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底一名民進黨前黨工在社群網站上公開貼文，指自己在黨內工作期間遭到合作導演性騷擾，向主管申訴後卻未能得到妥善處置開始，這波遲來的MeToo浪潮，終於來到台灣且遍地開花。
台灣這波MeToo運動，從政壇出發，席捲了媒體、文化、影視娛樂、再衝擊了社運圈及民間社團等，幾乎無一倖免。這些發聲的男男女女，透過社群網站說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性騷擾、甚至是性侵經歷；從「聽說」到「說」，台灣走了好幾年的時間，因為說出口的成本太高，不僅輿論質疑，就連親近的伴侶、父母也不一定都能做到傾聽，更多的反應是指責。
MeToo的漣漪仍在延續，捲起的巨浪更撲向演藝圈，多名不管是擁有正面、好男人、好父親形象的藝人接連遭淹沒，浪潮底下更是暗流洶湧，等待下一波的來襲。
在至今已長達月餘的MeToo運動中，社群網站彷彿覆蓋上一層抑鬱的低氣壓、對於即將爆發的名單備感焦躁，在這場集體創傷中，人們又該如何集體療傷？而在說出口後，他們經歷了哪些事？他們因此鬆一口氣嗎？面對輿論喧嘩，他們觀察到什麼樣的改變？
端傳媒採訪了六名發聲者，他們各自受到來自政壇、媒體業、公務機關、社運圈及NGO的性騷擾。他們勇敢地說出自己的故事，但在說出口後的日子，面臨了哪些輿論的波瀾、走過哪些忐忑的時刻？面臨眼前信任關係的集體崩壞，台灣社會又該何以為繼？
吳曉樂：說出口後並未感到輕鬆，而是承擔的開始
如果你每次都「算了」，那你就會慢慢死掉。我想，很多人都經歷了那個慢慢死掉的過程。
6月2日那天，我在臉書上終於說出多年前發生在我身上的一段經歷，雖然我多希望那只是場夢。
那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原本我也不打算再講，因為講出去真的滿煩的，但讓我最後決定公開的原因，是受到兩位朋友的影響：一位是編劇簡莉穎，她公開遭貝嶺性騷擾的經驗，另一位則是《鏡文學》的主管董成瑜，公開自己遭國民黨立委傅崐萁性騷擾，如果不是她們兩位率先挺身而出，我想我也不會想曝光自己的事件。
當身邊親近的人都願意說了，你自然會比較有說出口的意願。我一度放棄想說出口的念頭，畢竟這麼多年後，我都活到跟這個人很遙遠了，為什麼又要重新提及、跟這個人再度連結上？往事重提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利益可言，卻得重新回想事發過程，那不是快樂的事情。
在簡莉穎與董成瑜發聲後，我觀察到，留言的內容大多正面，我過去只要在臉書上提到類似議題，不到半小時就會有幾十個帳號來鬧，但這次持正面態度的留言很多，負面留言很少。坦白說，這樣的社群氛圍不是我習慣的模式。但也因為前人撐開了言論的空間，讓我更加篤定地公開我的遭遇。我必須說，這完全是踩在她們鋪好的階梯上。
那年，一名媒體業前輩約我見面，我應邀赴會，以為只是對一些議題的抒發或閒聊，便坐上他的車，因為時間較晚，我找了幾間營業時間較長的餐廳，但前輩說他不想吃宵夜，說我們就在車上聊，並問我介不介意他放音樂。後來，他將椅背放倒，雙手交叉擱在腦袋，閉上眼睛邊說「我們就這樣聊吧」。
過程中，不安的感覺開始蔓延，我心想最好移到公開場合，而不是在他的車上。他一開始先是聊了我在書寫上的缺陷，正當我感到一絲安心的時候，他突然聊起他的妻子，說起彼此感情上的困境，說到他很享受我與他之間的對話，記憶中他說了「我們的頻率更靠近」，他很難在他妻子身上找到類似的感受。
那股不安的感覺又回來了，我只好把話題帶到他的小孩身上，我隱約感覺到，我必須不斷地把話題繞到他的妻小，我才可以脫困，才可以表示「我沒有那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