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奖《石门》中日导演专访：不想去定义女性就是要柔软抑或坚强

家禽在食物链里最容易被宰杀吃掉，黄骥觉得女性也是人类社会里最容易成为猎物的；而石头就像女性生活中经常要遇到的各种阻碍，她撞到以后，自己也变硬了，生存能力因此变强了，不是好也不是坏，就是一个变化。

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座由电影《石门》抱得。这部影片由黄骥和大冢龙治共同执导，讲述湖南长沙一名女大学生未婚怀孕的故事。

虽然是最终大奖赢家，但其实此前，《石门》在五部入围者里也属异数，这样讲不是因为题材罕见，而是整部片有如家庭作坊的拍摄方式，不仅对工业化挂帅的台湾影视环境来说难以想像，可能还打破了该奖项的历史纪录──《石门》的摄制团队只有三人。

导演黄骥，身兼制片、美术与场景经理；导演大冢龙治，身兼摄影、灯光、美术与录音指导；另外再加一位现场录音师。少数比较复杂的场景，才有一位副导、两位美术来帮忙，但基本上就是三人。至于演员，清一色全是素人；素人之外，还有黄骥的家人。

农村留守儿童的时光

从小看著村里老人大费周章地提前拍遗照，好留下一个活过的见证，“影像”与“存在”两件事，在她心里渐渐扣合到一起。

黄骥和大冢这对夫妻档，已经用这种方式拍了三部长片，包括2012年获得鹿特丹影展“金虎奖”的《鸡蛋和石头》；2017年获得柏林影展新世代单元“特别提及奖”、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艺术探索奖”的《笨鸟》；2022年入选威尼斯影展威尼斯日单元、获本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原著剧本”、“最佳剪辑”四项提名的《石门》，三部片合力构成了“农村女性三部曲”。

“农村”，指的是黄骥出生的湖南安化县偏远山区里的山羊村，她在《石门》之前的作品，每部都和她的成长背景──地理上与心理上的──紧密相关。

小学一年级时，黄骥行医的父母就去了广东工作，她从此成为留守儿童，二年级住在老师家，三年级则住到拍摄《鸡蛋和石头》的芙蓉村姑姑家，六年级又搬到拍《笨鸟》的梅城镇上，跟爷爷奶奶住了六年。没有父母在身边的童年，就像冬天的山里一样冰冷潮湿，是阅读带给她温暖和慰藉：

“生活在小城镇，能看到的只有通俗小说或世界名著，所以会把一本书反复地看，我在小学就把高中和大学的语文课本都看完了，我还会看药物的说明书，只要有字的东西就会看。”

阅读也引发了她对观察、研究人的兴趣，加上从小看著村里的老人们会大费周章地提前拍遗照，好留下一个活过的见证，“影像”与“存在”两件事，在她心里渐渐被扣合到一起，她想替老家的父老乡亲拍纪录片，本著这么单纯的理由，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并在2003年进入文学系就读。

来到北京第三天的日本男生

“我那时候也看过她拍的纪录片，整部片没有旁白，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看到类似‘直接电影’的做法。”

大三那年，一个学校办电影座谈的日子，由于来宾是大导演吴宇森，偌大的标准放映厅里挤得人山人海，找不到座位的黄骥只好坐在走道上。她听见旁边两个男生在用日语聊天，其中一人就是大冢，那是他到北京的第三天，中文一句不懂，就为一睹大导演风采而来。

大冢在日本时，已于电视台任职七年，负责拍摄历史节目，某次因制作经济发展专题，采访了各行各业的顶尖人士，众人一致看好中国将是未来亚洲的中心。看过好多华语片、一直想有机会拍电影、又对中国充满好奇的他，毅然辞掉工作，打算先到北京学中文，再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

那时在放映厅里，语言不通的黄骥和大冢，只能用别脚的英文交谈，黄骥却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他，用日语怎么说“我爱你”？“后来我开始学打中文短信，一边查字典，花了二十分钟终于发了一句话，我想约黄骥吃饭，她一直不愿意。”

又过了差不多一年，黄骥的同学要拍短片，她想起大冢曾经在食堂给她看过自己在北京拍的短片，她很喜欢片子的剪辑，那不如就找大冢来做摄影吧，“我那时候也看过她拍的纪录片，整部片没有旁白，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看到类似‘直接电影’的做法。”

大冢说的纪录片，是黄骥大二时回湖南老家拍的《地下》，这部作品后来被香港中文大学收藏。接著换大冢要拍他的短片《玲玲的花园》，就邀了黄骥一起讨论剧本、找演员，黄骥还帮他做副导演。两人渐渐走到了一起，成为彼此的创作伙伴和人生伴侣。

童年性骚扰经历

童年曾遭亲戚性骚扰的创伤，“因为实在太难受了，堵在心理，又不能去倾诉，这在当时还是很耻感的事。我通过写剧本，想把它拍出来。”

在黄骥的首部剧情短片《橘子皮的温度》取得入选柏林影展新世代单元的成绩后，她很快要开始筹备第一部长片《鸡蛋和石头》，大冢因为相信黄骥的才华，把原本自己拍片要用的几十万存款，全数投入了这部片的制作。

大冢伴著温煦的笑容说出对黄骥的评价，“她看电影或小说时，对人物的心理看得比较准确，她虽然年龄比我小，但在这个角度很成熟，所以我很好奇她可以拍出怎样的电影。”

他也表示去到中国以后，发现整个社会跟日本很不一样，这让他更加关心女性的处境，因此想拍关于女性的电影，而黄骥就是他心中最佳的导演人选。黄骥则打趣道，“当一个男的愿意投资我拍第一部长片，我就觉得他对我有真的爱情。”

但是在读了黄骥的原始剧本后，大冢察觉了异状。“那是她小学三四年级，老家发生的故事，有一些美好的童年回忆，但有一段特别真实，就是性骚扰的部分，她没写那么清楚，但感觉跟其他段落很不一样，所以我问她，是不是跟她自己有关系？”确实，黄骥在这部片中想处理的，就是她童年曾遭亲戚性骚扰的创伤，“因为实在是太难受了，堵在心理，又不能去倾诉，这在当时还是很耻感的事。有的人通过文学、写小说把它转移一下，我是通过写剧本，想把它拍出来。”

两人决定把故事时空改为现代、以性侵犯为主轴，并采访到一桩小学教师集体性侵事件中的一位受害者，“我们去到她家，父母就直接在女儿面前讲出事发经过，但那个女孩一直不说话。”这样的沉默，黄骥又在另一名13岁的女孩身上看见，她叫姚红贵，90后的留守儿童，她的老师把她和两个同学带出教室，介绍给黄骥做为演员人选，姚红贵是最沉默的一个，但她的眼神和身体语言却很有表现力。

最后，黄骥就顺著这份沉默，塑造出电影中的女主角。“这是一部向内的电影，我们观察这样的女孩怎么继续过生活，她憋得挺难受，但又不能讲、不能去自杀。”《鸡蛋和石头》里，留守女孩被舅舅性侵后怀孕，她却还天天期待月经赶快来，经历了粗暴的人工流产后，月经终于又来了。黄骥想如实呈现这样的茫然无助，希望能被更多人理解。

排斥把演员当工具

进入表演范畴时，演员姚红贵会把真实的自己加进角色，做第二次融合；等跟她演对手戏的非专业演员进来，再就著他们个人生活基础，把剧本又一次调整修正。

第二部《笨鸟》，描述湖南梅城镇上一名不断盗卖手机、流连网吧、极度缺爱的16岁留守少女，透过手机网路跟外部世界维持著虚幻的关系，但仍填补不了心灵的空缺。故事也是源自黄骥高中时，跟男友不愉快的初次性经验。同样由姚红贵主演，黄骥本来想用不同演员，但实在找不到比她更适合的。

这部片拍了七个月，黄骥和大冢同样先做田调，采访了许多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的女性，而他们发现，大家在性的初体验上都不好受，没有人很放松，并且都认为是自己的错。黄骥甚至还带著大冢联系到当时的男友，想问清楚他那时的想法。

黄骥进一步说明他们建构故事的模式，“做为创作者，一开始肯定特别想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原封不动地倒出来，这是最舒服的状态，但是从短片到《鸡蛋和石头》就已经是我们两人一起共同创作，所以大冢会从一个有感情，但是相对客观的角度来调整我个人经验的比例，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做大量的调研和采访，从其他女性身上找到共性，但又找到特殊性，放在一起后，在剧本上创造一个人物。”

而进入表演范畴时，首先演员姚红贵会把真实的自己加进角色，做第二次融合；等到跟她演对手戏的非专业演员进来后，再就著他们个人生活的基础，把剧本又做一次调整修正。

黄骥和大冢先做田调，采访了许多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的女性，发现，大家在性的初体验上都不好受，没有人很放松，并且都认为是自己的错。

到了三部曲的终章《石门》，由于已经和首部曲《鸡蛋和石头》相隔十年，创作的切入点亦从黄骥的自身经验上转移，改而关注当代年轻女性的生活样貌，两人从调查湖南长沙的女大学生著手，“我们去了一间学校采访，发现女厕的墙壁上贴了很多代孕的小广告，我们就直接打电话过去了解；当时刚出新的iphone，因为比较贵，就看到新闻说一个女孩为了买手机去卖卵。”

综合对社会现象和特定群体的观察，这次的故事定锚在一名打算卖卵赚钱的女大学生，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便荒谬地决定将腹中孩子当作替母偿债的交易品。《石门》将过去作品对个体性困惑的探讨，扩及至女性身体商品化的议题。

和《笨鸟》一样，《石门》的主角也名“林森”，但两个“林森”并非同一人，只是因为黄骥很喜欢森林绿树，才如此取名，不过这两个人物的确都是被动、不擅表达的女孩。为什么总是给主角设定这样的性格？黄骥答，“大家觉得电影应该塑造积极主动的角色，我其实也想写一个很有力量、很聪明的女性角色，但我们和很多年轻人接触，发现她们对世界的看法，是比较接近躺平的状态。”

理解了该世代真实的心理后，黄骥觉得最初写的剧本有点无聊，就把原有的黑社会讨债、“林森”被掳走的这些情节拿掉，用当下的现况来改写角色。

《石门》的英文片名“Stonewalling”，指的便是“林森”成长过程中，有一个很强的阻碍是来自她自己的，她自己就是筑起石墙的那个人。

又为什么每部电影的片名，总和家禽跟石头有关？黄骥想了想说，家禽在食物链里是最容易被宰杀吃掉的，她有时觉得，女性也是人类社会里最容易成为猎物的；而石头这样坚硬的材质，就像女性生活中经常要遇到的各种阻碍，但她撞到以后，自己也变硬了，生存能力因此提高、变强了，不是好也不是坏，就是一个变化，她不想去定义女性就是要柔软或坚强。

《石门》的英文片名“Stonewalling”，指的便是“林森”成长过程中，有一个很强的阻碍是来自她自己的，她自己就是筑起石墙的那个人，“我不想把她塑造成完全的受害者或加害者，但是性格决定命运，性格是家庭和大环境造就的，所以大环境也是命运的一部分。”

《石门》同时是黄骥大冢与姚红贵的第三度合作，等于这三部曲完整记录了姚红贵从青少女蜕变为成年女性的过程，由于拍片的经历，本来高中毕业该去学护理或进工厂工作的她，上了大学读影视表演，“拍《笨鸟》的时候她高三，正在决定毕业后做什么，结果她决定先来演我们的电影，一边找未来的方向；《石门》也是她已经大学毕业，在考虑未来做什么，然后遇到我们要拍片，每次都是她要进入不同阶段的时候参与了片子。”

大冢说。他和黄骥都认为，如果《石门》换一个演员，片子的节奏会很不一样，因为他们很排斥把演员当成工具，而是会按照演员的状态调整设定。可以说，拍电影既影响了姚红贵的生涯选择，黄骥和大冢也被她改变了创作方向。

怀胎十月，就拍了十个月

“很多电影都讲生孩子的痛苦或喜悦，但这十个月很多时间是麻木甚至疲惫的，我们想用这个角度真实呈现女性和生育的关系。”

在这三部曲中，皆不加掩饰地描写女性特有的身体经验，诸如堕胎的疼痛、第一次性经验的痛、乳房痛、生产痛，黄骥就是透过这样的梳理和呈现，来理解生理感受对心理的影响，“比如《石门》中女主角乳房痛，那是我自己怀孕生了小孩后，真的有这样的感受，如果有别的小孩在哭，我听到后乳房就会胀痛，但这别人很难理解，我会想，那不说好了，但它会积累起来，影响到我对别人的态度，导致别人觉得，你怎么突然有情绪？”

所以黄骥学会了，现在哪里痛、需要休息，都会直说。她认为越是不把这些疼痛呈现出来，越会造成大家理解的障碍，石墙就这么建立了。她因此很开心听到很多观众看了电影后，都说体会到了以前没有注意的女性感受。

也是基于这个理由，《石门》为了体现主角怀胎十月不同阶段的身心感受，也真的就拍摄了十个月，虽然演员姚红贵并非真的怀孕，但黄骥分享自身经验，“做为一个母亲，我知道怀胎十月的过程中，不会天天想著孩子，而是想著如何度过这段期间，去做不同的事，让自己跟世界社会有联系。很多电影都讲生孩子的痛苦或喜悦，但这十个月很多时间是麻木甚至疲惫的，我们想用这个角度真实呈现女性和生育的关系。”

“我们一边观察红贵本身的成长，一边观察在中国剧烈而快速的社会变化中，女性要怎么在周围的人和环境里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她们的确常常用身体和性去跟外界连结。”

拍摄的十个月里，黄骥大冢和姚红贵就一起住在片中“林森”父母开的小诊所，诊所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这对父母实际上是黄骥的。让家人参演电影，有什么眉角要顾到？身为女婿的大冢很懂得明哲保身，“肯定不会直接说岳父岳母演得不好，所以不顺利时只好批评黄骥。”

他解释，非专业演员特别不喜欢同一段戏演三次以上，一定要在他们还有热情的时候拍，不然就要换个机位，或是换个时间地点再拍一次。而父母要管剧组伙食和接送，如果拍摄行程比较奔波，疲惫的状态下就容易吵架，“一旦这样的时候，只要我哭一哭，大家就都好了。”

可以跟家人耍赖或许是做为女儿的优势？黄骥接著说，“我和我爸妈很多年没有这么长时间生活在一起，我们都觉得这是彼此了解的一个重要过程，因为一起做一件事比较自然，可以有感情的靠近，虽然争吵居多，但我们互相是很认同这件事的。”对她和父母而言，一起拍片还发挥了弥补、疗愈过去亲情缺失的作用。

从《鸡蛋和石头》、《笨鸟》到《石门》，是以“年轻女性的性困境和性困惑”做为框架，随著演员姚红贵的长大，片中人物也从村庄、小镇移动到了城市，“我们一边观察红贵本身的成长，一边观察在中国剧烈而快速的社会变化中，女性要怎么在周围的人和环境里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她们的确常常用身体和性去跟外界连结。”三部曲的结束，意谓新阶段的开启，下一部电影计划《水钉乡》，将要探讨中年女性的性欲望。

刻划各年龄层女性真实生活的创作企图不会改变，但黄骥和大冢有意尝试不同的制作方法。此前，他们刻意跟资本保持距离，并且完全不想被制片人影响，才会以小成本、独立制作的方式完成了三部电影。也因为全数采用非专业演员、保持距离的摄影机位置、不先决定何时关机或杀青的拍摄方式，而让作品整体呈现出有如纪录片般强烈的纪实感。

他们自信这样的风格在过去十多年间已经确立，也被大家所认识，不须再担心被钱或人影响，站在新的出发点，他们会带上开放的态度，准备好探索亚洲电影更多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