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獎《石門》中日導演專訪：不想去定義女性就是要柔軟抑或堅強

家禽在食物鏈裡最容易被宰殺吃掉，黃驥覺得女性也是人類社會裡最容易成為獵物的；而石頭就像女性生活中經常要遇到的各種阻礙，她撞到以後，自己也變硬了，生存能力因此變強了，不是好也不是壞，就是一個變化。

第六十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獎座由電影《石門》抱得。這部影片由黃驥和大塚龍治共同執導，講述湖南長沙一名女大學生未婚懷孕的故事。

雖然是最終大獎贏家，但其實此前，《石門》在五部入圍者裡也屬異數，這樣講不是因為題材罕見，而是整部片有如家庭作坊的拍攝方式，不僅對工業化掛帥的台灣影視環境來說難以想像，可能還打破了該獎項的歷史紀錄──《石門》的攝製團隊只有三人。

導演黃驥，身兼製片、美術與場景經理；導演大塚龍治，身兼攝影、燈光、美術與錄音指導；另外再加一位現場錄音師。少數比較複雜的場景，才有一位副導、兩位美術來幫忙，但基本上就是三人。至於演員，清一色全是素人；素人之外，還有黃驥的家人。

農村留守兒童的時光

從小看著村裡老人大費周章地提前拍遺照，好留下一個活過的見證，「影像」與「存在」兩件事，在她心裡漸漸扣合到一起。

黃驥和大塚這對夫妻檔，已經用這種方式拍了三部長片，包括2012年獲得鹿特丹影展「金虎獎」的《雞蛋和石頭》；2017年獲得柏林影展新世代單元「特別提及獎」、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藝術探索獎」的《笨鳥》；2022年入選威尼斯影展威尼斯日單元、獲本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原著劇本」、「最佳剪輯」四項提名的《石門》，三部片合力構成了「農村女性三部曲」。

「農村」，指的是黃驥出生的湖南安化縣偏遠山區裡的山羊村，她在《石門》之前的作品，每部都和她的成長背景──地理上與心理上的──緊密相關。

小學一年級時，黃驥行醫的父母就去了廣東工作，她從此成為留守兒童，二年級住在老師家，三年級則住到拍攝《雞蛋和石頭》的芙蓉村姑姑家，六年級又搬到拍《笨鳥》的梅城鎮上，跟爺爺奶奶住了六年。沒有父母在身邊的童年，就像冬天的山裡一樣冰冷潮濕，是閱讀帶給她溫暖和慰藉：

「生活在小城鎮，能看到的只有通俗小說或世界名著，所以會把一本書反覆地看，我在小學就把高中和大學的語文課本都看完了，我還會看藥物的說明書，只要有字的東西就會看。」

閱讀也引發了她對觀察、研究人的興趣，加上從小看著村裡的老人們會大費周章地提前拍遺照，好留下一個活過的見證，「影像」與「存在」兩件事，在她心裡漸漸被扣合到一起，她想替老家的父老鄉親拍紀錄片，本著這麼單純的理由，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並在2003年進入文學系就讀。

來到北京第三天的日本男生

「我那時候也看過她拍的紀錄片，整部片沒有旁白，對我來說是第一次看到類似『直接電影』的做法。」

大三那年，一個學校辦電影座談的日子，由於來賓是大導演吳宇森，偌大的標準放映廳裡擠得人山人海，找不到座位的黃驥只好坐在走道上。她聽見旁邊兩個男生在用日語聊天，其中一人就是大塚，那是他到北京的第三天，中文一句不懂，就為一睹大導演風采而來。

大塚在日本時，已於電視台任職七年，負責拍攝歷史節目，某次因製作經濟發展專題，採訪了各行各業的頂尖人士，眾人一致看好中國將是未來亞洲的中心。看過好多華語片、一直想有機會拍電影、又對中國充滿好奇的他，毅然辭掉工作，打算先到北京學中文，再報考北京電影學院研究生。

那時在放映廳裡，語言不通的黃驥和大塚，只能用彆腳的英文交談，黃驥卻突然沒頭沒腦地問他，用日語怎麼說「我愛你」？「後來我開始學打中文短信，一邊查字典，花了二十分鐘終於發了一句話，我想約黃驥吃飯，她一直不願意。」

又過了差不多一年，黃驥的同學要拍短片，她想起大塚曾經在食堂給她看過自己在北京拍的短片，她很喜歡片子的剪輯，那不如就找大塚來做攝影吧，「我那時候也看過她拍的紀錄片，整部片沒有旁白，對我來說是第一次看到類似『直接電影』的做法。」

大塚說的紀錄片，是黃驥大二時回湖南老家拍的《地下》，這部作品後來被香港中文大學收藏。接著換大塚要拍他的短片《玲玲的花園》，就邀了黃驥一起討論劇本、找演員，黃驥還幫他做副導演。兩人漸漸走到了一起，成為彼此的創作夥伴和人生伴侶。

童年性騷擾經歷

童年曾遭親戚性騷擾的創傷，「因為實在太難受了，堵在心理，又不能去傾訴，這在當時還是很恥感的事。我通過寫劇本，想把它拍出來。」

在黃驥的首部劇情短片《橘子皮的溫度》取得入選柏林影展新世代單元的成績後，她很快要開始籌備第一部長片《雞蛋和石頭》，大塚因為相信黃驥的才華，把原本自己拍片要用的幾十萬存款，全數投入了這部片的製作。

大塚伴著溫煦的笑容說出對黃驥的評價，「她看電影或小說時，對人物的心理看得比較準確，她雖然年齡比我小，但在這個角度很成熟，所以我很好奇她可以拍出怎樣的電影。」

他也表示去到中國以後，發現整個社會跟日本很不一樣，這讓他更加關心女性的處境，因此想拍關於女性的電影，而黃驥就是他心中最佳的導演人選。黃驥則打趣道，「當一個男的願意投資我拍第一部長片，我就覺得他對我有真的愛情。」

但是在讀了黃驥的原始劇本後，大塚察覺了異狀。「那是她小學三四年級，老家發生的故事，有一些美好的童年回憶，但有一段特別真實，就是性騷擾的部分，她沒寫那麼清楚，但感覺跟其他段落很不一樣，所以我問她，是不是跟她自己有關係？」確實，黃驥在這部片中想處理的，就是她童年曾遭親戚性騷擾的創傷，「因為實在是太難受了，堵在心理，又不能去傾訴，這在當時還是很恥感的事。有的人通過文學、寫小說把它轉移一下，我是通過寫劇本，想把它拍出來。」

兩人決定把故事時空改為現代、以性侵犯為主軸，並採訪到一樁小學教師集體性侵事件中的一位受害者，「我們去到她家，父母就直接在女兒面前講出事發經過，但那個女孩一直不說話。」這樣的沉默，黃驥又在另一名13歲的女孩身上看見，她叫姚紅貴，90後的留守兒童，她的老師把她和兩個同學帶出教室，介紹給黃驥做為演員人選，姚紅貴是最沉默的一個，但她的眼神和身體語言卻很有表現力。

最後，黃驥就順著這份沉默，塑造出電影中的女主角。「這是一部向內的電影，我們觀察這樣的女孩怎麼繼續過生活，她憋得挺難受，但又不能講、不能去自殺。」《雞蛋和石頭》裡，留守女孩被舅舅性侵後懷孕，她卻還天天期待月經趕快來，經歷了粗暴的人工流產後，月經終於又來了。黃驥想如實呈現這樣的茫然無助，希望能被更多人理解。

排斥把演員當工具

進入表演範疇時，演員姚紅貴會把真實的自己加進角色，做第二次融合；等跟她演對手戲的非專業演員進來，再就著他們個人生活基礎，把劇本又一次調整修正。

第二部《笨鳥》，描述湖南梅城鎮上一名不斷盜賣手機、流連網吧、極度缺愛的16歲留守少女，透過手機網路跟外部世界維持著虛幻的關係，但仍填補不了心靈的空缺。故事也是源自黃驥高中時，跟男友不愉快的初次性經驗。同樣由姚紅貴主演，黃驥本來想用不同演員，但實在找不到比她更適合的。

這部片拍了七個月，黃驥和大塚同樣先做田調，採訪了許多不同年齡、文化程度的女性，而他們發現，大家在性的初體驗上都不好受，沒有人很放鬆，並且都認為是自己的錯。黃驥甚至還帶著大塚聯繫到當時的男友，想問清楚他那時的想法。

黃驥進一步說明他們建構故事的模式，「做為創作者，一開始肯定特別想把自己的生活體驗原封不動地倒出來，這是最舒服的狀態，但是從短片到《雞蛋和石頭》就已經是我們兩人一起共同創作，所以大塚會從一個有感情，但是相對客觀的角度來調整我個人經驗的比例，我們採取的方法就是做大量的調研和採訪，從其他女性身上找到共性，但又找到特殊性，放在一起後，在劇本上創造一個人物。」

而進入表演範疇時，首先演員姚紅貴會把真實的自己加進角色，做第二次融合；等到跟她演對手戲的非專業演員進來後，再就著他們個人生活的基礎，把劇本又做一次調整修正。

黃驥和大塚先做田調，採訪了許多不同年齡、文化程度的女性，發現，大家在性的初體驗上都不好受，沒有人很放鬆，並且都認為是自己的錯。

到了三部曲的終章《石門》，由於已經和首部曲《雞蛋和石頭》相隔十年，創作的切入點亦從黃驥的自身經驗上轉移，改而關注當代年輕女性的生活樣貌，兩人從調查湖南長沙的女大學生著手，「我們去了一間學校採訪，發現女廁的牆壁上貼了很多代孕的小廣告，我們就直接打電話過去了解；當時剛出新的iphone，因為比較貴，就看到新聞說一個女孩為了買手機去賣卵。」

綜合對社會現象和特定群體的觀察，這次的故事定錨在一名打算賣卵賺錢的女大學生，意外發現自己懷孕，便荒謬地決定將腹中孩子當作替母償債的交易品。《石門》將過去作品對個體性困惑的探討，擴及至女性身體商品化的議題。

和《笨鳥》一樣，《石門》的主角也名「林森」，但兩個「林森」並非同一人，只是因為黃驥很喜歡森林綠樹，才如此取名，不過這兩個人物的確都是被動、不擅表達的女孩。為什麼總是給主角設定這樣的性格？黃驥答，「大家覺得電影應該塑造積極主動的角色，我其實也想寫一個很有力量、很聰明的女性角色，但我們和很多年輕人接觸，發現她們對世界的看法，是比較接近躺平的狀態。」

理解了該世代真實的心理後，黃驥覺得最初寫的劇本有點無聊，就把原有的黑社會討債、「林森」被擄走的這些情節拿掉，用當下的現況來改寫角色。

《石門》的英文片名「Stonewalling」，指的便是「林森」成長過程中，有一個很強的阻礙是來自她自己的，她自己就是築起石牆的那個人。

又為什麼每部電影的片名，總和家禽跟石頭有關？黃驥想了想說，家禽在食物鏈裡是最容易被宰殺吃掉的，她有時覺得，女性也是人類社會裡最容易成為獵物的；而石頭這樣堅硬的材質，就像女性生活中經常要遇到的各種阻礙，但她撞到以後，自己也變硬了，生存能力因此提高、變強了，不是好也不是壞，就是一個變化，她不想去定義女性就是要柔軟或堅強。

《石門》的英文片名「Stonewalling」，指的便是「林森」成長過程中，有一個很強的阻礙是來自她自己的，她自己就是築起石牆的那個人，「我不想把她塑造成完全的受害者或加害者，但是性格決定命運，性格是家庭和大環境造就的，所以大環境也是命運的一部分。」

《石門》同時是黃驥大塚與姚紅貴的第三度合作，等於這三部曲完整記錄了姚紅貴從青少女蛻變為成年女性的過程，由於拍片的經歷，本來高中畢業該去學護理或進工廠工作的她，上了大學讀影視表演，「拍《笨鳥》的時候她高三，正在決定畢業後做什麼，結果她決定先來演我們的電影，一邊找未來的方向；《石門》也是她已經大學畢業，在考慮未來做什麼，然後遇到我們要拍片，每次都是她要進入不同階段的時候參與了片子。」

大塚說。他和黃驥都認為，如果《石門》換一個演員，片子的節奏會很不一樣，因為他們很排斥把演員當成工具，而是會按照演員的狀態調整設定。可以說，拍電影既影響了姚紅貴的生涯選擇，黃驥和大塚也被她改變了創作方向。

懷胎十月，就拍了十個月

「很多電影都講生孩子的痛苦或喜悅，但這十個月很多時間是麻木甚至疲憊的，我們想用這個角度真實呈現女性和生育的關係。」

在這三部曲中，皆不加掩飾地描寫女性特有的身體經驗，諸如墮胎的疼痛、第一次性經驗的痛、乳房痛、生產痛，黃驥就是透過這樣的梳理和呈現，來理解生理感受對心理的影響，「比如《石門》中女主角乳房痛，那是我自己懷孕生了小孩後，真的有這樣的感受，如果有別的小孩在哭，我聽到後乳房就會脹痛，但這別人很難理解，我會想，那不說好了，但它會積累起來，影響到我對別人的態度，導致別人覺得，你怎麼突然有情緒？」

所以黃驥學會了，現在哪裡痛、需要休息，都會直說。她認為越是不把這些疼痛呈現出來，越會造成大家理解的障礙，石牆就這麼建立了。她因此很開心聽到很多觀眾看了電影後，都說體會到了以前沒有注意的女性感受。

也是基於這個理由，《石門》為了體現主角懷胎十月不同階段的身心感受，也真的就拍攝了十個月，雖然演員姚紅貴並非真的懷孕，但黃驥分享自身經驗，「做為一個母親，我知道懷胎十月的過程中，不會天天想著孩子，而是想著如何度過這段期間，去做不同的事，讓自己跟世界社會有聯繫。很多電影都講生孩子的痛苦或喜悅，但這十個月很多時間是麻木甚至疲憊的，我們想用這個角度真實呈現女性和生育的關係。」

「我們一邊觀察紅貴本身的成長，一邊觀察在中國劇烈而快速的社會變化中，女性要怎麼在周圍的人和環境裡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她們的確常常用身體和性去跟外界連結。」

拍攝的十個月裡，黃驥大塚和姚紅貴就一起住在片中「林森」父母開的小診所，診所是真實存在的，只是這對父母實際上是黃驥的。讓家人參演電影，有什麼眉角要顧到？身為女婿的大塚很懂得明哲保身，「肯定不會直接說岳父岳母演得不好，所以不順利時只好批評黃驥。」

他解釋，非專業演員特別不喜歡同一段戲演三次以上，一定要在他們還有熱情的時候拍，不然就要換個機位，或是換個時間地點再拍一次。而父母要管劇組伙食和接送，如果拍攝行程比較奔波，疲憊的狀態下就容易吵架，「一旦這樣的時候，只要我哭一哭，大家就都好了。」

可以跟家人耍賴或許是做為女兒的優勢？黃驥接著說，「我和我爸媽很多年沒有這麼長時間生活在一起，我們都覺得這是彼此了解的一個重要過程，因為一起做一件事比較自然，可以有感情的靠近，雖然爭吵居多，但我們互相是很認同這件事的。」對她和父母而言，一起拍片還發揮了彌補、療癒過去親情缺失的作用。

從《雞蛋和石頭》、《笨鳥》到《石門》，是以「年輕女性的性困境和性困惑」做為框架，隨著演員姚紅貴的長大，片中人物也從村莊、小鎮移動到了城市，「我們一邊觀察紅貴本身的成長，一邊觀察在中國劇烈而快速的社會變化中，女性要怎麼在周圍的人和環境裡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她們的確常常用身體和性去跟外界連結。」三部曲的結束，意謂新階段的開啟，下一部電影計畫《水釘鄉》，將要探討中年女性的性欲望。

刻劃各年齡層女性真實生活的創作企圖不會改變，但黃驥和大塚有意嘗試不同的製作方法。此前，他們刻意跟資本保持距離，並且完全不想被製片人影響，才會以小成本、獨立製作的方式完成了三部電影。也因為全數採用非專業演員、保持距離的攝影機位置、不先決定何時關機或殺青的拍攝方式，而讓作品整體呈現出有如紀錄片般強烈的紀實感。

他們自信這樣的風格在過去十多年間已經確立，也被大家所認識，不須再擔心被錢或人影響，站在新的出發點，他們會帶上開放的態度，準備好探索亞洲電影更多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