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奧斯卡金像獎（第96屆）稍早公布入圍名單，對於華語觀眾而言，焦點除了《奧本海默》（Oppenheimer）和《芭比》（Barbie）之外，還有一個特別的亮點。由台灣導演江松長執導的《金門》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提名，這是繼《臥虎藏龍》（2000）之後再次有台灣出品電影闖入奧斯卡。
《金門》的英文片名為「其間之島（Island in Between）」，表面意義是在談金門島，作品也確實以金門為背景，但其實隱喻的也是台灣的現況。金門距離中國本土僅不到10公里，在海邊光憑肉眼就可以眺望到廈門風光，但海岸兩邊卻存在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雙方交流也存在限制。到底彼此之間是敵是友，也經歷了數十年的政治辯證，直到現在仍懸而未決。作品正是以導演本人的視角出發，看待這座島嶼以及台灣和中國之間複雜的關係。
以奧斯卡紀錄片獎項來看，過去以中國或香港為背景的入圍作品已有先例，近年就有以香港反修例運動為背景的《不割席》（2020），與紀錄現在中國社會樣貌的《登樓嘆》（2021）獲得提名，但關注台灣局勢的作品獲得青睞卻是首見。事實上，也許在五年前，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根本沒有能力區分台灣與中國的差異，再更早一些，美國人對台灣的印象依然是「仿冒工廠」。
「我們應該慶祝多元化，而不是怎樣才是真的台灣人。你也可以覺得這是一個美國的觀點，我想如果你已經全心全意要把自己的認同跟精神都投入台灣，那你就是台灣人。」
希望「多說點台灣的故事」
對此江松長也深有感慨，15歲考完聯考就遠赴美國留學的他，在美國長居數十年，他也坦承當時前往美國時，來自台灣的留學生都是以「華人（Chinese）」自居，也是到了近幾年，才有了「台灣人（Taiwanese）」的自覺。他也特別提到自己這回入圍奧斯卡，許多人都稱他為「台裔美籍」，他直指這是訛傳，因為出生於高雄的他，認為自己就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不是「ABC（美國出生華人）」。
近年台灣知名度不斷提升，江松長認為這與中共國策也有關聯。他指出因為中方開始停發歐美媒體簽證，加上香港受到中國嚴加管控，自治地位不再，許多歐美媒體退而求其此來台灣駐點，結果反而意外讓台灣相關的報導增多。加上台灣的疫情處理在全世界處於前段班，2022年又有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來台新聞風波，他認為美國人基本上已有能力區隔台灣跟中國的差異。
江松長說就連自己過去認為都是「華人（Chinese）」的朋友，也開始意識到原來自己的父母輩或祖父輩其實是來自台灣。他說：「他們自己不見得有改變說法，但是我對他們的觀點卻改變了，至少他們也願意去提這件事情。」
在疫情期間，許多長期定居美國的台灣人回到台灣，許多人誤以為江松長也是因為這個契機回來發展，但其實則不然。江松長說他早在2017年就已經搬回台灣，當時都在忙著在上海拍攝一個紀錄片《時光機》（2019），也經常在洛杉磯處理公務。2020年1月回台灣時，大家還提醒他台灣恐怕很危險，「結果我跑到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江松長笑著說。
也許在五年前，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根本沒有能力區分台灣與中國的差異，再更早一些，美國人對台灣的印象依然是「仿冒工廠」。
因為疫情之故，江松長暫時不需要四處奔波，他說這也是他自從去美國留學之後第一次有機會長時間在台灣生活，否則過去看看家人就離開了。他稱自己是真正地在台灣交了朋友，了解工作環境，也順道開始思考自己能夠在台灣拍攝什麼樣的故事。在他過去二十餘年的創作經歷，他從未將鏡頭對準過家鄉。
「我覺得拍紀錄片應該有兩個出發點。第一個是你想要講你自己很熟悉的故事，你想把故事講給別人聽；第二個是你對其它的人或其它的文化有興趣，你想要拍其它的東西。我自己過去是屬於第二個，我每一個作品拍攝的東西對我來說都是很陌生的主題，可能是因為現在年紀比較大了，對台灣比較多懷念，所以想要回來陪爸媽，現在轉變成很希望多說點台灣的故事。」江松長表示。
不依賴採訪的紀錄片
江松長在高中畢業後，就進入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就讀電機系，畢業之後就進入蘋果公司工作，職涯發展一切看似順理成章。不過作為一個工程師，他的心裡一直都有個小小的電影夢，他還記得自己國中時期就會一個人進場看電影。就是因為數學與科學表現都很好，所以當時就也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工程這一條路，畢竟在台灣這個環境長大，他從沒想過要走向藝術創作的領域。
猶記在蘋果公司工作了兩年，江松長說當時在做的不過是很入門的工作，閒暇之餘，他都勤跑影展當志工，總是希望能與電影圈有一點連結。當時他正好在幫一個紀錄片導演當實習生，那位導演有天跟他說，剛好有南加大電影學院的申請機會，下個月即將截止，就順手寫了一封推薦信給他。沒想到申請也順利通過，江松長認為自己也許真正適合走這條路，辭了工作前往就學。
江松長表明自己並未受到台灣電影任何影響，就是跟大家一樣都很喜愛李安和楊德昌的電影。啟蒙他的作品像是已列入經典之林的美國紀錄片。
當被問到起初會不會對這個選擇感到後悔時，江松長坦言：「當然會啊，我那時候也不知道我是要拍劇情片還是拍紀錄片，是要當導演還是要做攝影師。南加大很適合要走好萊塢的人，我自己也是懷疑我適合那個環境嗎？我覺得我不是那種很會跟別人拉關係的那種人，紀錄片也考慮過，可是紀錄片好像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路可以走，所以當然是很掙扎。」
雖然現在以紀錄片導演身分著稱，江松長的畢業作品卻是劇情片，不過卻因為熱愛旅行，喜歡探索一些不同的文化，他逐漸發現沒有創作框架限制的紀錄片才是自己的真心所愛。更重要的是，江松長說自己也對其他人的生活感到衷心好奇。
首部紀錄短片《一加一 One + One》（2002）觸及到HIV題材，《To You Sweetheart, Aloha》（2004）則到夏威夷拍攝當地藝術家，《凡爾賽部落 A Village Called Versailles》（2009）記述了受到卡崔納颶風衝擊的越南裔移民社群，還獲得艾美獎提名。江松長憑藉一系列作品在美國紀錄片圈奠定知名度，在2017年也獲邀進入影藝學院的紀錄片分會，獲得奧斯卡獎投票權。
儘管是台灣出身，江松長表明自己並未受到台灣電影任何影響，就是跟大家一樣都很喜愛李安和楊德昌的電影。啟蒙他的作品像是已列入經典之林的美國紀錄片《哈維米克的時代：邁向自由大道》（The Times of Harvey Milk，1984》、《籃球夢》（Hoop Dreams，1994），同時他也對蘿拉．柏翠絲（Laura Poitras）的《Flag Wars》（2003）情有獨鍾，他在當時對於這種不倚賴採訪，完全觀察式、令觀眾沉浸其中的紀錄片形式感到震撼不已，這也對他在《金門》的創作上形成了影響。
什麼是道地的「台灣人」？
2020年，江松長就像許多台灣人一樣開始走上國旅行程，其中一站就是金門，也是他父親當年服役的地點。過去他對金門的印象就是來自他父親說的軍中故事，例如水鬼摸哨。但一抵達金門之後才發現自己徹底開了眼界，不僅喜歡上金門的自然風貌，也對金門的閩南式建築相當著迷，加上戰地前線的景觀與種種歷史特點，江松長興起了在當地創作的念頭。
CNEX董事長蔣顯斌當時有想法拍攝一系列的台灣故事，江松長主動跟他提起金門，隨後就開始進行調查。起初的主題是要談論小三通暫停對金門旅遊業的影響，但隨著對金門了解越深，江松長決定要自己重新設定主題來拍攝，而CNEX依然決定提供資金挹注，讓他沒有後顧之憂。
拍攝的動機相當單純，江松長希望能做出一個簡潔有力的短片，讓國際觀眾對台灣和金門的處境能有初步的了解，所以當他陸續聽到有台灣觀眾對這部作品的呈現感到不盡滿足時，他也完全接受，因為對他而言這的確不是一部給台灣人欣賞的作品。不過當聊到作品是否存在「美國視角」時，江松長卻無法予以苟同。
「道地的台灣人是很綠的台灣人嗎？還是只有原住民才是道地的台灣人？那我們長期在國外生活的，回來台灣就不是台灣人嗎？」
「如果一個台灣人解釋台灣給國外人聽，你會怎麼解釋？你解釋給台灣人聽當然不需要這麼解釋，所以那不算是一個美國的視角。我現在搬回台灣後常常會聽到一些美國朋友的訊息說，『你們還好吧？需不需要離開之類的』，我覺得那個是美國視角。」江松長解釋道：
「如果是拍金門或者是台灣的故事給台灣人看，我覺得我不適合，因為我已經在國外很久很久了，一些台灣這邊的前二三十年的大眾文化，或者是一些大家覺得非常基本的一些東西的了解，或者知識，我不見得有。可是因為我的經驗跟我的工作的圈子，我覺得我反而很適合講故事給國外的人聽，或者是給他們看。」
「香港人也不是很清楚（金門的故事），那你也可以說我是香港人的視角嗎？所以要解釋吧！所以重點是怎麼把台灣、台海關係，這些非常複雜的東西，用一個最有效率的、簡潔的方式把背景鋪好，讓他們可以了解我想表達的意見。」江松長說道。
哪怕是針對「台灣」這個字眼，江松長都有一些不同的想像。他想起前一天有一位訪談者稱他看起來「不像道地台灣人」，他馬上就反問對方「道地台灣人」是什麼。他接著問道：「道地的台灣人是很綠的台灣人嗎？還是只有原住民才是道地的台灣人？那我們長期在國外生活的，回來台灣就不是台灣人嗎？外省人家庭，跟中國有很親密的一些關係，有些人是跟日本有著很親密的關係，我覺得這個都是各種各樣的台灣認同的一個多元性。」
「我覺得我們應該慶祝這個多元化，而不是怎樣才是真的台灣人。你也可以覺得我這個觀點是一個美國的觀點，我想如果你已經全心全意的要把自己的認同跟精神都投入台灣，那你就是台灣人。」
來自韓國、古巴的共鳴
面臨到邊界問題的韓國觀眾、古巴觀眾都分享了他們自己的認同與掙扎，這讓他發現台灣的政治局勢並非獨有的。
但對於金門人而言，這個問題也許更為複雜，因為金門經常被台灣區分開來，就中華民國憲法上，金門被列為福建省轄下，也常見「台澎金馬」一詞。江松長不否認他會遇到認為自己遭到邊緣化的金門人，但他從來沒有遇到一個金門人告訴他自己嚮往中共的政治體制。
他感覺金門人追求的只是希望交通、投資、探親各方面更便利而已。江松長也坦承自己跟金門人未必談到很細節，因為起初他只是希望用「金門」來講「台灣」，不過他認為這個態度確實略顯天真，因為金門人跟台灣人的觀點仍有差異，只是就視覺上來看，他認為金門風貌仍然適合這個主題。
就形式而言，江松長說這部片也象徵了他創作生涯很大的一次轉變，因為他將自己置於其中，也親自旁述。他說自己一開始是很不情願的，最早他只想呈現金門獨特的地景風貌，而不倚仗任何解釋，但在本片的製片人、同時也是資深的剪輯師錢孝貞指點之下，儘管不具自信，他還是做出了調整，一方面也是考量到自己下一部講述家庭故事的長片確定會以本人身分露面，這也可以當作一個演練。
後來初剪完成之後，作品給了關注紀錄片的《紐約時報》平台過目，雙方經過一番協商之後就談成發行合作。透過這個平台，江松長很驚訝地看見了來自各地的迴響，同樣面臨到邊界問題的韓國觀眾、古巴觀眾都分享了他們自己的認同與掙扎，這讓他發現台灣的政治局勢並非獨有的，也可以讓世界各地的觀眾找到共鳴之處。
偶然一次跟錢孝貞聊到奧斯卡資格的事情，他想說既然已經得到CNEX支持，就索性找一家戲院放映以符合奧斯卡資格。由於本身在舊金山紀錄片圈也有人脈，江松長花了一些時間邀請業界朋友看片，隨著12月《紐約時報》正式讓《金門》上架，更增添了作品的聲勢。江松長坦承最初認為進入15強是有機會的，但最後入圍五部他卻是想也不敢想，因為要面臨的畢竟是迪士尼等大公司競爭。
公布入圍名單當下，江松長人在歐洲，起初他刻意不想看直播，但後來還是忍不住瞄了一眼，最後果然得到了驚喜的結果。他說父母也很開心地向親朋好友說起他的光榮表現，不過江松長自己儘管開心，但身為影藝學院會員的一分子，他也不得不承認這整個提名過程涉及到過程本來就很繁複，不是「最好」就能入圍，更何況他認為每個人的美學標準不一，他認為「選最好本來就是一個荒謬的概念」。但無論如何，對於他而言，能讓《金門》被看見，已是最大的勝利。
工程師轉導演：台媒喜歡的視角
「我覺得我現在超愛短片，因為製作長片很辛苦啊，做一個長片就要三年到四、五年。長片對角色跟故事的需求是非常、非常高，而短片是一個很適合現代觀眾的路，我覺得也要看市場，因為國內必須要有一些比較值得尊重的平台開始支持短片，那大家的觀點就會改變。如果台灣的短片可以去走國際的平台，應該也會改變台灣的創作者對影片的觀點吧！」江松長說道。
對於目前的台灣補助環境，江松長給予很高的評價，他知道許多人仍有不少意見，但他說許多國家連補助的機制甚至都不存在。只是他也提醒目前的機制仍有隱憂，因為他發現許多單位會要求創作者按時交稿，最後許多導演都在沒想清楚的情況下趕鴨子上架，而且許多人未必對其它海外的補助熟悉，因此也欠缺去海外拓寬眼界、尋找更多可能性的機會。未來的他除了作為導演，也希望能站在製片人的角度去給予台灣創作者的更多的協助。
最後，對於台灣媒體特別執著於強調「工程師轉導演」這個身分的轉變，江松長問我「這有什麼特別的嗎？這一行很多人都是工程師出身呀」。我想到楊德昌亦是如此，但我說對於台灣的觀點來說，這樣的下標確實比較容易吸引目光吧，畢竟工程師聽來是高薪工作，而電影工作者終究聽來比較克難。
「因為你要關注你所熱愛的東西呀！錢不是最重要的吧⋯⋯不過我說這句話⋯⋯可能也是好環境長大的才會講這些話啦！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要擔心收入⋯⋯有點天真吧！」江松長苦笑。
「15歲考完聯考就遠赴中國留學的他」
是否寫錯了？他應該是去「美國」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