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MeToo時刻：說出自己的故事後，他們經歷了什麼？

自5月底一名民進黨前黨工在社群網站上公開貼文，指自己在黨內工作期間遭到合作導演性騷擾，向主管申訴後卻未能得到妥善處置開始，這波遲來的MeToo浪潮，終於來到台灣且遍地開花。

台灣這波MeToo運動，從政壇出發，席捲了媒體、文化、影視娛樂、再衝擊了社運圈及民間社團等，幾乎無一倖免。這些發聲的男男女女，透過社群網站說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性騷擾、甚至是性侵經歷；從「聽說」到「說」，台灣走了好幾年的時間，因為說出口的成本太高，不僅輿論質疑，就連親近的伴侶、父母也不一定都能做到傾聽，更多的反應是指責。

MeToo的漣漪仍在延續，捲起的巨浪更撲向演藝圈，多名不管是擁有正面、好男人、好父親形象的藝人接連遭淹沒，浪潮底下更是暗流洶湧，等待下一波的來襲。

在至今已長達月餘的MeToo運動中，社群網站彷彿覆蓋上一層抑鬱的低氣壓、對於即將爆發的名單備感焦躁，在這場集體創傷中，人們又該如何集體療傷？而在說出口後，他們經歷了哪些事？他們因此鬆一口氣嗎？面對輿論喧嘩，他們觀察到什麼樣的改變？

端傳媒採訪了六名發聲者，他們各自受到來自政壇、媒體業、公務機關、社運圈及NGO的性騷擾。他們勇敢地說出自己的故事，但在說出口後的日子，面臨了哪些輿論的波瀾、走過哪些忐忑的時刻？面臨眼前信任關係的集體崩壞，台灣社會又該何以為繼？

吳曉樂：說出口後並未感到輕鬆，而是承擔的開始

如果你每次都「算了」，那你就會慢慢死掉。我想，很多人都經歷了那個慢慢死掉的過程。

6月2日那天，我在臉書上終於說出多年前發生在我身上的一段經歷，雖然我多希望那只是場夢。

那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原本我也不打算再講，因為講出去真的滿煩的，但讓我最後決定公開的原因，是受到兩位朋友的影響：一位是編劇簡莉穎，她公開遭貝嶺性騷擾的經驗，另一位則是《鏡文學》的主管董成瑜，公開自己遭國民黨立委傅崐萁性騷擾，如果不是她們兩位率先挺身而出，我想我也不會想曝光自己的事件。

當身邊親近的人都願意說了，你自然會比較有說出口的意願。我一度放棄想說出口的念頭，畢竟這麼多年後，我都活到跟這個人很遙遠了，為什麼又要重新提及、跟這個人再度連結上？往事重提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利益可言，卻得重新回想事發過程，那不是快樂的事情。

在簡莉穎與董成瑜發聲後，我觀察到，留言的內容大多正面，我過去只要在臉書上提到類似議題，不到半小時就會有幾十個帳號來鬧，但這次持正面態度的留言很多，負面留言很少。坦白說，這樣的社群氛圍不是我習慣的模式。但也因為前人撐開了言論的空間，讓我更加篤定地公開我的遭遇。我必須說，這完全是踩在她們鋪好的階梯上。

那年，一名媒體業前輩約我見面，我應邀赴會，以為只是對一些議題的抒發或閒聊，便坐上他的車，因為時間較晚，我找了幾間營業時間較長的餐廳，但前輩說他不想吃宵夜，說我們就在車上聊，並問我介不介意他放音樂。後來，他將椅背放倒，雙手交叉擱在腦袋，閉上眼睛邊說「我們就這樣聊吧」。

過程中，不安的感覺開始蔓延，我心想最好移到公開場合，而不是在他的車上。他一開始先是聊了我在書寫上的缺陷，正當我感到一絲安心的時候，他突然聊起他的妻子，說起彼此感情上的困境，說到他很享受我與他之間的對話，記憶中他說了「我們的頻率更靠近」，他很難在他妻子身上找到類似的感受。

那股不安的感覺又回來了，我只好把話題帶到他的小孩身上，我隱約感覺到，我必須不斷地把話題繞到他的妻小，我才可以脫困，才可以表示「我沒有那個意思」。

後來的事，許多人也知道了，這名前輩是國民黨智庫特約副研究員、端傳媒前評論總監曾柏文（編按：端傳媒亦對此事發表聲明），我在2日那篇發文後，他在隔日私訊我道歉，再過一天後，我再度於臉書發文點名要求他公開向這些年來曾有類似遭遇的女性道歉；是因為我感覺到他在私訊中，呈現出一種閃躲的節奏，說他近期有很多會議、很忙。但我想，遭多人指控性騷這件事，有比你的會議重要嗎？

他公開道歉了，但我卻感到很失望。失望的是，他是社會學博士，但卻主張他不懂人際互動與權力施展的分際。他不是一般人，他是高知識份子；他也不是年輕人，已經4、50歲了。我想他會這樣回應，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應付得了那些浮出檯面指控的女性，但他不知道的是，有更多未現身的女性告訴我更多關於她們的故事。

其實，我手上有的資訊，已經比我一開始發文的時候多出許多了，但對方似乎以為圈子離的很遠，所以我不知道他更多的行徑；而那些行徑，已經不是無知、不曉得男女分際下該有的行為。例如，有位當事人訊息告訴我，她被對方襲胸；也像是，這些行徑不僅限於台灣，包含歐洲、東南亞等，他所前往的地方都有相關人訊息告知。

有人說，台灣的MeToo相較歐美、南韓、日本已經遲到了五、六年，但我想，大家真的已經受夠了，但缺乏一個爆發的出口——《人選之人》這部影集，便成為出口本身；如果你每次都「算了」，那你就會慢慢死掉。我想，很多人都經歷了那個慢慢死掉的過程。

像是我，我也許是那慢慢死掉的人之一吧。我從那輛車下車後，有任何的前輩要載我，我都會說我能不能坐後座就好。但在台灣，一上車就坐進後座，像是把駕駛當作司機，是件極為失禮的事，所以我後來都改叫車。除非駕駛是我認識二十多年的人，後來才認識的，我都不允許自己坐在副駕的位置上。

回想到那輛車，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音樂從汽車音響流洩出的聲音，放倒的椅背，雙手抱在腦後的畫面：我聽著前輩訴說自己很累，卻覺得「嗯，也是有道理」。我經常回想起，對當時的我來說，他的行為像是一個無助前輩的求救，而我得經過兩年後才意識到，那可能是一種試探——同樣的手法，不只發生在我身上而已，那是一種模式。上車、訴苦、隨選音樂，就我收到的訊息，這些人中沒有男性。

雖然我的經歷比較像是逃過一劫，但這樣的感受卻很糟糕，你躲過一次噁心的試探後，你並不會感覺比較好，反而覺得毛骨悚然；你以為這可能只是一次的滑倒，但卻發現墜入一條大水溝中。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我們說出了自己的經歷後，可能會感到放鬆，其實沒有，說出來後，反而是承擔的開始。

也是因為那起事件後，我又陸續收到訊息得知更多的情節，而在美國MeToo爆發的2017那年，我與一些朋友決定共同成立「如果你也聽說」臉書粉專，希望能搜集更多遭性騷的案例，但這樣的舉動在那年被網友攻擊的很慘。

這些批評的意見認為，我們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但無罪推定是握有高權的政府對待人民的原則，人與人之間如果做到無罪推定，那職場也不需要做徵信了。他們也說，你們又不是諮商專業，憑什麼要別人跟你們說出他們的遭遇；這些質疑、不滿，不斷推高「如果你也聽說」的門檻，甚至比政府機關還要高。

為什麼得用這樣的方式去搜集性騷的經歷，是因為我們不能夠具名公開性騷者的名字，只能以這樣的方式突破，提醒、避免再有其他人受害。這個計畫一開始並沒有想要做到多大的事情，就是想要發出警告的聲音而已，即便如此，我們當年卻承受了極大的痛苦。

那也是2017年的社群討論氛圍。但在2023年的今天，社群的氛圍卻又順利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我原本做好在發文後被公審的心理準備，也跟我先生說我要被網友電飛了，但結果出乎意料的沒有引來太多負面留言。

我想，這幾年來，台灣應該是忍受了一些什麼，而且真的受夠了。而那股能量慢慢地一直累積至今，終於在2023年各方面條件都到齊，才一口氣爆發出來。

其實發文的當晚我失眠了，因為有另外的三個人傳訊息告訴我，他也上過那台車，遇到類似的事情。我心情很不好。有人比我年輕、比我早遇到，也有人比我晚遇到，大家都會說對不起。你會突然覺得很悲傷，這麼多年過去，大家因為無法講開，導致我們都遭遇了這樣的事。

這讓我意識到，整起事件就是嚴重的資訊不對等。如果對組織來說，有做到reference call，至少可以先打個電話給他前一個單位，了解他離職的原因、有沒有需要留意的問題，就不會讓他得以透過職權，以工作名義持續邀約這些女性。

其實現在大家都在談機構如何改革，但我想，先不要一下子跳到結構性的問題，如果可以做到像端傳媒前總編輯張潔平說的，成為一個讓員工願意傾訴的主管，讓這樣的事可以說出口，而不是員工默默帶著傷口離開，可以做到這點，就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

有些人會覺得，我們說出了自己的經歷後，可能會感到放鬆，其實沒有，說出來後，反而是承擔的開始。

我現在的狀態非常差，這兩個禮拜來，我陸陸續續收到了二、三十則訴說自己被親人、主管、朋友性騷、甚至是性侵的訊息；我雖然移開了一顆小石頭，但面對的是更多人對你訴說他的遭遇，你怎麼可能心情會好？

我也告訴這些訊息我的人，要先確認自己的狀態，再決定要不要公佈自己的經驗。我花了許多心力在確認每個人的狀態。

老實說，這陣子以來我的訊息多到回不完，有人問我，可不可以也幫幫他、公開他的故事，我說我沒辦法。因為兩方我都不認識，這樣的介入也很危險。

在這些訊息中，有人跟我說，他們真的很羨慕我，我的伴侶與家人可以理解我，但他們沒有，一旦說出自己的遭遇，反而受到家人指責而再次受傷。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都說不出口的原因，因為成本真的太高、太高了，不僅要面對他人的眼光，還必須承受最親近的人不諒解你的失落情緒，怪罪你為什麼不保持好距離，質疑你是不是也有誘惑對方？

但是，當事人的伴侶或家人可以先學習傾聽，不要急著下判斷、判斷誰對誰錯，而是先聽當事人說話。不要急著給意見，說他們錯了、或是什麼沒做到才會這樣。先讓他們可以完整地說出自己的故事，我想這樣就已經很足夠了。

J：性平不是上級交辦的工作而已，更不該只用考核去制約

朋友曾開玩笑對我說，我在性平處工作卻不敢說出被性騷擾，這算不算一種瀆職？但因為我看了太多當事人說出來後被二次傷害，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試探身邊的人的態度。

我大學畢業後很順利通過高等考試，成為公職人員，最初分發在中南部縣市。由於初次離家到外地生活，父母十分不放心，所以即使我在那邊遇到長官要求陪酒、或是大大小小的性騷擾，我都不敢告訴他們。

身為生理女性，我爸媽一直很擔心我出門在外遇到危險及傷害，尤其我媽媽是相對傳統的人，是那種孩子在外面如果發生任何問題，會先檢討自家孩子的那種媽媽。而這些也是為什麼到現在我都沒讓他們知道，我曾經遭受過這些委屈和傷害的原因——我不想讓她擔心，更不想聽到她的責難。

我的個性很活潑外向，對人也比較親切不設防，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讓其他人誤以為我對他們有意思。我還在性平處工作時，曾聽聞處內有人遇過恐怖情人，處長知道以後卻對那人說出：「妳要先檢討妳自己，為什麼會被這樣對待」，這對我影響很深，我很驚訝一個性平處的主管竟然會說出這種話，也讓我對性平處的未來堪憂。也因為長官遇到性平事件第一時間不是去了解事實，反而是先指責自己的同仁。不免讓我懷疑，我遇到性騷擾真的是我的錯嗎？是我讓對方誤會了嗎？我一直在檢討自己，以至於在遇到劉仕傑事件的時候，也不敢向機關反映。

我在性平處任職時，因為跟劉仕傑有工作的往來，而有了幾次餐敘。後來劉仕傑以轉換職涯為由，想諮詢我的意見，在多次邀約後，我勉強與他約在捷運站。他卻開車前來，上車後，原本正經的聊選舉工作，但劉仕傑卻突然對我動手動腳，就像我臉書發的文所說的那樣。我很惶恐但仍堅決告訴他：「NO！我說NO就是NO！你不是要去選舉了，你確定要這樣？」才讓他罷手。我另外也寫了一名大學校長的文，他多次邀約我餐敘，熱情地要介紹人脈給我，但在餐敘過程，卻對我性騷擾。後來我才知道，我甚至被誤會成這名校長的小三。

但這不是我唯二被性騷擾的經驗，朋友曾開玩笑對我說，在性平處工作卻不敢說出被性騷擾，這算不算一種瀆職？但因為我看了太多當事人說出來後被二次傷害，所以在性騷擾發生的時候，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試探身邊的人的態度。

例如，我會先試探其他人對劉仕傑的看法，因為他外在形象經營得很好，我又是在晚上跟他出去，我不敢貿然說出我被性騷擾，怕被檢討的人是我。當我從他人的口中得知他私下的評價不好時，我才能放心說服自己，這不是我的錯。

在我發出MeToo文後，好多受害者私訊我她們被同一人性騷的經驗，最嚴重甚至有人被性侵。她們讓我知道我不孤單，在某種程度上，我也算是被平反了，原來我不是那個不檢點的人，是對方的錯，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這一次我把故事寫在社群網站上，有許多人說我很勇敢，其實才不是這樣，我覺得我是膽小鬼，因為如果沒有《人選之人》戲劇以及一開始民進黨的MeToo文出現，我也許不會說出來。那些一遇到事情就敢說出來的人真的很勇敢，我也看到了一些非典型的MeToo案例，他們的揭露真的對我造成很大的衝擊和鼓舞。我是順著這波浪潮才覺得更應該說出來。同時，也因為朋友與伴侶的支持下，我才能坦然說出自己的經驗，讓這段記憶可以不用再躲躲藏藏。

但我說出來是想要這些性騷擾慣犯怎樣嗎？其實沒有，他們怎樣都跟我無關，對方的道歉文也只是讓我覺得他在轉移話題、避重就輕，好像想說是我讓他誤會可以發展婚外情，這是典型加害者想要轉移責任的手法，而且有很多被指控者的聲明都是類似的。

我們的社會文化讓被受害者太容易檢討自己。在某篇網路文章中，有一個網友留言說，應該鼓勵被害者能在事發當下說出來，而不是經過10年、20年越想越不對勁，上網公審。但我認為，正因為我們處在「現在」才能說，而不是指責當事人應該在當下說，當下的環境夠友善嗎？他能夠說出來嗎？如果連多年後，我們攢夠勇氣，想要找一個出口，卻還要被指責，誰來給這些受害者的正義呢？

多數機關在面對和處理性平工作時，只想要完成上級交辦的管理考核工作，而不是真的想努力透過各種方法，讓性平意識進入每個人的心中。

事件爆發後，我的前工作單位性平處派人私下詢問我，希望長官做些什麼？我回答，我最需要的是處長能在性平處的同仁面前，為他曾經對我造成過的二次傷害向我道歉，但我知道不可能，所以我只能希望我們的國家政策和機制能夠更完善的保障受害人，讓他們有一個安心和安全的環境勇敢的站出來。

賴清德可以因為是現任黨主席，所以概括承受，代表民進黨致歉；時代力量、社民黨也都因為劉仕傑曾經身為黨員而道歉，但他做出這些事時所任職的機關呢？主管全國性別平等政策的行政院性平處呢？為什麼沒有一個政府單位站出來說會檢討改進現行機制不足之處？我相信公部門一定還有更多類似的案例隱忍未發，但也沒人帶頭說，「對不起，我們錯了，我們會加強內部性平申訴及保護機制」。

雖然這波MeToo是一個轉捩點，但我不認為我們的政府機關、雇主單位真的很重視這件事。現行我們確實有性平機制，但機制不一定能落實，為什麼不能落實？問題出在「人」。每個組織的性平委員都真的有性平意識嗎？還是只是行禮如儀的完成每一個檢核工作而已？

我看到大多數的機關在面對和處理性平工作時，只想要完成上級交辦的管理考核工作，而不是真的想努力透過各種方法，讓性平意識進入每個人的心中。我認為性別平等是「觀念」問題，而不只是只用考核、獎懲的方式去「制約」，如果一個人心裡不認同性別平等，只是機械式配合，那他就沒辦法真正懂得尊重不同性別、性傾向的人，更無法真正實踐性別平等的真諦。

台灣的MeToo晚了國外許多，那既然現在在浪潮中，我們的政策制定機關是不是可以花時間好好研究國外怎麼做？要花多久時間能做到？性平三法施行後遇到哪些問題？窒礙難行的地方又在哪裡？

我希望這波MeToo的重點不是在個案，而是關注到機制、結構、文化、權力不對等的問題。我想說，法律只是最後的防線，為什麼很多人遇到性騷擾不願申訴，因為看到其他人申訴後的結果不佳，當事人被羞辱、檢討甚至調離。走訴訟程序或許並不可怕，但很麻煩，三天兩頭跑法院，雇主能夠允許一名小小職員一直請假嗎？這是不是也顯示出對被害者的權益保障機制並不夠友善？

我們的公私部門有沒有辦法在這波浪潮中真的改變，讓機制與社會文化有所不同？我們能不能互相尊重，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讓主觀上覺得不舒服的人可以說出「我不能接受這個互動」，而不會擔心被封殺？我認為這才是這一波浪潮中應該要重視的地方。

我希望可以帶起一些改變，更希望為孩子們做一個好的榜樣，未來我的孩子可以說，媽媽好勇敢，我希望未來的孩子們，不，是現在的孩子們在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都能夠勇敢的說出來。

陳蔚爾： MeToo運動不只是女人的事情，要相信故事的力量

12年來，我在以男性為主的影視圈中，努力證明自己。然而發生過的事如甩不開的暗影始終跟著我，我只能加倍投入工作、展現超乎旁人的專業。

2003年我剛開始拍片，以短片《愛情長片》獲得南方影展劇情片首獎。我將片中女主角取名「默默」，講述愛情裡女人難以言說的幽微心情。20年後，我創建Instagram帳號「她說 She Said」，讓曾經歷性創傷的女姓，能無後顧之憂地把壓抑的內心話說出來。

對我來說，能夠說，是如此重要。曾經歷的傷害，壓體內12年，無從說起，只能不斷嘗試自己消化。

2010年我未滿30歲，還在導演之路上努力耕耘。時任民進黨競選辦公室主任洪智坤聯繫我，表示欣賞我的作品，請我協助拍攝競選廣告。於是展開合作，洪智坤帶我接觸辦公室各工作人員，也曾與時任高雄市長陳菊聚會聊公事，我不疑有他。

直到有一次，競選辦公室人員稱訂不到連鎖旅店，安排我住進汽車旅館；深夜，他以公事為由，進到我房內。

汽車旅館的空間裡，洪智坤迂迴了很久，終於讓我知道他的意圖：「我可以（在金錢和資源上）幫妳，妳只要偶爾讓我任性一下。」。

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在什麼處境。凌晨，時間過得極慢，我嚇呆了，只能本能地擠出全力，集中意志與洪周旋，不敢鬆懈一刻。洪慢慢拉近距離，撫摸了我，最終在日出時離去。

離開了旅館，我發現自己已經破碎，事後拚命拾起自己，拼湊成沒事的樣貌，想繼續完成工作。未料不久後，我無預警遭到汰換，案子戛然中止，生命也從此不同。

自從6月5日發文之後，我的心情起伏像搭乘雲霄飛車，夜不能寐，時時刻刻像穿山甲一樣蜷曲起身體、切換成求生模式。過去12年來經歷的一切在這短短幾天內被濃縮、然後重現。

我才意識到，我用盡所有力氣在跟他下棋，而且是一盤有生命危險的棋；這盤棋，到現在都還沒下完。

12年來，我在以男性為主的影視圈中，努力證明自己。然而發生過的事如甩不開的暗影始終跟著我，我只能加倍投入工作、展現超乎旁人的專業，同時進入心理治療，盡量減少暗影的糾纏。

當年事發後，一開始，我發現自己不知道怎麼講、也不知道找誰講。我曾自責不該去汽車旅館、曾反覆檢討自己是否做錯什麼，直到過了整整12年，我才辨識出，這是權勢性侵害，整件事情是一個設計好的圈套，而洪智坤顯然非常擅長這麼做；從司機到辦公室的人員，他們都心知肚明嗎？都選擇仍閉口不言嗎？

同時，我開始關注權勢性侵害的新聞。中間，憤怒幾度淹沒我，我想要揭露這件事情。但是社會上發生的幾起事件的後續，例如林奕含事件，加害者脫身、受害者持續蒙羞，讓我沒敢說話。洪智坤所代表的龐大權力網絡，會不會損及我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成就？會不會再次讓我受傷害？新聞中，洪在不同老闆、不同職位間繼續挑大樑，恐懼中，我選擇繼續沈默。

一次去心理諮商，諮商師告訴我，性犯罪時受害者會啟動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叫3F反應，也就是一種動物本能，在遇到危險時會僵住、嘗試逃跑。聽到這個理論後我流下眼淚，心裡鬆了一點點。我知道必須放過自己，即使當時沒有辦法反抗、只能原地僵直、同時還試圖保持禮貌，不要得罪對方。我盡力了。

2023年5月31日，陳汘瑈的貼文，揭發自己在民進黨工作時合作的導演，如何運用自己前輩的身份試圖進行性侵。熟悉的手段，熟悉的感覺湧現，我看著貼文中，陳汘瑈第一句就是抱歉。都已經受傷害，為什麼要道歉？悲憤難平，回望自身，想著講出口的時機是否終於到來。起初我害怕工作會受到影響。但轉念一想，20年來跌跌撞撞，苦從沒少吃過，還差這一次嗎？心一橫、豁出去了，在腦海裡火速組織文字，貼出文章，沒想到引起更多人接力式地，一棒一棒響應。

朋友擔心我受影響，叮囑我少看社群軟體，但影像工作者對於故事本能性的好奇與追索，讓我忍不住一直關注事態發展。

要讓這股力量不中斷，需要每一個人的參與，就能發揮長遠的影響。心理專長的人士負責療癒、能寫評論的作者就寫、有流量的人就轉發，至於我們，就繼續存在著。

伸張正義的時候到了嗎？在過去，提告彷彿是不可能的選項。越來越多人講出自己的經驗，逐漸形成一股MeToo風潮後，彷彿打開了以前沒有的機會。這幾天，我有時尋思提告的可能性，就算告輸了，或許也能成為一個判例，讓大家看看現存體制有什麼漏洞，幫助到其他有類似遭遇的人。

但是信賴的友人提醒我：這真的是妳要的嗎？進入訴訟程序的代價極大，過程耗費心力和金錢，也須準備好受到二次傷害。但我想要的不是這些，我只希望能繼續好好拍片。

文章貼出後短短一小時，私訊開始雪片飛來，許多女孩向我道謝，也有人指認出同一個人做出類似的事。原來，從2004年到2018年，檯面下都有骯髒的事情發生，但洪仍持續被賦予操盤重任。

我也意識到，自己從沒癒合過。貼文後數日，我打給友人痛哭，過去12年我很少在他人面前失控。這次，我全部想起來了，清清楚楚地，在旅館內的那幾個小時，我是如何拚命在保護自己；同時，洪的圈套如此深思熟慮，以致於就算我整晚都錄音，也捕捉不到任何實質的證據。錄到「偶爾讓我任性一下」這句話又能如何？洪利用我對體制的信任、對工作的認真，步步將我引進圈套。

現在選擇出來發聲，像是用手術刀，自己將化膿12年的傷口劃開。下一步是清創，還要結痂，能不能癒合，是未知數。

但是至少，透過讓事件浮上檯面，能讓更多人擁有這方面的知識，例如，這類型的犯罪叫做權勢性侵害，追訴期有20年，在這之前，我一直以為性騷擾一年的追訴期已過。我也看到資深媒體人張潔平的臉書貼文，她引用了採訪中國人權工作者艾曉明的內容，讓我深深有感。「知識，就在所有被侵害者的經驗裡⋯⋯其中飽含的生命經驗，是可以填補我們在社會認知方面的空白的。」這是我希望MeToo能發展的方向。

我其實不想要洪智坤的道歉，也不奢望他可以痛改前非。我只有一個願望：讓他停止，停止做這樣的事。權勢性侵害中，不論加害者有什麼理由、苦衷。這是犯罪。這是需要正視的問題，行之不知道多久的恣意人格謀殺，遇到這種事情，要好好活著都困難重重，而他們選擇用權勢剝削更多人。

雖然重揭傷口的痛楚極大，復原遙遙無期，但是，也有新的力量萌芽。現在受害者開始串連，我們開始感受到有能量的感覺。至少終於能說、擁有了敘事權，故事是會長出力量的。我們終於有機會拿到麥克風，說聲：我也是！

要讓這股力量不中斷，需要每一個人的參與，就能發揮長遠的影響。心理專長的人士負責療癒、能寫評論的作者就寫、有流量的人就轉發，至於我們，就繼續存在著。每個人都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做點什麼，每件小小的事情累積起來，就會有差。但這會需要時間。未來我們就有可能促成新法案的推動，或是正義的到來。但是，需要讓更多人意識到，這些不只是女性的事情，而是整個社會、每一個人的責任。

這是國家應該提供的基本安全和保障。這種事情從來就不應該發生，但是居然發生了這麼多。

這是我們訴說的時候。 MeToo運動不只是女人的事情，而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參與、負起責任的社會制度問題。

要相信，故事是有力量的。

劉品佑：MeToo是集體療傷的過程，接住每個受傷的人

我不能理解，為什麼大家還在檢討受害者？政治圈的性騷擾一件件爆出，也證明過去「相忍為黨」的觀念是錯誤的。

這次MeToo運動前，朋友傳來A的名片，告訴我A進到民進黨內工作了。我在基進黨擔任志工時，曾遭到A性騷擾。當初他在和解時承諾我，會徹底離開我的就學、就業生活圈。

但他一次次地踩過我的底線。儘管他傷害我，我仍忍下想揭發他、摧毀他的衝動。我一直非常努力在遵守當時的承諾，為什麼他反而做不到？

這幾天，網路上不少檢討受害人的言論讓我毅然決定，公開過往的受傷經驗，與風波中勇敢發聲的人們站在一起。

2022年初，我以志工身份參加基進黨的內部訓練，在就寢時遭黨內同房男同事A性騷擾。6月2日，我將當晚的惡夢、事發經過寫在臉書：「Ａ隔著衣服摸著我的身體，過程中我不斷的透過翻身、起床上廁所等方式，『暗示』他我並沒有睡著。」

但Ａ以為我在「默許」他的作為。Ａ不打算停下動作，將手繼續伸進我的衣服揉我的胸，突然，我的褲子被脱下來了，一陣濕濕黏黏的感受，我完全不敢張眼，但我知道這一定是嘴巴。我驚魂未定，徹夜未眠。隔日清晨，第一件事就是衝去洗澡，還記得我洗了好久好久，好像永遠洗不乾淨一樣。

事發後約半年，我開始出現創傷壓力症候群症狀，憂鬱症、廣泛型焦慮症同步病發。我把被性騷擾事告訴家人，他們卻質疑起我的性向，甚至告訴我：「你應該感到很快樂才對。」我轉向身邊的朋友，他們卻反問，有沒有想過是因為我長得上相，才遇到這種事情？這些回應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家人與同儕的回饋都讓我感到沮喪。

2022年7月，我終於將那晚被侵犯的感受告訴A。雖然 A 很快承認並向我道歉，但他說，以為我們是「兩情相悅」。我從沒想過，在性別領域有些許成就的Ａ竟然會這樣解讀。他應該要懂得「yes mean yes」。

我也把這件事同步告知基進黨秘書，秘書立刻將它提報基進黨的性平會。其實我一直跟他們説沒關係，不要開性平會。當時適逢選舉，我擔心性平會的結果會使A離開基進黨，間接影響到選情。

當時的秘書長王興煥得知這件事，馬上開除A的黨籍，並告訴我，他對此感到很抱歉。他說：「雖然我知道你為我們好，但我們沒有辦法容忍這件事情。」性平程序進行過程中，我也主動向前任黨主席陳奕齊提出見面。那時候我已經在心裡想好，如果被「摸頭」了，該如何應對。

我至今仍記得清楚，一進辦公室，陳奕齊迎面就說：「無論你做什麼決定我們都支持你。就算你選擇要告到底，我們也會陪你們到底。」他同時向我承諾，黨內會全額支付律師費。而為避免我受到二次傷害，陳奕齊主動提出外聘律師，確保這件事能有更專業、更保護隱私的處理方式。

這次MeToo運動中，我轉發相關貼文時，不斷遭到網友攻擊：「這種人也可以來蹭喔？」、「民進黨已經在處理了，這種人還出來攪局，是不是要分裂台灣？」我也觀察到，不少在政黨工作的人選擇發聲，都被貼上「中共同路人」的標籤。好像一扯到政黨，我們就什麼都不用談。

我不能理解，為什麼大家還在檢討受害者？政治圈的性騷擾一件件爆出，也證明過去「相忍為黨」的觀念是錯誤的。而相比其他政黨面對性騷擾事件時，第一時間都會想把它壓下來，我的案件中，基進黨卻沒有這樣做。基進黨負責任的態度，說真的我心懷感激。

將自己被性騷擾的過去發上臉書前，我當然有所顧慮。除了擔心此舉是舊事重提，網路上對男性受害者的言論也讓我卻步。思考過後，還是決定將自己的經歷寫出來，讓大家自由公評。

這陣子，我看見越來越多類似遭遇的人拒絕沈默、挺身而出。對我來說，這是一種集體療傷的過程。大家把過往的經歷說出來，讓彼此知道，其實我們並不孤單。

其實到今天我還是覺得非常不平，好像和解後，這一切就結束了。但即使得到道歉，後續的心理平復與療癒過程裡，我一直承受極大的負擔。我曾向學校尋求諮商協助，他們以「案件不是發生在校內」的理由拒絕我。

不像藥物治療有健保補助，心理諮商費一次要價千元，對罹病者是不小的負擔。我想特別提旅行創傷計畫復原中心的「旅行心理治療所」計畫。只要填下計畫表單，就符合參加諮商的資格，案件不必進入司法程序中才能申請。

我認為，「旅行心理治療所」能夠補足法律來不及承接、需要心理支柱的性創傷者，但量能與經費相當不足夠。以我進計畫的諮商經驗來說，我在2022年7月填寫表單，兩個月後才收到通知。加上年末政府結算計畫、需再次申請，導致2022年12月到2023年2月期間，正在接受療程的人必須中斷治療。

隨著MeToo運動爆發，其實更多人會有這個需要。我的一位朋友同樣是最近事件的受害人，至今仍未被排進諮商。

回到校園，我認為現在校內的諮商中心缺乏專人處理「性創傷」案件，導致尋求協助的人，可能因為諮商中心的經驗不充足，而受到二次傷害。我主張，校園內的諮商中心應聘用具「性創傷」相關專業、具處理經驗的諮商心理師，在體制內接住受傷的學生。

「我會痊癒嗎？我還要多久才會痊癒？」我曾這樣問過心理師。心理師告訴我，每個人需要的時間不一樣，但他的目標不是讓我痊癒，只是讓我可以稍微減輕負擔，並繼續在這個社會上生活。

這陣子，我看見越來越多類似遭遇的人拒絕沈默、挺身而出。對我來說，這是一種集體療傷的過程。大家把過往的經歷說出來，讓彼此知道，其實我們並不孤單。每當我看見MeToo文章，在按下分享之前，我都會謹慎思考事件的真實性，也不忘留言為受害者加油打氣。

憤怒後，請別忘記我們還有善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鼓勵，都能成為受害者重新站起來的力量。文章發出之後，我也收到好多前輩的關心，這些善意都支持了我，讓我願意繼續走下去。

站出來支持的人也需要勇氣，社會的保護傘才能持續被擴大。就算是築出同溫層也好，我希望每個人都能被溫柔以待。而我也想對這些為我們加油的人們說，謝謝有你們的善良和勇敢。正因為大家不斷發聲，才讓更多人被接住。

李援軍：說出口讓我放下心中的石頭，但不一定已經走出來

台灣的網友大部分都很支持我，但在台灣以外，網友會去質疑我是不是中共派來的，比較離奇的是還有人會去質疑事件的真實性。

即將滿20歲那年，我在某次的聚會中認識了王丹和他的謝姓助理，那時候的我剛開始參與社運，而「王丹」這個曾經出現在歷史課本的人物，還有他過往被人歌功頌德的經歷，讓我對他非常憧憬，就像是看到名人一樣。

王丹那時候便對我提出邀約，他說要去美國一趟，問我要不要跟他一起見見世面，他可以下機招待。這是非常吸引人的邀約，我也完全沒有去過美國，能夠跟著名人一起去，想必會是一趟很精彩的旅程，所以我便答應了這趟為期約一週的美國行。

2014年美國時間6月6日晚上，因為助理有事外出，只剩下我和王丹兩人單獨在紐約某飯店房間。我當時在床上用筆電，王丹走向床邊的窗戶，招呼著我說：「來到紐約怎麼一直在用筆電，不來看看外面的風景嗎？」才走到窗邊，王丹便從後面用力地環抱住我，並對我強吻。一時之間我還沒反應過來，王丹便把我推到床上，持續強吻，並試圖解開自己的衣褲，我當時嚇到不知該作何反應，情急之下，我將王丹推開，並說來美國前肛門處因為肛門廔管才剛開刀完，還沒復原，請他不要這樣。

雖然王丹收手，不過在接下來的旅程中，王丹仍持續對我言語騷擾，我將這個狀況反應給助理，也沒有獲得任何協助。礙於人生地不熟、語言也不通，只能一直忍耐，忍耐到我返國之後，我將我自己關在租屋房內好幾天，每天用哭泣及恐懼，試圖忘記那強顏歡笑、故作鎮定的七天。

隱忍了九年多，我決定在六四即將到來前公開此事，我要的很簡單，我要王丹及謝姓助理給我一個道歉。王丹否認此事，在六四的記者會上，我再次指控王丹，希望他能正面回應，承認錯誤並道歉。

我覺得這一次可以直接站出來的原因是，看到民進黨黨工性騷擾事件爆出後他們的處理的態度和決定，對我來說，我看到類似經驗的受害人的聲音被聽見，所以我才決定在這個時間點把事情說出來。過去九年，因為我是政治工作者的身分，我擔心王丹可能會把手伸進政治圈、打壓我的工作機會、或是跟別人說我是一個信用有問題的人，因為我會把事情隨便曝光給別人。

在對外公開以後，我去推特上看輿論反應。發現對我的討論，在台灣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樣，台灣的網友大部分都很支持我，但在台灣以外，可能很多人認為王丹是一個國際上具有知名度的人物，他們會去質疑我是不是中共派來的，比較離奇的是，還有人會去質疑事件的真實性。

他們去翻我的臉書，看我過去的貼文，2014年6月4號因為我工作的地方有人的狗走失了，所以我發一個文請大家幫忙找。他們想說「6月4號在台中發一個文，6月6號就到美國，請問是怎麼辦到的？」我心裡想，不是有飛機嗎？這已經是超乎預期的攻擊範圍，大家怎麼會為了要護航王丹，做出這樣的推論？

再來就是有些人身攻擊，譬如說「你長得這麼醜，誰看得上？」或是說我和王丹有一腿，只是因為我沒有得到他的正面回應，所以由愛生恨。我就覺得，大家為了要合理化這件事情，所以只好去想像一個動機或陰謀，去套用在這件事上。

我在捷運上看到王丹發文說他回來台灣了，我看到這幾個文字，真的是感覺到好久好久、沒有發作的恐懼感，所以說出來真的有被療癒了嗎？

至於家人的部分，他們當然是很心疼我遭遇到這種事，因為其我從來沒跟他們說過——因為我沒出櫃也不敢跟家人說——但是我如果要說出這件事情，這是我必須承擔的代價，這一次我不得不把自己身為同志的身分公開，讓家人知道。

家人很訝異為什麼我在記者會上沒有戴口罩戴墨鏡，我覺得因為做錯事的人不是我，我們不需要遮遮掩掩，但我不鼓勵大家這麼做。我今天這麼做，是因為我面對的是一個有名氣的人物，如果不做到這種程度，大家可能真的會把它當成中共的陰謀。

我不認為每個受害者都要和我一樣，真的不要把現在我的狀況當成是每個受害人的樣子，我的心理素質算是比一般人好，耐受性很高，情緒控管還行，所以講出來的時候沒有那麼大的反應，但是我不希望每個受害者站出來的時候都一定要這麼冷靜。我三年前和呱吉（前台北市議員邱威傑）、林亮君（台北市議員）說的時候，就沒辦法像現在一樣冷靜。

我覺得類似的當事人如果要講自己的經驗，一定要讓自己的心理狀態調適到一定程度，做好一切可能被攻擊的心理準備，如果沒有就直接講的話，很可能會因為他人的反應產生自我懷疑，真的要做好心理準備，再去決定要不要說。

說出來之後，我現在有放下心中一顆石頭的心情，不用每年在這個日子，就覺得我有個故事說不出口，可是對方卻可以自由自在地游走各國；明明知道這個人是傷害我的人，卻什麼都不能說的時候，那個負擔很大，所以說出來之後，確實有把那個負擔放下。

至於有沒有真的走出來，我覺得還不一定。

6月7日我去地檢署提告前，在捷運上看到王丹在臉書發文說他回來台灣了，我看到他「回來台灣」這幾個字，真的是感覺到好久好久、沒有發作的恐懼感，但是在捷運上那10分鐘就調適好了，所以說出來真的有被療癒了嗎？我覺得可能把七、八成的重擔放下來，至少現在我覺得不是我一個人去面對這個可怕的人。

我沒有一定要提出法律告訴，我一直不是希望事情對立地這麼激烈的人，我當時真的只希望王丹向我道歉，雖然現在看來是不太可能，所以希望透過法律告訴展現我的決心，因為我沒有做錯，我只有告王丹刑事，並沒有刑事附加民事一起告，為什麼這樣選擇？因為我要的不是錢或利，我在一開始就和我的律師講的清清楚楚。

我希望社會有緩衝和對話的空間，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對簿公堂，有的時候即便我告你，但最後法庭的判決不一定會符合當事人的預期，這樣對受害人來說會不會又是一種傷害？而且走到法庭後，那些過去很不堪的東西被揭開來，那最後傷害的到底會是我還是你？

我很謝謝每個願意站出來支持我的人，大家用不同的方式聲援每一個受害人，但我同時也很擔心社會氛圍會變得愈來愈對立，我覺得可以讓受害人去衡量，希望加害者得到什麼樣的懲罰，而不是讓所有加害人直接面臨社會性死亡。現在大家很流行「取消文化」，你當然可以取消他，但這不是每個人的選擇。

我很希望每個人可以思考，這個犯錯的人，到底有沒有可以認錯和反省的空間。畢竟我們都是人，是人都會犯錯，更生人離開監獄之後也有機會重新回到社會生活，我覺得這是一個民主國家應該要有的包容；畢竟，我們生在一個這麼多元、這麼獨特的台灣文化中。

歐孟哲：MeToo運動中，看見男同志的困境

當時16歲的自己及夥伴多懵懂，在當時的年紀，能有那樣的理想主義是件多麼不簡單、珍貴的事情。而他居然利用了這點來傷害我們。

2017年我剛上高一，認識了易俊宏。當時，他是參與青少年培力議題的重要人物，我則甫開始接觸兒少議題，對我來說，他是非常令人尊敬的前輩。

有一次，他受邀來我們高中演講。結束後，他屢次邀約我出去，言談中出現「偏偏你又這麼可愛」、「小可愛」、「今天你坐第一排、害我無法專心」、「（抱）」的內容。幾番推辭之後，出於歉疚，我決定赴約，跟他去看燈會。一路上我們都聊著青少年參政的議題，以及高中學權部的待辦事項，這些都是我希望能跟他聊的。

我記得很清楚，我們並肩走到高雄五福路及愛河交叉口、往高雄電影館方向時，易俊宏突然伸出手臂將我緊緊捥著。當下我沒有意識到他在對我做什麼，只是覺得有點震驚。他說了一句：「我們來做個社會實驗，看看兩個男生用這種姿勢走在路上，路人會怎麼看。」當時同婚議題正被高度討論。我不知道怎麼回應他，只能任他挽我全程。事後，他依然繼續傳訊息給我。

這件事就被我放在心裡。直到當年7月，我才知道事情有多嚴重。我參加一個營隊，與關注類似議題的他校學生齊聚一堂。有個同學私下說，自己的朋友曾在一起辦隔宿活動時，在夜晚被他撫摸私密部位。當事人很不舒服，也不希望事情被公開。大家非常激動，但是並不知道我們能做什麼。後來，我們決定彼此提醒，小心這個人。當時，我們是一群以青少年賦權自我期許的高中生，諷刺的是，面對這種事，我們只有能力做到這樣。

當時反課綱運動剛結束，各縣市政府推動青年議會，青年參政在體制內發酵，那幾年當中，他擁有越來越大的舞台，擔任越來越多頭銜。而我全心投入學測考試準備，沒有再回覆他的任何訊息。

後來，我上了大學，開始參與台大的學生自治，除了服務於台大學生會、性別平等委員會，也擔任《台大意識報》總編輯。去年，我因為個人因素，已經長期未使用社群軟體。我無意間在新聞上看到，易俊宏在這幾年間，曾擔任黃偉哲市政府的副發言人；他沒有停止過去的作為，但終於在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的協助下，有受害者出面指控，也揭露他曾對多位學生性騷擾的經歷。我重新打開臉書，看到其他同學分享易俊宏事件的貼文，才驚覺，我避開他這麼多年，但這個人從來沒有消失，他變得更活躍了。當時，這件事情不像現在有一連串的接力，它只被當成地方新聞的一個個案。但是，我早已不是當年手足無措的少年，我的認知能力和知識早就不一樣了，現在也知道這種事怎麼處理。

這些年間，他已經在本土和進步議題上，建立相當豐厚的人脈，當時我看到有他的夥伴跳出來為他護航，說他「愛說笑話，葷素不拘，聊天時不會分親疏」，觸發了我的憤怒。我經過幾年的校園政治參與，包括擔任《台大意識報》總編輯、台大學生會、性別平等委員會後，回頭看才知道，當時16歲的自己及夥伴多懵懂，在當時的年紀，能有那樣的理想主義是件多麼不簡單、珍貴的事情。而他居然利用了這點來傷害我們。這怎可能用「葷素不拘」來開脫？

我也氣當時的自己，除了「彼此提醒要小心易俊宏」外什麼都做不了，更以為只要不重提，就可以假裝這個人離開了自己的生活。因此我去年6月發了一篇貼文分享我的經驗，聲援那些站出來控訴易俊宏的其他學生。

在那之前，我從未對任何人說過這件事。我曾任學校性平會的委員，因此非常清楚，易俊宏對我做的這件事情，即使仍在申訴期內，也不會被認定為性騷案件。《性別平等教育法》對性騷擾的定義包含：「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我在事發當下，的確被嚇住了，但難說有感受到清楚的「性」意味。這樣，我有資格站上受害者的位置嗎？

但是，在貼文後，許多人回覆我，易俊宏曾以更露骨的方式親近他們，包含詢問要不要一起觀看異性戀色情片。我因此更明確地知道，他當時想對我做的，可能不只是挽著我而已，只是我沒有落入他的圈套。另外，當時許多站出來控訴他的學生，私下接到他的關切電話。台南市政府是否在處理性騷擾過程中涉及個資外洩？這個問題正由監察院調查中。

一年過去了。今年6月5日，時代力量立委陳椒華指出，易俊宏在去年涉嫌性騷後，仍先後被台南市議員李宗翰、林依婷聘雇為助理。台南市長隨即黃偉哲在6月6日說明，台南市性平委員會調查後，確認易俊宏性騷擾成立。但是，這算是制裁嗎？看到這則消息，憤怒跟挫敗感一次湧上，我發佈了第二篇貼文，指出黃偉哲政府對於易俊宏性騷案件的無作為。林依婷隨後來我貼文下方、以及她自己的臉書牆上道歉。但除此之外，民進黨並無提出具體的改革措施。

我支持和解，也認同每個人在犯錯後都有重新來過的機會。但是在那之前，你需要先承認錯誤，並擔起應得的代價。

我認為這次MeToo運動無法在法制上帶來太多改變，也不太可能讓加害人得到法律制裁，因為大部分的性騷擾案都已經超過一年追訴期，除非有達到法律規定的性器官的觸碰，才屬於性侵害的範疇，進而可能進入刑法程序。那些被指出曾性騷他人的人，依然會在原本的位置上。

但起碼，經歷過如此動盪後，若有人想再傷害他人，司法和社會成本將會大幅提高；對受害者而言，也不會再像當年的我一樣，以為對方位高權重，不敢說話。另外，也能帶來制度上的反省：性騷擾和性侵害，在法律上以性器是否碰觸為分界，處理方式是斷裂的，但實質上往往是同一件事，就如我所遇到的，加害人利用受害人難以反抗的情境，越過界限侵犯對方。

在MeToo中，有一個需要注意的面向，就是男同志的困境。由於性慾望長期被壓抑，男同志一方面一直存在「試探」的社群文化；另一方面在身份認同的探索上，非常仰賴自己對自己「性慾望」的肯定，因此面對社群中的其他人，必須要對性「開放」，不然可能受到貶抑或嘲弄。但這也讓有心人士趁虛而入，如同易俊宏挪用性解放的論述，來侵犯年輕男性。希望透過這次MeToo，讓更多人思考，我怎麼看待「性」，我喜歡怎樣的關係？這件事應掌握在自己手上，而不是被任何人利用。

我支持和解，也認同每個人在犯錯後都有重新來過的機會。但是在那之前，你需要先承認錯誤，並擔起應得的代價。加害人必須承認自己的作為是有意的，並非因為喝醉或玩笑、或無意之間。他也該放下他在社會上享有的任何權力和好處，直到案件真正被妥善處理。因此，我希望看到加害人道歉和負起責任。

作家林奕含，在著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寫下：「她恍然覺得不是學文學的人，而是文學辜負了她們。」初讀時沒懂，現在終於明白。不管是文學或是當年易俊宏跟我們一起談的社會議題理念，原來可以被包裝成一種權力關係，並拿來當作性暴力的工具。作家張亦絢因為林奕含事件，前幾年出版了一本《性意思史》。她的寫作動機，就是希望我們的文化中關於「性」的知識，能夠得到公開的討論。我也期待這次MeToo被說出來的故事，能夠成為一種公共紀錄，成為年輕世代的女性、男同志、或其他性少數在「知識」與「文化」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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