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李登輝：他不是他的他，「台灣」亦不是台灣的台灣

【編者按】7月30日晚，台北榮民總醫院召開記者會表示李登輝前總統因多重器官衰竭死亡。

於李登輝死訊發布後沒多久，前總統馬英九發佈聲明表示，「李前總統繼經國先生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後，進一步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對臺灣民主化有其貢獻，值得國人肯定。」聲明指出，雖然李前總統在卸任後，政治理念發生巨大轉變，馬前總統仍感念他對國家的付出，也相信歷史將有公正客觀評價。現任總統蔡英文則由總統府發佈新聞稿指出，李前總統在台灣民主歷程上的貢獻無可取代，他的離世是國家的莫大損失。

生於台灣日本殖民時期，長於台灣戰後經濟發展時期，以「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菁英身分進入政壇，並在台灣風雲變幻的90年代，領導國家走出「中華民國」的法統想像、鎔鑄「中華民國在台灣」與「新台灣人」認同，一生可謂一複雜的多面體，不可能以單一論述蓋棺定之。

本文為特約撰稿人阿潑於早前作品，訪問六位不同國籍、不同族群、不同職業的人們，其分別來自中華民國、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談談他們眼中的「李登輝」。

蔣經國也好，李登輝也好，之後的每個總統都一樣，只要對人民好，對原住民好，不管他們是不是台獨，或他們說自己日本人，只要住在台灣，大家都是一家人。

一、西嵐‧麥勞，1933年。出生：新竹州。國籍：中華民國。泰雅族農民。

我是泰雅族，我有三個名字，原住民名字是西嵐‧麥勞，日本名字是山岡政男，現在身分證上的名字是漢名：黃正溪。泰雅名字是沿襲父親的名字，我的爸爸名字是麥勞；日本名字跟漢語名字在我懂事的時候就有了，不知道怎麼來的，但長輩家人都叫我masao，日本名。

我的學歷是新竹州大溪郡高義蘭教育所五年級生。我只讀到四年級，日本人就走了，國民政府來了，我就沒辦法讀書了。不是我驕傲，我很會讀書，一整本國語課本，我可以背起來，在38個同學中，只有我可以做到。我很會算數，日本老師在黑板上寫一連串加法，問誰可以回答，我都會立刻舉手。我今年84歲，活了多少天，我也可以乘給你看。只有我可以做到，日本老師都會摸我的頭說：「好聰明，好聰明的孩子。」原住民很窮，他知道我可能不能繼續升學，就說要幫助我上學。我的人生沒有什麼夢想，只是想要一直念書下去。

如果我繼續唸書下去，說不定後來可以當警察，或者跟美國歐巴馬一樣，成了了不起的人。可是日本人走了，我失去讀書的機會。日本時代讀書不用錢，老師也願意幫助我。國民政府後來也讀書免費，可是，是幾年後的事了。我的父母過世了，是養父母收留我，我記得問過養父：「可以給我讀書嗎？我不上學的話，不會講國語怎麼辦？」

養父說：「可是我生病了，有心臟病，沒辦法讓你讀書...。」以前的孩子都比較孝順，父母說什麼就是什麼，我就沒繼續讀了。看到現在的孩子可以讀國中、高中，還可以考大學，我真的非常羨慕。

因為這樣，我到現在國語說不好、不會講，很喜歡說日本話。以前日本人在的時候，規定我們不可以講母語，如果講母語，他們會用拳頭往我們臉頰揍過來，所以我原住民的話也不太會講，國民政府來了後，什麼話都可以講了，但是不能講日本話了。日本人教育我們是日本人，那時候我們也認為自己是日本人，等國民政府來了，我們不會說國語，很難交流，其實我不管他們是誰，只是想如果可以說日本話就可以溝通了，如果有「牡幹」（本省人）、「帖陸」（外省人）會講日本話，我也是會很開心的。

沒有人跟我講日本話，我覺得很寂寞，只要有日本人來山上，我都會跟他們講日本話，啊好懷念，他們嚇了一跳，原住民會講日本話啊，就跟我聊天，我還會寫信給他們，這讓我很快樂。我活到84歲，第一次去日本，日本人聽到我說日本話，怎麼說得那麼好，問我怎麼會說日本話，我說：「我是台灣原住民，只讀到小學四年級。」他們想我怎麼說得那麼好，真是奇怪啊....。

我也是會到其他部落找跟我一樣年紀的聊天，但他們很多都死了，還活著的，很多都不會講日本話。可以說日本話的時候，我就不那麼寂寞。

雖然這麼說，我並不特別覺得日本時代比較好。那個時候原住民過得很辛苦，只能吃地瓜葉，如果下霜，就糟了，什麼都沒得吃。日本人吃得很好，平地人也吃得很好，可是我們沒東西吃。日本人也對我們很嚴格，我們只要犯錯、亂說話、偷東西、喝酒打人，就會被打，在警察局，他們把我們吊起來打，有時候我們會被吊個一兩個小時。因為這樣，治安很好，沒有人偷東西，如果路上撿到錢，也會送到警察局。

那時候，日本人叫我們原住民去打仗，如果一個家庭中有人去，就會配給食物，我的叔叔就是這樣參加戰爭，死在戰場上。

如果日本人沒有離開，我們就以日本人的身分過每天生活，國民政府來也很好，他們來了，社會發展、民生平等，我們也不太餓肚子，不會像日本人對我們一樣強制管理，很像沒有自己的權利。日本人走了，到現在，我們過得很好。

蔣經國也好，李登輝也好，之後的每個總統都一樣，只要對人民好，對原住民好，不管他們是不是台獨，或他們說自己日本人，只要住在台灣，大家都是一家人。我的媳婦一個阿美族，一個外省人，對我來說都沒有分別。

因為李登輝，我感受到台灣、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有多麼複雜。

二、松田良孝，1969年生。出生：日本琦玉縣。國籍：日本。曾在北海道和八重山擔任記者。2016年到台灣學中文，並替沖繩媒體寫台灣觀察的專欄。

我在琦玉縣出生，長大後到北海道讀大學，在當地工作。1993年，往南方移動，到八重山每日新聞工作。我知道台灣，但僅僅是台灣這個名字，台灣究竟是什麼樣的地方，我不太清楚。我們受教育過程中，會在課本上學到台灣，像是日清戰爭等等，具體而言，到底學到什麼，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我知道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開始對台灣產生興趣，是1995年左右。當時有位台灣太太跑來報社找我，問我能不能幫它們寫個報導。八重山有許多台灣人，一個大族群，他們有自己的文化信仰，他們要拜土地公，需要個土地公廟，請我們寫報導，以此為契機，我開始採訪他們，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對台灣一無所知，便開始積極認識台灣與它的文化，採訪了這些八重山的台灣人，也了解了日本殖民時代的故事。雖然如此，還是很難理解，日本對台灣的關係，台灣對日本的關係，台灣跟沖繩的關係...都不一樣，台灣跟沖繩本島關係，台灣跟八重山關係也不一樣，因為台灣跟日本之間有多層關係，當我越來越了解台灣，就越來越清楚台日之間複雜淵源和關係。

我知道李登輝，但就跟知道台灣一樣，就是個名字。因為是個和日本有關連的國家元首的緣故。實際上是怎麼樣的人，什麼個性不曉得。對他開始產生深刻印象，是1995、1996年。1996年三月，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在那前後，為了恫嚇台灣，中共試射飛彈、軍事演習，出現台海危機。當時，我在與那國島採訪。與那國是距離台灣最近的一個島，不過一百公里，飛彈往台灣發射，掉在基隆北部、東北部海域，讓與那國島居民很害怕，擔心飛彈飛過來，他們不敢出海，不敢捕魚，沒有辦法工作。我那個時候深刻感覺到，台灣與八重山群島有多接近，即使它們是日本屬地，也會受到台灣政治影響，但互相不了解彼此。

也因為李登輝，我感受到台灣、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有多麼複雜。我覺得那一年，對台灣、日本、中國大陸跟美國這些國家，都是很重要的一年。

那幾年，包含小林善紀的「兩國論」、司馬遼太郎寫的「台灣人的悲哀」等等，我知道。知道是知道，但沒有特別的印象或理解。當時我對台灣和台灣人的認識，多繞著八重山的台灣移民而走，與李登輝沒有關係。對他粗略的了解，是他對台灣民主化有很大貢獻，是很重要的人物。但讀了相關資料後，發現他人生中有幾次政治政黨立場轉變，因為政治立場的關係，許多人對他有各種不同的評價意見，我想，他身上也背負著的不少重擔與痛苦吧。再加上，因為他推動台灣民主，讓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特徵差異越來越大。但因為台灣人對他有不同的評價，以至於對台灣民主就產生了不同的評價。

真正接近李登輝，好好認識他，是2016年八月，他來到石垣島，我才好好讀了幾本他的書。因為採訪的關係，我見到了本人，但我沒有採訪他，而是採訪石垣島的台灣人，讓我驚訝的是，有些台灣人並不認識他：五十、六十歲這代，台灣移民第二代，跟我一樣，知道這個名字，但什麼樣的人不清楚，大部分第三代完全不知道。他們都已經沒有台灣國籍，也就不會特別關心台灣的事，就跟一般日本人一樣，從媒體看到這個名字而已。所以，當李登輝離開石垣島，回到台灣，他們看了報紙，才訝異地說：「原來是這麼厲害的人啊。」

而對日治時期就遷移到這裡的第一代來說，就稍微知道一點，但也是「因為是台灣的名人，所以，必須要歡迎」，不只李登輝，駐日大使謝長廷也是。當然也有比較知道他是誰的台灣人，但那些都是戰後才移居八重山的台灣人。

日本人也是知道名字，但是，因為最近日本跟台灣有關的人事越來越多，應該知道李登輝的越來越多，我覺得。

在我看來，李登輝和這些日本時代的移民的共同點，就是語言：台語跟日語。他來石垣島那天，有個晚宴，當晚宴開始，紀錄片《海的彼端》主角玉木玉代阿嬤起來打招呼，同時宣傳這部紀錄片。那時，她說的是台語，我完全聽不懂，但我知道李登輝很開心，一定很開心，因為，他突然站起來拿麥克風，以台語回應，並且打招呼。這個行動並不是在預定之內的，所以，他根據自己的判斷起來回應。在晚宴之前，李登輝當時看起來非常累，想要離開回去休息，但聽到玉木阿嬤的話，心情變得很好，立刻起來說話回應，可見得台語的力量非常強大，讓他精神振作起來。

我想，不只是李登輝，只要是台灣人，不論我活過怎麼樣的人生，在同個語言之下，都是可以理解彼此。李登輝作為一個政治家，不論怎麼樣，不管有什麼樣的評價，都是個九十多歲的老人了，他作為一個台灣人，和玉木阿嬤這樣同時代的台灣人，面對面自然有他們的情感與相互理解。

我覺得，再過十年後，這些日本時代的台灣人不在後，台灣對日本人來說，就不再是個充滿會說日文、很懷念日本的爺爺奶奶的地方，日本人就會對現在的台灣有新的理解跟認識，關係或許也會比較正常吧。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國際概念，也不存在一個個具體的國家。當然，老一輩的人很常提日本時代，我聽得都膩了，他們會說日本人很嚴格，很有秩序，很愛乾淨，台灣人說話不能太大聲…。他們沒接受教育，也沒什麼國家觀念，只知道被別人管，這個管完換那個管，比較管理方式而已。

三、江啟發，1976年生，出生地：高雄。國籍：中華民國。自2007年定居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學醫學院助理教授。

我的阿公阿媽都會說日文。他們是一九一○年代出生，沒受過什麼正規教育，但是，我阿公還是有唸點書，甚至還可以在私塾教人家讀書，在農民階級中算是水準稍高的。我其實沒見過我阿公，他早在民國四十幾年時，因誤觸未爆彈而被炸身亡，所以，我對日本時代的瞭解大多來自阿媽。我阿媽也沒受過什麼教育，但也許受到阿公影響，會說些學校裡常用的句子，也會說順口溜，單純是聽人家講就記起來。但也因為這樣，他們說台語中的日語詞彙就比一般台灣人多。

前陣子回老家時，我媽跟我講話還講到：「…那個人像こづかい一樣…。」這是舊時代日文了，意思是打雜的跑腿的，現在日本人都不用這個詞了，但在我們家的台語對話中還保留著。我父母都不會說日文，只會台語，但我媽做營建方面的工作，那類工作也保留很多日本外來語。我從小在這樣的環境長大，跟著大人說話，並不會區分那是台語還是日本話，就像小時候在學校講台語被老師糾正，才會意識到：「喔，原來這個是台語啊。」

所以我對日文的感覺可能跟別人不同。每次我對日本人說，日文對我來說就跟方言一樣，他們都會很訝異：「我們的國語竟然是你的方言？」那事實就是這樣，那些詞彙就在我腦海裡，也是日常會話。

長大後，我才慢慢發現那是另外一種語言，就開始找資源瞭解。我們這個年代，已經有大量日本漫畫、動畫環繞身邊，很自然地從這裡開始接觸日文，但也是很片段的。上了大學後，在選修的日文課中，才真正意識到這是另一種語言：「啊，原來這就是日文。」那個時候我有些奇怪的想法，覺得台語跟日語，不過就是音讀跟訓讀的關係，就像我常用台語讀報紙給我爸聽，將這些字轉成台語那樣，我在看日文報紙時，也不過轉個方法讀。這三種語言對我來說，有點像是國語轉個三十度是台語，台語再轉個三十度是日文這樣的關係。

我這一代還是接受黨國教育，日本殖民侵略什麼的是課本上的東西，為了考試我死命的背，地理也只是紙上談兵，所以，即使日語在我的生命經驗裡，但跟日本這個國家卻沒有什麼關係。這是只是我的語言的一部分，背後沒有國家的概念。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國際概念，也不存在一個個具體的國家。當然，老一輩的人很常提日本時代，我聽得都膩了，他們會說日本人很嚴格，很有秩序，很愛乾淨，台灣人說話不能太大聲…。他們沒接受教育，也沒什麼國家觀念，只知道被別人管，這個管完換那個管，比較管理方式而已。不能算有什麼情結。但因為這個訪問，我想到，我們老家附近很多人的名字其實是日本名，名字有男、雄、哲、英、俊、敏什麼的，都是，女孩子名字有幸、惠、枝、美等等的也是。即使不是如此，也都有別稱，像我姑姑的名字不是日本名，但阿媽叫她就會加個「子」。

很後來，當我意識到日語屬於日本這個國家，才恍然大悟。我們在學校學英文，接受一套系統教育，就會知道正確的英文怎麼講，但我的日文不是，是很零散地學，沒有文法的，只是比其他台灣人還會說而已。為了來日本留學，我囫圇吞棗做了很多考古題，應付過檢定考，但真的來到日本就被笑說，沒有人會這樣講的啦，文法不對。日本人也不知道文法，但他們知道這樣說日文是很奇怪的，我花了很多時間瞭解日本人怎麼說話，一直到最近才比較有自信，講話不會被當成外國人，但相反的，當日本人發現我是外國人的時候常常會嚇一大跳。

因此，從我的角度看李登輝，有些可以理解。當李登輝剛當上總統的時候，我對他其實沒有任何印象，只記得小學時，蔣經國去世，學校降半旗，大家在操場哭。那個時候只知道國家元首是最厲害的人，他死了，國家還有希望嗎？根本不知道還會有別的總統出現。因此，對李登輝模模糊糊的感覺是他講話的樣子很特別，很有趣，不管講台語還日語。真正意識到他是個總統，應該是總統準備民選的時候，他會在電視上說些選舉語言。可是那個時候我們都忙著大學聯考，除了學業，根本沒空管別的事，等我考上大學，首屆民選總統也展開了，但我還沒滿二十歲，沒有投票權。

很多人說他台日語流利，在我看來，他國語說得比較好，當了這麼久的官僚還有總統，當然很熟悉那套官方語言。他的日文的會話能力並沒有很好，腔調很重，並不會被日本人看成自己的一份子那樣。日本人對日文好不好的界定有點嚴格，認為只有把日文說得像他們那樣，只有日本人才行。有個曾聽過他演講的日本朋友提到李登輝，說的是：「這個歐吉桑好厲害，全日文演講。」而不是說他日文講得很好。

但李登輝這個名字在日本很有名，因為媒體常常報導他，他也在日本出很多書，可是僅僅是名字，他到底是誰，經歷過什麼，除了政治界或是研究亞洲歷史的，也沒有人說得上來。日本老一輩，像我們快退休教授這一代，受過左派思想洗禮，憧憬的是共產中國，看到北京人人騎腳踏車的畫面就被感動，覺得大家都是一路打拚上來的。六十歲上下的，在經濟蓬勃發展期，對於亞洲歷史並不瞭解，年輕世代更是。在教科書裡避而不談，所以，大多數日本人並不瞭解亞洲歷史，不知道跟台灣的關係，也不懂李登輝經歷過什麼。李登輝的演講常提到武士道等等，日本舊時代的東西，讓人覺得他身上還保留這些舊文化精神。如此而已。

但日本媒體提到他，會說「總統」，而不是「大統領」。日文中沒有「總統」這個詞彙，也就是為了避開爭議，他們使用一個沒經過翻譯的詞，一般人並不容易理解這就是一國元首的意思，就像提到立法委員，也不是寫「國會議員」，而是「立法委員」這日文中沒有的詞彙。故宮來日本展覽時機關稱謂的爭議，之所以能平定，也是「國立」這個詞以繁體書寫，並非使用日本的漢字，於是被解釋為像是地名的專有名詞而解套。這就是台日現況。

回過頭來談，為何我覺得自己可以理解李登輝，站在他的角度想，他人生最精華的歲月，二十幾歲，就因為國家國籍轉換而出現斷層，對他那代失落感當然很大，所以，他們必須緊咬著這個情結。但日本經過戰後復興，其實不覺得台灣是自己的孩子，不過是另一個外國，那對這些認為曾經被祖國拋棄的人來說，自己又是什麼呢？必須在「台灣人」中找答案。

對我來說，當我大一開始接觸日文，過去熟悉的語言便產生加乘，許多感覺不斷被喚起，許多認知一直闖進來，本來日文對我來說是方言，不是個國家，但這個時候開始出現混淆，我開始不認為日本是個「外國」，內心也會抗拒承認這是外國。我不覺得日本人是外國人，但當我來到日本讀書工作，被說是「外國人」時，有遭受打擊的感覺。這是台灣日本之間特別的情感，奇怪矛盾的現象。

但我們終究跟李登輝那代不同。我甚至認為，等到那一代的人都凋零，從歷史舞台上退去後，或許台日關係與論述會回歸正常，這可能就是李登輝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對我來說，去想像李登輝走過的人生，就等於是想像如我祖父這樣與他同時代人們，正因為如此，我無法做出「他們很可憐」這樣的簡單結論，這樣生存的人們所在的歷史事實，今天的自己要如何接受，未來該如何繼續，都必須要好好思考的。

四、溫又柔，1980年生，出生地：台北。國籍：中華民國。自三歲起定居日本東京。作家。

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我三歲就到東京居住了。我出生年代是民國六十九年，但因為在日本和日語環境中長大，像昭和五十五年這樣的年號對我來說比較近身。對我來說，台灣是出生地，父母的國家，我國籍所屬，有很多親戚朋友，所以是個讓我很喜歡的地方。但是，因為我的中文不好，也會有台灣是個語言不通的他國之感。

我的人生幾乎在日本度過，在日本長大過程中，深深浸淫了日本文化，日語也就像是母語一樣。因此，說日本是我的母國，也不為過。只是，法律上，我是台灣籍，對日本來說，我永遠是個外國人，被排除在外的哀傷之情也時而有之。但正因為這些理由，我對日本或台灣都有些距離感，也認為自己擁有兩個國家，而兩者都很重要。

我對李登輝最早的印象，應該是他當上總統時，父母看了新聞後聊天提到。那個時候，我才八歲，小學二年級，還記得媽媽跟我說：「這個人跟你祖父同個世代，日文說得非常流利。」這句話令我印象深刻。

我有在日本時代接受教育的親族，像是大伯父跟祖父。對我這個不會中文跟台語，只會講日文的孩子來說，能夠跟他們以日文聊天，是很開心的事。年幼的我，是無法深入思考為什麼他們能跟我說日語這類的問題。一直到上了大學，我開始學習台灣的歷史，才終於知道在日本帝國統治下，台灣人所接受的強制性教育政策，而我的祖父與伯父就是那時會說日語的。但那之後，國民黨消滅殖民的痕跡，且禁止日語這件事，也讓我產生複雜的感受。

我想，李登輝所代表的那個世代，特別是本省人，對日語這樣的語言，確實會比對國民黨強加使用的國語還有親切感的吧，也因為這重要的感受，才會出現「我年輕時是日本人」這樣的說法的吧。這對在日本列島生長的日本人來說，是無法想像的悲哀。他們的哀傷，是因為一邊受到歷史擺弄，一邊不斷被他人強加「你是什麼人」、「你必須發誓對我的國家忠誠」的觀念而產生的。但跟後來當上總統的李登輝不同，這些被歷史擺弄的小人物，因為受到政治社會的差別待遇，為了反抗，才以「我們都是日本人」這樣的說法來自我療癒，我覺得這是非常苦澀的事。

但正是像這樣對中華民國政府長年的抱持怨念，才讓李登輝可以為了屬於台灣人的中華民國而努力不是嗎？也因為如此，日本統治時期也可以被重新評價，讓這些本省籍的台灣人過往不得已經歷過的過去，可以得到平撫，不是嗎？

當然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還有冷戰結構下的緊張氣氛中，作為台灣最高領導人，他必須要思考台灣的生存之道，這是非常困難的工作。這意味著，不論李登輝本人有多少問題，他都會以在台灣出生，為了台灣而行的台灣總統這樣的位子，名列歷史。這當然不用我說，已經是常識性的事實了。

但日本人怎麼想李登輝？雖然可恥，我仍要誠實以告，在日本，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很多，只因為反對中共與北韓，他們認為台灣的好，是因為親日。我對於這種讓台灣安危單純化的態度，心裡很不以為然。當然，對台灣抱持真摯思考的日本人也是有的。

我沒辦法說自己能夠去理解李登輝，這顯得不知天高地厚的態度，但李登輝作為帶領台灣走向新局的一個總統，作為為了大多數人民盡責的政治家，是值得尊敬的。

與李登輝同世代的祖父、大伯父，已經去世了，我不禁會想想，他們對李登輝的存在、政治方法等等，有甚麼樣的想法呢？我會很想知道。他們應該會以日語回答我的問題吧。對我來說，去想像李登輝走過的人生，就等於是想像如我祖父這樣與他同時代人們，正因為如此，我無法做出「他們很可憐」這樣的簡單結論，這樣生存的人們所在的歷史事實，今天的自己要如何接受，未來該如何繼續，都必須要好好思考的。

對於李登輝，以及經歷日治時期皇民化教育的那些長輩的處境，我也能夠理解。然而，我認為，他們對日本的認同，不但是基於自身經驗及「文化鄉愁」，也是對彼岸中國統戰的一種反抗。他們在文化上抗拒泛中華，所以，透過「崇日」來貶抑甚至否定中華文化根源。我認為，到了今天，台灣人已經走出「悲哀的臺灣人」的層次，也更坦然面對歷史

五、無妄齋，1984年，出生於英藉香港。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曾至台灣讀書。政評人兼公民記者。

我出生那年正值《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之後，香港經歷政治的風起雲湧，港人也在短時間內突然面臨許多重大政治問題，例如：82-84年的英中談判、89年的民運，到1997前後，都因對中國缺乏信心，產生危機意識，而出現移民潮。像是我身邊部份親友和同學，舉家移居外國。

這種對香港前途的談判，也催促英國政府加緊在港實現民主化的步伐。雖然我當時年紀還小，但也常在電視上看到政府宣傳立法局直選呼籲投票的廣告，新聞上也多有民主選舉的討論。我的家人對政治不太有意見，父親是比較親中的，所以我們在家裡很少談到政治立場的問題。

以前英國治理期間，對香港人沒有任何國族意識培養，也沒有政治教育，僅有公民教育、經濟與公共事務等課程。英國政府對香港的基礎教育政策，明文規定政治教育從缺，考究背後原因，應該是不希望我們建立政治意識，甚至進一步探索身份認同及主體意識。

但語文教育政策上，從70年代麥理浩上任香港總督後，因應當時的社會變化──例如66及67年出現的暴動騷亂，背後除了政治因素，更因為社會不滿沒有消解──而開始中英語並重，教育語言也以廣東話及英語並行。但傳統的「菁英學校」，還是會以英語教育為主。所以，對我們這代香港人來說，中文開始成為教育的一部分，但熟悉的還是英語和廣東話。

小時候，我會在中文課聽到先生講述中華文化，但我自己並沒有感染多少「中國人」的意識。

所以，當主權移交時，我跟一般香港人的想法接近，沒有什麼特別感受。大概就是中國官員描述的「民心未回歸」那樣的人吧？那個時候我已經是中學生，我都會說自己是「香港人」，這個從主權移交前後，想法都沒有多大改變。

我對李登輝很早就有印象。我父親的老闆，是「國府遷臺」時留在香港的前教育官員余鑑明，他在香港創辦了人人書局跟大地出版社，還有學校，1992年，他過世的時候，國民黨有派代表來弔唁，李登輝也有送上輓匾。父執輩告訴我，那是台灣總統送的輓匾。雖然我那時還在讀小學，但看過簡明版本的歷史童書，對總統還是有概念的，我知道那是國家領袖的意思。但我不知道那時他還不是民選總統就是了。

後來年事漸長，閱讀有關台灣歷史和時政讀物，才開始認識李登輝從政的手腕，以及其身份認同，跟政治立場上的轉變。等我到台灣讀書，耳聞他對今日台灣民主化的貢獻，還有對野百合學運採取不同於過去國民黨那樣的態度，不但寬容、接納學生意見，還進一步做政治改變，都讓我覺得他是開明的政治人物。

回說香港，我想，香港人跟台灣身分認同的摸索不同，我們對英國人的想像，並不是那麼強烈。雖然英治時期留下很多重要遺產，但自認為是英國人的從來就不是主流。我們反而是不斷在「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認同上做抉擇，現在趨勢顯示後者人數漸長，而兩者間重疊認同的也越來越是減少。

但是，對於李登輝，以及經歷日治時期皇民化教育的那些長輩的處境，我也能夠理解。然而，我認為，他們對日本的認同，不但是基於自身經驗及「文化鄉愁」，也是對彼岸中國統戰的一種反抗。他們在文化上抗拒泛中華，所以，透過「崇日」來貶抑甚至否定中華文化根源。我認為，到了今天，台灣人已經走出「悲哀的臺灣人」的層次，也更坦然面對歷史。蔡英文就職典禮當天的表演項目「台灣之光」，就正好展現了這一點──雖然坊間對此也有不少史觀上的批評。

然而，在香港，因為長期的華洋雜處，令我們既保留中華文化圈內的庶民習俗，生活上也受西化影響，在文化交匯的過程中，彼此兩不傷害，同時，文化習慣也沒有導向國家的認同感，因此，不論自我承認是中國人或英國人，都是基於一種文化想像，而不是強烈的國族認同。就像我之前說的，長期的「非政治化教育」，讓香港人的主體意識無法生根，無論對英國抑或中國。

最後，我認為李登輝是一位獨特的政治領袖，對推動台灣政治改革卓有成果。儘管在社交圈子外，常聽到別人批評他是台獨份子、偽日本人，或漢奸，但我想，最終還是要以他的言行，以及對政治的影響來評價他，是比較適當的。他畢竟是特定時代背景底下的產物。

李登輝當年以前中華民國總統之姿，另立新黨推動獨立建國，其實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對社會自然有一番衝擊，時至今日，台灣社會雖然對建國有所期待，也建立以台灣為主的主體意識，但轉型正義的路很漫長，議題也多，所以仍然不能創造氛圍推動修憲、正名的公投。我只希望，在公民社會之下，他們終能實現願景。而香港的條件，跟台灣相比，更顯得不足。目前香港的政黨中，民族黨是公然主張統一的組織，本土民主前線則是官方放棄獨立主張但意識形態仍向此靠攏的組織，無論如何，如果香港要獨立的話，獨派除了充實自身以外，從意識形態的拓展到組織的建設也要急起直追。

所以，我不會認為，香港必須由一位魅力型領袖帶領來走出自己的路。重要的，仍然是民眾建立身份認同以至主體意識，然後在政治變革中得以覺醒。

李登輝很容易改變，他如果找到更好的價值觀，如果今天的自己可以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就會往那個方向去，不會被先前的自己困住...只不過，對國民黨來說，李登輝恐怕在黨史上還是難以脫離「背叛」二字的負面評價。

六、徐巧芯 1989年台北出生。國籍：中華民國。國民黨員兼政治工作者。

我對李登輝的了解絕對不是根據我個人的生命經驗，而是來自父母輩、祖父母輩。我們這個世代懂事後，討論的人物是陳水扁馬英九了，所以，我們對李登輝的認識都已經是二手評論了。

我父親是苗栗客家人，我阿公是外省客家人，阿嬤是本省客家人，他們堅定支持國民黨，對政治本身討論不多。我住台北，跟媽媽這邊的家人比較常接觸，對政治人物的理解從媽媽這邊來的。我外公是外省老兵，湖南人，外婆是本省人，會講日文，我還有她唱日本歌的印象，他們也都是支持國民黨的。

我外婆是公務員，對李登輝評價是正面的，這雖不太可考，但我的記憶是，他們老一輩支持的是李登輝─連戰這樣的國民黨，這一輩跟我媽媽這一輩的外省第二代，在新黨創黨後，出現一個具體的差異，這一代支持的是趙少康，換句話說，同在一個泛藍家庭，在那個時期他們已經分裂了。這個分裂對我們下一代影響蠻大的，媽媽他們會告訴我們李連這一掛，比較本土化這派的人，太老了，比較親日的，跟他們外省第二代價值有衝突的，尤其以當時的政治現況來看，李登輝這一派是黑金的....，我童年的認知就是這樣。都是家人對我的影響。

我記得連戰選總統那次，我外婆是支持連戰的，但我媽媽不是。這段時間，我認識跟我家庭背景類似的，都有一樣的狀態，就是父母那輩支持新黨，祖父母支持原本的國民黨。那個時代藍營年輕人會支持新黨，因為比較潮，而老一輩支持原本的國民黨。我認為親日、兩岸關係和黑金是重要關鍵。

但人們對兩岸關係的態度其實會變動。我的母親那時候支持一國兩制，相信自己是中國人，可以接受兩岸統一，但去年前年再問他一次，她已經不接受統一了。這大概是我國小的時候，他們的意識型態是這樣的，當然跟李登輝有很大的出入。李登輝是特殊國與國關係，未來一中的觀念，跟蔡英文當陸委會主委時的想法接近。父母親接觸的李登輝是這個時候的李登輝。但我祖父母這輩認識的是喊兩岸統一，一個中國的李登輝。

對民進黨來說，兩岸關係的態度可能都是一致的，可是對於國民黨支持者的家庭來說，就會有個gap，因為李登輝的政治主張是變動的，從支持中華民國到特殊國與國，都讓他們感覺到被拋棄、被背叛，特別是李登輝是國民黨主要領導人，那我們這些支持者何去何從？

我小時候受父母影響比較大，所以對李登輝比較負面，繼承了父母的想法，認為他是國民黨的叛徒，已經用到這麼重的詞，我想到現在很多人都還是這麼想的，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年輕國民黨支持者對李登輝反感程度這麼高。

但到了我開始參與政治，也就是大學以後，才重新了解當時政治情況，就會思考有沒有功過並陳的可能。像我這樣的國民黨員，說他是叛徒是沒錯的，因為不論他去哪裡對國民黨都是批判的角色，可是能不能從別的角度想？李登輝這個人本來就是多變的，他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意識型態，這就是他的個性，沒有什麼對與錯，他可以同時喜歡共產黨喜歡日本，喜歡國民黨，到主張台灣獨立，到現在認為不需要獨立因為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那就是他的特色。有好有不好，好的部份是他在不同時代適應不同民意所需，是比別人更敏銳的。或許有人覺得這叫投機，但你要看有沒有道理。

從結果論來說，他就是以這種「變形蟲」的樣態維持了自己長期以來的政治權力，所以對整個國民黨而言是負面的，但對他自己本身來說或許是正面的。

李登輝是國民黨裡相對來說比較重視論述、精神和哲學的。因為國民黨是相對務實的政黨，總在討論政策上要怎麼進行，但本質談得不多，而且也不太願意去談，也不太想談。所謂務實，就是結果論的，要解決什麼問題，看經濟成長，但不會問思想。跟民進黨不一樣，跟李登輝也不一樣，國民黨不會去談唯心的事情。

但這也表示，李登輝在從政過程中，不是太堅定。國民黨支持者講究的是忠誠跟堅定，可是李登輝不是，這會讓支持者無法接受。也有人說他是有計劃性或策略性的，但我並不確定是否這樣，因為看他的態度都是一直改變的，所以我暫時不從這種猜測他心思的角度思考。

以國民黨的角度，李登輝對台灣的影響並不是好的──台灣因為歷史關係族群複雜，在我父母那輩甚至有不要嫁娶本省/外省人的討論，這個省籍分裂明顯──你身為一個國民黨主席卻沒有捍衛國民黨史觀，國民黨的名字是中國國民黨，自然有他的史觀，所以本土化這件事會讓國民黨黨員認為，你跟國民黨價值是背道而馳的。

我在想，蔣經國為什麼要用李登輝？蔣經國後期知道自己如果不解嚴，不用更多本省人，甚至親日的本省人，有一天這反彈的力道或落到他想保護的人身上，對這整個社會也沒幫助。與其如此，不如先創造一個多元公平的機會，所以任用了李登輝。這是我對蔣經國的想像。當李登輝執政期間的本土化，其實也是繼承了蔣經國的想法，如果蔣經國的想法是這樣，那李登輝就沒有錯。

假設國民黨只重視外省族群，只想當他們的代言人，這樣怎麼跟人民互動共存呢？國民黨可以存續到現在嗎？可能老早就落敗了。他那時的所謂本土化，就是大量晉用本省人才，而這便是擴大本來沒有的族群，增加了族群的多元性。這不就是國民黨現在的利基嗎？這就是蔣經國跟李登輝的功勞。雖然不知道蔣經國若回頭來看，會不會對用李登輝感到失望，但促成國民黨內族群多元性這件事情，確實造就了國民黨轉型成民主政黨以後依然能夠有競爭力的主因。

但對於支持陳水扁那個傳言，就很傷害國民黨。畢竟他是國民黨主席，卻支持對方，這讓國民黨認為他是叛徒。如果他真的想支持民進黨，可以有別的作法，但他卻有點像男女朋友分手分不漂亮，還藕斷絲連，話說不清楚，遊走邊緣那樣，這件事成了國民黨的集體記憶，所以恨他恨很久。作為國民黨員，這是我不能原諒他的部份。

同樣追求歷史地位，馬英九就是很堅定的保持原樣，他永遠在檢視今天的自己有沒有跟昨天的自己不一樣，「否定了昨天的自己，就是否定了今天的自己。」可是李登輝很容易改變，他如果找到更好的價值觀，如果今天的自己可以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就會往那個方向去，不會被先前的自己困住，對他個人的利益而言，「否定了昨天的自己，代表我今天更好了。」只不過，對國民黨來說，李登輝恐怕在黨史上還是難以脫離「背叛」二字的負面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