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婉婷與港產片軒然大波：當香港人（只能）在電影裡追求公義

置身政治噤聲的去勢狀態，電影作品有時扮演著稻草人的公共角色，畢竟它是這裡僅存的仍有一定創作自由、也有表達批評自由的特殊場域。

張婉婷大概從未想像過自己花費十年籌備的作品，最終會讓自己面對沉重的人格指控，在早前幾天的訪問裡，她還那麼興奮雀躍地分享自己和攝製隊如何瞞天過海，為紀錄片取得李慧詩的十幾秒訪問片段。但結果很諷刺，隨著兩名受訪女生對張婉婷表達不滿，李慧詩隨後亦公開批評電影採訪手法有欺詐成分，形容自己在不知情下被利用，只礙於香港沒有肖像權而無法阻止電影上映。

幾經發酵並背負極多不道德指控的《給十九歲的我》，最終只公映四日，便決定暫時取消放映。最後一晚的午夜場幾近爆滿（不少觀眾口裡說不，身體都很誠實）。導演張婉婷則按原定安排現身映後分享，但據指離場時被當眾辱罵「絕子絕孫」。短短幾日，張婉婷亦從一名交出真摯青春作品的導演，變成販賣少女青春，專吃人血饅頭的女魔頭 —— 也因為她已加盟「說好香港故事」的建制團隊，於是再多一個維穩導演的罵名。

再難以簡簡單單看一部本地電影

當社會現實裡被一再抽空，所有追求都落空，我們便急於找一個替代場域，用一個更高的標準去填補所有匱乏。於是，所有隱惡揚善的文本創作都是有毒的，也所以，周冠威背負著過度期待，而幾天之內，張婉婷的人格就被全盤謀殺，其實亦太苛刻。

倒不是要歸納這幾件從電影延伸而來的爭議，相提並論，但張婉婷變成「出賣」受訪者的女魔頭，還有淪為精神鴉片的《毒舌大狀》，被癡心錯付的周冠威，它們都以不同程度，反映了城中人於觀影心態上的一些改變。

或許，香港真的「復常」回到歌舞昇平的年代，但扭曲了的情緒，未必能輕易恢復。譬如今時今日，再難以簡簡單單看一部本地電影，部分觀眾再不滿足於看一部好電影，置身政治噤聲的去勢狀態，電影作品有時扮演著稻草人的公共角色，畢竟它是這裡僅存的仍有一定創作自由、也有表達批評自由的特殊場域。各種道德門檻的要求亦突然變得很高——甚至接近整個城市裡眾多範疇的最高標準，劇情片的選材和作品所傳遞的意念是否恰當，紀錄片的倫理操守是否正確。一個有良心的導演不應該交出水準以下的爛片，也一定是要人品優良的導演，才配得上一部真摯動人的紀錄片。導演人格好壞，演員有多黃、有多藍，電影投資者有什麼背景，有沒有政治隱喻、弦外之音，跟現實的政治語境距離有多遠，創作意識和動機，作品質素以外，還有很多等同情緒勒索的考慮因素。

當社會現實裡被一再抽空，所有追求都落空，我們便急於找一個替代場域，用一個更高的標準去填補所有匱乏。於是，所有隱惡揚善的文本創作都是有毒的，也所以，周冠威背負著過度期待，而幾天之內，張婉婷的人格就被全盤謀殺，其實亦太苛刻。

撇除針對張婉婷的道德指控，《給十九歲的我》不僅保存了過去十年許多珍貴的紀實片段，再進一步說，它甚至是目前最接近香港政治現實的電影作品，也是實施「國安法」後第一部將社運抗爭場面收錄而且能夠公開放映的紀錄片。周冠威做不到的事情，張婉婷反而做到，它無疑充滿時代價值，但剛好也是生不逢時，因為今日的香港觀眾彌漫著嚴謹的道德情緒，以前或許不當一回事，如今卻再也無法容讓張婉婷的傲慢、取巧，以及對拍攝者的苛索剝削。或許，張婉婷也將這部紀錄片的時代性看得太重，是一部她的《十年》，卻從未脫下她的招牌墨鏡，忽略了她眼前的、在電影裡被放得最大的幾名女生的感受。

撫心自問，我也確實曾被《給十九歲的我》所感動，一度錯信了美好的師生校園關係。結果，每一個曾經入場觀看電影的人，都參與了這場欺瞞與剝削。然而，難過的不只是事後得悉幾名受訪者被導演「出賣」，或是觀眾不知不覺成為了共犯，而是讀及女生們憶述拍攝紀錄片期間的無奈和憤怒，被掌權一方蹂躪的痛苦，而明明活在這幾年的香港，我們對這些不公義的事情都有過非常深切的體會。

《給十九歲的我》不僅保存了過去十年許多珍貴的紀實片段，再進一步說，它甚至是目前最接近香港政治現實的電影作品，也是實施「國安法」後第一部將社運抗爭場面收錄而且能夠公開放映的紀錄片。周冠威做不到的事情，張婉婷反而做到。

撤回《給十九歲的我》的決定，思前想後還是令人扼腕，縱然張婉婷犯錯，違反拍攝道德，但電影明顯有著拍攝者當刻所不知曉、也無從預見的珍貴價值，它無意中將一些今日早已被粉刷掉的不公義，永遠保存在底片裡。但偏偏，它最終也成為這十年裡愈見不公義的世道的一部分，而且同樣永遠伴隨這部電影，留在受訪者和觀眾心裡。

這可能是一部兩敗、甚至三敗俱傷——導演、受訪者、觀眾——的失敗紀錄片，但也可能是一場更真實的見證。在紀錄片所窺看的十年裡，那幾個女生一直被定義了她們如何「反叛」和「成長」。但她們真正的成長，不在電影裡，是在電影完成直到上映的過程裡。今日她們已經長大，懂得發聲捍衛自己的人生，隨即推翻了成年人、導演和攝製隊一廂情願的想法。紀錄片裡，她們是被校方、導演選中的扯線娃娃，但現實中，她們正是主宰這部電影的主角。是她們一直被低估了的真正「反叛」，最終成功翻案，撤回了這部電影。

但更衷心期望她們會抱著這份「反叛」的覺悟，原諒這並不只是一部傷害過她們，侵犯了她們青春的紀錄片，它同時閃過一些片段，為一些時間點留下相當重要的註腳。也但願輿論視線和心力能夠從此離棄她們，因為《給十九歲的我》已經暫告一段落，喜歡不喜歡這部電影都好，它只是一部兩小時的紀錄片，被紀錄下來的事情，以及那些錯失，再殘酷都無法完全「浸死」張婉婷與幾名受訪女生的未來。但要記得，就在《給十九歲的我》取消放映的同一日，逐漸被坊間淡忘的 47 人案，推延近兩年後正式開審。

這可能是一部兩敗、甚至三敗俱傷——導演、受訪者、觀眾——的失敗紀錄片，但也可能是一場更真實的見證。在紀錄片所窺看的十年裡，那幾個女生一直被定義了她們如何「反叛」和「成長」。但她們真正的成長，不在電影裡，是在電影完成直到上映的過程裡。

黃子華在《毒舌大狀》裡一直說著鏗鏘的對白，良心不死，便可以打動陪審團，共同捍衛公義，但我們所熟悉的道德倫理，都不適用於剛剛「上映」的這一宗「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首案，因為它完全合法地取消了陪審團。當我們在電影裡追求公義的時候，當我們批評電影作品有違公義的時候，明明有著更大的不公義就在前面，但我們只能買張戲票，對號入座，用狂熱掩飾對政治現實的冷淡，迴避對一切無力扭轉的事情已失去知覺。

最高判處無期徒刑或監禁十年以上的 47 人案，「映期」預計長達三個月。但無論喜歡不喜歡，於可見的日子裡都不會有爭議、翻案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