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園丁到保姆：權力關係逆轉，小學老師在投訴和考評中夾縫求生

「每天上完課後我腦仁兒疼。」離開校外教培機構後，羅琳開始在公立學校教小學生寫話課（注：針對低年級學生的口頭與書面語言訓練）。雖然就職於中國大陸一線城市一所區裏排名靠前的小學，羅琳在教學時也躲不開每個班都有的「頑劣學童」。

傳統的被一定程度默許的「體罰」，早已被正式文件和師德師風的道德訓令禁止，而崛起的80、90後中產家長們對學校和老師的期待也和父輩一代相去甚遠：從「虎爸虎媽望子成龍」到更重視孩子在學校的心理感受。

師生關係、家校關係正在重塑。在學校老師看來，他們的地位正在從崇高的「園丁」滑落為忍氣吞聲的「保姆」。對家長的態度，有理解，也有委屈。

「夾縫生存」，羅琳說，學生在課上「詛咒」她早日投胎，她不敢言語，因為不想再承擔被家長投訴的代價。另一名在湖南省某地級市教書的小學老師也感嘆，「以前教委還站在老師這邊，現在是有事就是我們老師的事，沒有人保護老師了。」

老師的委屈

「你知道他們上課怎麼鬧的嗎？」羅琳問。「拿着彩筆在人家臉上畫，畫各種顏色，拿彩筆在人家衣服上畫，在羽絨服上畫。還有在地上爬的，從那個椅子桌子底下竄過去，從這一個組竄到旁邊三個組去。他穿過了兩個人。」

2023年7月，是近些年北京最熱的暑假，羅琳收到了北京一所小學的錄用通知，她為這所學校一二年級總共15個班級的學生上寫話課。

此前一年，羅琳在深圳一所公立學校教六年級的語文，在課上，對那些故意擾亂課堂紀律的學生，有時候，她會朝那些學生扔個粉筆頭以示警戒。但來了北京，在首都，一切都不一樣了。面對一二年級的低齡學生時，她說了一些「重話」，很快就被家長投訴了。

羅琳供職的學校位於海淀區，附近有好幾所知名學校，用羅琳的話說，自己的學校在區裏排名還是不錯的，學區房均價10萬元以上。學校孩子的家長以80後、90後為主，還有少部分二胎放開後生育的70後家長。

羅琳回憶，2023年12月上旬，在給一年級某個班上課時，有幾個調皮的學生在課上搶東西、推桌子，最後打了起來。羅琳非常生氣，直接對他們說，「你們班怎麼這麼差呢？你們班的紀律，我已經強調過多少遍了。你們幾個為其他同學考慮過沒有，影響老師上課就是沒素質。」

在羅琳嚴肅批評完這幾名學生後，班裏難得安靜地上了一節課。但下一次再來這個班上課時，羅琳看到教室後面坐了一位家長陪讀。更嚴重的是，羅琳收到了班主任的「談話請求」。班主任顯得很不好意思來找羅琳，班主任表示，實在沒辦法，家長追着不放，一定要我了解清楚，給個答覆。

班主任反應，羅琳批評學生的話被小朋友告訴了家長，「沒有素質，特別差勁」，家長認為這樣的批評對自己的孩子並不公平，孩子還小，不能用這樣的詞彙批評。

羅琳通過班主任了解到，投訴家長的孩子是班上一個特別安靜的男孩，「幾乎沒有什麼存在感的一個男孩兒。」放學回家後，男生和媽媽說不喜歡寫話課，因為老師特別嚴厲，說他們班沒有素質，是最差的班。就這樣，家長找到班主任反應情況。班主任把和家長對話的截圖轉發給羅琳，希望了解情況，確保中間沒有誤會。

羅琳雖然認可身為老師不該用「沒有素質，特別差勁」這樣的話批評學生，但還是覺得特別委屈。她從來沒有批評過那個安靜的男生，而被批評的那幾個總愛搗蛋的學生，卻總是像沒事人兒一樣。

為了避免類似事情再次發生，一些同事給羅琳支招，「以後你就多關注這個班，多表揚投訴家長的那個孩子，家長可能只是想要老師的態度。」還有同事說，「以後班主任再來問班裏情況，你就說這個班特別好，每個班都特別好，每個人都表現特別好。別說學生調皮，說他們有進步。」

家長的監督和投訴顯然起到了效果。「風波」過去後，羅琳在這個班的下一堂課，課堂紀律又恢復如常，愛鬧的孩子依然如故。幾名女同學忍受不了和她抱怨，「老師他們幾個特別吵。」

羅琳只能看着情況失控，看着他們在教室裏玩拋接帽子的遊戲。三個孩子全坐在第一排，最邊上那個孩子不小心將帽子拋到了講台上、羅琳的身邊。孩子起身離開座位，繞過羅琳把帽子撿回來繼續玩。

有了上次被投訴的經驗，羅琳努力剋制自己，特別溫柔和善像哄小孩一樣不斷勸說，好，現在我們坐好，但沒有人聽。「全班特別鬧，沒有人聽。」

懲戒權坍塌

2018年，羅琳從北京的一所師範類院校本科畢業，那還是教培行業如日中天的時候，行業的造富神話仍在持續，羅琳入職了一家知名教育機構當補習老師。她的前領導掙夠了一千萬後移民加拿大，本科畢業的羅琳那時的月薪亦接近2萬元。

但三年後，2021年7月24日，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出台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意見》落地後，曾經風光無限的教培行業瞬間傾覆，行業內公司大規模裁員，羅琳也沒逃脫被裁的命運。

這之後，羅琳輾轉深圳、北京的公立學校當老師，和第三方簽訂合同，沒有編制，工資是在教培行業的三分之一。

離北京1500多公里，湖南省株洲市的一名老師陳瑤，和羅琳同年本科畢業。不同的是，陳瑤一畢業便選擇了公立學校任教，她是一名有編制的老師。工作5年半，陳瑤感到教師的懲戒權在逐漸坍縮。

教師懲戒權前些年在中國大陸教育界備受關注。懲戒權的提出是為了糾正中小學長年存在的體罰現象，絕大多數學校一直缺乏對懲戒行為合理限度的明確規定。2020年12月23日，中國教育部發布《中小學教師實施教育懲戒規則》。在這份文件中，教育懲戒被分為一般懲戒、較重懲戒、嚴重懲戒和強制措施四類，並明確禁止體罰。

規則出台前一年，廣東曾嘗試在全國率先通過立法賦予教師教育懲戒權。最初的意見稿中，教師可實施的懲戒行為包括「罰站罰跑」，一審後「罰站罰跑」的條款被刪除，文件將具體規定下放給了學校主管部門。不過，懲戒權很快消失於公共討論，取而代之的是語焉不詳的師德師風。

陳瑤在湖南株洲荷塘區一所小學教四年級語文，同時也是另一個班的班主任。以前，沒完成學習任務，沒背完當天課文的學生，會被要求留校完成功課。但不知何時開始，陳瑤在安排學生留校前需要先給家長發短信徵求對方同意。「以前沒有完成學習任務留校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對吧？現在要徵求家長意見了。」

教師們察覺到的一個變化是，家長們對合理的教學工作的干涉越來越強勢。金晶在湖南一所縣級市的私立小學當班主任，教語文。在金晶看來，私立學校的家長投訴相比公立學校更多，「一個學期學費近4000元，住校學生要6000元，家長覺得花了錢，你就要服務好噻。」

「好的服務」包括安排孩子們的課堂座位也要完全服從於家長。金晶在擔任目前所在班級的班主任的五年間，曾遭遇過來自家長的人身暴力威脅。

那是一個正在做視力矯正的男生。金晶記得，他長年戴眼鏡，眼鏡的一邊鏡片被遮擋起來，孩子媽媽要求對孩子特殊照顧。從一年級開始，由孩子媽媽在班級指定座位，教室最中間的第二排位置。孩子媽媽說，第一排太近，第三排太遠，二排剛剛好。

到了二年級，金晶收到其他家長的意見，覺得這樣不公平。金晶便跟孩子媽媽溝通，班級每個月輪換位置，準備把孩子調到教室右邊第二排，孩子媽媽當時沒有應聲。

等到真正給孩子換了位置，孩子父母、爺爺奶奶都找上了學校。一天上課時，孩子爸爸突然出現在教室門口，把金晶從教室叫出來後一把拽住金晶的衣領，抵住她脖子，問她什麼意思，是不是覺得孩子眼睛有問題，歧視孩子。「他爸看起來就要打我了，我趕緊給我老公打電話，喊他過來學校。」

這樣被質問是不是歧視學生，金晶不是第一次了。五年級時，金晶發現班級的一個女孩成績下滑很快，學校兩套校服，這個女生換着穿，從來不洗。

金晶決定去家訪。到了女孩家，她驚訝地看到女生家裏沒有垃圾袋，從臥室到客廳，都是被胡亂丟棄的垃圾，臭味燻人。和女孩聊過後才知道，女孩父母離異，母親重組了家庭，又有了孩子。女孩跟着每天在外跑貨車掙錢的父親，沒人照顧，放學回家，都是自己做飯。

出於班主任的責任和對女孩的憐憫，金晶找到女孩爸爸，希望他能多關心一下孩子。但女孩父親態度漠然，給她的感覺是，「孩子學成什麼樣就什麼樣，讀不進就讀不進。」金晶又找到女孩的母親。當時已經嫁到外地的母親回來後，看到家裏的環境，在電話裏和孩子爸爸大吵一架。吵過後，女孩的學習和生活並無改變。

金晶再找女孩媽媽反應情況時，被對方狠狠罵了一頓，「要你多管閒事，你怎麼總是反應我們家孩子？你是不是歧視她？」

陳瑤和金晶的學校都沒有成文的教師懲戒行為規則，學校往往只在工作群裏提醒老師不要拖堂，教育學生要注意方式方法；或者在師德師風教育活動上重複，「要關愛學生，尊重學生人格，平等公正對待學生，不諷刺不挖苦歧視學生，不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但在具體細微的教學場景中，這些高度道德化的要求並無益於緩解教師和學生及其家長的矛盾和互不信任。

在縣城，大部分老師像金晶一樣畢業於專科院校或者二本院校，不少家長也像上述家長一樣，忙於生計無暇顧及孩子的學習與生活，寄望於學校大包大攬承擔孩子全部的教育與照顧。金晶作為教育從業者，一直認為，家庭教育的缺席也會埋下師生衝突的隱患。

一名同行的遭遇讓金晶至今心有餘悸。這名同行在一所公立學校教五年級英語，一次上課時抽查背單詞，一名女生總也背不出來，甚至輸給班上「掉車尾」的學生。女生突然衝出教室意欲跳樓，一隻腳已經翻過了陽台，被老師及時拽了回來。

後來老師才得知，女孩父母離異後，媽媽經常打罵孩子。抽背單詞的前一天，女孩剛被母親責罵，「比豬還蠢，是最蠢的人」。課上的挫敗，沖垮了女生最後一道心理防線。

「敵對」的師生

相較縣城家長對孩子的態度，北京家長對孩子的寵溺時常讓羅琳覺得「過分」了。

在懲戒規則明確禁止「體罰」之前，北京中小學已很少聽說有老師「體罰」學生的行為。然而，對學生人格的尊重，卻在近幾年演變到了另一個極端。為了避免日益頻繁的投訴，承擔一線教學工作的教師，在家長對孩子的溺愛和對教師的不信任中，不得不謹小慎微。

2023年12月，北京因為下雪居家上課一週。在線上課堂，一名同學的線上暱稱和頭像都換成了「你們都是sb」。班主任發現後，將直播課堂的截圖發給孩子媽媽，對方第一反應是不相信。她說，我先問問什麼情況。孩子推脫說是姥姥弄的。姥姥說，我英文不好，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呀。正式上課前，「你們都是sb」的暱稱和頭像被換掉，事情不了了之。

羅琳說，現在的家長會無條件地袒護孩子的行為，「北京的家長不會因為你是老師，就相信你反應的問題，家長首先是質疑。」

這樣的事情，羅琳在深圳也遇見過。在深圳帶六年級時，班級作業上交以小組為單位，羅琳所教班級每6人一組，為了照顧學生感受，小組不按成績區分，每個組都會有成績好的學生和普通學生。

有一個小組的作業晚交了兩次，羅琳在課上提醒說，希望晚交組的組長多督促，負起組長的責任。第二天，班主任來找羅琳，說接到家長投訴：小組明明只有一個孩子沒交作業，為什麼其他人的作業也跟着不能收、不能批？家長還認為，羅琳讓學生監督學生寫作業，是把本屬於老師的責任推給了學生。

收到班主任的「提醒」後，羅琳叫小組長開會，告訴他們以後作業收不齊也不用着急，先把收到的作業交來就行。但羅琳的安排在會後卻被曲解，一名小組長回到班上說，「你們幾個不愛交作業的單獨一組吧，我們組不要你們了，你們被老師遺棄了。」

緊張、脆弱的師生、家校關係，延燒至教學任務之外的瑣碎中。陳瑤所在的學校，學生每年要交380元的醫保，催繳醫保的工作很自然地落在了班主任陳瑤身上。每年都有家長嫌貴拖着不交，陳瑤只能一遍遍發微信打電話去催。

和錢有關的所有事情都要靠催，訂校服、研學旅行、注射乙肝疫苗……一張長長的清單，每一件事都折磨着陳瑤的耐心。更令她惱火的是，學校總也布置不完的德育作業，「形式主義，」陳瑤評價。

「全國少工委」的公衆號有一欄叫「紅領巾愛學習」，點擊後會彈出小程序。學生被要求每天打卡小程序學習，學習內容每天更新。12月29日小程序提供的學習內容是中華水塔三江源，一則視頻科普青藏高原腹地被譽為中華水塔的三江源。學習任務要求學生看完科普視頻，再由家長截圖證明任務完成反饋到班級群。

陳瑤要做的，是收集截圖再轉到年級群，證明本班已完成學習。絕大多數時候，任務截圖並不會順利地按時收集完整，本班任務完不成會被上級催，陳瑤作為鏈條中的一環，只好不斷地催促家長。「即使不算在教師考評裏也很煩啊。」

每月一次的班級評比更是將傳統的師生權力關係徹底逆轉。班級評比排名分為優秀、良好和及格三等。評分項目包括衛生、紀律、班風等，「如果扣分，班級就很難評上優秀。」而掌握評分權的，是高年級，即五六年級的學生。

當扣分的「權力」掌握在學生手裏，陳瑤的學校就出現了「學生管老師」的現象。課間，這些高年級值日生化身大隊委，到低年級「巡視」。有學生趴在走廊地上，扣分；兩名學生在操場手拉手，扣分；坐在石頭上，扣分。

前兩年，評分項目甚至包括教室分貝。大隊委們會拿着分貝測試儀前往不同教室，當分貝值高於某個數值，說明教室過份吵鬧，就要被扣分。「大家意見特別大，今年就取消了。」陳瑤覺得，這些扣分事項不值一提，但她還是得提醒學生，不能當做什麼都沒發生。

「我還適不適合當老師」

「夾縫生存，」羅琳形容自己轉到公立院校任老師的生活狀態。

2023年12月初，羅琳學校要接受上級領導抽查課間休息和師德情況，學校群發了一條通知，要求老師不得拖堂；不得以安全為由要求學生只能在班裏休息或不能下樓；批評教育學生不能聲音過大、時間過長、語音過於激烈。

其中第二條，是針對兩個月前網友熱議的「課間十分鐘」。那時，不少學校以擔心課間打鬧出事故、保護孩子安全為由，課間十分鐘禁止學生出教室。很快，消息衝上微博熱搜，在家長投訴和網友關注下，2023年11月1日，新華社發表時評定調，「把課間十分鐘還給孩子」。

時評稱，怕孩子出問題，怕被追責，就採取限制學生課間外出活動這種「省事兒又保險」的方法，實則是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的懶政。隨後，各地學校撤銷了此前禁止學生課間十分鐘離開教室的做法。

羅琳所在學校特地安排了安全員課間在樓層巡查，羅琳作為副班主任也要時不時去看看孩子們，擔心同學們玩鬧中有個什麼碰撞。「不能限制孩子們玩兒，但出了事就是老師、學校的事情了。」羅琳無奈道。

在家長對孩子過分袒護，又有「政策」支持的情況下，羅琳覺得，教師這份工作越來越難在教育和批評之間尋找到一個合適的平衡。

一次寫話課上，羅琳設定了一個主題：去醫院探望病人應該說什麼。羅琳回憶，上課時她特地考慮到舉例不能以孩子家長住院為例，羅琳就假定自己生病住院了，「如果是羅老師生病了，在醫院裏，你想對羅老師說什麼呢？」

有一個男孩兒把手舉得特別高，羅琳便走過去，把話筒遞給他，卻沒想到男孩回答說，「祝你早日投胎」。羅琳當場愣了一下，反問道，「你知不知道祝你早日投胎是什麼意思？」

男孩沒再吭聲，羅琳向全班同學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永遠離開這個世界，「你是希望跟羅老師說這樣的話嗎？」學生搖頭。羅琳看着他，眼神稍顯嚴厲，但沒再多說什麼。她轉身回到講台，像是自我勸慰地說，「他（那位同學）是給我們開了個玩笑，是吧？我知道他並沒有這個意思。

一名老師聽完羅琳的遭遇後非常生氣，說如果自己被學生這樣對待，一定要讓他道歉。同事的話讓羅琳開始懷疑，自己究竟還適不適合當老師？「我真的掌握不了對待學生的分寸，什麼事、什麼話算嚴重呢？要冒着被投訴的代價教育他們？」

在深圳一所公立學校有着5年班主任經驗的一名老師認為，師生關係、家校關係出現的種種矛盾，還是由於現在家長們對學校的需求不一樣了。這名老師認為，以前家長更注重的是孩子的學習，望子成龍。現在，比如在深圳，家長希望孩子好好學習考個好大學的心願不再像以往那麼強烈，更注重孩子的在校感受，是不是受到欺負，老師是否盡責等。

當家長對學校的要求和期待發生了轉變，學校和教育體制尚未在心理和機制上做好調整的情況下，新的師生矛盾不可避免。而「矯枉過正」、看似站在家長一側的「政策」在未來顯然不會因為教師的委屈而中斷，重走回頭路。

​​金晶不想再陷於當前的困頓，自從不當班主任之後，她的工資下降到每月不到2000元。去年6月，金晶提出了離職，賠償了學校5000元的違約金，「這兩千塊錢的工資，幹什麼不比當老師強？」現在，金晶自己開公司創業去了。

同在湖南工作的陳瑤已經結婚，定居在株洲，作為一名有編制的老師，在現在的經濟環境下，她不敢輕言離開編制。

而羅琳，在北京，每個月工資大概只有7000元，寒暑假時，薪資減半。北京的房租和生活成本像一道不可逾越的現實高牆，她想着，再忍忍，再忍一年，等有了三年公立學校教學經驗，她打算離開北京。

應受訪者要求，以上人物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