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生活近十年的張美，近年逐漸感受到社會平靜水面下的暗潮。
她和朋友搭電梯，兩人說中文，同乘的日本男生用日語嘀咕，中國人真吵。另一次是在地鐵站，一位不相識的中年女子告訴她，日本媒體現在都被中國人和朝鮮人控制了。張美問消息從哪來，回答是網上都有。儘管過去日本互聯網上一直有排外言論，但張美覺得是近兩年才真正落在現實生活中。
讓張美深感不安的轉折點是今年7月。一個叫「參政黨」的極右政黨在參議院選舉中異軍突起，斬獲14議席——這個數字在三年前的選舉中僅僅只有1席。這個成立於2020年的政黨打出「日本人優先」口號，黨首神谷宗幣承認，靈感來自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外交政策。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林泉忠觀察日本政治30餘年，他對端傳媒表示，今年是他首次看到「外國人」成為日本國會選戰的重要議題，而參政黨的崛起速度，在過去30多年來頗為少見。
儘管參政黨的影響力還難下定論，不過，參政黨帶動的「外國人議題」的熱度折射出日本社會的關注點。壓力之下，石破茂政府也在不斷收緊政策，於今年7月宣布成立負責外國人政策的事務機構「與外國人有序共生社會推進室」，以應對外國勞工和旅客面對的社會問題；緊接着又在8月頒布收緊「經營管理」簽證的修正案，提高外國創業者的赴日門檻。
日本經濟近年疲軟，民衆掙扎於對不斷上漲的物價和消費稅，與此同時遊客數量屢創新高、移民數量持續增長。張美認為，這使得一些日本人把矛頭指向了外國人。日本的社交媒體上持續出現對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排斥性發言。
「以前日本也有一些排外主義的言論，之前大家可能覺得這是政治不正確的事情，」張美說，「但現在，有人堂堂正正地把它講出來了，一些日本人覺得自己的心聲被表達出來了」。
突出的政壇黑馬
走在日本街頭，尤其是住宅區，會發現許多戶主會將支持的政黨海報張貼在自家房外，像一種不打擾鄰人但立場鮮明的靜默聲援。
政黨的標語是了解日本政黨面貌的日常切口。「有責任管理這個國家」，來自日本現任執政的自民黨。「說到的就會做到」，是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公明黨的口號。「真正的改革」，源自左派政黨日本共產黨。而諸如「未來」「幸福」「希望」這些泡沫般的詞彙，也時常被寫進政黨或候選人海報裏。
相比於飄渺的承諾，越來越多人被一張顏色、立場強烈的橘色海報吸引。海報上沒有諸如減稅、教育投資的主張，而是用引人矚目的黑色大字寫着「日本人優先」、「不要再破壞日本了！」參政黨黨首神谷宗幣位於畫面右側，他抿着嘴角、表情嚴肅，佩戴和海報底色相同的橘色領帶，下垂的雙手緊緊握拳。
這個附着着右翼色彩的政黨在今夏選舉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匹政壇黑馬。
「日本的物價和關稅是一開始就受到關注的議題，而外國人政策的議題應該是七月初才出現的，它比較晚成為熱門話題，但後勁十足，很快變成幾乎所有政黨都必須處理的話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林泉忠觀察，外國人政策成為了今年參議院選舉的大熱話題，這背後反映出民衆的抱怨。
日本ANN新聞統計分析了選舉公示後社交媒體X（Twitter）上一週內的貼文，其中關於「外國人問題」的帖子約304萬條，熱度遠超其他議題。接下來依次是「消費稅」（147萬）、「減稅」（121萬）、「關稅」（83萬）和「加薪」（64萬）等。
外國人話題很大程度上是由新興政黨「參政黨」帶動起來的。選舉宣傳期間，參政黨議員稱「外國人在日本被優待」，並以「日本人優先」為標語，提出「豐富日本人」「保護日本人」「培育日本人」三個訴求，每個訴求下設稅收、醫療和教育等不同政策，其中一條明確寫「反對過度接納外國人」。此外，在參政黨的憲法草案中，包含恢復天皇主權制、提升軍費等主張。
在最終的參議院選舉結果中，旗幟鮮明的參政黨成為最大贏家之一，在本次改選的125席位中，一舉斬獲14議席，僅次於自民黨、立憲民主黨和國民民主黨。而現任的執政聯盟自民黨和公明黨共獲47席，總席位未過半數，首相石破茂因此遭遇下台危機。
林泉忠觀察，在此次選舉中的外國人話題上，日本政治光譜出現了明顯裂隙，一派主張和外國人共生融合，如立憲民主黨、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另一派如自民黨、公明黨等主張有效管理，參政黨則進一步要求限制。
23歲的Leona中學時從大陸到英國留學，去年來到日本讀研究生，Leona將參政黨定位在近年各國保守派崛起的浪潮中，「全世界都在收縮的情況下，日本不可能完全不受影響。」
外國人爭議在社交媒體上蔓延開來。在日本生活了九年的方雨，今年在使用X時看到越來越多排外言論，指向的主要是中國人。遊客的行李箱擠佔電車、在餐廳大聲說中文，相比於上前提醒，一些人選擇拍下來發在日本的社交媒體上。
網絡上的排外情緒在現實中也匯聚成一股力量。典型一例是Youtuber網紅的原田將大，他通過指責中國遊客攻擊奈良的鹿而走紅。儘管他拍攝的視頻中，當事人是否真的在攻擊鹿，以及是否為中國人都遭到質疑，視頻仍收穫高贊，他本人也在今年奈良市議會選舉中當選市議員。
「魔法詞彙」
在今年4月，共同通訊社的一項輿論調查中，受訪者對參政黨的支持率僅1%。6月前後，參政黨開始主推「日本人優先」的口號，候選人也多次表達「外國人被過度優待」的觀點。7月，共同通訊社針對選舉的輿論調查顯示，參政黨的支持率達8.1%，僅次於自民黨。
「魔法詞彙」——在《朝日新聞》的採訪中，關注新興政黨與選民心理的大阪經濟大學副教授秦正樹如此形容「日本人優先」這個口號。
「即使選民不了解具體的政策內容，也會將這一口號理解為『這是對日本人有利的事情』。」秦正樹在上述訪問中表示，「儘管『為了日本』原本應是所有政黨的基本立場，但『日本人優先』的表述給人一種錯覺，好像其他政黨都是在推行損害日本人的政策。這種帶有強烈情緒色彩的主張獲得了不少支持。」
除了上述提及的遊客問題，參政黨支持者的不滿情緒也指向在日生活的外國人。例如，在網絡上流傳的「外國人搶奪日本人福利」的言論。
今年在日本碩士畢業的方雨，即將留在日本工作。網上的言論讓她焦慮，有時整夜都睡不着。有人說「外國人比日本人更容易拿到駕照」「日本人花大筆錢學駕照，中國人只要做十分鐘題目就能拿到駕照』」，方雨留言解釋：你們說的是在本國有駕照的人，他們本身是有駕駛資格的。她把自己花幾十萬日元學駕照的配車券一一攤開，拍照傳給對方。
外國人交通事故的新聞也引發網絡討論，加劇了對外國人取得日本駕照的質疑。在X上，一條超過三萬瀏覽的日文帖子寫道，「外國駕照轉換日本駕照的人數創歷史新高，又有一名日本人被中國司機撞死」。一些貼文質疑外國人取得日本駕照的程序太寬鬆。
根據日本警察廳對外國駕照的規定，全球有29個國家地區的駕照持有者在日本可以免考、直接轉換日本駕照，其中不包含中國，在名單之外的國民除了出示本國駕照外，需參加包含10道題目的「交通規則知識考試」，以及「技能駕駛考試」，即路考。
《朝日新聞》的報道顯示，據日本警察廳對2024年外國人交通事故統計，外國司機造成的交通事故為7286起。該數字在過去五年增加30%，並佔去年日本交通事故總數約2.5%。其中中國司機以1697起位居榜首，其次是韓國人（1227起）和巴西人（1065起）。不過，據日本法務部的數據，2019年和2024年日本的在留外國人人數也增加了28%。由此看來，很難判斷外國司機事故的增加，究竟是因為在留外國人增多，或是替換駕照制度「太寬鬆」。
諸多細節問題未被釐清，已經在網絡上蔓延開的情緒讓方雨不安。「我開車會覺得壓力很大，如果遇到事故，是不是新聞會立刻針對我外國人的身份，然後大肆報道。」
同為留學生Leona認為，排外情緒在各國都不罕見，而參政黨懂得利用假消息、陰謀論來創造和煽動民衆的不安，轉化為選票。
Leona和方雨都提及一個令他們憤怒的傳言，「外國留學生的獎學金優待」。根據東京新聞報道，東京選區參政黨的新候選人SAYA（さや）在7月的街頭演講中說，「我無法接受現在的外國人優惠政策。中國的碩士課程留學生，一年能拿到290萬日元的補助」。
上述報道澄清了其中的事實錯誤，記者推斷SAYA說的補助是指日本的SRING獎學金，該獎學金每年最多可支付290萬日元，但SPRING並不針對碩士，而是博士生。同時，該獎學金並不區分國別，如去年該獎學金獲得者共一萬多名，有60%是日本學生，外國學生佔40%。報道還指，政府另設有國費留學生制度，2024年資助的國際學生有9304人，僅佔國際學生總數的2.8%，其中中國學生為617名。但根據文部科學省2024年的調查，在大學和研究生院就讀的中國學生人數約為9萬人。這意味着，實際上只有少數中國留學生得到SPRING和政府資助的留學項目支持。
今年6月，日本文部科學省決定，SPRING獎學金中佔比最高的生活費補助，將在2026年起停止對外國留學博士生發放，只限定給日本博士生。很難說這個變化是否是受到輿論的影響。一位國立大學教授認為，這個決定非常突然，事先未諮詢各方意見。事後，多所日本大學公開了對政策的反對信，但並未動搖政府態度。
在張美看來，「外國人優待」的爭議掩蓋了許多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參政黨造謠可以張口就來， 但是其他持反對意見的政黨比如共產黨，就要花很多功夫澄清，為什麼外國人沒有被優待，或者為什麼我們要跟外國人一起共生。這導致其他例如物價這種更加重要的議題，在選舉中沒有得到充分討論。」
「難以置信」，這是京都大學碩士生日比野真帆對獎學金改革的第一反應。在消息出來後，作為校園報記者的她在大學報上撰文，批評該政策。「由於博士生在日本很難找工作，特別是文科博士，讀博士的日本人越來越少。」日比野說，她指出外國留學生是日本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比野反對參政黨，在SNS上流傳的排外言論讓她感到危險。
日比野告訴我，京都大學周邊一帶自由派氛圍濃厚，她身邊也沒有支持參政黨的朋友。日比野曾在大學附近的一家四川料理店門口看到參政黨海報，她對此印象深刻。
「為了日本的下一代」
參議會選舉過後，八月某個工作日，我來到日比野提到的四川料理店。下午三點，正是店鋪的打烊時間，老闆收拾好剩餘餐具。店外的側牆上貼着參政黨海報，鮮亮的橘色在大學附近格外顯眼。
店裏的招牌菜是擔擔面和麻婆豆腐。擔擔面像是日本拉面的做法，帶有濃厚湯底；麻婆豆腐削減了四川的麻和辣，透出菜式本地化後多出的甜味。
店由夫婦二人經營。60歲的丈夫杉谷是掌勺人，身型瘦削，甩面動作利落。53歲的妻子真理子負責為客人點餐，禮貌疏離。杉谷聽聞我說海外也關注日本選舉，笑着說「真開心」，並爽快答應了採訪請求。
我們在僅有的一張四人餐桌上坐下，真理子倒來茶水。店內空間窄長，多數是吧檯位，前幾年在台位後方的牆上也貼着參政黨的海報，這在日本餐廳內罕見。現在店內海報已經撤下，「參政黨不需要我們再多宣傳，」老闆解釋。
參政黨於2020年建黨，杉谷和真理子從2021年開始支持，屬於早期的支持者。在此之前，杉谷和真理子對政治並不關心，曾隨大流投票給自民黨。參政黨的出現讓他們有了參與政治的想法。
杉谷現在擔任參政黨在滋賀県大津市的地區分部長，幫助參政黨舉行地方演講活動，有時為了辦活動不惜減少店鋪經營時間。
今年，夫婦二人都感受到參政黨的人氣明顯增加。前幾年，他們在店裏貼參政黨海報時，幾乎沒有客人聽過這個黨。「這次很多人跟我們說，『參政黨很活躍』『參政黨拿到很多票，好厲害』這樣的話」，真理子笑着說。
在杉谷和真理子看來，參政黨的最大優點在於「敢說真話」。「無論是日本或其他國家，政府通常不告訴國民真實的事情，其他政黨和傳統媒體通常有企業贊助，但參政黨沒有，因此參敢於向人民公開真相」。真理子說。
他們最初被參政黨吸引，是關於新冠疫苗的言論。黨首神谷曾質疑新冠疫苗的副作用被弱化，主張接種疫苗需謹慎考慮。參政黨對醫療、健康議題往往持懷疑態度，但沒有確鑿證據，被許多人視為陰謀論。在杉谷和真理子看來，這是參政黨不被資本操控，敢於說真話的的例證。
許多人將「日本人優先」與排外主義勾連。杉谷卻不認同「排外主義」的說法。
「『日本人優先』不是排除外國人，而是反思外國人的福利制度。」杉谷解釋，「過去自民黨的政策過於優待外國人，現在日本的很多年輕人身處困境，政策應該先幫助他們」。
優待政策指什麼？杉谷想了想，他提起日本政府對留學生的獎學金幫助多過對本國學生，「外國人也更容易得到日本人的駕照」，真理子在一旁補充。這些消息是他們從網絡上看到。
杉谷告訴我，自己投身政治活動，並非為了維護自己利益，而是出於對年輕一代的愧疚心。他問了我的年紀，然後講起自己的人生。
他出生於1960年的昭和時代，和真理子同是京都人。那時日本戰後經濟騰飛，社會氛圍興盛自由。但那樣的日子沒有持續下去，在他的記憶裏，1995年是轉折點，日本社會跌入谷底，沉入泡沫經濟破滅的蕭條期。同年，日本接連發生阪神大地震、東京地鐵沙林毒氣等事件。
杉谷的雙手合握放在桌上，語調中少有情緒，只是平靜地陳述。
「過去三十年來，日本社會都被不好的政策破壞了，」他說，「例如日本的股票自由化，當時媒體說這是好政策，日本人可以買國外的股票，實際是國外的人買日本股票，現在日本許多企業也都是外資公司，日本人努力勤勉地工作，賺的錢都流向國外。」
在杉谷看來，日本的衰落是自己這代人的責任。「昭和時代之所以很好，是因為上一個世代的努力讓我們過上好時代。現在世代的衰敗，恰恰是我們這代人放棄了爭取。」
他也感受到如今日本年輕世代的壓力和沮喪。「支持參政黨不是因為我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脅，而是希望創造一個年輕人也可以擁有希望的日本，」他說，「我們必須保護象徵着未來的年輕人和孩子」。杉谷和真理子有三個女兒，都是二十幾歲的年紀。
我想到參政黨常用的動員口號——為了我們的下一代。在《朝日新聞》的出口調查中，參政黨的重要支持者是日本的就職冰河世代，即當年在經濟蕭條期就業，如今約40到50多歲的人群，也正是現在的父母輩，支持者中的男性佔六成。家庭主婦成為參政黨的爭取對象，參政黨多名議員自稱是普通家庭主婦出身，中田あい是其中之一，她表示自己是為了孩子而參與政治，「我會集結母親的力量來改變日本政治」，她在推特上寫。
「參政黨的候選人很多是諸如家庭主婦的普通人，他們想改變現狀，為了國民努力。這一點可能會鼓舞年輕人，或許他們也會想來參與改善政治。」真理子接過話頭，她認為家庭主婦的參政象徵着希望。不過在這一點上，中國留學生方雨視之為參政黨的「狡猾」，她認為參政黨在利用家庭主婦長期不被看見的「委屈」，來提高支持率。
那麼，又如何理解參政黨主張恢復『天皇主權制』呢，我問。參政黨將對天皇的強調放在憲法草案的首章。外界傾向將參政黨和歐美右翼黨的策略類比，但細看參政黨的草案，會發現許多日本過去的家族觀念、家族國家論的影子。對於一個外國人而言，這難免會聯想起日本二戰的軍國主義思潮。
杉谷的回答卻十分理想主義，他懷念過去以天皇為中心的社會，「不是天皇在人民的上方，而是在中心，」他向我強調用語的區別。在杉谷的眼裏，天皇為中心的日本有着以和為貴、相互尊重的精神，他用「大和魂」來形容這種精神。
「現在日本的社會流行着西方的個人主義，讓人們變得分裂，年輕人的生活也很辛苦。但以前的日本不是這樣的，日本原本是重視家族傳統的國家，那時以天皇為中心的日本也像一個大家族。」杉谷說。
在杉谷和真理子的理想圖景裏，不時出現「和諧」這個詞。「我們支持參政黨的目的不是讓黨派的勢力擴大，而是通過參政黨來參與政治，改善日本社會。」他們請我不要誤會：這些主張無關對立，而恰恰是為了和諧。
「不只是日本，世界上的各國都應該有和平的精神，人民可能才更富有和幸福。」桌子對面，夫妻二人神色認真地說着，「擺脫對立是很重要的事，取消個人或國家的對立，世界上的年輕人也要合作，這樣的世界會變得更好」。
採訪結束，我起身向夫妻二人道謝。離開之前，我指向放在桌邊的塑封菜單，問這裏的擔擔面和麻婆豆腐與四川的做法有什麼區別。
「這是日式的擔擔面，有湯，」真理子看向菜單，「中國的擔擔面沒有湯，麻婆豆腐也會更多油，放很多花椒。」
「麻婆豆腐和擔擔面有日本的做法嗎？」「對，是日本的做法。」真理子重複了兩遍。
「日本人優先」，誰是日本人？
京都餐館裏一碗改頭換面的四川擔擔面，是多重文化融合的投影。類似的情況還在於，參政黨「日本人優先」的口號中，「優先」一詞是以片假名寫成的英語外來詞「first」。這也是日語中上萬個外來詞中的一個。
在鈴木隆昭看來，這種跨文化的雜糅性也體現在「日本人」的概念裏。
鈴木在大學讀中國歷史的博士，他形容身邊朋友多是自由派，鈴木也不例外，他關注性別議題，包括日本的性少數權利和選擇性的夫妻別姓。在此次選舉的全國區投票中，他投給了支持性別平等的立憲民主黨，地方選票則投給了傳統左派日本共產黨的候選人。
在離四川餐館一公里的咖啡館裏，我和鈴木隆昭見面。咖啡館在大學附近，店裏零散坐着看書或用電腦的學生。鈴木穿花紋短袖襯衫，個子高瘦，笑起來有些靦腆。
「我不喜歡『日本人優先』的說法。」鈴木對我說，「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首先要考慮『日本人』的界定是什麼，這個界定就很難做，比如在日朝鮮人或混血兒，他們算在哪一方。」
在參政黨的憲法草案中，對國民的定義為父親或母親是日本人，母語是日語，「且有一顆重視日本的心」，歸化者和非母語者被排除在外。草案另規定，歸化者在未滿三代之前不得擔任公職。
「只按照『是不是日本人』來判斷一個人的人權，這種文化會讓人窒息。如果祖輩是外國人，可能會擔心『我算不算日本人，『我會不會被排斥』。」鈴木說。
他以在日朝鮮人為例。據2024年的統計數據，在日朝鮮籍人有2.3萬人，韓國籍人則有近41萬人，其中不包含已歸化入日本籍的人。在日朝鮮人的出現有歷史原因，1910年日本佔領朝鮮半島，半島上許多人移居日本，多項研究估計二戰剛結束後，在日朝鮮人達200多萬人。隨着南北朝鮮各自建國，在日的朝鮮半島人需選擇是否加入韓國籍或歸化日本，一些拒絕入韓籍和歸化的人維持着「朝鮮籍」，由於日本不承認北朝鮮為合法政府，在日朝鮮籍實則為無國籍。
多族群的問題是日本社會長期的爭議點。日本的右翼團體「不允許在日外國人特權市民會」（Zaitokukai，簡稱「在特會」）主張廢除在日韓國人、朝鮮人等外國人的特別永住資格，並在2010年前後多次在日本的朝鮮學校周邊抗議遊行。
在日朝鮮人以外，日本的埼玉縣自九十年代來居住着無國籍的庫爾德人。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在日的庫爾德人約2000到3000人，2023年開始日本的社交媒體上傳播着對庫爾德人的仇恨言論，指責庫爾德人讓當地犯罪率升高。但當地警方數據顯示，庫爾德人的犯罪比率只佔極小部分。
「日本在過去一直相信自己是單一民族，這個議題在九十年代就開始被討論，一些學者提出日本並不是單一民族，例如在日朝鮮人在法律上是外國人，但也常住日本。」觀察日本社會多年的林泉忠解釋，「更嚴格地說，日本還有阿依努民族、琉球民族，他們和大和民族並不相同」。
在林泉忠看來，不同族群的爭議根源在於，日本文化一直保有「日本是單一民族」的想象，這種想象與當前多元化的社會現實嚴重錯位。林泉忠續指，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開始建立起單一民族的國家敘事，在海外殖民時期也強調「大和民族」的優越性，將殖民人口視為需要被教化的他者，這種排他性的族群認同在今天仍未完全消除。
也有學者認為，單一民族敘事恰恰是在二戰後被強調。九十年代，歷史學家小熊英二在《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中指出，近代帝國主義時期的日本對不同族群的態度更傾向於同化，強調日本和亞洲其他國家是同宗族的「大同思想」。排他性的想象實際是二戰戰敗後日本失去殖民地，社會氛圍變保守內縮後的產物，據今日時間並不遙遠。總結戰前到戰後的歷史，小熊認為在國勢衰弱時，日本社會用單一民族論自保，國力強大時則傾向「混合民族論」。
儘管不認同「日本人優先」的說法，但鈴木告訴我，自己的姐姐曾被這個口號吸引。鈴木姐姐經營一家有自然教育性質的民宿，主要面向日本青少年，在這類民宿退房時需自己打掃房間已是慣例。今年的大阪萬博博覽會期間。鈴木姐姐將民宿開放給了外國遊客，住宿規矩用外語寫在說明紙上，但一些外國客人退房時仍然留下狼藉。也因此，選舉期間，鈴木的姐姐一度覺得「日本人優先」的口號有道理，但在了解參政黨的具體政策後作罷。
「她在工作的過程中覺得很辛苦，出現對外國人不信任的心態，」某種程度上，鈴木可以透過姐姐理解口號支持者的心情，「一些人在和外國人交流的過程中，遭遇語言或文化差異的問題，然後會想，如果沒有外國人的話，自己的生活會更順利。」
不過，在日本工作的中國人張美並不覺得，這樣的口號可以保護所有「日本人」。她指出參政黨過往有很多歧視女性的發言，例如黨首神谷曾在演說中稱「讓大家不斷工作沒問題，但是能夠生孩子的也只有年輕女性」「高齡女性不能產子」，被部分民衆批評為用生育價值定義女性，引發街頭抗議。東京大學經濟學者山口慎太郎在《朝日新聞》的採訪中評論，過往研究表明把「少子化」歸因於「女性就業人數的增加」的設定並不成立。
「參政黨的這個口號不是隻排除外國人，還有可能包含所有不贊同他們的人，我覺得他們其實優先的是日本男性，然後是健康的、有生產力的人，哪怕是日本人，也完全可能被他們拋棄，變成非國民、次要的人。」張美說。
共生
作為九十年代的留日學生，在台灣國際政治學者林泉忠的記憶裏，外國人爭議不是日本的新話題，在八九十年代，日本社會就有「外國人讓犯罪率升高」的爭議。
不過，那時日本的外國人比例遠不如今日，學日語也是外來求學、移居者的當務之急。求學時期，如果在電車裏聽到遠處有人講中文，他會有意無意靠近多聽兩句。今日不同，東京電車裏隨時能聽見中文。
這也意味着，日本面對的外國人議題是另一番景象。兩個月前，林泉忠從前日本駐華大使宮本雄二處聽說，在東京文京區的公立幼兒園在近年出現許多中國學童，其中不少孩子連同父母都不懂日語，導致校方無法和家長溝通。
「現在一個新的現象是，即便不懂日語好像也能在日本生活得很好。很多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也被帶來日本。」林泉忠觀察大量的華人移民在疫情後來日本，許多人看重的是日本生活的便利性，帶着資產來買房、育兒，沒有學日語的迫切性。
關注中國議題的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也有類似觀察，她告訴端傳媒，與過去的華人移民不同，如今許多移居日本的華人移民雖然經濟條件優越，但缺乏日語能力，沒有意願融入日本社會。
她發現隨著網絡商務和翻譯軟件的普及，一些移民可以進行簡單的日文對話，買房租房也可通過中文服務的房地產中介，有些地方出現專為中國人打造的經濟圈，但這「導致一些地區出現了一種『種族隔離』」，也會讓在日中國人和日本人出現誤解和矛盾。
「我認為我們也不應該袖手旁觀，看著鄰國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人們遭受政治迫害。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日本應該為處境如此艱難的人們提供更多支持。」阿古說。但另一方面，她認為新移民也應該主動學習日語和日本文化，政府和民間機構需要幫助外國人融入社會。此外，阿古也認為日本需要外國勞動力來應對其日益下降的出生率。
在對於外國人的抱怨聲中，有一些是真問題。例如外國投資者在日本買房或推動部分地區房價上漲，日經中文網的報道曾指出東京圈的房價持續升高，買家中有相當比例是外國人，報道援引三菱UFJ信託銀行對房地產開發商的調查，指2024年度下半年在東京都多區售出的住房中，有六成開發商表示外國人的購買比例達到兩至四成。
林泉忠強調，這是日本房地產政策的問題，並非外國人的個體責任。「即便不住在日本的外國人也可以在日本買房，但在一些國家這是有限制或不被允許的，我不反對用法規來合理化（這些行為），但日本社會需要警惕陷入對外國人的歧視。」
張美認為，如今的排外情緒，投射的是社會對日元貶值、物價和稅收上漲，生活壓力大的失望感。她在東京讀書和工作了十年，如今在日本就職於一家外企公司，相比起「被優待」，她覺得自己實則付出了很多：「我們也和日本人一樣繳稅和保險費，這些錢也在幫日本養老年人。而且很多人是青壯年來日本工作，用到的醫療保險和養老金都很少。」另一方面，外國人在日本遭遇許多結構性限制，諸如相當多的房源不租給外國人，再比如，即便今年拿到永居，作為外籍的張美仍然沒有投票權。
伴隨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日本急需外國人來維持社會運轉，政府也出台一系列引進外國人的政策，但在張美的感受中，自民黨的政策更像是「把外國人當作資源和勞動力」，並沒有考慮如何促成文化共生。以日本的特定技能實習生制度為例，該制度主要招募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外國勞工，許多是日本人不願做的「3K工作」（kitanai骯髒、kiken危險、kitsui辛苦）。但該制度被多次曝光存在外國勞工被收走護照、強制加班、薪資低於最低標準等問題，缺乏基本的工作環境和人權保障。
選舉期間，李美在東京舉辦一場小型「抱團」活動，邀請對現狀不安的人一起討論，參與者有中國人、美籍華人、台灣人，也有日本人。活動中一個人的提議讓張美印象深刻：跟身邊的日本人多交流，告訴他們自己的現實處境，用自己的經歷去反駁網上的謠言，「讓人們知道外國人不是一個很臉譜化的現象，而是身邊具體的人」。
這也是方雨在實踐的方式。選舉結束後，她卸載了推特，不再看網上的言論。現實世界裏，她有許多反對參政黨的日本朋友，他們曾經一起做反對標語，在參政黨議員的街頭演說前舉牌抗議。現在方雨更注重和周遭的日本朋友分享生活經驗，「比如我去哪個駕校，怎麼考日本駕照，讓別人了解我的生活，我覺得這才是溝通的窗口」。
與中國人的結識和交往，讓鈴木隆昭選擇學習中國歷史。本科時的鈴木隆昭認識了來自中國的交換生，二人結成語伴，教彼此中文和日語，後來一起去中國旅遊。鈴木此後對中國歷史產生興趣，在研究生和博士期間選擇研究中國史。
「我希望外國人看了這次選舉結果後，不要覺得『日本人在排除外國人』。參政黨雖然獲得票數，但只是一部分。如果因此覺得不舒服，或者認為日本討厭外國人，會沒有建設性的討論。」鈴木說。在他看來，很多情緒最初源於日常的裂隙，例如遊客和當地人之間無意識的冒犯，但這樣的裂隙可以被及時的溝通彌補。
那天，在咖啡館裏，我和鈴木的採訪是用中文進行。鈴木語速很慢，有時他會停下很久，思考如何用中文表達。他的用詞很簡單，也很準確。
「日本人和外國人、外國遊客，如果可以更積極和彼此溝通，這可以化解很多小的不滿。即便不能說英語，也可以用翻譯軟件。」他頓了頓。「跟對方說謝謝，或者做了不好的事情的話，也要說抱歉。」
張美還會繼續在日本工作和生活，對她來說，政治參與不只有投票，她繼續組織着公共討論，跟排外的聲音爭奪話語空間，「我會跟他們戰鬥下去。」
（張美、方雨、Leona、鈴木隆昭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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