年政治赋权团体“SustainUS”组织的“COP25土著人青年代表团”的领袖。但在今年的气候大会上，她与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气候活动家们一样，都更多地被“气候罢课者”这个标签标志住。

格蕾塔效应

原本往智利（COP25原定主办国，在大会开始前不久宣布取消举办大会，改由西班牙主办）航行17岁少女格蕾塔在海上折返，回到了欧洲。12月6日，这位被称为“气候女孩”的瑞典女孩抵达马德里，在记者长枪短炮的夹击下，她一手抱住写有“skolstrejk för klimatet”（瑞典语“气候罢课”）的抗议牌走进了气候大会的会场。

格蕾塔在马德里的行程很满。6日下午6时，她举着“气候罢课”的抗议牌，与近50万人民走上马德里街头，加入气候大游行。8时，她与另外3名“气候罢课者”举办了一场面向公众的问答活动。现场被挤的水泄不通，许多迟到的记者不得不在场外的电视转播车里观看全程。12月9日上午，她与德国青年活动家路易莎（Luisa Neubauer）开展联名发布会，并邀请了另外六名来自智利、俄罗斯、马歇尔群岛、菲律宾、乌干达和美国土著人保留区的“气候罢课者”发言。

10日一早，格蕾塔与路易莎共同邀请四名气候科学家，面向所有参会者，讨论气候科学。随后，她再次出席新闻发布会，参加Youth4Climate的活动。11日，她参加了高级别部长级会谈并发言，随后离开马德里。

格蕾塔在马德里的每次公开发言，都在会场掀起一次次的小高潮。以9日的新闻发布会为例，能容下逾150人的新闻发布大厅早早就被媒体填满，门外仍有三四十位持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们和近百位普通参会者在排队等待。

这一次，格蕾塔在言谈间没有了2019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喊出“How dare you”时的愤怒，也没有了在2019年1月在TED演讲时的青涩和悲观。她反复援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以下简称IPCC）报告，并在发言中不断将媒体的关注点引向科学家。在面对各国部长发言时，她甚至念出了IPCC报告的页码，一字一句念出科学家对碳排放预算以及控制气温升高两摄氏度的可能性的计算结论。

格蕾塔说：“这些不是任何人的观点，也不是政治观点。这些是现有的最佳科学结论。”她还指责政界和商界的人们用“聪明的账目”和“创意性公关”，制造出实质性行动“似乎”正在发生的假象。

2019年11月5日，约1.1万气候科学家签署联合声明，宣告地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国际事务学院（The Fletcher School） 的莫沃（William Moomaw）教授是这份报告的主笔之一，他毫不避讳对格蕾塔的赞赏：“‘气候紧急状态’这个词是年轻人发明的，我们步其后尘，受其启发。”

“气候罢课者”

要在马德里气候大会的会场上识别“气候罢课者”并不难。他们大多很年轻，除少数已经毕业工作的“成年人”外，“罢课者”年龄多处在14到26岁之间，多为中学生或大学本科生。他们常常三两成群，席地而坐，穿着简单随意，说流利的英文。

展示“身份认同”的还有两道用粉彩画于颧骨位置的横条纹，以及那一只绘于掌心的“眼睛”。不过，即便有这些“识别”，他们并非彼此相识。他们来自天涯海角，除了少数作为国家协调人参与了线上、线下聚会外，大部分人可能只是社交媒体上认识的网友，或只是在同一个WhatsApp群里交谈过。没有人能说清楚，会场上究竟有多少“气候罢课者”。

“你得信任别人。”19岁的印度大学生阿米希（Amishi Agrawal）说。她个子很小，不足一米六，谈起气候变化时眉飞色舞，她希望日后成为一位“气候传播者”。她的手机里已经有十几个与青年气候行动有关的聊天组，随时随刻都有人在分享新的想法和行动方案。

群组成员多半是朋友拉朋友，没有人对新加入群的成员进行审查。“比如上一次‘快闪’抗议，我在很多群里都收到了行动信息，大家约定在某时某刻以某种方式集结行动。如果你认同，就去参与；如果你有新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

阿米希说：“我想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不同之处吧。我们不需要领袖，也不需要机构化。”

共同的身份认同牵连起了境遇截然不同的人们。22岁的弗莱维娅（Nakabuye Hilda Flavia）就是东非国家乌干达的第一位“气候罢课者”。在她以气候变化“直接受害者”的身份，积极奔走于COP25的多个边会现场——连续多月的洪水已经在乌干达造成几十人伤亡，她的父母不得不变卖家产来换取基本的生计。

“我可以理解他们（指政府谈判团）不关心遥远的非洲村落里的孩子们的未来，可他们难道也不关心自己的子孙吗？” 弗莱维娅质问。

开放的组织方式吸引著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来自日本的22岁大学生樱井（Minori Watabeyi）是在英国交换期间开始加入“气候罢课”活动的。她顶着丸子头，说英语时带着几分羞涩。她热情地回答了我的许多提问，但又说，这是她第一次加入欧洲的聚会，成员间的很多交流方式——比如非暴力沟通手势和基于WhatsApp和Signal的信息交流方式——都是非常欧洲化的，“我也正在学习”。

同样来自日本的“气候罢课者”莉莉安（Lilian Ono）说：“格蕾塔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看到格蕾塔的TED演讲后，她开始疯狂地查看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新闻和科学信息，并决定暂时离开时装模特行业，全职投入气候变化行动。

莉莉安活跃于东京的气候罢课和游行抗议的组织工作，并利用自己的资源和网络支持日本年轻人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大会。而且为了来到马德里，她先后乘坐火车和轮渡，抵达俄罗斯后，又换乘亚欧大陆铁路线，全程历时一个半月。

用乌干达的“气候罢课者”弗莱维娅的话说，“很多人问我们年轻人为气候变化做了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成为素食主义者，我们减少消费，尽量不坐飞机。”

“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乘坐飞机来到马德里——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我们必须让世界听到年轻人的声音，因为我们需要系统性的变革。”

缺席的中国年轻人

不过，在马德里举行的游行、抗议或“气候罢课”活动里，几乎没有中国年轻人的身影。

据“周五为未来”网站的互动地图和统计表，香港、北京、大庆、福州、广州、桂林、杭州、南京、宁波、上海和深圳等若干大陆城市均登记过“气候罢课”的活动信息。其中，在2019年9月下旬的“全球气候罢工”（Global Climate Strike）期间，南京登记了210人次的参与者——在这场全球气候罢工首日，全球有400万人参与游行，创下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气候抗议活动的记录。

“周五为未来”网站由志愿者运营，且罢工数据由各地活动的发起者在共享文档上自发录入，因此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并无法查验。从有限的信息看，在中国大陆城市参与罢工/罢课的人士，既有中学生，也有外籍在华工作人士。他们大多留下了自己的推特和instgram账号，或是谷歌邮箱——这都是需要“科学上网”才能在中国大陆访问的网站。

一位大庆“气候罢课”活动组织者只在instagram账户里留下了几张打扮精致的自拍照片。生活在桂林的@howey_ou则偶尔在推特上发布她参与“气候罢课”的照片。她在个人简介里写道：“16岁，#SchoolStrikeforClimateChina（中国学生气候罢课）发起人。”但她也已经好几个月没做更新了。

一位在中国从事气候传播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称，在2019年9月的“全球气候罢课周”期间，她与同事曾按图索骥，试图通过前往地图上标记的抗议活动现场或通过社交网络与中国青年气候活动家建立联系，但都无疾而终。她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气候罢课活动。有些中学生办了两场气候变化培训，也都算上了。”

这并不是说马德里气候大会上没有中国的年轻脸孔。在中国多个高校、非政府组织和海外青年团体的带领下，参会的中国青年团成员约莫七八十人。只不过，有别于海外青年气候活动家清一色的非政府组织“观察员”身份，一些中国青年团成员会以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身份注册。

中国青年许望自2013年的华沙气候大会（COP19）起，几乎年年带团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这些经历影响了他的职业选择：2016年，他在法国成立非营利协会“千禧动力”，支持全球华人参加气候大会。

据他观察，每年气候大会上，来自中国的青年人往往是各国青年代表中最多的，但他们在国际青年行动网络的活动中基本里扮著演追随者的角色，“积极主动的有点少，领导力上也有所欠缺”。他认为，中国青年在气候大会上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了解气候谈判，二是分享自己在国内做的项目或研究，最后才是试图影响气候谈判进程。

也不是没有中国青年人参加过会场的和平抗议活动。2013年，许望自己就曾和台湾的青年团代表在会场手拉手做成人墙，用胶布贴住嘴巴，呼吁待机公平。“不过，这类行动在国内挺不受待见的，很多年轻人不能理解。相对而言，国内的年轻人喜欢在规章制度的范围里去做一些活动，我们缺乏行动主义的土壤。”许望说。

“中国年轻人还是和他们（“气候罢课者”）挺不一样的吧。”21岁的中国年轻人管自己叫Raymond，正在哈佛大学念书，这已经是第五次作为中国青年应对变化行动网络（CYCAN）的代表参加气候大会了。每年，他的主要活动就是跟进气候谈判。

“很多人在抗议的时候并不了解气候谈判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气候谈判本身是个复杂的政治进程，各国就一些不舒适的利益进行谈判和协商。”Raymond说。

“年轻人巴不得一次大会就把所有问题全部谈完，达成协议后就立即去执行。”许望说，“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年轻人也像中年人一样暮气沉沉，我们就完蛋了。”

围绕著“气候女孩”的争议

中国互联网上许多对格蕾塔和“气候罢课”运动的谩骂。以流行问答社区“知乎”为例，排在“如何评价瑞典环保小将 Greta Thunberg?”这一问题前十几位的答案几乎都是质疑和谩骂声。有答题者认为她“作秀”、“言行不一”，还有人称其为受人摆布的“提线木偶”、“戏精”、“虚假的环保主义者”、“绿色恐怖分子”、“何不食肉糜的当代典范”。不少回答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层面，对其身材、样貌、神态等品头论足。

排名最高的答案获得了1.6万个“赞同”，答题者将“气候罢课”及其引发的气候变化行动理解为“发达国家如果不可以为了保护环境放弃现代生活方式，就没有权利让发展中国家放弃发展的机会”。

在马德里COP25的会场上，我与格蕾塔几次擦肩而过。她或穿着帽衫，或是T-shirt，扎简单的马尾，几缕头发零散地别在耳后。她也没有粧容，不佩戴任何饰品。

据媒体报导，她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一种被称作“天才病”的孤独症）、强迫症和选择性缄默症。在她长达三个月的孤狼式的“气候罢课”活动引爆网络之前，她几乎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此后，她则不得不克服心理障碍，学习公开演讲。

大会上，我偶然听到有中国观察员评论说：“你不觉得他们（“气候罢课者”）真的很爱说空话大话吗？他们真是非常政治正确，动不动就上升到“权利”和“民主”的高度。”

的确，“气候罢课者”的言谈间皆是“权利”与“正义”：在气候变化行动中，要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健康权、土著人民权利、当地社区权利、儿童权利、残疾人权利、性别平等、妇女权利和代际公平等。在今年的会场上，许多不同国家的“气候罢课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发展权、土著人民权利和妇女权利作为其抗议重点。

不过，年轻人并没有发明这些词语——这些原就是《巴黎协定》里的条款。

中国一个青年发展机构“世青创新中心”的秘书长王则开说，在参加气候大会前，其带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对格蕾塔的评价也是一边倒的负面评价。但在现场见到格蕾塔并认真听其发言后，不少团员都改变了想法。他觉得，国内很多批评格蕾塔的人，都没有好好了解过她和青年人的诉求。

“周五为未来”网站如此解释年轻学生们参与“气候罢课”的原因：“随著气候破坏的加剧，上学变得毫无意义。我们为何要为未来而努力？当政府不听从受过教育的人民时，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接受教育？”

国际环境机构绿色和平资深政策顾问李硕评价说：“青年人的想法不难理解。气候危机迫在眉睫，解决方案触手可及，可是，原本昨天就该采取的行动，国家领导们却说要拖延到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后。这不是搞笑吗？”

他说：“在气候谈判蔓延的官腔里，格蕾塔的发言仿佛一股清流。正是因为各国的行动力不足，没有新的承诺，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度存在缺口，聚光灯才都转移到她身上。”

王则开说则觉得，“格蕾塔的很多言论，比如说听科学家的话，应对气候紧急状态；推动公平正义，特别是落实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作出的资金和技术转移的承诺，都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倡导（advocacy）是一件很专业的活儿。她真正地让气候这个问题‘破圈’了，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位与格蕾塔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中国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对我说：“其实你见到她就知道了，她就是我们说的那种‘乖孩子’、‘好学生’。我觉得，她真的就是非常单纯地认为气候变化非常紧急，如果不采取行动，就晚了。”

只是，谈判依然僵持

年轻人们在马德里气候大会发出“立即行动”的呼声，这与这届谈判僵持、缺乏雄心的气候大会比对鲜明。

12月15日马德里当地时间下午13时55分，创下气候大会最长“拖堂”记录的COP25终于敲锤定音。青年们的诉求无一得到满足：各主要排放大国未就2020年后是否提高自主减排目标作出承诺；富裕国家仍拒绝在“损失与损害”原则下落实气候资金；关于2015年《巴黎协定》第六条“市场机制”实施细则的谈判，则从波兰卡托维茨COP24遗留至今，历经两届缔约国大会，仍未取得突破，并将作为“老大难”问题顺推到2020年新一轮气候谈判。

明年的气候谈判会是希望所在吗？去年的谈判上，人们就是如此希望的，希望今年的谈判能更有进展。谈判年复一年往后拖延，科学家们给出的期限却在一步步逼近。

在2015年的COP21气候大会上，各国通过《巴黎协定》，承诺将全球平均气温增幅控制在低于2°C的水平，并向1.5°C的目标努力。然而，研究显示，若各国不能强化减排雄心，那么仅就各国于巴黎气候大会前夕提交的自主减排方案中承诺的2025年和2030年前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人类将面对的是2100年前全球升温2.7°C的未来。

根据2018年10月发布的《IPCC全球升温1.5ºC 特别报告》，全球气温已就工业革命前水平升高1°C。要想在全球变暖限制在1.5°C，必须在土地、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和城市等方面进行“快速而深远”的转型。这要求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0年水平上下降约45%，在2050年左右达到“净零”排放——能通过这样雄心勃勃的减排政策的国家，少之又少。

12月10日，恰逢“世界人权日”，大赦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发布了针对“Z世代”（Generation Z，特指1990年代中至2000年代出生的人）的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气候变化是全球年轻人最关心的环境问题，也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国际议题 。报告称，不幸的是，年轻一代身处于一个“失败的体制内”。除非有权责的持份方立即采取行动，今天的领导者们会辜负整整一代人。

次日，《时代》周刊将2019年度人物发给了格蕾塔，称其“成功将有关地球的盲目焦虑转变成一场呼唤全球变革的运动”。

被评为年度人物时，格蕾塔正在马德里。她说：“学生不可能一致罢课下去，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她顿了顿，又说：“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停下来，因为还没有人做出实质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