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MeToo时刻：说出自己的故事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自5月底一名民进党前党工在社群网站上公开贴文，指自己在党内工作期间遭到合作导演性骚扰，向主管申诉后却未能得到妥善处置开始，这波迟来的MeToo浪潮，终于来到台湾且遍地开花。

台湾这波MeToo运动，从政坛出发，席卷了媒体、文化、影视娱乐、再冲击了社运圈及民间社团等，几乎无一幸免。这些发声的男男女女，透过社群网站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性骚扰、甚至是性侵经历；从“听说”到“说”，台湾走了好几年的时间，因为说出口的成本太高，不仅舆论质疑，就连亲近的伴侣、父母也不一定都能做到倾听，更多的反应是指责。

MeToo的涟漪仍在延续，卷起的巨浪更扑向演艺圈，多名不管是拥有正面、好男人、好父亲形象的艺人接连遭淹没，浪潮底下更是暗流汹涌，等待下一波的来袭。

在至今已长达月余的MeToo运动中，社群网站仿佛覆盖上一层抑郁的低气压、对于即将爆发的名单备感焦躁，在这场集体创伤中，人们又该如何集体疗伤？而在说出口后，他们经历了哪些事？他们因此松一口气吗？面对舆论喧哗，他们观察到什么样的改变？

端传媒采访了六名发声者，他们各自受到来自政坛、媒体业、公务机关、社运圈及NGO的性骚扰。他们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故事，但在说出口后的日子，面临了哪些舆论的波澜、走过哪些忐忑的时刻？面临眼前信任关系的集体崩坏，台湾社会又该何以为继？

吴晓乐：说出口后并未感到轻松，而是承担的开始

如果你每次都“算了”，那你就会慢慢死掉。我想，很多人都经历了那个慢慢死掉的过程。

6月2日那天，我在脸书上终于说出多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段经历，虽然我多希望那只是场梦。

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原本我也不打算再讲，因为讲出去真的满烦的，但让我最后决定公开的原因，是受到两位朋友的影响：一位是编剧简莉颖，她公开遭贝岭性骚扰的经验，另一位则是《镜文学》的主管董成瑜，公开自己遭国民党立委傅崐萁性骚扰，如果不是她们两位率先挺身而出，我想我也不会想曝光自己的事件。

当身边亲近的人都愿意说了，你自然会比较有说出口的意愿。我一度放弃想说出口的念头，毕竟这么多年后，我都活到跟这个人很遥远了，为什么又要重新提及、跟这个人再度连结上？往事重提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却得重新回想事发过程，那不是快乐的事情。

在简莉颖与董成瑜发声后，我观察到，留言的内容大多正面，我过去只要在脸书上提到类似议题，不到半小时就会有几十个帐号来闹，但这次持正面态度的留言很多，负面留言很少。坦白说，这样的社群氛围不是我习惯的模式。但也因为前人撑开了言论的空间，让我更加笃定地公开我的遭遇。我必须说，这完全是踩在她们铺好的阶梯上。

那年，一名媒体业前辈约我见面，我应邀赴会，以为只是对一些议题的抒发或闲聊，便坐上他的车，因为时间较晚，我找了几间营业时间较长的餐厅，但前辈说他不想吃宵夜，说我们就在车上聊，并问我介不介意他放音乐。后来，他将椅背放倒，双手交叉搁在脑袋，闭上眼睛边说“我们就这样聊吧”。

过程中，不安的感觉开始蔓延，我心想最好移到公开场合，而不是在他的车上。他一开始先是聊了我在书写上的缺陷，正当我感到一丝安心的时候，他突然聊起他的妻子，说起彼此感情上的困境，说到他很享受我与他之间的对话，记忆中他说了“我们的频率更靠近”，他很难在他妻子身上找到类似的感受。

那股不安的感觉又回来了，我只好把话题带到他的小孩身上，我隐约感觉到，我必须不断地把话题绕到他的妻小，我才可以脱困，才可以表示“我没有那个意思”。

后来的事，许多人也知道了，这名前辈是国民党智库特约副研究员、端传媒前评论总监曾柏文（编按：端传媒亦对此事发表声明），我在2日那篇发文后，他在隔日私讯我道歉，再过一天后，我再度于脸书发文点名要求他公开向这些年来曾有类似遭遇的女性道歉；是因为我感觉到他在私讯中，呈现出一种闪躲的节奏，说他近期有很多会议、很忙。但我想，遭多人指控性骚这件事，有比你的会议重要吗？

他公开道歉了，但我却感到很失望。失望的是，他是社会学博士，但却主张他不懂人际互动与权力施展的分际。他不是一般人，他是高知识份子；他也不是年轻人，已经4、50岁了。我想他会这样回应，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应付得了那些浮出台面指控的女性，但他不知道的是，有更多未现身的女性告诉我更多关于她们的故事。

其实，我手上有的资讯，已经比我一开始发文的时候多出许多了，但对方似乎以为圈子离的很远，所以我不知道他更多的行径；而那些行径，已经不是无知、不晓得男女分际下该有的行为。例如，有位当事人讯息告诉我，她被对方袭胸；也像是，这些行径不仅限于台湾，包含欧洲、东南亚等，他所前往的地方都有相关人讯息告知。

有人说，台湾的MeToo相较欧美、韩国、日本已经迟到了五、六年，但我想，大家真的已经受够了，但缺乏一个爆发的出口——《人选之人》这部影集，便成为出口本身；如果你每次都“算了”，那你就会慢慢死掉。我想，很多人都经历了那个慢慢死掉的过程。

像是我，我也许是那慢慢死掉的人之一吧。我从那辆车下车后，有任何的前辈要载我，我都会说我能不能坐后座就好。但在台湾，一上车就坐进后座，像是把驾驶当作司机，是件极为失礼的事，所以我后来都改叫车。除非驾驶是我认识二十多年的人，后来才认识的，我都不允许自己坐在副驾的位置上。

回想到那辆车，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音乐从汽车音响流泄出的声音，放倒的椅背，双手抱在脑后的画面：我听著前辈诉说自己很累，却觉得“嗯，也是有道理”。我经常回想起，对当时的我来说，他的行为像是一个无助前辈的求救，而我得经过两年后才意识到，那可能是一种试探——同样的手法，不只发生在我身上而已，那是一种模式。上车、诉苦、随选音乐，就我收到的讯息，这些人中没有男性。

虽然我的经历比较像是逃过一劫，但这样的感受却很糟糕，你躲过一次恶心的试探后，你并不会感觉比较好，反而觉得毛骨悚然；你以为这可能只是一次的滑倒，但却发现坠入一条大水沟中。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说出了自己的经历后，可能会感到放松，其实没有，说出来后，反而是承担的开始。

也是因为那起事件后，我又陆续收到讯息得知更多的情节，而在美国MeToo爆发的2017那年，我与一些朋友决定共同成立“如果你也听说”脸书粉专，希望能搜集更多遭性骚的案例，但这样的举动在那年被网友攻击的很惨。

这些批评的意见认为，我们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但无罪推定是握有高权的政府对待人民的原则，人与人之间如果做到无罪推定，那职场也不需要做征信了。他们也说，你们又不是咨商专业，凭什么要别人跟你们说出他们的遭遇；这些质疑、不满，不断推高“如果你也听说”的门槛，甚至比政府机关还要高。

为什么得用这样的方式去搜集性骚的经历，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具名公开性骚者的名字，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突破，提醒、避免再有其他人受害。这个计划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做到多大的事情，就是想要发出警告的声音而已，即便如此，我们当年却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那也是2017年的社群讨论氛围。但在2023年的今天，社群的氛围却又顺利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我原本做好在发文后被公审的心理准备，也跟我先生说我要被网友电飞了，但结果出乎意料的没有引来太多负面留言。

我想，这几年来，台湾应该是忍受了一些什么，而且真的受够了。而那股能量慢慢地一直累积至今，终于在2023年各方面条件都到齐，才一口气爆发出来。

其实发文的当晚我失眠了，因为有另外的三个人传讯息告诉我，他也上过那台车，遇到类似的事情。我心情很不好。有人比我年轻、比我早遇到，也有人比我晚遇到，大家都会说对不起。你会突然觉得很悲伤，这么多年过去，大家因为无法讲开，导致我们都遭遇了这样的事。

这让我意识到，整起事件就是严重的资讯不对等。如果对组织来说，有做到reference call，至少可以先打个电话给他前一个单位，了解他离职的原因、有没有需要留意的问题，就不会让他得以透过职权，以工作名义持续邀约这些女性。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谈机构如何改革，但我想，先不要一下子跳到结构性的问题，如果可以做到像端传媒前总编辑张洁平说的，成为一个让员工愿意倾诉的主管，让这样的事可以说出口，而不是员工默默带著伤口离开，可以做到这点，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

有些人会觉得，我们说出了自己的经历后，可能会感到放松，其实没有，说出来后，反而是承担的开始。

我现在的状态非常差，这两个礼拜来，我陆陆续续收到了二、三十则诉说自己被亲人、主管、朋友性骚、甚至是性侵的讯息；我虽然移开了一颗小石头，但面对的是更多人对你诉说他的遭遇，你怎么可能心情会好？

我也告诉这些讯息我的人，要先确认自己的状态，再决定要不要公布自己的经验。我花了许多心力在确认每个人的状态。

老实说，这阵子以来我的讯息多到回不完，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也帮帮他、公开他的故事，我说我没办法。因为两方我都不认识，这样的介入也很危险。

在这些讯息中，有人跟我说，他们真的很羡慕我，我的伴侣与家人可以理解我，但他们没有，一旦说出自己的遭遇，反而受到家人指责而再次受伤。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都说不出口的原因，因为成本真的太高、太高了，不仅要面对他人的眼光，还必须承受最亲近的人不谅解你的失落情绪，怪罪你为什么不保持好距离，质疑你是不是也有诱惑对方？

但是，当事人的伴侣或家人可以先学习倾听，不要急著下判断、判断谁对谁错，而是先听当事人说话。不要急著给意见，说他们错了、或是什么没做到才会这样。先让他们可以完整地说出自己的故事，我想这样就已经很足够了。

J：性平不是上级交办的工作而已，更不该只用考核去制约

朋友曾开玩笑对我说，我在性平处工作却不敢说出被性骚扰，这算不算一种渎职？但因为我看了太多当事人说出来后被二次伤害，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身边的人的态度。

我大学毕业后很顺利通过高等考试，成为公职人员，最初分发在中南部县市。由于初次离家到外地生活，父母十分不放心，所以即使我在那边遇到长官要求陪酒、或是大大小小的性骚扰，我都不敢告诉他们。

身为生理女性，我爸妈一直很担心我出门在外遇到危险及伤害，尤其我妈妈是相对传统的人，是那种孩子在外面如果发生任何问题，会先检讨自家孩子的那种妈妈。而这些也是为什么到现在我都没让他们知道，我曾经遭受过这些委屈和伤害的原因——我不想让她担心，更不想听到她的责难。

我的个性很活泼外向，对人也比较亲切不设防，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让其他人误以为我对他们有意思。我还在性平处工作时，曾听闻处内有人遇过恐怖情人，处长知道以后却对那人说出：“妳要先检讨妳自己，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这对我影响很深，我很惊讶一个性平处的主管竟然会说出这种话，也让我对性平处的未来堪忧。也因为长官遇到性平事件第一时间不是去了解事实，反而是先指责自己的同仁。不免让我怀疑，我遇到性骚扰真的是我的错吗？是我让对方误会了吗？我一直在检讨自己，以至于在遇到刘仕杰事件的时候，也不敢向机关反映。

我在性平处任职时，因为跟刘仕杰有工作的往来，而有了几次餐叙。后来刘仕杰以转换职涯为由，想咨询我的意见，在多次邀约后，我勉强与他约在捷运站。他却开车前来，上车后，原本正经的聊选举工作，但刘仕杰却突然对我动手动脚，就像我脸书发的文所说的那样。我很惶恐但仍坚决告诉他：“NO！我说NO就是NO！你不是要去选举了，你确定要这样？”才让他罢手。我另外也写了一名大学校长的文，他多次邀约我餐叙，热情地要介绍人脉给我，但在餐叙过程，却对我性骚扰。后来我才知道，我甚至被误会成这名校长的小三。

但这不是我唯二被性骚扰的经验，朋友曾开玩笑对我说，在性平处工作却不敢说出被性骚扰，这算不算一种渎职？但因为我看了太多当事人说出来后被二次伤害，所以在性骚扰发生的时候，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身边的人的态度。

例如，我会先试探其他人对刘仕杰的看法，因为他外在形象经营得很好，我又是在晚上跟他出去，我不敢贸然说出我被性骚扰，怕被检讨的人是我。当我从他人的口中得知他私下的评价不好时，我才能放心说服自己，这不是我的错。

在我发出MeToo文后，好多受害者私讯我她们被同一人性骚的经验，最严重甚至有人被性侵。她们让我知道我不孤单，在某种程度上，我也算是被平反了，原来我不是那个不检点的人，是对方的错，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这一次我把故事写在社群网站上，有许多人说我很勇敢，其实才不是这样，我觉得我是胆小鬼，因为如果没有《人选之人》戏剧以及一开始民进党的MeToo文出现，我也许不会说出来。那些一遇到事情就敢说出来的人真的很勇敢，我也看到了一些非典型的MeToo案例，他们的揭露真的对我造成很大的冲击和鼓舞。我是顺著这波浪潮才觉得更应该说出来。同时，也因为朋友与伴侣的支持下，我才能坦然说出自己的经验，让这段记忆可以不用再躲躲藏藏。

但我说出来是想要这些性骚扰惯犯怎样吗？其实没有，他们怎样都跟我无关，对方的道歉文也只是让我觉得他在转移话题、避重就轻，好像想说是我让他误会可以发展婚外情，这是典型加害者想要转移责任的手法，而且有很多被指控者的声明都是类似的。

我们的社会文化让被受害者太容易检讨自己。在某篇网路文章中，有一个网友留言说，应该鼓励被害者能在事发当下说出来，而不是经过10年、20年越想越不对劲，上网公审。但我认为，正因为我们处在“现在”才能说，而不是指责当事人应该在当下说，当下的环境够友善吗？他能够说出来吗？如果连多年后，我们攒够勇气，想要找一个出口，却还要被指责，谁来给这些受害者的正义呢？

多数机关在面对和处理性平工作时，只想要完成上级交办的管理考核工作，而不是真的想努力透过各种方法，让性平意识进入每个人的心中。

事件爆发后，我的前工作单位性平处派人私下询问我，希望长官做些什么？我回答，我最需要的是处长能在性平处的同仁面前，为他曾经对我造成过的二次伤害向我道歉，但我知道不可能，所以我只能希望我们的国家政策和机制能够更完善的保障受害人，让他们有一个安心和安全的环境勇敢的站出来。

赖清德可以因为是现任党主席，所以概括承受，代表民进党致歉；时代力量、社民党也都因为刘仕杰曾经身为党员而道歉，但他做出这些事时所任职的机关呢？主管全国性别平等政策的行政院性平处呢？为什么没有一个政府单位站出来说会检讨改进现行机制不足之处？我相信公部门一定还有更多类似的案例隐忍未发，但也没人带头说，“对不起，我们错了，我们会加强内部性平申诉及保护机制”。

虽然这波MeToo是一个转捩点，但我不认为我们的政府机关、雇主单位真的很重视这件事。现行我们确实有性平机制，但机制不一定能落实，为什么不能落实？问题出在“人”。每个组织的性平委员都真的有性平意识吗？还是只是行礼如仪的完成每一个检核工作而已？

我看到大多数的机关在面对和处理性平工作时，只想要完成上级交办的管理考核工作，而不是真的想努力透过各种方法，让性平意识进入每个人的心中。我认为性别平等是“观念”问题，而不只是只用考核、奖惩的方式去“制约”，如果一个人心里不认同性别平等，只是机械式配合，那他就没办法真正懂得尊重不同性别、性倾向的人，更无法真正实践性别平等的真谛。

台湾的MeToo晚了国外许多，那既然现在在浪潮中，我们的政策制定机关是不是可以花时间好好研究国外怎么做？要花多久时间能做到？性平三法施行后遇到哪些问题？窒碍难行的地方又在哪里？

我希望这波MeToo的重点不是在个案，而是关注到机制、结构、文化、权力不对等的问题。我想说，法律只是最后的防线，为什么很多人遇到性骚扰不愿申诉，因为看到其他人申诉后的结果不佳，当事人被羞辱、检讨甚至调离。走诉讼程序或许并不可怕，但很麻烦，三天两头跑法院，雇主能够允许一名小小职员一直请假吗？这是不是也显示出对被害者的权益保障机制并不够友善？

我们的公私部门有没有办法在这波浪潮中真的改变，让机制与社会文化有所不同？我们能不能互相尊重，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主观上觉得不舒服的人可以说出“我不能接受这个互动”，而不会担心被封杀？我认为这才是这一波浪潮中应该要重视的地方。

我希望可以带起一些改变，更希望为孩子们做一个好的榜样，未来我的孩子可以说，妈妈好勇敢，我希望未来的孩子们，不，是现在的孩子们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能够勇敢的说出来。

陈蔚尔： MeToo运动不只是女人的事情，要相信故事的力量

12年来，我在以男性为主的影视圈中，努力证明自己。然而发生过的事如甩不开的暗影始终跟著我，我只能加倍投入工作、展现超乎旁人的专业。

2003年我刚开始拍片，以短片《爱情长片》获得南方影展剧情片首奖。我将片中女主角取名“默默”，讲述爱情里女人难以言说的幽微心情。20年后，我创建Instagram帐号“她说 She Said”，让曾经历性创伤的女姓，能无后顾之忧地把压抑的内心话说出来。

对我来说，能够说，是如此重要。曾经历的伤害，压体内12年，无从说起，只能不断尝试自己消化。

2010年我未满30岁，还在导演之路上努力耕耘。时任民进党竞选办公室主任洪智坤联系我，表示欣赏我的作品，请我协助拍摄竞选广告。于是展开合作，洪智坤带我接触办公室各工作人员，也曾与时任高雄市长陈菊聚会聊公事，我不疑有他。

直到有一次，竞选办公室人员称订不到连锁旅店，安排我住进汽车旅馆；深夜，他以公事为由，进到我房内。

汽车旅馆的空间里，洪智坤迂回了很久，终于让我知道他的意图：“我可以（在金钱和资源上）帮妳，妳只要偶尔让我任性一下。”。

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在什么处境。凌晨，时间过得极慢，我吓呆了，只能本能地挤出全力，集中意志与洪周旋，不敢松懈一刻。洪慢慢拉近距离，抚摸了我，最终在日出时离去。

离开了旅馆，我发现自己已经破碎，事后拚命拾起自己，拼凑成没事的样貌，想继续完成工作。未料不久后，我无预警遭到汰换，案子戛然中止，生命也从此不同。

自从6月5日发文之后，我的心情起伏像搭乘云霄飞车，夜不能寐，时时刻刻像穿山甲一样蜷曲起身体、切换成求生模式。过去12年来经历的一切在这短短几天内被浓缩、然后重现。

我才意识到，我用尽所有力气在跟他下棋，而且是一盘有生命危险的棋；这盘棋，到现在都还没下完。

12年来，我在以男性为主的影视圈中，努力证明自己。然而发生过的事如甩不开的暗影始终跟著我，我只能加倍投入工作、展现超乎旁人的专业，同时进入心理治疗，尽量减少暗影的纠缠。

当年事发后，一开始，我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讲、也不知道找谁讲。我曾自责不该去汽车旅馆、曾反复检讨自己是否做错什么，直到过了整整12年，我才辨识出，这是权势性侵害，整件事情是一个设计好的圈套，而洪智坤显然非常擅长这么做；从司机到办公室的人员，他们都心知肚明吗？都选择仍闭口不言吗？

同时，我开始关注权势性侵害的新闻。中间，愤怒几度淹没我，我想要揭露这件事情。但是社会上发生的几起事件的后续，例如林奕含事件，加害者脱身、受害者持续蒙羞，让我没敢说话。洪智坤所代表的庞大权力网络，会不会损及我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成就？会不会再次让我受伤害？新闻中，洪在不同老板、不同职位间继续挑大梁，恐惧中，我选择继续沉默。

一次去心理咨商，咨商师告诉我，性犯罪时受害者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叫3F反应，也就是一种动物本能，在遇到危险时会僵住、尝试逃跑。听到这个理论后我流下眼泪，心里松了一点点。我知道必须放过自己，即使当时没有办法反抗、只能原地僵直、同时还试图保持礼貌，不要得罪对方。我尽力了。

2023年5月31日，陈汘瑈的贴文，揭发自己在民进党工作时合作的导演，如何运用自己前辈的身份试图进行性侵。熟悉的手段，熟悉的感觉涌现，我看著贴文中，陈汘瑈第一句就是抱歉。都已经受伤害，为什么要道歉？悲愤难平，回望自身，想著讲出口的时机是否终于到来。起初我害怕工作会受到影响。但转念一想，20年来跌跌撞撞，苦从没少吃过，还差这一次吗？心一横、豁出去了，在脑海里火速组织文字，贴出文章，没想到引起更多人接力式地，一棒一棒响应。

朋友担心我受影响，叮嘱我少看社群软体，但影像工作者对于故事本能性的好奇与追索，让我忍不住一直关注事态发展。

要让这股力量不中断，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就能发挥长远的影响。心理专长的人士负责疗愈、能写评论的作者就写、有流量的人就转发，至于我们，就继续存在著。

伸张正义的时候到了吗？在过去，提告仿佛是不可能的选项。越来越多人讲出自己的经验，逐渐形成一股MeToo风潮后，仿佛打开了以前没有的机会。这几天，我有时寻思提告的可能性，就算告输了，或许也能成为一个判例，让大家看看现存体制有什么漏洞，帮助到其他有类似遭遇的人。

但是信赖的友人提醒我：这真的是妳要的吗？进入诉讼程序的代价极大，过程耗费心力和金钱，也须准备好受到二次伤害。但我想要的不是这些，我只希望能继续好好拍片。

文章贴出后短短一小时，私讯开始雪片飞来，许多女孩向我道谢，也有人指认出同一个人做出类似的事。原来，从2004年到2018年，台面下都有肮脏的事情发生，但洪仍持续被赋予操盘重任。

我也意识到，自己从没愈合过。贴文后数日，我打给友人痛哭，过去12年我很少在他人面前失控。这次，我全部想起来了，清清楚楚地，在旅馆内的那几个小时，我是如何拚命在保护自己；同时，洪的圈套如此深思熟虑，以致于就算我整晚都录音，也捕捉不到任何实质的证据。录到“偶尔让我任性一下”这句话又能如何？洪利用我对体制的信任、对工作的认真，步步将我引进圈套。

现在选择出来发声，像是用手术刀，自己将化脓12年的伤口划开。下一步是清创，还要结痂，能不能愈合，是未知数。

但是至少，透过让事件浮上台面，能让更多人拥有这方面的知识，例如，这类型的犯罪叫做权势性侵害，追诉期有20年，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性骚扰一年的追诉期已过。我也看到资深媒体人张洁平的脸书贴文，她引用了采访中国人权工作者艾晓明的内容，让我深深有感。“知识，就在所有被侵害者的经验里⋯⋯其中饱含的生命经验，是可以填补我们在社会认知方面的空白的。”这是我希望MeToo能发展的方向。

我其实不想要洪智坤的道歉，也不奢望他可以痛改前非。我只有一个愿望：让他停止，停止做这样的事。权势性侵害中，不论加害者有什么理由、苦衷。这是犯罪。这是需要正视的问题，行之不知道多久的恣意人格谋杀，遇到这种事情，要好好活著都困难重重，而他们选择用权势剥削更多人。

虽然重揭伤口的痛楚极大，复原遥遥无期，但是，也有新的力量萌芽。现在受害者开始串连，我们开始感受到有能量的感觉。至少终于能说、拥有了叙事权，故事是会长出力量的。我们终于有机会拿到麦克风，说声：我也是！

要让这股力量不中断，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就能发挥长远的影响。心理专长的人士负责疗愈、能写评论的作者就写、有流量的人就转发，至于我们，就继续存在著。每个人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点什么，每件小小的事情累积起来，就会有差。但这会需要时间。未来我们就有可能促成新法案的推动，或是正义的到来。但是，需要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些不只是女性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每一个人的责任。

这是国家应该提供的基本安全和保障。这种事情从来就不应该发生，但是居然发生了这么多。

这是我们诉说的时候。 MeToo运动不只是女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负起责任的社会制度问题。

要相信，故事是有力量的。

刘品佑：MeToo是集体疗伤的过程，接住每个受伤的人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还在检讨受害者？政治圈的性骚扰一件件爆出，也证明过去“相忍为党”的观念是错误的。

这次MeToo运动前，朋友传来A的名片，告诉我A进到民进党内工作了。我在基进党担任志工时，曾遭到A性骚扰。当初他在和解时承诺我，会彻底离开我的就学、就业生活圈。

但他一次次地踩过我的底线。尽管他伤害我，我仍忍下想揭发他、摧毁他的冲动。我一直非常努力在遵守当时的承诺，为什么他反而做不到？

这几天，网路上不少检讨受害人的言论让我毅然决定，公开过往的受伤经验，与风波中勇敢发声的人们站在一起。

2022年初，我以志工身份参加基进党的内部训练，在就寝时遭党内同房男同事A性骚扰。6月2日，我将当晚的恶梦、事发经过写在脸书：“Ａ隔著衣服摸著我的身体，过程中我不断的透过翻身、起床上厕所等方式，‘暗示’他我并没有睡著。”

但Ａ以为我在“默许”他的作为。Ａ不打算停下动作，将手继续伸进我的衣服揉我的胸，突然，我的裤子被脱下来了，一阵湿湿黏黏的感受，我完全不敢张眼，但我知道这一定是嘴巴。我惊魂未定，彻夜未眠。隔日清晨，第一件事就是冲去洗澡，还记得我洗了好久好久，好像永远洗不干净一样。

事发后约半年，我开始出现创伤压力症候群症状，忧郁症、广泛型焦虑症同步病发。我把被性骚扰事告诉家人，他们却质疑起我的性向，甚至告诉我：“你应该感到很快乐才对。”我转向身边的朋友，他们却反问，有没有想过是因为我长得上相，才遇到这种事情？这些回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家人与同侪的回馈都让我感到沮丧。

2022年7月，我终于将那晚被侵犯的感受告诉A。虽然 A 很快承认并向我道歉，但他说，以为我们是“两情相悦”。我从没想过，在性别领域有些许成就的Ａ竟然会这样解读。他应该要懂得“yes mean yes”。

我也把这件事同步告知基进党秘书，秘书立刻将它提报基进党的性平会。其实我一直跟他们说没关系，不要开性平会。当时适逢选举，我担心性平会的结果会使A离开基进党，间接影响到选情。

当时的秘书长王兴焕得知这件事，马上开除A的党籍，并告诉我，他对此感到很抱歉。他说：“虽然我知道你为我们好，但我们没有办法容忍这件事情。”性平程序进行过程中，我也主动向前任党主席陈奕齐提出见面。那时候我已经在心里想好，如果被“摸头”了，该如何应对。

我至今仍记得清楚，一进办公室，陈奕齐迎面就说：“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你。就算你选择要告到底，我们也会陪你们到底。”他同时向我承诺，党内会全额支付律师费。而为避免我受到二次伤害，陈奕齐主动提出外聘律师，确保这件事能有更专业、更保护隐私的处理方式。

这次MeToo运动中，我转发相关贴文时，不断遭到网友攻击：“这种人也可以来蹭喔？”、“民进党已经在处理了，这种人还出来搅局，是不是要分裂台湾？”我也观察到，不少在政党工作的人选择发声，都被贴上“中共同路人”的标签。好像一扯到政党，我们就什么都不用谈。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还在检讨受害者？政治圈的性骚扰一件件爆出，也证明过去“相忍为党”的观念是错误的。而相比其他政党面对性骚扰事件时，第一时间都会想把它压下来，我的案件中，基进党却没有这样做。基进党负责任的态度，说真的我心怀感激。

将自己被性骚扰的过去发上脸书前，我当然有所顾虑。除了担心此举是旧事重提，网路上对男性受害者的言论也让我却步。思考过后，还是决定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让大家自由公评。

这阵子，我看见越来越多类似遭遇的人拒绝沉默、挺身而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集体疗伤的过程。大家把过往的经历说出来，让彼此知道，其实我们并不孤单。

其实到今天我还是觉得非常不平，好像和解后，这一切就结束了。但即使得到道歉，后续的心理平复与疗愈过程里，我一直承受极大的负担。我曾向学校寻求咨商协助，他们以“案件不是发生在校内”的理由拒绝我。

不像药物治疗有健保补助，心理咨商费一次要价千元，对罹病者是不小的负担。我想特别提旅行创伤计划复原中心的“旅行心理治疗所”计划。只要填下计划表单，就符合参加咨商的资格，案件不必进入司法程序中才能申请。

我认为，“旅行心理治疗所”能够补足法律来不及承接、需要心理支柱的性创伤者，但量能与经费相当不足够。以我进计划的咨商经验来说，我在2022年7月填写表单，两个月后才收到通知。加上年末政府结算计划、需再次申请，导致2022年12月到2023年2月期间，正在接受疗程的人必须中断治疗。

随著MeToo运动爆发，其实更多人会有这个需要。我的一位朋友同样是最近事件的受害人，至今仍未被排进咨商。

回到校园，我认为现在校内的咨商中心缺乏专人处理“性创伤”案件，导致寻求协助的人，可能因为咨商中心的经验不充足，而受到二次伤害。我主张，校园内的咨商中心应聘用具“性创伤”相关专业、具处理经验的咨商心理师，在体制内接住受伤的学生。

“我会痊愈吗？我还要多久才会痊愈？”我曾这样问过心理师。心理师告诉我，每个人需要的时间不一样，但他的目标不是让我痊愈，只是让我可以稍微减轻负担，并继续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这阵子，我看见越来越多类似遭遇的人拒绝沉默、挺身而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集体疗伤的过程。大家把过往的经历说出来，让彼此知道，其实我们并不孤单。每当我看见MeToo文章，在按下分享之前，我都会谨慎思考事件的真实性，也不忘留言为受害者加油打气。

愤怒后，请别忘记我们还有善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鼓励，都能成为受害者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文章发出之后，我也收到好多前辈的关心，这些善意都支持了我，让我愿意继续走下去。

站出来支持的人也需要勇气，社会的保护伞才能持续被扩大。就算是筑出同温层也好，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而我也想对这些为我们加油的人们说，谢谢有你们的善良和勇敢。正因为大家不断发声，才让更多人被接住。

李援军：说出口让我放下心中的石头，但不一定已经走出来

台湾的网友大部分都很支持我，但在台湾以外，网友会去质疑我是不是中共派来的，比较离奇的是还有人会去质疑事件的真实性。

即将满20岁那年，我在某次的聚会中认识了王丹和他的谢姓助理，那时候的我刚开始参与社运，而“王丹”这个曾经出现在历史课本的人物，还有他过往被人歌功颂德的经历，让我对他非常憧憬，就像是看到名人一样。

王丹那时候便对我提出邀约，他说要去美国一趟，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见见世面，他可以下机招待。这是非常吸引人的邀约，我也完全没有去过美国，能够跟著名人一起去，想必会是一趟很精彩的旅程，所以我便答应了这趟为期约一周的美国行。

2014年美国时间6月6日晚上，因为助理有事外出，只剩下我和王丹两人单独在纽约某饭店房间。我当时在床上用笔电，王丹走向床边的窗户，招呼著我说：“来到纽约怎么一直在用笔电，不来看看外面的风景吗？”才走到窗边，王丹便从后面用力地环抱住我，并对我强吻。一时之间我还没反应过来，王丹便把我推到床上，持续强吻，并试图解开自己的衣裤，我当时吓到不知该作何反应，情急之下，我将王丹推开，并说来美国前肛门处因为肛门廔管才刚开刀完，还没复原，请他不要这样。

虽然王丹收手，不过在接下来的旅程中，王丹仍持续对我言语骚扰，我将这个状况反应给助理，也没有获得任何协助。碍于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只能一直忍耐，忍耐到我返国之后，我将我自己关在租屋房内好几天，每天用哭泣及恐惧，试图忘记那强颜欢笑、故作镇定的七天。

隐忍了九年多，我决定在六四即将到来前公开此事，我要的很简单，我要王丹及谢姓助理给我一个道歉。王丹否认此事，在六四的记者会上，我再次指控王丹，希望他能正面回应，承认错误并道歉。

我觉得这一次可以直接站出来的原因是，看到民进党党工性骚扰事件爆出后他们的处理的态度和决定，对我来说，我看到类似经验的受害人的声音被听见，所以我才决定在这个时间点把事情说出来。过去九年，因为我是政治工作者的身分，我担心王丹可能会把手伸进政治圈、打压我的工作机会、或是跟别人说我是一个信用有问题的人，因为我会把事情随便曝光给别人。

在对外公开以后，我去推特上看舆论反应。发现对我的讨论，在台湾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台湾的网友大部分都很支持我，但在台湾以外，可能很多人认为王丹是一个国际上具有知名度的人物，他们会去质疑我是不是中共派来的，比较离奇的是，还有人会去质疑事件的真实性。

他们去翻我的脸书，看我过去的贴文，2014年6月4号因为我工作的地方有人的狗走失了，所以我发一个文请大家帮忙找。他们想说“6月4号在台中发一个文，6月6号就到美国，请问是怎么办到的？”我心里想，不是有飞机吗？这已经是超乎预期的攻击范围，大家怎么会为了要护航王丹，做出这样的推论？

再来就是有些人身攻击，譬如说“你长得这么丑，谁看得上？”或是说我和王丹有一腿，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他的正面回应，所以由爱生恨。我就觉得，大家为了要合理化这件事情，所以只好去想像一个动机或阴谋，去套用在这件事上。

我在捷运上看到王丹发文说他回来台湾了，我看到这几个文字，真的是感觉到好久好久、没有发作的恐惧感，所以说出来真的有被疗愈了吗？

至于家人的部分，他们当然是很心疼我遭遇到这种事，因为其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因为我没出柜也不敢跟家人说——但是我如果要说出这件事情，这是我必须承担的代价，这一次我不得不把自己身为同志的身分公开，让家人知道。

家人很讶异为什么我在记者会上没有戴口罩戴墨镜，我觉得因为做错事的人不是我，我们不需要遮遮掩掩，但我不鼓励大家这么做。我今天这么做，是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有名气的人物，如果不做到这种程度，大家可能真的会把它当成中共的阴谋。

我不认为每个受害者都要和我一样，真的不要把现在我的状况当成是每个受害人的样子，我的心理素质算是比一般人好，耐受性很高，情绪控管还行，所以讲出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反应，但是我不希望每个受害者站出来的时候都一定要这么冷静。我三年前和呱吉（前台北市议员邱威杰）、林亮君（台北市议员）说的时候，就没办法像现在一样冷静。

我觉得类似的当事人如果要讲自己的经验，一定要让自己的心理状态调适到一定程度，做好一切可能被攻击的心理准备，如果没有就直接讲的话，很可能会因为他人的反应产生自我怀疑，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再去决定要不要说。

说出来之后，我现在有放下心中一颗石头的心情，不用每年在这个日子，就觉得我有个故事说不出口，可是对方却可以自由自在地游走各国；明明知道这个人是伤害我的人，却什么都不能说的时候，那个负担很大，所以说出来之后，确实有把那个负担放下。

至于有没有真的走出来，我觉得还不一定。

6月7日我去地检署提告前，在捷运上看到王丹在脸书发文说他回来台湾了，我看到他“回来台湾”这几个字，真的是感觉到好久好久、没有发作的恐惧感，但是在捷运上那10分钟就调适好了，所以说出来真的有被疗愈了吗？我觉得可能把七、八成的重担放下来，至少现在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去面对这个可怕的人。

我没有一定要提出法律告诉，我一直不是希望事情对立地这么激烈的人，我当时真的只希望王丹向我道歉，虽然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所以希望透过法律告诉展现我的决心，因为我没有做错，我只有告王丹刑事，并没有刑事附加民事一起告，为什么这样选择？因为我要的不是钱或利，我在一开始就和我的律师讲的清清楚楚。

我希望社会有缓冲和对话的空间，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对簿公堂，有的时候即便我告你，但最后法庭的判决不一定会符合当事人的预期，这样对受害人来说会不会又是一种伤害？而且走到法庭后，那些过去很不堪的东西被揭开来，那最后伤害的到底会是我还是你？

我很谢谢每个愿意站出来支持我的人，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声援每一个受害人，但我同时也很担心社会氛围会变得愈来愈对立，我觉得可以让受害人去衡量，希望加害者得到什么样的惩罚，而不是让所有加害人直接面临社会性死亡。现在大家很流行“取消文化”，你当然可以取消他，但这不是每个人的选择。

我很希望每个人可以思考，这个犯错的人，到底有没有可以认错和反省的空间。毕竟我们都是人，是人都会犯错，更生人离开监狱之后也有机会重新回到社会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应该要有的包容；毕竟，我们生在一个这么多元、这么独特的台湾文化中。

欧孟哲：MeToo运动中，看见男同志的困境

当时16岁的自己及伙伴多懵懂，在当时的年纪，能有那样的理想主义是件多么不简单、珍贵的事情。而他居然利用了这点来伤害我们。

2017年我刚上高一，认识了易俊宏。当时，他是参与青少年培力议题的重要人物，我则甫开始接触儿少议题，对我来说，他是非常令人尊敬的前辈。

有一次，他受邀来我们高中演讲。结束后，他屡次邀约我出去，言谈中出现“偏偏你又这么可爱”、“小可爱”、“今天你坐第一排、害我无法专心”、“（抱）”的内容。几番推辞之后，出于歉疚，我决定赴约，跟他去看灯会。一路上我们都聊著青少年参政的议题，以及高中学权部的待办事项，这些都是我希望能跟他聊的。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并肩走到高雄五福路及爱河交叉口、往高雄电影馆方向时，易俊宏突然伸出手臂将我紧紧捥著。当下我没有意识到他在对我做什么，只是觉得有点震惊。他说了一句：“我们来做个社会实验，看看两个男生用这种姿势走在路上，路人会怎么看。”当时同婚议题正被高度讨论。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他，只能任他挽我全程。事后，他依然继续传讯息给我。

这件事就被我放在心里。直到当年7月，我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我参加一个营队，与关注类似议题的他校学生齐聚一堂。有个同学私下说，自己的朋友曾在一起办隔宿活动时，在夜晚被他抚摸私密部位。当事人很不舒服，也不希望事情被公开。大家非常激动，但是并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后来，我们决定彼此提醒，小心这个人。当时，我们是一群以青少年赋权自我期许的高中生，讽刺的是，面对这种事，我们只有能力做到这样。

当时反课纲运动刚结束，各县市政府推动青年议会，青年参政在体制内发酵，那几年当中，他拥有越来越大的舞台，担任越来越多头衔。而我全心投入学测考试准备，没有再回复他的任何讯息。

后来，我上了大学，开始参与台大的学生自治，除了服务于台大学生会、性别平等委员会，也担任《台大意识报》总编辑。去年，我因为个人因素，已经长期未使用社群软体。我无意间在新闻上看到，易俊宏在这几年间，曾担任黄伟哲市政府的副发言人；他没有停止过去的作为，但终于在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的协助下，有受害者出面指控，也揭露他曾对多位学生性骚扰的经历。我重新打开脸书，看到其他同学分享易俊宏事件的贴文，才惊觉，我避开他这么多年，但这个人从来没有消失，他变得更活跃了。当时，这件事情不像现在有一连串的接力，它只被当成地方新闻的一个个案。但是，我早已不是当年手足无措的少年，我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早就不一样了，现在也知道这种事怎么处理。

这些年间，他已经在本土和进步议题上，建立相当丰厚的人脉，当时我看到有他的伙伴跳出来为他护航，说他“爱说笑话，荤素不拘，聊天时不会分亲疏”，触发了我的愤怒。我经过几年的校园政治参与，包括担任《台大意识报》总编辑、台大学生会、性别平等委员会后，回头看才知道，当时16岁的自己及伙伴多懵懂，在当时的年纪，能有那样的理想主义是件多么不简单、珍贵的事情。而他居然利用了这点来伤害我们。这怎可能用“荤素不拘”来开脱？

我也气当时的自己，除了“彼此提醒要小心易俊宏”外什么都做不了，更以为只要不重提，就可以假装这个人离开了自己的生活。因此我去年6月发了一篇贴文分享我的经验，声援那些站出来控诉易俊宏的其他学生。

在那之前，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我曾任学校性平会的委员，因此非常清楚，易俊宏对我做的这件事情，即使仍在申诉期内，也不会被认定为性骚案件。《性别平等教育法》对性骚扰的定义包含：“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从事不受欢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别歧视之言词或行为”，我在事发当下，的确被吓住了，但难说有感受到清楚的“性”意味。这样，我有资格站上受害者的位置吗？

但是，在贴文后，许多人回复我，易俊宏曾以更露骨的方式亲近他们，包含询问要不要一起观看异性恋色情片。我因此更明确地知道，他当时想对我做的，可能不只是挽著我而已，只是我没有落入他的圈套。另外，当时许多站出来控诉他的学生，私下接到他的关切电话。台南市政府是否在处理性骚扰过程中涉及个资外泄？这个问题正由监察院调查中。

一年过去了。今年6月5日，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指出，易俊宏在去年涉嫌性骚后，仍先后被台南市议员李宗翰、林依婷聘雇为助理。台南市长随即黄伟哲在6月6日说明，台南市性平委员会调查后，确认易俊宏性骚扰成立。但是，这算是制裁吗？看到这则消息，愤怒跟挫败感一次涌上，我发布了第二篇贴文，指出黄伟哲政府对于易俊宏性骚案件的无作为。林依婷随后来我贴文下方、以及她自己的脸书墙上道歉。但除此之外，民进党并无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

我支持和解，也认同每个人在犯错后都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但是在那之前，你需要先承认错误，并担起应得的代价。

我认为这次MeToo运动无法在法制上带来太多改变，也不太可能让加害人得到法律制裁，因为大部分的性骚扰案都已经超过一年追诉期，除非有达到法律规定的性器官的触碰，才属于性侵害的范畴，进而可能进入刑法程序。那些被指出曾性骚他人的人，依然会在原本的位置上。

但起码，经历过如此动荡后，若有人想再伤害他人，司法和社会成本将会大幅提高；对受害者而言，也不会再像当年的我一样，以为对方位高权重，不敢说话。另外，也能带来制度上的反省：性骚扰和性侵害，在法律上以性器是否碰触为分界，处理方式是断裂的，但实质上往往是同一件事，就如我所遇到的，加害人利用受害人难以反抗的情境，越过界限侵犯对方。

在MeToo中，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面向，就是男同志的困境。由于性欲望长期被压抑，男同志一方面一直存在“试探”的社群文化；另一方面在身份认同的探索上，非常仰赖自己对自己“性欲望”的肯定，因此面对社群中的其他人，必须要对性“开放”，不然可能受到贬抑或嘲弄。但这也让有心人士趁虚而入，如同易俊宏挪用性解放的论述，来侵犯年轻男性。希望透过这次MeToo，让更多人思考，我怎么看待“性”，我喜欢怎样的关系？这件事应掌握在自己手上，而不是被任何人利用。

我支持和解，也认同每个人在犯错后都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但是在那之前，你需要先承认错误，并担起应得的代价。加害人必须承认自己的作为是有意的，并非因为喝醉或玩笑、或无意之间。他也该放下他在社会上享有的任何权力和好处，直到案件真正被妥善处理。因此，我希望看到加害人道歉和负起责任。

作家林奕含，在著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写下：“她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她们。”初读时没懂，现在终于明白。不管是文学或是当年易俊宏跟我们一起谈的社会议题理念，原来可以被包装成一种权力关系，并拿来当作性暴力的工具。作家张亦绚因为林奕含事件，前几年出版了一本《性意思史》。她的写作动机，就是希望我们的文化中关于“性”的知识，能够得到公开的讨论。我也期待这次MeToo被说出来的故事，能够成为一种公共纪录，成为年轻世代的女性、男同志、或其他性少数在“知识”与“文化”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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