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政治犯的故事

1949年生於馬來西亞的陳欽生，於1971年在台灣讀書時，遭調查局人員誘捕，在未告知緣由的情況下，以不人道方式，逼他寫自白書。酷刑催殘肉體，令他失去求生意志，三度尋短未果，此時，調查局強加入罪的案子也宣告偵破，陳欽生早就該離開，但情治人員為了面子與業績，仍將他扣留，逼他供認其他罪名。

走進警備總部軍事看守所的他，看著門口寫著的「公正廉明」四字，萌生信心，以為自己可以透過司法程序證明清白，不料，卻落入另一種絕望。

整整半個世紀過後，陳欽生在這個已改名為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的歷史場址，見到了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並為她進行導覽。在台灣威權統治時期，此處曾有超過八千位政治案件當事人受到軍法審判，有超過千人遭到槍決，無疑是威權統治鎮壓人民之所，也是台灣反抗強權、爭取民主的歷史印記。佩洛西長期聲援中國政治犯，支持世界人權，2022年8月，陳欽生在此向佩洛西闡述自己的經歷與白色恐怖歷史，自有其意義。當日，當時甫出獄才剛過三個半月的李明哲，也在此地與佩洛西相見。

若陳欽生是以馬來西亞僑生身分遭到國民黨政府認定他「意圖顛覆國家政權」，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起訴審判，李明哲便是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遭控「顛覆國家政權」的台灣人。前者最高可達死刑，最後遭判12年徒刑、褫奪公權五年，後者則處以五年有期徒刑，被剝奪政治權利兩年。

陳欽生的「罪」，隨著刑期服滿，以及台灣民主化與轉型正義發展，成為今日人權與歷史的討論對象，而他也不斷接待外國訪團，分享台灣人權發展的經驗；李明哲的罪刑也已成為過去式，返台後更積極參與人權活動。

2023年4月14日，即李明哲遭到釋放屆滿一年，端傳媒邀請陳欽生與李明哲兩位分屬不同時空的「政治犯」，重回景美紀念園區對談，除了談他們的被逮捕拘押的日子、審判經過與牢獄生活，也深論自己對於人權工作與教育的看法。儘管兩人的經驗差別甚大，但仍能充分反映威權體制下毫無尊嚴與權利可言。

對談中，李明哲妻子李凈瑜陪同在側，安靜聆聽與紀錄。眼眶泛紅，時而帶淚。自李明哲被捕以來，挺身救夫的李凈瑜飽受抨擊，斥之冷血。但李明哲相當清楚這並非事實，因此總是在談話間提到妻子，解釋她當時的想法，「認識她的人都知道她很愛哭。」

但在李明哲提到這句話之前，李凈瑜已因為陳欽生的敘事，深感不忍與不捨，哭到停不下來，直至對談結束，與我們談話，眼淚都沒有止住。曾經為施明德工作的她，對於白色恐怖政治犯的經歷，深有所感，因此，對於李明哲的救援，意志自是堅定。

因為其他政治案件當事人前輩的鼓勵，陳欽生承襲了堅持的精神；因為熟悉台灣歷史，從前輩們的經歷找到力量，李明哲夫妻不把自己當受害者，且讓李凈瑜有了對抗的勇氣。

透過兩位前政治犯的經歷與思考，或許也可以把這份力量，繼續傳下去。

無來由的被捕和秘密關押

李明哲

政治犯大多很愛說話，但當說話對象被禁絕時，人就會產生很變態的想法，會很希望國安人員來審訊你，因為他們是唯一會和你說話的人。

我是2017年3月19日被抓。剛被抓的時候，我完全不清楚狀況，他們（廣州國安局人員）只是隨便拿了一張紙說我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所以要審訊我。事後回想，真正和審判相關的問題，大概頭三、四天就問完了，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們都在說自己的政治目的，計畫以間諜案辦我，因此，希望我承認自己是蔡英文政府派來中國的間諜，藉此打擊台灣政府。

他們手上沒有任何具體的證據，就只是叫我自己寫下自白，問我：有沒有拿蔡政府的錢？如果有，給了中國那些人？

我被秘密關押的時間有兩個月，在這兩個月間，他們剝奪我的時間感，讓我無法辨知現在是白天或黑夜。我看不到任何文字，也見不到任何東西，沒有任何人跟我講話。這段時間，我發現自己連作夢的權利都沒有，就算夢到吃大餐，都有聲音告訴我：「你在坐牢，趕快醒來吧。」而我就會立刻驚醒。

到了4月，在獨自被囚且不見天日的孤獨中，一些莫名其妙的想像會闖進我的腦海——我的父母都已高齡，國安人員又常以無期徒刑威脅我，因此，就算我心裡相信家人並不會棄我於不顧，腦中卻無法擺脫「回到台灣父母已經老死，家人無法諒解我」的思緒。

各種負面想法迴繞不去，就算我心理不是這樣想，腦子裡卻會出現另一種聲音，簡直是精神錯亂，就像有兩個李明哲在打架一樣。

他們善用控制人性。例如，政治犯大多很愛說話，但當說話對象被禁絕時，人就會產生很變態的想法，會很希望國安人員來審訊你，因為他們是唯一會和你說話的人，你甚至還會希望他們審訊久一點。

置身陌生之地，又被威脅一輩子見不到父母，在這種精神壓力下，國安人員可以取到任何他們想要的證供。但因為讀到母親在中國密使逼迫下所寫的信，我堅持住了。

在信中，她不僅希望我認罪，又把我的妻子罵了一頓，說她就是要我做烈士，才會把事情鬧到美國去。

如果你讓一個獨裁政權完全按照他的意志，配合他不坑聲，它就可以達到目的。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如果你的抵抗力強一點，可能需要多點時間，但若你抵抗力弱一點，就很輕易被攻破。而當外界有動作時，更是會打亂他的節奏。

國安局人員把信拿給我，是要我趕快認罪，讓他們可以對外宣稱對我的逮捕具有正當性。但讀了這封信，反而讓我萌生信心，我知道外界正在想辦法救援我，也就有了撐下去的意志力。

但我承認自己也有意志力薄弱的時刻，不可能完全抵抗他們給我的壓力。因此，我承認自己在網路上批評中共，也坦言自己反對中共政權，這些我都承認，唯獨「間諜」的指控我必須要抵抗住，除了沒有任何證據外，這也不是事實。至於其他被逼著承認的「罪」，我個人承受。

來自國際的壓力，雖然沒有辦法讓我提早回台灣，卻達到了一些效果，像是我沒有受到長時間的秘密關押。

在中國的政治犯，遭受秘密關押的時間最少半年、一年，甚至長達數年。所以很多中國政治犯出獄後，精神狀況都不好，因為他被秘密關押太久。

陳欽生

「我們中華民國調查局不可能承認做錯事、抓錯人，這讓我們的面子往哪裡擱？考核也不好看，對我們升遷有影響。」

我也是遭到秘密關押。一直到起訴，我才被允許和外界聯絡，家人才知道我被抓。換句話說，從外界的角度看，我失蹤了四個月，都沒有人知道我在哪。1988年，我終於可以回到馬來西亞時，見到我媽媽放在神桌下面的牌子，那是我的靈位，上頭寫著「愛子 陳欽生之靈位」。我感到非常心疼，問我媽媽後來知道我還活著，為什麼要留著牌子？她說，想讓我知道那四個月，家人有多煎熬，為了找到我，她被騙了很多錢。

我是在1971年3月3日，大學三年級下學期第一天的最後一節課時，被調查局幹員誘騙到台北，接著被帶進日式房子的一樓，待上了十來天。房內有張長桌和椅子，還有一盞帶著強光的燈，調查局人員說：「陳同學，你給我好好寫下來，寫下來就可以回家。」

調查局幹員並未告訴我抓我的理由是什麼，只要求我寫下自白，但我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只能重複地說自己不知道要寫什麼，可不可以提示一下？而對方從頭到尾只是重複著這句話：「你自己做過的事，你最清楚。」

因為我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他們就對我施加酷刑。頭50個小時，既不讓我如廁，也不讓我睡覺與進食，若我想要抗拒就賞我巴掌，接著是一個巴掌。我的牙齒都被打落了。

我在馬來西亞受的是英式教育，擁有永遠不會放棄的個性，但是，當時情治人員加諸在我身上的壓力與酷刑，讓我無法承受，幾乎精神崩潰跪了下來，求他們告訴我要寫什麼，我都可以配合，但調查局人員就是不鬆口，斥責我固執難搞，繼續施以各種凌虐酷刑，有次我被打到吐了出來，他們還要求我把地上的穢物舔乾淨。我恨死他們了。

我覺得他們很像在玩弄我，嘗試變化各種刑求方法。有次，我先是被倒吊，又在被摀住口鼻的情況下，讓他們以吸管從我口中注水，水脹滿了我整個頭，眼睛耳朵鼻子都出水，這個傷害太嚴重，後遺症直到現在都困擾著我。

我真的非常痛苦，腦袋只想著自己又沒做錯什麼事，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對我？趁著終於被允許可以上廁所的機會，我拿起放在洗手台下的棕色瓶子，意圖尋短卻未果，那並非我想像中的強酸強鹼，就只是髒水。

調查局幹員甚至掌握了我們想要自殺的心理，整個審訊過程我嘗試輕生三次，都落入他們的算計而失敗，引得他們訕笑。

到了4月，他們對我說，案子已經破了，我這時才知道自己被抓與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相關。因為嫌犯另有其人，我便被告知可以回去，但上了車後，原本審訊我的那群人又出現了：「誰說你可以回去？」

我不懂，案子已經破了，已證明我是清白的，為什麼不放我回去？對方這樣回我：「我們中華民國調查局不可能承認做錯事、抓錯人，這讓我們的面子往哪裡擱？考核也不好看，對我們升遷有影響。」

「更何況，我們把你關在裡面，可以拿到我們想要的東西。」他們說的是20萬新台幣獎金；當時20萬新台幣，相當於愛國獎券頭獎獎金數額。

「重要的是，你來自海外、是華僑，我們把你丟到大海裡、把你判刑，你在台灣孤家寡人、沒有人會在乎，所以我們不可能把你放了。」他們對我說，當我家人收到訊息時，案子已經結束。這些話，真的讓我心死。

在調查局的設計下，我寫下了不實自白。我在馬來西亞讀的是英文學校，中文很糟糕，完全不懂嚴重性，以為寫完了，收到起訴書，就可以收拾行李離開。

但我同房有個名為李世傑的調查局幹員，看了我的起訴書一眼，搖搖頭：「同學，你是可以回去，但是，是以另外一種方式。」

見我一臉茫然，他便繼續解釋：他們控告你參加共產黨，以學生名義來台灣企圖顛覆中華民國政府，依照《懲治叛亂條例》起訴，這最高會被處以死刑。

如果我真的有做什麼事而被判刑就算了，但我什麼都沒有做，卻要被判死刑？6月被起訴到10月被判刑這段期間，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度過的，眼睛閉起來，就會夢到被送到斷頭台頭被砍斷的畫面，這種受極刑的折磨，一直著困擾我。直到今天我還是完全想不起來那段時間在牢房裡的生活，沒有換衣服、吃飯的記憶，腦袋一片空白。我在那個33號牢房，度過我畢生最難熬的日子。

從起訴到審判

李明哲

我在這個庭審上的唯一「演出」，就是認罪、唸認罪自白書。這個認罪自白書，我改了好幾遍，最後版本是依照他們的意思寫下的。

可能因為我是台灣人，所以沒有受到皮肉之苦，但國安人員還是會在精神方面摧毀你，讓你對監管人員產生依賴，又讓你對未來喪失希望，甚至崩潰。聯合國人權標準把單獨關押視為酷刑，我被秘密關押，符合聯合國的酷刑標準。

但因為我的妻子爭取國際救援，來自國際的壓力雖然無法讓我被釋放，但讓秘密關押期只有兩個月，對我已是很大的幫助；另一個重要幫助，就是讓我的案子變成「公開審判」。就像美麗島案一樣，透過公開審判，就算民眾不同意案犯的主張，也會知道他們不是壞人，知道他們的想法。

過去在中國被控顛覆政府的政治犯，沒有公開審判的案例，都是秘密審判，他們到底做了什麼，沒有人知道，中國社會也會給他們許多道德批判，罵他們破壞社會團結。雖然我的案子只有截取部分畫面公開上網，我也被限制發言，只允許我唸出認罪自白書上的內容，但我一開始被汙衊為間諜、嫖妓，公開審判對我的好處，即是逼使中國政府必須把我的罪名說清楚。

我被中國政府起訴後，庭審只有一次，那個庭審就跟演戲一樣，本身不重要。他們想透過我的案子形成一個「範本」，好展示這是一個法治國家。實際上，依規定我可以請律師，但因為人生地不熟，我的律師是官方替我找來的，他們的工作也不是幫我辯護，不是主張我無罪，而是確認我會認罪，也確認我不會攻擊共產黨。

中國司法獨立是假的。首先，要成為執業律師，必須由當地公安機關審查，理當分屬檢審辯三方對立角色的司法人員，卻站在同一陣線上，在開庭前一起勸我認罪。準備庭則是演練實際開庭當天的流程，律師該說什麼也像演戲一樣走過一遍，甚至律師還會「提醒」檢察官要補強證據。

而我在這個庭審上的唯一「演出」，就是認罪、唸認罪自白書。這個認罪自白書，我改了好幾遍，最後版本是依照他們的意思寫下的。

我是笑著唸認罪自白書的。因為我不被允許說出那張紙之外的話，因此，我覺得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搞笑當小丑。妻子說，我的笑容令她感到療癒，因為她知道我正在扮演一個那個場合要求我扮演的角色，而我透過這個演出來對抗一切。於是，她也笑了。

雖然外界只能看到審判的一部分，但公開審判會凸顯獨裁政權的矛盾本質，他們想要找到像樣一點的證據，但最後呈現的結果又極其荒謬。但如果是秘密審判，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

如前所述，在中國，沒有司法獨立這件事。我在看守所時，正逢十九大召開，電視上就有十九大的宣講團，宣講團裡有湖南法院的院長，也有檢察機關的最高首長，他們一起去為中共的十九大宣講。中國的司法、國家，都是為了共產黨的永久執政存在。經歷過這一切，讓我真的有很深的體會。

陳欽生

我在庭上主張自己是馬來西亞人，為什麼中華民國可以審判外國人？軍法官回答，「你身上流著的是中華民國的血，我們當然有權利審判你。」

在當時的台灣，我們這種政治犯是受軍法審判，也都是秘密審判，沒有任何人可以來做見證。

當然我們也有受到辯護的權利，但律師不是我們自己請的，是由警備總部軍法處指派公設辯護人。但軍事審判官、軍事檢察官與公設辯護人都是軍法官，說來說去都是他們自己人。

起訴我的書狀上頭所列的罪行，都沒有證據，他們定罪的唯一依據，就是我被設計寫下的那份自白書。如果當初我沒有照要求寫下自白書，他們就沒有證據了。但當時我怕再被打，也想趕快解脫，就照著他們的要求做。我錯了。

審判庭開始前，有開兩次調查庭，我數次提出證據要求他們查證，軍法官都拒絕，聲稱筆錄非常清楚，「你在檢察官面前說的話，我們都會認定是事實。」

有一次，我要求跟書狀上所列的人對質，軍法官卻說，「你可以想辦法把他從馬來西亞叫來出庭，但我告訴你，不出三個禮拜，我們也可以把他變得跟你一樣下場。」

我在庭上主張自己是馬來西亞人，為什麼中華民國可以審判外國人？軍法官回答，「你身上流著的是中華民國的血，我們當然有權利審判你。」

馬來西亞政府當然想盡辦法救援，但因為我是以僑生名義申請到台灣讀書，文件上沒有國籍選項，只有省籍可填，而我所填的「廣東梅縣」，被視為鐵證，馬來西亞政府因此失去救援的立場。我後來才知道，包含國際特赦組織在內的國際團體，造成些許影響，讓我雖然還是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被定罪，卻是最低刑度的12年。

但我並沒有因此感到開心，因為我什麼都沒有做，本應該無罪，卻要遭囚12年，令我心有不甘，頻頻向審判官要求：「乾脆判我死刑好了。」當然，他們沒有做理。

判決下來後，我仍繼續提出上訴，因為不想放棄，但每次上訴都還是維持原判。求生不成求死不得，我就在綠島的綠洲山莊熬過了12年。

家人的救助與力量

李明哲

我的妻子內心很清楚：雖無法決定李明哲什麼時候可以被釋放，卻可以決定他以什麼樣的狀態回來。

在中國，只要犯罪關到看守所裡，是見不到家人跟律師的，根本沒辦法替自己找到有利證據。對於政治犯，更是特別嚴格。

我被拘留後第一次見到妻子，是在開庭前大概五分鐘的會面，當時她剪短了頭髮、人也變得很消瘦，我卻沒有時間對她訴說思念之情，因為有太多事情需要溝通交代。即使如此，因為感覺到家人在你身邊，內心會產生穩定的力量。

有人說，我的妻子搞國際救援，但最後我還是被關了五年，沒有獲得假釋、無法提前出獄，救援的成效在哪？但我的妻子內心很清楚：雖無法決定李明哲什麼時候可以被釋放，卻可以決定他以什麼樣的狀態回來。

國際施壓，縱然無法要求中國政府遵守普世人權價值，但可以要求他們至少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法律賦予家屬會面的權利。這是我們想要努力的。

依照中國法律規定，家屬每個月可以會見一次，但我太太申請十幾次，只被准許兩、三次，每次見面我們都沒有互訴衷曲，她會告訴我同婚修法的公投沒有通過（編按：指的是台灣於2018年就「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舉辦公投），或是提到廢死聯盟執行長對我的關心，而後解釋廢除死刑運動的狀況。她的目的是要讓我知道台灣社會仍然繼續努力，要我保持希望，要健康的回來。

我們可以通信，為了通過監獄的檢查，我會寫些不痛不癢的話，最後再列幾本書單請她送給我。她看到書單，會感到安慰：她可以確認李明哲還是那個李明哲，還是有自己的思想，沒有瘋掉。

陳欽生

即使八歲時父親去世，即使遭到刑求忍受冤罪，都沒有哭，但這個讓我痛徹心扉的哭嚎，卻也帶給我一個強烈的力量，要實現對母親的承諾，活著回到馬來西亞。

我現在擁有幸福的日子，美滿的婚姻，但入獄當時我在台灣沒有任何親人可以支持我，看著李明哲夫妻的相互扶持，尤其妻子李凈瑜的付出，實在很羨慕。

在我被起訴判刑時，家人原本有機會來台灣看我，但當時規定太多，我母親不識字，只會客家話，沒有辦法獨自來台灣，家人陪伴也不被允許，只能由當老師的哥哥透過各種管道想辦法救援我。

我只能和家人通信，規定只能寫200個字，只夠寫吃了饅頭、喝了粥之類的話。

但這12年間，我仍然有機會與母親見到一次面。1975年蔣介石去世，原本依減刑條例規定，政治犯刑期可以減半，但在立法院繞一圈後，受《懲治叛亂條例》判決的政治犯例外，我仍然維持12年有期徒刑。但馬來西亞的家人不明白細節，誤以為我可以提早出獄，母親便申請來台，想要把我帶回家。

母親不知道是如何隻身一人從馬來西亞抵達台灣後到綠島的，到了綠島又因爲不知道有兩個監獄而先去綠島監獄，卻找不到兒子，只能懷著擔憂回到台北，鎮日在植物園內發愁，直到一個會講客家話的退伍軍人上前攀談，母親才得以返回尋子之路，前往綠洲山莊探望我。

當時我收到會面通知時，還感到疑惑：「怎麼可能有人找我？」直到走到會面室，遠遠見到一個瘦弱的老婦人，還無法辨識她到底是誰，仍以為是找錯人。獄所人員不斷提醒時間有限，15分鐘時間只剩五分鐘，催我快快上前。到了玻璃窗前，我終於意識到那是母親，情緒湧上，久久無法言語：母親本來是個豐潤美麗的婦人，怎麼變得如此憔悴？我忍不住自責起來。

獄方又催時間不多，要我趕緊拿起話筒，我仍然不知道該說什麼，於是說了一句：「我沒有犯罪。」遭獄方警告不能說案情後，又勉強吐出一句：「妳千萬要保重，我一定會活著回到馬來西亞見你。」

母親從頭到尾都沒有說任何一句話，只是默默落淚，而後將手平放在玻璃窗上。母親千里跋涉而來，想要確認孩子是否活得好好的，想要擁抱孩子、感受到孩子生命的體溫，卻遭到玻璃阻隔，我也只能把手放上去，傳遞自己的心意。

看著母親離去的背影，我不由自主癱坐地板上聲嘶力竭痛哭。我這輩子沒有這樣哭過，即使八歲時父親去世，即使遭到刑求忍受冤罪，都沒有哭，但這個讓我痛徹心扉的哭嚎，卻也帶給我一個強烈的力量，我立志要讓自己好好振作，要實現對母親的承諾，活著回到馬來西亞。

監獄的日子

李明哲

「為什麼監獄沒有遵守合法工時？」他們會回我：「李明哲你是被管理者，我們是管理者。就算你講的有道理，我們也不能聽你的。」

在看守所跟監獄的日子，對我來說是復原的過程，去平撫我秘密關押那兩個月的精神摧殘。

我在中國監獄的心得，就是他們把人當作機器。依據中國法律，一天只能勞動八小時，但實際運作卻長達13個小時。每天13個小時的工作，回去只有不到兩個小時可以處理自己的事情。

我常常去跟管理者反映：「為什麼監獄沒有遵守合法工時？」他們會回我：「李明哲你是被管理者，我們是管理者。就算你講的有道理，我們也不能聽你的。」

你會發現在中國，法律只是管理者用來管理人民的工具，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也就是管理者跟被管理者的關係，且只有管理者可以解釋法律，一般人沒有辦法解釋法律。這就是為什麼七零九律師會被抓，因為這些律師會告訴人民：當你的權利受損時，可以靠法律來維護。這種行徑跟挑戰共產黨沒兩樣。對共產黨來說，法律本身不能解釋法律，只有共產黨才可以解釋法律。

台灣司法的立基點是保障民眾權益，讓民眾有足夠的力量與政府對抗，但中國的司法是保障執法者的執法，所以會選擇對他有利、卻損害人民權益的方式。因為這些觀察，讓我轉念，覺得可以在中國監獄做田野調查。這也讓我得以撐下去。

在監獄裡，你會看到「自我放棄」是什麼樣子。我知道自己如果什麼都不想、跟著監獄的節奏走，就會跟他們一模一樣。他們的邏輯是供吃供睡就夠了，其他的應有的待遇，都是福利，可以隨時剝奪，像是與家人會面的權利，就會因為你不聽話而輕易被剝奪。如果順著它的邏輯，到最後囚犯只會剩下最原始的「吃」的慾望。甚至很扭曲的，你會開始愛上跟你說話的獄警。

那個撐下去的意志力很重要，不然會隨波逐流。

為什麼中國要那麼長時間秘密關押政治犯？重點不在他關你幾年，重點是透過關押囚禁，讓你精神意志失常，出去無法再做人權工作。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的妻子一直強調：雖沒有辦法決定我什麼時候回來，但可以決定我以什麼樣子回來。

只要我回到台灣，可以繼續做我本來做的事，講我在中國的經歷，那麼中共關押我的目的就失敗了；而對我的救援，就是要讓中國關押政治犯的目的完全失敗。

在監獄裡，人的肉體被限制，但你的心裡會是自由的，只要你願意付出一些代價。

陳欽生

儘管我們可以想很多東西，但會告訴自己不要想圍牆外的事，若只想著牆外，這種無法掌控的事，會令你很痛苦。

在早我一個世代、同在綠島關押的政治犯前輩才需要工作，而我們這一代的政治犯，則被關在綠洲山莊的圍牆內。

泰源監獄事件

我跟上個世代的前輩們說過，他們身體被限制、失去自由，但精神跟心靈上還能保持健康的感覺。雖然不能離開綠島，但島上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去，可以去游泳、去抓魚；在島上種菜、跟老百姓聊天。只是到了晚上，要被關在裡面不能出來。

但我們的狀況不同，在泰源監獄事件後，官方拒絕獄方跟我們多接觸，我能接觸到的監管人員屈指可數，也無法離開監獄圍牆，身體完全被禁錮。雖然也有工作，但不是你要工作就工作。最初兩年，我拒絕和任何人溝通，只是曲縮在角落，封閉自己。儘管同房獄友輪流激勵我，我仍不為所動，只希望他們不要吵我，不要煩我。這看似徒勞無功的開導，逐漸印在我心裡，有次放封時暈倒，才真正讓我有所警覺，下定決心要好好活下去。

在監獄中，我遇到已經坐了20年牢的政治受難前輩，他什麼都沒做，只是和朋友吃頓飯就被判無期徒刑。即使如此，他都沒有放棄自己，這些長期遭囚的前輩沒有人是放棄自己的，他們認為，自己一定可以活得比兩蔣還久，一定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鄉，見到家人。他們的信心是鼓勵我活下去的重要力量來源。

我非常佩服他們，在獄中他們還是讀書，彼此學習。所以我學台語、國語，也在圖書室看書，後來還去當當廚工，替押房裡的獄友準備美味三餐，也替獄方做菜；有時我們會「加菜」，像是在裡面吐痰，是我簡單生活中的一點樂趣。

前輩與我們都在彼此鼓勵：雖然身體被禁錮，可是我們的社會思想是自由的。儘管我們可以想很多東西，但會告訴自己不要想圍牆外的事，把精神集中在圍牆內，專注在看得到的、享受到的地方。人在圍牆裡是不可改變的事實，若只想著牆外，這種無法掌控的事，會令你很痛苦。

從述說得到療癒，從歷史得到力量

陳欽生

雖然每次訴說都很痛苦，夢魘盤旋不去，但越說痛苦越是減輕；後來我才知道，所謂的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就是要把痛苦說出來。

我出獄後有三年，沒有任何國籍身分，中華民國政府也不准我回馬來西亞，我也無法找到工作，只能到處流浪，露宿街頭，過得比在牢裡還辛苦，當時我心懷怨恨，沒有辦法原諒當初陷害我、凌虐我的情治人員，總想著要找到他們復仇。

當時情治人員多住在現在新店中正路上，我便時常去那邊晃蕩。有一天，終於遇到刑求我的那個調查局組長，我觀察他的作息，備好一把水果刀，決心要和他同歸於盡。他下班會經過附近的保安宮，我就每天在那裡等他，宮主看我常在那裡出沒，問我緣由後問我：「如果你這麼做，首先會想到的是誰？」再問：「最難過的會是誰？」這些問題我都能回答，答案就是我的母親。但當時我無法想太多，只是一意孤行，但就在我看到這個仇人下車，準備上前時，心裡突然一個聲音阻止了我，要我住手。我自此便放棄復仇的念頭。

遇到我妻子後，決心要給她過好日子，從此不提受難的往事。當時我投入國際貿易，遊歷數十個國家，事業有所成就，苦痛的記憶也隨之埋藏心裡，假裝未曾發生。但就在此時，接連幾個人權與文史工作者找上我，希望我向年輕人分享生命經驗，我二話不說拒絕，最後禁不住請求，協助完成一場訪談，但那次分享令我惡夢纏身，痛苦的記憶席捲而來，夜不成眠，便決意再無第二次。

然而，在因緣際會之下，我還是有了一次向年輕人講述自己經驗的機會。台下年輕人不僅能理解，會後還熱情擁抱我們這些政治犯。我的堅持便開始有所鬆動，答應分享自己的故事。

雖然每次訴說都很痛苦，夢魘盤旋不去，但越說痛苦越是減輕，現在我已經不再有負面感受。後來我才知道，所謂的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就是要把痛苦說出來。

後來我陸續參與了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籌辦，一直到現在協助人權教育，向外國訪團談自己的故事，推廣人權理念，甚至因為街友的經歷，跟民間團體一起辦人權辦桌，這些都是我現在可以為台灣人權盡份心力的機會。

去年佩洛西訪談，由我導覽，她充滿好奇，問我為什麼馬來西亞人會在台灣受審，是哪位美國參眾議員嘗試救援，又問我為什麼美國軍售沒那麼重要？這些問題，是因為我向她表達自己的意見：希望透過國際的支持與聲援，來支持台灣這塊土地，讓敵人無法輕易進犯。戰爭是不人道的，只要發生戰爭，受苦的都是人民。

我現在時常有機會向外國訪團和媒體談論白色恐怖與人權意義。我總感覺，比起台灣人，外國朋友對這一切更為重視。

我只是個小人物，與其他人相比，經歷毫不重要，但我總是告訴他們我唯一的訴求，就是請大家把台灣的故事帶回去，共同成為守護民主人權的力量。

李明哲

人自由的根源來自國家的自由，如果台灣失去自由，我們就沒有了個人的自由。

過去我在政治圈工作，發現若要解決台灣某些問題，還是要靠教育。所以我在文山社區大學教書。

因為我關心人權，關心普世價值，自然也會關心中國。這不是說我有所謂的「中國情懷」，只是因為它距離你太近，所以有必要了解他；而我會想了解這個國家中的政治犯的狀況，除了自身對歷史的興趣，也是因為對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移情作用。

中國不只打壓國內人權，也無視國際規則。我本來不認為自己是人權工作者，但在中國這段經歷後，我開始對外說自己在做人權工作。因為自己人權被打壓，我才真正感覺到人權的重要。所以，我總說中國製造出更多人權工作者，而且是中國製造出來的「永遠反對它」的人權工作者。

從對我的救援中，我也觀察到一些值得討論的事，例如過去國民黨教育要求我們遠離政治，對於有權勢者要退讓的情況，至今仍然沒有改變。很多人希望我妻子安安靜靜配合中國，就是一個例子。

以香港、台灣的歷史教育為例，香港的歷史考題考的是申論，台灣的考題是選擇題，選擇題代表有標準答案，相同才是正確的，但申論題反應的是：每個人想法不同才是正常的。

所以，談到台灣的轉型正義、去除蔣介石銅像我當然同意，但推倒之後呢？思維會改變嗎？我們的思考方式從過去到現在是一模一樣的。就像是楊智淵（編按：台灣民族黨副主席，遭控長期從事台獨分裂活動）被抓的時候，人們不會追究中國的責任，反而檢討楊智淵為什麼去中國，這樣檢討被害者的思維都是過去的思維，這也是為什麼我堅定要在台灣做教育的原因。

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們除了要證明我們擁有自由外，也配擁有自由，但我們必須理解到，自由是有代價的。我的妻子為了救我被罵冷血，說她是要害死我，但其實她是在付出自由的代價。而我雖然會被獄方處罰，但仍透過妻子傳達中國監獄情況，我也付出代價。

所以我今天可以以這樣的方式回來，而不是以一個承認間諜罪或嫖妓罪的身分回來。如果我為了讓自己好過，早點被釋放而不吭聲而妥協，那麼表面上重獲自由之身的我，回到台灣無法抬頭挺胸做人，只能躲起來，這樣等於我只是從一個「小監獄」回到一個「大監獄」，這是一樣的東西。

即便我的肉體被中國政府監禁，但我的精神是自由的，但如果在台灣你卻不願付出代價，那麼，你的精神是被禁錮的。我們現在享有的言論自由，都是上一代、上上一代他們的努力、他們的付出、他們的爭取。

我們有沒有思考過，我們配得起這個自由嗎？我們願意付出代價去維持這個自由？面對中國的侵略，我們願意付出什麼代價，你要投降、和談、還是透過國際輿論或者武裝民防去對抗中國的侵略？

人自由的根源來自國家的自由，如果台灣失去自由，我們就沒有了個人的自由。我會繼續做人權教育，包括讓更多台灣人更認識中國，不是因為討厭中國、厭惡到不願意談任何與中國有關的事。不願認識中國的人，其實最容易被中國影響。不論你主張統一或獨立，都要了解中國，才知道你要面對的是什麼。

而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也很重要。我的妻子面對中國的力量從何而來？就是歷史。她曾為施明德做事，熟悉諸多白色恐怖檔案，並從施明德與前輩們身上學到經驗。

過去有個國民黨軍官韓若春因為批判蔣介石而遭處死刑，他留下的遺書中不見抱怨，而是跟他妻子說，不要失去對人生的希望，不要心懷怨恨、要健健康康的活著，教導自己女兒價值觀要正確，這是他唯一可以留下的禮物。他最後說了一句，「苦難的結束，是幸福的開始。」像他這樣面對死刑的人，依然保持心靈的健康，並未把自己當作受害者。

我們不僅要認識中國，還要認識自己的歷史，才知道過去的人為了自由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又承受什麼樣的苦難，我們才能珍惜現在所擁有的。面對威權，一定要從自己的歷史找到力量；如果我們不願意認識自己的歷史，那絕對找不到力量，也就無法對抗外在的壓力。

（實習記者陳禹蓁、江亮儒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