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己的身體到戰爭的身體，我在三個月內參加了五場台灣民防訓練營

【編者按】「不重磅記者自留地」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由來自不同地區的記者輪值書寫。這些故事也許並不重磅、也非必要，卻是記者生涯中，讓我們心癢難耐、不吐不快的片刻。我是本次值班的記者黃奕瀠，這篇自留地，來自我連續參加民防訓練營的經歷。

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院長裴洛西訪台期間，我確診Covid-19。依據當時台灣政府規定，確診者必須居家隔離。網路成為我對外界的唯一感知，輿論氣氛急遽轉換，於我甚是鮮明──人們前一刻才歡喜目送美國重要政要座機離台，下一刻就見到中共軍機飛來。

儘管媒體記者盡職報導此刻緊張情勢，但這危顛氣氛沒有擴散到社會上。朋友們願意跟我分享他們從陽台上搶拍到的裴洛西座機起飛的影像，卻對中共軍演沒有什麼討論的慾望，一轟而散各自忙活去。那種感覺有點像是：「派對」過後，還是要回到「日常」。

中共武力威脅，就是台灣人的日常。相較過往，這次中共大規模實彈軍演，確實是個「新聞」，台海幾乎被封鎖，船隻無法出航，漁民難以出海。然而，此前的每一天，此後的每一日，中共軍機軍艦都在台海周遭侵擾，數據落成國防部發佈的報告，每天定時送到記者手上。我總說，早上叫起我的不是鬧鐘，是國防部訊息。

一般民眾就算無法清楚感知台海現況，但都不會否認中共架設數千枚飛彈對準我們的事實；打從二十年前，我首次赴陸起，結識的中國人也都不忘提醒我：有幾千枚飛彈對準台灣。甚至有人會撂下這麼一句：「真要，隨時可以把台灣打下來。」

政治上，兩岸總無法達成共識，但戰爭上，兩岸是有主客位的共知。對岸傳播的訊息，大自國家，小至個人，都會讓我們意識到，自己是等著挨打的那一方。

若真要被打了，怎麼辦？

隔離在房間裡的我，看著網路新聞，花了一分鐘，望著天花板思考一下：「如果真的有個什麼萬一，我是不是還得繼續隔離，不能跑出去逃難？」

平時這不成個事，但當你被公權力限制行動，無事可做只能任由思緒漫走時，這就是 to be or not to be 的問題。疫情指揮中心詳細制定Covid-19確診後的各種指引，但沒有提到：戰爭發生時，疫情控制應該怎麼做？

我不太確定是戰爭可怕還是病毒可畏，當時唯一清楚的是房間剩下餅乾一包，沒有飲水沒有囤糧，如果真有個萬一，只能依賴家中二老，但這又讓他們置身於危險之中。問題跑馬燈似地在腦袋快速跑過一輪，但也僅止於此，倒有一事可以肯定：我絲毫不具風險意識，戰爭準備簡直是零。

如果這不是演習，而是真正的戰爭，恐怕我真的只能繼續待在家裡，無能為力。

相較於對2022年中共實彈軍演的印象清晰，我對1996年的台海危機則是沒有感覺也毫無記憶，殘留的印象只有外省籍同學緊張地囤積乾糧泡麵，甚至焦慮到課都無法上。而我事後還和同學跑去海邊，研究飛彈到底落在何地。仿若他人之事，與己無關。

日後，我才發現，台海危機確實也是「他人之事」。例如，終戰70年之際，我前往日本沖繩參加慰靈祭時，當地老人就跟我說，只要台海情勢緊繃，他們便會緊張，就怕飛彈往他們那邊去──戰爭讓這塊土地染上不可抹去的血腥，他們難免排斥且恐懼。八重山日報記者松田良孝也向我坦言，第一次知道李登輝，就是因為1995、1996年台海危機，只因當時和台灣距離只有108公里的與那國島同感壓力，漁民不僅無法出海捕魚，還得時時警戒，既害怕又焦慮。

台灣人一直以為，承受戰爭攻擊的是自己，或以受害者自居，卻未曾想過禍及他人，令旁人也壟罩在戰爭陰影之下。諷刺的是，作為被演習的對象，我自己總是無感。

松田良孝的話，讓我想起2002年到越南旅行的經驗——當時的總統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論，引起中共強烈抗議，在我以為，這只是兩岸的角力對壘，與他國無關，然我在越南所到之處都有人向我「問候阿扁」，這才知，台灣政府此舉在越南民眾看來十分不智，但當時聊起，並未明說戰爭。

日後聽一位越南華人表露心情，我才得到理解越南人反應的線索：「台灣人總是瞧不起越南人、東南亞人，但都沒想過，越南、中南半島、朝鮮半島都發生激烈戰爭，都要花上很多年時間才能從戰爭的廢墟中重建，因此發展落後。」他認為，台灣土地上不曾發生過戰爭，台灣人不懂戰爭的痛苦。

過往，只要周遭國家人民向我表示戰爭的苦痛與悲劇，我都像「既得利益者」那般羞愧以對，畢竟，因鄰近國家戰事而獲美國協防，甚至得到經濟發展機會，確是事實。然而，細思慢想，我都無法接受「不曾有過陸戰」等同於「台灣人不曾經歷戰爭」這個說法——且不論在日本殖民下，台灣人是如何被徵用動員上戰場，光是台灣屬於日本領土，就是作戰目標。

我的父親生於1950年，小時候常到河裡撿砲彈殘骸換零食，只因他的家鄉在戰爭時期是軍事要地，先是屢屢遭受空襲，後有國民黨軍隊紮營訓練砲擊，以至於戰事遠去，他仍然還有砲彈殘骸可以撿；而我的阿嬤，總是不斷叨唸年輕時多窮多苦，她的少女時期，只有躲防空洞的挨餓記憶。各種躲空襲以及躲不過空襲而喪命的故事，都留在那個世代長輩的生命裡，後代如我，對這段歷史記憶總隔層距離。倒是歌手伍佰唱了「空襲警報」一曲，以流行音樂留下日治時期砲彈四炸台灣的歷史記憶。而當時攻擊台灣的，是包含中華民國空軍在內的盟軍。

就多數台灣人實際感受而言，戰爭總在他方，不在此地。對遠處戰爭有感，對自身處境無覺，恐怕也是因為我們長期置身於一種「將戰」的灰色警戒區，而無法辨識黑暗。

如若俄羅斯入侵，替烏克蘭創造了一個「防空洞世代」，那台灣可說是好幾個世代的都在抽象意義的「防空洞」裏──即使終戰之後，台灣本島未曾遭到砲彈攻擊。

二戰結束，二次國共內戰隨之開始，由國民黨政府接收的台灣，也從日本殖民地轉成國共內戰的戰區。但真正承受砲擊的，實是距離台灣210公里遠的金門。在數十年單打雙不打的日子，金門人已學會與砲火共存，每到「單打」的日子就早早回家躲進防空洞，在防空洞裡吃飯睡覺等著砲聲停止。但凡問起那段炮彈如雨的時代，他們總是語氣淡然，只說一懂事就是過這樣的生活，不知委屈也無從怨起，習慣了。

戰後台灣本島雖未受攻擊，但也要做好砲彈落下的準備。我那戰爭結束不久出生的阿姨，從進小學開始，就要學著到防空洞「躲警報」，我的母親小她幾歲，則要在防空警報聲響後，將自己藏進桌子下。她的下一代如我，共享同樣經驗，而她那現正在讀小學的孫子，也是如此。

每個台灣孩子都會經歷過一整套的防空演習──只要警報聲響起，教室兩旁的同學就要關上窗戶、拉上窗簾，關閉電燈電源，在室內還沒有失去光之前，大夥兒都要迅速將自己塞進木桌下躲藏。但也有學校會將學生引導到地下室，或是防空洞裏。

躲好的孩子們，要將雙手大拇指堵住耳朵，其餘四指則遮住眼睛，嘴巴則要張開保持呼吸。整個身體就像蠶寶寶一樣捲起──也有的學校規定是要趴在走道上或桌椅下，身體要微微拱起，讓胸口離開地面。有的老師會解釋原因，但絕大多數的孩子仍不明：這個動作是要降低導彈或砲彈形成的撞擊波，對人體造成傷害。

我從史料中知道，早從日治時期，就是同樣方法延續至今，一百年來，年過一年，代又一代的台灣孩子要懂得：只要防空警報響起，就要動起來，蒙住眼睛摀住耳朵拱起身子，躲飛彈。

2023年8月，就在我終於解除居家隔離限制，中共實彈軍演警報也解除之際，我的朋友賴桑和他的美國友人彼此分享兒時經驗。當對方以小學必須就槍手攻擊演練，強調美國校園受到的威脅時，賴桑便悠悠回以：「我們讀小學時，都要接受防空演習。」

對方無言以對，不知道要說無預期的校園攻擊可怕，還是戰爭始終捆住這個島國讓人驚駭？
無論如何，只要戰爭的陰影不去，防空警報的聲音就不停。直至今日，民眾每年至少都會參與一次演習，每到這個時候，只要警報聲響起，人們都要自動避躲室內，戶外人車都得淨空，等待警報解除後，社會才能如常運作。

被動「躲警報」的台灣孩子，長大後有了自己主意，有人想要求和，有人消極不願面對，有人決心抵抗。當然也有人在事情還沒發生前，停止思考這一切。

我是屬於「停止思考這一切」的那方，這幾年，即使「備戰」與民間防衛討論熱切，我都只是遙遙觀望。在我踏進這個場域之前，根本無法想像，會有人不定時糾集有志民眾，就戰爭實況進行演練；也不明白怎麼會有一群人，為了一場不知道何時發生的戰爭，在一個固定地點，周周聚集，訓練自己，幾乎風雨無阻。

第一次到台北市中心的公園參加民防訓練的這天，正下著春雨。雖已入夜，公園深處仍有人群──舞台上是學生的熱舞練習，座位區是情侶的約會親密，有人遛狗而過，有人快步健走，還有老人撐著傘駐足在旁，閑散打發時間。初次造訪此地的我，一時間無法辨明那些人是為了備戰而來。

想像中，所謂的「民防自訓團」，手裏就算不是拿玩具槍，也會拿些工具，在暗夜微雨中觀察一陣子，才意識到，那些在舞台旁空地上丟擲球的男男女女，竟然就是我的目標。

他們的訓練，從一顆單手能握的球體開始。綽號「鬍子教練」的男子解釋：在黑暗中，用非慣用手丟球，可以訓練協調能力還有光線不足時的反應力。因為戰爭戰爭或災禍發生時，人們會面臨與平時不同的環境，遇到未曾經歷的狀況，必須要適應。

公園雖有燈光，但很稀薄。眼前眾人都臉孔模糊，遑論以非慣用手擲出的球，是不成軌跡的。我難以依靠肉眼辨識球路，只能憑藉感覺，不到五分鐘，已汗流浹背，氣喘吁吁。

但這才是暖身而已，接著教練宣布，要進行肌力訓練——拿著壺鈴做「農夫走路」。工作一整天還上完一堂拳擊課的我，在暖身後已精疲力竭，不免露出吃驚表情。

「知道再多備戰知識，如果沒有負重能力，也無法派上用場。況且，逃難也需要體力。」看我後退到旁，幾位女性成員熱切向我解釋：肌力訓練後，還有體能訓練。

這一天，現場十餘人中，超過半數是女性，肉眼可辨至少四五人已是中年。到此之前，我已從不同民防組織那裡聽說，參與民防訓練的女性比例甚高，許多人猜測，這或許與戰爭發生時，男性多會上前線，而女性位居後勤有關。

但眼前這群女性在聊起自己參與動機、分享自己參與經驗時，卻不帶性別分工的觀念，她們說自己什麼都學——既鍛鍊體能，也學習無線電通訊、偶爾加入菲律賓魔杖隊伍，同時不斷精進急難救護的技能。甚至只要有機會，就會積極參與模擬戰事演練。簡直將自己當成戰士一樣訓練。

「你們真的會擔心中共打過來嗎？」

一位孩子才剛出生不到一年的年輕母親，毫不掩飾自己的焦慮和緊張。平日夫妻都要上班，但仍與丈夫商量分工：她負責各個組織學習民防知識與技能，丈夫待在家照顧小孩，等她回家教學後，夫妻再一起練習。每場訓練，她總是謹慎詢問、思索：萬一戰爭來臨，她是否已做好準備？有沒有足夠的體力，保護好自己的孩子與家庭？

她說自己無法斷定中共是否會打過來，但作為母親，她賭不起那個萬一。

我以為戰爭焦慮，應是眾人的共識。但經過在一次又一次的訓練，我才逐漸理解：不是每個參加訓練的人都認為戰爭即將到來，也不是所有人共有一樣的焦慮。但他們說人總會遇上意外，只希望自己在這個時候能夠幫得上忙、出得了力。

一位出身高雄的青年甚至將動機追溯到2014年高雄氣爆發生，他說，當時自己在這個城市起火爆炸時，落荒而逃，日後想起很是自責，「我覺得擁有災難意識是很重要的，我只希望自己在遇上事情時，是有能力的。」

學習技能、培養能力，對這些民防訓練參與者很重要，就算無法幫上忙，但至少，如那些年紀長了些的女性成員們所說：「不要拖累他人」、「不要成為社會的負擔」。

這些話我很能共情。厭惡運動的我，之所以開始健身，也是因為類似的話——幾年前，在一次聚會中，朋友聊到自己剛過七十歲生日的母親和九十多歲的外祖父母都在重訓健身，日日鍛鍊，頗為辛勤。

見我訝異，朋友解釋：人體的骨骼肌肉會隨著年紀增長而流失，如果不培養肌力，就容易跌倒，甚至是跌倒後站不起來。他說，長輩們不願失能讓孩子們照顧，更不想造成子孫的負擔，所以，透過健身讓自己繼續擁有獨立生活的能力。

曾經因車禍與生病仰賴他人照顧的我，頗有感觸，從此開始運動：一周至少一次重訓、一次格鬥，偶爾有氧，偶爾瑜伽，重新認識自己身體的使用方法。

然而，重訓健身反覆且枯燥，即便是格鬥運動，也是要一拳一拳的打，一招一招地守，整個過程像是走在荒野沙漠，疲倦又看不到盡頭。運動說起來，其實很個人，也很寂寞。

民防訓練雖具團體性，其實也是類似的概念，是克服惰性的一次一次練習，也是堅定信念的一場一場鍛鍊。為了了解並體驗民防意識，我在三個月內，至少參與五場民防與戰傷救護訓練，透過自己身體來感受「備戰」究竟是種什麼樣的意念。過程中我感悟到，民防訓練與其說是抗敵，不如說是為了抵抗自己對自己的姑息：要在物資、心態、精神，以及肌力、體力上做好充足準備。

「現代社會，我們一切以方便、輕鬆、快速為目標。這沒有不好，沒人會想過著麻煩的日子，但不可否認的，太安逸、太舒服的日子，會讓我們的身心都變的軟弱，在面對突然的災禍中顯得力不從心。」鬍子教練總是如此強調：「重量訓練，正是我們武裝身心的最佳武器。」

他進一步解釋，就身體而言，每次的負重，都是對身體肌肉、骨骼、神經系統，釋放著一個強烈的訊號：變強壯，或者毀滅；就精神來說，個人需要具有紀律，才能推著自己離開床墊，完成一次次的訓練。只有自己知道自己做到什麼，長遠來看，可以進步到什麼程度。

像是與這段話呼應，在接受民防訓練這段期間，我意外看到旅居台灣的法國youtuber「酷」邀集六個外國人跟他一起參加軍事蛙人訓練的影片，便傳遞了這種「變強」的意志與精神。

「酷」企劃這系列影片的動機是：外國人幾乎都不用當兵，不知道軍人的辛苦，因此想要體驗一下。

然而，訓練開始沒多久，這幾個外國人就受到教官嚴厲懲罰，只因為他們聽不懂「立正」「稍息」「向右看齊」等指令。教官也明白他們真的是聽不懂指令——這無關他們的中文能力，而是他們的生活經驗中，從未存在類似的詞彙概念。

我幾乎是在這一刻才發現，這些台灣人都能立即反應的口令，外國人竟然是不知道的，從而意識到，我們從上小學起，每天參加升旗典禮開始，看著「司令台」上的國旗，聽著師長的口令，身體自然做出立正稍息的動作時，就已留下軍事印記。我們都被培養成一個「軍事身體」。

「在一般熟稔的武器生產與消費外，戰爭也生產『人』──一種符合現代戰爭需要的、具有特定知識、技能和訓練的人。」台灣學者黃金麟在著作《戰爭 身體現代性》中，針對戰爭與身體提出洞見，他寫道：「就好像現代國家需要有素養的公民來支持他的生存，資本主義需要有技術的工人來維繫他的生產一樣，現代戰爭與軍事體系，也需要訓練有素的青年來充當它的戰士，經營它的戰場，發揮它屈服敵人的力量。」

軍事印記反覆刻磨，直到我們即將成年之際會升級成簡單的軍事訓練。上了高中，我們都要上軍事訓練課（現在的高中生是上國防教育）以建立保家衛國、服從軍事命令，乃至拿槍射擊的認知。當軍歌響起，我們會自然齊唱。小時候那個躲警報的身體，長成軍事化身體的樣子，也產生戰爭與軍事的意識。更不用說，台灣成年男子，都有服兵役的義務。

為了作戰、為了抵禦敵人所生的群體意識，更是軍事訓練的重要一環。因此，在「酷」所拍攝的影片中，可以不斷看到一人犯錯集體就罰的情況，教官也會嚴厲訓斥：如果真的不行，就退出，不要拖累他人。但即使在這種高壓的情況下，仍無人退出，每個參與者都想辦法克服挫折，甚至在同伴受傷、撐不下去時，或是協助，或是替代，為的就是完成任務。最後完成任務訓練的結果，也就格外動人。

台灣民間發動的民防訓練，在某方面也是要透過共同體的形塑，強化團隊意識，從而產生互助協力的效果。正如台灣過去各鄉村會有的抵禦盜匪的「民防團」，而我所參與的民防自訓團，就是依循著這個理念而生。

成員們總說，反覆練習，就會形成肌肉記憶，也唯有熟練技能，才能在危急之際，發揮作用。一起訓練，則會產生團體意識，互相砥礪，彼此幫助。而他們的口號便是：「自訓是一個人做很沒勁，一群人做有意義的事。」

儘管無論參加多少次民防訓練，我都如一個旁觀者那般，保持著抽離的狀態，沒有一絲激昂不見半抹情緒，但在旁人提醒下，我才意識到，自己之所以會在休息與假日時間，接受訓練，恐怕是因為「酷」的影片影響我，讓我產生這個意念：「就算自己很弱，堅持不下去，也不能拖別人的後腿，害別人因為你陣亡。」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鬥志熊熊燃燒到旁人也感受得到，那幾個月，教練們對我益發嚴格，平日縱容我偷懶的拳擊教練也這麼對我說：「我要加一點重量訓練，讓你更強壯一點。」

還記得參加黑熊學院訓練時，有個環節是與座位周圍的人們結成夥伴，互相認識，讓彼此都能知道戰爭時，各有什麼專長或能力，可以幫助彼此。我那一團的夥伴，有醫學院的教學助理、律師、貨車司機、家庭主婦、日文翻譯等等，而我在自我介紹時，卻說自己是個記者，戰爭發生時恐怕派不上用場。眾人雖然安撫鼓勵我，說記者可以把現場發生什麼傳遞出去，但我卻仍感心虛，而如今，在我參加多次民防與戰傷救護訓練，並認真運動健身後，我想，我至少可以說：如果戰爭來臨時，我會是準備好物資的強壯的人。我不會拖累大家，我能照顧自己。

過往，我一定會覺得那是因為自己太虛弱，才需要變強壯，然而，如今我卻感覺到自己是個強壯的人，所以，可以更強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