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一首應該反覆聆聽的綠島小夜曲:兩位政治犯的故事

離開綠島前,蔡焜霖被要求宣示「脫離共產黨」。但他這輩子,唯一參加的是國民黨;唯一宣布脫離的是共產黨。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俯瞰。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俯瞰。攝影:曹欽榮

台裔美籍作家楊小娜的新書《綠島》以小說的形式探索了戒嚴時期台灣政治犯的生活困境和心靈煎熬,再度鉤起了台灣社會對「白色恐怖」時期的記憶。而日前由「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在綠島舉辦的「第五屆青年人權體驗營」上,兩位當年曾被關押在綠島的政治犯蔡焜霖和陳欽生,接受了端傳媒的專訪,道出了自己當年遭到整肅服刑的經歷……。

綠島關押過的政治犯_繁
圖:端傳媒設計部

蔡焜霖:在那個恐怖的時刻,我們只能唱歌

蔡焜霖,1930年出生,台中一中畢業,因高二時參加過老師主辦的「讀書會」,不到20歲便被捕入獄。被刑求逼供,被判10年有期徒刑,關押綠島「新生訓導處」。

我本來是個日本小孩。1945年,日本投降後,大家都很高興回歸祖國了,但原本天大的希望變成失望,通貨膨脹、官員腐敗、軍紀敗壞等等,都是過去想不到的。隔年,我初中畢業,參加台灣省青年夏令營,開始學習中文,也有了國民黨籍,沒想到時機從此劇烈變化,先是二二八,再是清鄉,台灣菁英都被殺光了。等到1949年,我高三快畢業時,發布了戒嚴令,沒人知道戒嚴維持38年之久,到1987年結束。那個時候,開始抓人殺人了。

當時抓的殺的,不是殺人放火的江洋大盜,都是學中文最認真的人,他們聽老師的話,去看魯迅、茅盾、巴金等三零年代左派文學家的作品,都是大陸來的老師熱切推薦的,到1949年後,這些書都變成禁書。

音樂也是,剛光復時,我們學了兩首歌,一個就是〈國歌〉,一個是對抗戰勝利有貢獻的〈義勇軍進行曲〉,十幾歲的小孩都比較喜歡〈義勇軍進行曲〉,因為節奏輕快,意思也容易懂。我們根本不知道「吾黨所宗」的意思,樂曲也不好聽。結果,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宣布〈義勇軍進行曲〉是國歌,唱這首歌會被抓的時代來了。

剛開始,國民黨抓人還蠻客氣的。但1950年,韓戰(中國大陸稱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來協防,蔣介石就不客氣了,大量抓人殺人。我是個軟弱的學生,什麼都不懂,但老師校長跟家人都很疼我,那年九月莫名其妙被抓,把我用麻繩拖着,走過清水的大馬路,再搭公車到彰化憲兵隊。所有人都跑出來看,說這矮小的青年發生什麼事?但沒人敢講話,我的父母也是躲在人群裏,留着眼淚看着寶貝兒子被折磨。我在憲兵隊被瘋狂拷打,後來才知道,原來被抓的原因是我17歲參加讀書會。

在一千多個人的空間,沒有一點聲音,氣氛緊張地等點名,點到名的,就是要送去刑場槍決的……我們會替他唱〈安息歌〉……韓戰爆發,蔣介石政府大開殺戒,鍾校長在名單上,出去前他跟大家說:「〈安息歌〉好悲傷,請你們唱〈幌馬車之歌〉送我。」

我很快就認了,因為他們說,看我年幼無知,沒什麼大不了的事,趕快認就可以趕快回家。我就蓋了指印。我從彰化憲兵隊被送到台南憲兵隊,再到現在西門町獅子林大樓那個保安司令部,再送到現在延平南路的國防部保密局。保密局很可怕,常聽到拷打哀號,還有人被拖着走的聲音,但因為我已經認了,所以沒有被折磨。最後,他們把我們送到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

軍法處的牢房五六坪大,關30個人左右,天花板有個小燈泡,沒有窗戶不見天日,是個黑牢。我們無法好好睡覺,只能弓着身子。因為不通風,房間悶熱,就在房中央吊個毯子,大家輪流拉動,讓空氣流通,否則無法呼吸。簡直是人間地獄。

最恐怖的是,每天早晨,聽到鐵門打開的聲音。在一千多個人的空間,沒有一點聲音,氣氛緊張地等點名,點到名的,就是要送去刑場槍決的。那時點到名的前輩,會站起來,穿好衣服,跟大家握握手,出牢房。我們會替他唱〈安息歌〉。〈安息歌〉是大陸那邊傳來的,為了紀念西南聯大反飢餓、反內戰運動中被鎮壓的學生,作者是兩岸知名報人成舍我的女兒成幼殊,他在上海追悼會唱的。歌詞是「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傳來台灣,我們唱的是「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我進軍法處時,剛好碰到基隆中學鍾浩東校長被槍決。他是侯孝賢電影《好男好女》跟《悲情城市》中的故事人物。本來國民黨將他關押在現在內湖國小的新生總部,想要感化他,但他不接受。韓戰爆發,蔣介石政府大開殺戒,鍾校長在名單上,出去前他跟大家說:「〈安息歌〉好悲傷,請你們唱〈幌馬車之歌〉送我。」我跟他不同房,但歌聲從他牢房裏傳出,到我這邊時,越來越大聲,變成大合唱。大家都流着眼淚送他。

有一天,于凱說:「守禮啊,你可以為我唱〈Danny boy〉這首歌嗎?」〈Danny boy〉是愛爾蘭民謠,描述母親盼望遊子回鄉的心情……于凱還是被槍決……與母親相見的卑微心願沒有完成,也無法到母親的墓園跪下來說我愛妳。

在軍法處,還有另一段故事。有個名叫黃守禮的台北工業學校學生很愛唱歌,他常跟隔壁牢房的台大歷史系學生于凱聊天,于凱是山東過來的流亡學生。雖然隔着板子看不到,但年紀相近,很容易就聊起來,他們常一起唱歌。在那個恐怖時刻,我們只能唱歌,音樂是我們唯一能留下來的東西,我們教彼此唱歌,隔着牆,幾個人在死亡監獄裏放聲高歌。有一天,于凱說:「守禮啊,你可以為我唱〈Danny boy〉這首歌嗎?」〈Danny boy〉是愛爾蘭民謠,描述母親盼望遊子回鄉的心情,她年紀已經很大,不久人世。只希望有一天,兒子從墓園走過,她感覺到兒子跪下來說媽媽我愛妳,如此她就能安息。黃守禮便唱給于凱聽,卻聽到于凱哭泣,他想安慰自己的朋友,於是說我們都很年輕,有一天一定可以回鄉看到母親,說完將手伸過去,要拍拍于凱,于凱卻痛得將手縮回來,他這才知道,于凱所有的指甲都被剝光了。一個才20歲的年輕人,只是因為喜歡看書,就遭到這痛苦,兩個人一起哭了起來。

于凱還是被槍決,因為在台灣沒親人,被匆匆埋在六張犁的荒草裏。與母親相見的卑微心願沒有完成,也無法到母親的墓園跪下來說我愛妳。

很多跟我年紀差不多的年輕人都被槍決了,我一直很害怕。但後來判決下來,我因「參加非法組織」被判10年。沒有多久,我們就被移送綠島的「新生訓導處」。

我們兩個兩個銬一起,被軍車送到基隆港。基隆氣氛很恐怖,到處都是荷槍實彈的軍人。我們登上了LST美國艦艇,和其他一千多個人被送到綠島。當時我們坐在甲板裏,空氣不流通,很多人都暈船了。我不知道要去哪裏,一直很害怕,等下了船,看到海水跟綠島的山,突然放鬆,感到自由。畢竟,之前一直被關在黑牢裏。

綠島那個時候很原始,當地人沒穿什麼衣服,看着我們一大群人上岸,還想哪裏來的「白蟑螂」。我們扛着自己的行李,走泥土路,一路都是林投樹,天氣炎熱,我們口渴得不得了,當地人非常好心,替我們從水井打水上來,讓我們喝。

我從幼稚園就喜歡一個女孩,還沒告白就被抓到這裏來,往台灣看去,我就會忍不住唱起〈歸來吧蘇連多〉,想要唱歌給她聽。

蔡焜霖

我們這些政治犯被編隊,後來一共三大隊,每個大隊有四小隊。我被編在第一大隊的第三中隊。那個時候新生訓導處什麼都沒有,連地都沒有整,我們一開始做的工作就是整地。會打石頭的去海邊打石頭,為的是做圍牆,把我們自己圍起來。起床還沒吃早餐,就要先去打石頭。早餐後,我們要上思想課,要小組討論,上馬克思主義批判、毛澤東批判。以前我從沒接觸過馬克思,也在這個時候知道怎麼回事,拼命抄筆記。新竹女中的傅如之上課很專心,毛澤東說的話拼命抄,批判的部分不抄,整個本子變成毛語錄。下午繼續勞動。九點鐵門關起來到十點熄燈,這一個小時我們可以寫信下棋,是不自由中的自由。

新生訓導處像兵營,外面就是三峰岩。運氣好會看到中央山脈,想到那裏是我的故鄉,我的親人都在哪裏。我從幼稚園就喜歡一個女孩,還沒告白就被抓到這裏來,往台灣看去,我就會忍不住唱起〈歸來吧蘇連多〉,想要唱歌給她聽。

當時除了三民主義以外,我們什麼書都不能看,只有晚點名時,會找人簡單地講現在的時局,例如板門店談判這樣的消息。後來有大陸來的跟我們說,過去國民黨要撤退時,會先把政治犯集合在一起,用機關槍掃射,把他們都殺掉。這是焦土策略。我們覺得很緊張,想着要更注意時局,否則時局緊張我們都不知道。後來,長官們受不了伙夫兵煮的伙食,叫我們選伙食委員,除了煮飯的,還有採買的,我因為什麼都不會,常被選做採買記帳的,所以常跑海邊,看到小商店的報紙,就偷偷拿回來,然後大家分頭抄一抄,讓懂得分析的寫些要點,一個隊一個隊的傳。我因為高中畢業傻傻的,還能寫字,就被派做傳令兵,因為長官比較不會注意我。

雖然大家都以共匪嫌疑被抓,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那個時候不知道誰把禁書引進來,我讀到了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還有社會主義進化史。那時書一進來大家就拆書,輪流看。我社會學啟蒙是在綠島。這些筆記禁書都藏在克難房的屋頂上。沒想到後來出了事。

2002年,我和盧兆麟等人到台南悼念蔡炳紅,在他的墓前唱了〈千風之歌〉,這是那年最紅的歌。歌詞原本是美國詩作「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別站在我的墳前哭泣),大意是死者安慰活者:「我並沒有死,而是化為千萬的風吹着。」

蔡焜霖

我有個好朋友叫蔡炳紅。他常常寫信鼓勵台南同鄉、台南女中的黃采薇,勸她要拋棄小圈子主義,走進群眾,這種用語不知道哪裏學來的,是左派用語。這種信本來應該看了就要毀掉,但蔡炳紅很帥,小女生收到這樣的信都小心翼翼收藏,沒想到後來被告發,揪了出來。除了他們之外,還有許學進寫給張常美的信也被找出來,傅如之抄寫的「毛語錄」也被發現。

那天我跟蔡炳紅在流麻溝做水壩工程,分隊長突然來找他。我不以為意,因為大家都喜歡蔡炳紅,常找他去做事。但不知為什麼,那晚蔡炳紅一夜都沒回來,我擔心得睡不着覺。隔天才知他被關進碉堡。碉堡是混泥土做的密閉空間,如果要處罰我們,就會把我們關進碉堡,吃喝拉撒都在裏面。我想了一想,去福利社買了蔡炳紅最喜歡的餅乾,趁守衛不注意,偷偷摸摸地鑽到碉堡旁的小窗戶,把餅乾丟進去。裏面還有幾個人,他們打着赤膊,穿着短褲內褲,滿頭大汗。因為打赤膊,我可以看到他們身上被拷打的痕跡。蔡炳紅氣喘吁吁,小聲跟我說:「水,水啊。」我聽到愣住,心想自己怎麼這麼小家子氣,只想餅乾糖果,沒有想到水,我真的好恨,恨死我自己了。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裝水給他,就這樣,一直到他被送回台北,我都沒辦法給他一口水。

2002年,我和盧兆麟等人到台南悼念蔡炳紅,在他的墓前唱了〈千風之歌〉,這是那年最紅的歌。歌詞原本是美國詩作「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別站在我的墳前哭泣),大意是死者安慰活者:「我並沒有死,而是化為千萬的風吹着。」1995年,一名在愛爾蘭共和軍襲擊下犧牲的青年,託人將信帶給父母,信裏就是這首詩,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的追悼儀式中,一名少女朗誦了這首詩以表達她對捲入事件而亡父親的追思,引起話題。隔年,日本作家新井滿將這詩做成了日文歌,在紅白大賽中被傳唱,成為人人都會唱的歌。我們就在難友面前唱這首歌。

我們台灣一代一代年輕人,包含林義雄家的兩個小女孩、老母親都被殘殺,現在找不到凶手,1981年又是陳文成博士,回鄉省親也被殺。一代一代青年,可愛的小妹妹,都這樣被殺,不人道的。唱着首歌,彷彿我們都看到他們都在小山崗樹林或那棵樹的樹葉上,變成陽光,變成一陣風看着我們。

離開綠島前,班長叫我宣示「脫離共產黨」。我這一輩子,唯一參加的是國民黨,唯一宣布脫離的,是共產黨。

綠島監獄現已成為主要的旅遊目的地,吸引遊客前往參觀。
綠島監獄現已成為主要的旅遊目的地,吸引遊客前往參觀。攝:Peter Harmsen/AFP

陳欽生:唱歌跟說故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1949年生,馬來西亞華人。來台就讀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期間,因1971年台南市美國新聞處發生爆炸案,被羅織成為主謀,依「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着手實行」,判處有期徒刑12年。關押在綠島綠洲山莊。

我本來要到英國讀書,但同學約我到台灣讀書,我想如果他能幫我辦好,我就來。即使家裏反對。我對台灣一點都不了解,我在馬來西亞是受英國教育的,台灣在哪裏都不知道,一下飛機看到紅字大匾寫着殺朱拔毛,根本不知道意思,那時非常後悔,想要回去,但家人又反對。

1971年3月3日下午最後一節課上完,步行回住處的路上被攔截,對方問我是不是某某某?說我有個馬來西亞的親戚來見我,請我上台北看他。我不疑有他,就上車了,途中覺得很奇怪,問他們為什麼要抓我,他們說:「你做了什麼事,自己知道。」

我被送進一個日式平房,後來聽人說那是調查局的平房,在建國南路,但我一直不知道在哪。那裏空蕩蕩的什麼都沒,只有三個人輪流看守我。他們給我一支筆跟一疊十行紙,要我把做過的事,仔仔細細地寫出來。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兩三天都寫不出一個字。而這些天他們就不停對我施以酷刑,刑求我,讓我生不如死。在模模糊糊中,我聽到有人說:「這個人怎麼這麼倔強,要他寫都不寫,難道美國新聞處爆炸案不是他做的嗎?」我恍然大悟,原來他們要我說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這個新聞,但他們要我寫,我就寫。我因為中文不好,常去美新處看英文書,對那裏很熟,所以就開始編,編了好幾次他們都不滿意。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有個馬來西亞僑生已經先被抓,他在調查局授意下,寫好了一份,我必須要吻合他的自白書。總之我在這裏受了很多苦。

很苦的時候,我會唱很多歌。像是〈歸來吧蘇連多〉,想我女朋友的時候就唱。這首歌我小時候在馬來西亞就會唱了,小學六年級合唱比賽還以這首歌得獎。

陳欽生

五個星期後,他們跟我說,案子破了,可以回去了。結果是被關在景美看守所,一個關還沒偵訊犯人的地方。有兩個禮拜,他們對我不聞不問,最後把我叫出來說:「為了讓你回去,你要根據我們的要求寫自白書。」

「什麼自白書?」

「很簡單,你就把你在馬來西亞讀書的過程寫出來。」

我就寫了,他們不滿意,質問我是不是漏了什麼事?這是我的人生,我怎麼會漏?他們問我是不是認識副校長?我不認識副校長,我讀書根本不管校長副校長,但他們要我承認副校長是馬共。我說不可能,馬來西亞《內安法》這麼嚴,如果他是馬共,不可能當到副校長甚至公務員。他們說:「如果你可以把他叫來台灣,我們三個禮拜就可以讓他變成共產黨。」

最後,他們說如果想回去,就把另個馬來西亞僑生的自白書抄一抄,改一改名字。我就照做。因為如此,我日後被判的罪名是:在馬來西亞讀一年級時,經由副校長介紹,參加共產黨,接着到台灣升學想辦法顛覆中華民國政府。於是被判「二條一」。

在審理庭時,我一直強調自己是馬來西亞人。對方說:「你皮膚什麼顏色?黃色。你身上流着什麼血?中國人的血。你祖籍哪裏?廣東梅縣。所以你是中國人,我們中華民國政府有資格審判你。」

差不多這段時間,台灣跟馬來西亞斷交,馬來西亞移民官回馬來西亞之前,途經香港,召開記者會,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作為馬來西亞政府代表,我卻無法保護在台灣的馬來西亞國民。」這新聞鬧很大,登上馬來西亞媒體頭條。我是後來才知道的。馬來西亞政府一直知道我是被冤枉的。

很苦的時候,我會唱很多歌。像是〈歸來吧蘇連多〉,想我女朋友的時候就唱。這首歌我小時候在馬來西亞就會唱了,小學六年級合唱比賽還以這首歌得獎。

在等待判決時,我被送到仁愛樓,33號房,待了1年3個月時間,沒有放過封,任何人有的福利我都沒有。在這期間我都和軍事犯在一起,只遇到兩個政治犯,第一個是調查局副處長李世傑,他拿起我的起訴書看,臉色大變。我中文不好,看不懂起訴書,不知道什麼是《懲治叛亂條例》,也不知「二條一」什麼意思,以為很輕。但李世傑說那是最重的罪,是唯一死刑。當我知道這件事後,被抓出去槍斃的情景一直浮現腦海,過着不是人過的日子。但李世傑教我怎麼答辯,不久,他就被調走了。可能被發現他在幫我,我中文不好嘛。李世傑走了後,又來一個更高的官,就是他的長官蔣海溶,他跟我說:「《懲治叛亂條例》就是我跟李世傑起的稿。沒想到我深受其害。」這一聽,我氣死了,心想自作孽,一直不跟他講話,什麼事我都抵制他。後來他也被調走了,聽說自殺了。

這裏的政治犯常常唱〈綠島小夜曲〉,這首歌被稱為校歌。很多人以為這首歌是綠洲山莊的政治犯創作的,連軍方都這麼以為,其實不是,他是五零年代的歌,我在馬來西亞就會唱了。

陳欽生

本來應該移送台東泰源監獄,但判決不久,發生泰源事件,於是監禁的地方改成綠島。典獄長希望我留在看守所做外役,但我不願意,我被你們整這麼慘,不願留下來替你們做任何事。沒多久,我就被通知打包行李,隔天搭車到基隆,送到綠島。

當時,我們兩個人銬一起,十個人串一串上甲板,也是艦艇,大約有150人左右。因為有颱風,上不了岸,船飄飄盪盪飄到左營去,我們在海上整整三天兩夜,暈得不得了,船上都嘔吐物。等上了岸,進綠洲山莊,還在暈。當時泰源監獄的政治犯已經先進去,我們是第二批,我住在四區六房。

因為泰源事件,所以綠洲山莊管理很嚴格,每個牢房選出一些人當內役,和班長溝通。房裏禁止交談,放封也很嚴格,輪流放封,一天兩次,一次只有10分鐘。門是鎖起來的,喝的水用煮的,但刷牙洗臉洗碗都用馬桶的水,四坪左右住10個人。

這裏的政治犯常常唱〈綠島小夜曲〉,這首歌被稱為校歌。很多人以為這首歌是綠洲山莊的政治犯創作的,連軍方都這麼以為,其實不是,他是五零年代的歌,我在馬來西亞就會唱了。為什麼會說他是校歌?我們的房間有窗戶,從窗戶往外看,看到椰子樹和月亮,想念家人時,就會唱這首歌。

我心情很不好,所以封閉自己,不願意出來當外役,也不出來放封。前輩常會勸我,不要用這心態面對未來,我聽不下去,直到有次出來放封暈倒,潛意識中,前輩們的話突然出現,像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要活得比他們長,看他們的下場等等。醒來,我突然轉念,決定養好身體,出來當外役。

我做了很多外役,圖書館、洗衣部、福利社等等。在綠洲山莊的生活跟新生訓導處不一樣,是封閉的,也不能種菜,所有食物都靠軍方補給船或漁船,有時吹南風,漁船不敢開,常常一個月船進不來,更久有兩三個月的。這時候就沒什麼東西吃。

我在綠洲山莊時,很少跟人談心事,因為他們禁止我們交談,二是裏頭有「抓耙仔」(台語,指在背地裏打小報告、通風報信的人),我誰都不信任,三我不滿憤怒的情緒很高。所以,我都對着小狗說話。那是我在廚房養的小狗。有一天,廣東班長帶了兩隻小狗回來讓我們養,可能養大了要吃掉。我認養了其中一隻狗,每天對着牠說話。但後來我離開綠島,回台北仁教所感化,無法帶着牠,不知道牠後來是不是被吃掉了。

有一天班長講,陳欽生有人來看你,我想怎麼可能……還沒進門,就看到母親遠遠的在那邊……當放下話筒,她慢慢離開,我看着她的背影,撐不住了,崩潰昏倒在地,不停抽搐……想念母親時,我會唱〈母親你在何方〉。

陳欽生

我被抓之後,有三四個月,家裏完全不知道我在哪裏。我被起訴以後,同學來見我,我才請他們通知我家人。聽說在我失去消息那段時間,姊姊們會陪我母親到處燒香拜佛,求官員,花了很多錢,也被騙了很多錢,當他們放棄,以為我已經死,準備好牌位時,才接獲通知。原來我還活着。

我媽知道後,就要到台灣看我,那時我已經到綠島了。綠洲山莊的典獄長同意,但卻被警告:「你不知他母親什麼背景,就答應她來?」這些都在檔案局有資料,當他們調查我母親只是個普通婦人,同意她來台後,又附加一個但書,「要講國語。」我媽不會講國語啊。我後來才知道,我媽一直想來看我,看不到。

1975年蔣介石去世,傳說要大赦,但後來東減西減,只是刑期減一些。而且還有一條「凡參加共產黨,判二條一的,都沒得減」。所以我沒有減刑。但我媽媽不知道啊,她還是要來台灣看我,但因為之前申請過,這次就簡單了。她一個70歲的老太太,搭飛機經過香港來台灣,再搭漁船來綠島,但跑錯地方,跑到司法監獄,問了半天,都沒我這個人。明明就有這個人怎麼沒有?綠島監獄的人沒跟她說還有一個監獄。她只好回台北去,整天在植物園打發時間。有一天,一個每天去植物園運動的退休將軍,看到我母親都在那邊,問她怎麼回事,看她精神很不好,心情沈重,我媽就告訴他這件事,他說我知道了,明天我們到綠島去,他就帶着我母親到綠島這邊來。直接找到這個地方。

我一開始不敢相信。我在台灣沒有親,沒有戚,誰會來看我?想不到任何一個蛛絲馬跡,任何一個可能,根本想不到。有一天班長講,陳欽生有人來看你,我想怎麼可能。我跟着班長走到接見室門口,還沒進門,就看到母親遠遠的在那邊。我不敢相信,怎麼可能從那麼遠的地方來看我,整個人不知所措,不知道該怎麼辦,要進去還是不要進去。班長推我說:「不趕快進去時間有限。」

我坐了下來,也不知道要拿電話,只是兩個人互望,班長又開始催,我們拿起電話,還是沉默。「你好不好?」我媽用客家話說。

「很好。」

「怎麼回事?」

「媽,我是被冤枉的。」

班長大吼不准說案情。我想,不可以講案情我可以講什麼?我還有什麼事可以講?我媽看着我,就沒講什麼話。班長又催:「趕快講啊。」我就逼出一句話,真的就只能逼這句話:「媽,妳放心,要好好照顧妳自己,我答應妳,一定會回馬來西亞去跟妳團圓。」就講了這麼一句話而已,我媽一直點頭一直點頭,我強忍住淚水,不敢哭,後來發現我媽抬起手來,放在窗子上面,放在那個地方,我知道我母親不敢相信我還活着,想碰碰我,知道我是否還活着,我也把我的手貼在一樣的地方,繼續忍住眼淚,我媽已經哭得像淚人一樣,一直哭,我還是繼續講:「媽,不要擔心,我一定會活着回去跟妳見面的。」

當放下話筒,她慢慢離開,我看着她的背影,撐不住了,崩潰昏倒在地,不停抽搐。這是我很痛苦的回憶。從那時我下定決心,再怎麼苦,我一定要活着。想念母親時,我會唱〈母親你在何方〉

我在外面,看到月亮時,會唱〈思鄉曲〉。這首歌是夏之秋做的……其中有一句:「在那遙遠的地方,母親盼望着遊子返鄉。」跟我那時候的心情一樣,想着70多歲高齡的母親在馬來西亞等着我回去,想着就心痛。

陳欽生

我在外面,看到月亮時,會唱〈思鄉曲〉。這首歌是夏之秋做的,他帶領武漢合唱團在香港表演時,聽到武漢淪陷,心情悲痛,於是寫了這首歌。因為武漢回不去,他帶領着合唱團到東南亞巡迴表演,也就紅遍了東南亞,其中有一句:「在那遙遠的地方,母親盼望着遊子返鄉。」跟我那時候的心情一樣,想着70多歲高齡的母親在馬來西亞等着我回去,想着就心痛。

唱歌對我們很重要,裏頭有很多精神支持我們走下去。我們綠洲山莊政治犯跟新生訓導處政治犯唱的歌不一樣,因為年代不同,他們唱很多日文、英文歌,我們已經很多國語歌了,可是他們會唱的我也會唱,因為小時候聽過。

唱歌跟講故事對我來說,是有療癒效果的方式。出獄後,我日子過得很不愉快,有兩三年時間流浪街頭很苦,很恨,恨這個社會這個國家。中華民國政府也不讓我回馬來西亞,我無法離境。直到解嚴後,整整離家20年,我才能回到馬來西亞。儘管後來有個幸福的家庭,但心理還是像大石頭壓着一樣。自從他們騙我出來講故事後,越講,我心裏石頭越來越小,越來越沒有壓力。以前我只要講故事回去就睡不着覺,講的時候很多痛苦的回憶都會出現,雖然事情過了這麼多年,還是不會消失。我慢慢調整,漸漸醒過來,但現在已經能克服,不然早就不在這個世上了。

我完成了跟媽媽的約定,1988年帶着我後來的妻子,回到馬來西亞。那時我已經拿到台灣身份證跟護照,當我抵達馬來西亞時,被移民官叫住,他請我到個房間,我心裏很害怕,心想是不是要被抓起來?同時也很心煩,一個女孩子跟着我,而家人在外頭等我,我該怎麼辦?這個馬來人看了看我,笑說:「陳先生,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以為我要抓你,別擔心,因為你第一次回國,我們想知道可以幫你什麼?」

等到小房間後,他拿出了馬來西亞身份證跟護照,說我隨時可以把這拿走,如果想要告台灣政府,馬來西亞政府會幫忙。我那時很想把這些拿走,但想到跟着我的那個女孩,怕我從此無法入境台灣,便說:「等我把這女孩送回去,再讓我想一想。」他說沒問題,想要回來隨時歡迎。後來,他們每年都寫信來問,我始終沒回應。台灣讓我很痛苦,但我的家已經在這裏。現在我一年回到綠島好多次,為了人權園區的活動,每次來都勾起我痛苦的回憶,但故事還是要一次又一次地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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