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較勁少年，一部電影背後的音樂工業三十年

一部經典電影修復，三十年後再上映。台前幕後，當年才情縱橫的年輕參與者，如今每個人都沉澱出自己的江湖傳奇。當《少年吔，安啦！》修復版重回台灣大銀幕，群星璀璨自不必說，觀眾的熱情也終於支撐起片方的底氣：上畫首週票房破300萬，打破歷來數位修復電影在台開片紀錄。如今，當年的操盤手終於可以笑談，三十年前那場「失敗」——票房鎩羽、影展落空，是「被低估、錯過」，「當年是走的太前面了！」現在揚眉吐氣，實至名歸。

經典向新世代觀眾揮手，新世代向經典敬禮，這原本是一個可以完美落幕的大和解、大團圓結局了。

偏偏有人在既定的節奏外，橫生音符，另起新灶。開新局的人是倪重華，三十年前擔任《少年吔，安啦！》原聲帶監製。他深耕流行音樂產業多年，創辦「真言社」打造伍佰、張震嶽、林強等眾多音樂人，擔任過MTV頻道大中華區副總裁、春秋影業台灣總經理等經理人職務，一向喜歡於無人處開創新流派、發掘新樂手、琢磨新市場、新模式，人人稱他台灣搖滾教父。

三十年前他為電影監製的原聲大碟，再聽仍是澎湃：林強、羅大佑、侯孝賢⋯⋯不過他說，自己「不想炒冷飯」，於是串連零零後嘻哈歌手，直接推出一張新合輯，定位為「30週年致敬合輯」。7月17日，七組台灣嘻哈歌手（「臭屁嬰仔」、嘻哈二人組Asiaboy 禁藥王 & Lizi 栗子、W. Lin韋恩林、潮州土狗feat. 五木、Gambler、潤少＆OAC、夏沐），帶著七首全新單曲登場，在《少年吔，安啦！》4K修復版電影上映時，也舉行自己的音樂會首秀。

「我覺得這個世代應該用嘻哈來詮釋。但真的問了他們才知道，原來他們也都看少年安！」

倪重華說，原本給專輯想的名字不是「致敬」，是「較勁」。他一邊說一邊笑，眼神裡是滿滿少年氣的得意，好像在說「不錯吧？」但終究在產業浸泡多年，也明白市場分寸，當合輯與宣傳上線，飛揚的嘻哈青春，還是首先向經典「致敬」。

嘻哈大碟這一齣，究竟從哪裡來？跟三十年前那一張，有什麼樣不同的背景？倪重華說的很輕鬆：

「修復版剛出來那天，我們去看。看完第二天早上，我起來一想，這片子做的跟新的一樣，我好像應該做點新東西。開始我只想做一首。後來就變成了四首，然後就變成七首。現在可能還會增加⋯⋯」

等一等，等一等。我打斷玩鬧一樣的教父：「究竟是，怎麼長出來的？」

解嚴後的黃金年代

「我想用這部電影來帶這張專輯，伍佰寫了兩首歌，我想把（伍佰）這些人都帶起來⋯⋯幻境就這樣構建起來。那時大家信心滿滿，結果，事與願違。」

怎麼長出來的？倪重華陷入沉思，甚至開始問身邊的老友。他常說自己不擅回憶，只向前看。但真要說，過去三十年到三十天的經歷，他從音樂工業的底層邏輯精準切入，三十分鐘就講清楚：

「1989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得了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少年吔，安啦！》是侯孝賢得獎後，監製的第一部電影。當時大家信心滿滿，就設定目標：要走影展，要去國際市場。」

對1990年代的台灣電影圈來說，國際市場就等於歐洲和日本。倪重華說：「我們也不懂，當時整個台灣去過國際影展的也就那麼幾個人！」

那時正是台灣解嚴，一切皆有可能的年代。1987年，政府頒佈解除戒嚴令，行政院新聞局逐步鬆開對大眾文化的箝制。媒體、電影、音樂在大爆發的黃金年代，同時，也是股市破萬點、「台灣錢淹腳目」的經濟起飛時。

倪重華當時剛從日本念書回來，在日本影音公司波麗佳音做副總經理負責製作部，詹宏志是總經理。倪重華也在滾石旗下成立「真言社」，以獨立廠牌的精神發掘新生代音樂人和音樂作品。

林強就在「真言社」橫空出世，1990年推出台語流行音樂大碟《向前走》，時尚批判風格一改過去台語歌悲悶苦情的日本演歌曲風，大賣四十萬張，創下台語專輯新紀錄，也獲得金曲獎最佳年度歌曲獎，甚至被稱為開創了「新台語歌運動」。詹宏志在當時的專輯介紹中寫：「《向前走》是打破語言壓迫，創造唱片市場分配新格局的代表作。」

也是在這個時候，倪重華和詹宏志等朋友們遇上了《少年吔，安啦！》這部電影。林強之後，倪重華正想要推伍佰。「我想用這部電影來帶這張專輯，伍佰寫了兩首歌，我想把（伍佰）這些人都帶起來。」

「幻境就這樣構建起來。那時大家信心滿滿，結果，事與願違。」

伍佰為什麼沒有一砲而紅？

「唯一的體育館燒了，整個演唱會技術的發展延遲了快20年。」

電影票房失利，陣容強勁的音樂專輯當時也只賣了五萬張。比起林強的四十萬張個人大碟差了很遠。

為什麼沒賣成？回頭想來，倪重華覺得自己當時瞄準國際市場、給專輯定位的藍調搖滾曲風，對於當時的台灣市場來說，過於激進了。

「1992年的台灣音樂市場，是張學友、小虎隊、王傑。我們在中間非常怪。」

伍佰也並沒有像林強那樣，一砲而紅。

「林強點燃了台灣音樂本土化爆炸的那一點，以前講台語都是土的，到了林強——哎怎麼出來這麼一個小孩！這麼時髦，唱唱跳跳，從林強開始，大家覺得講台語是酷的。林強很帥，當時包裝、穿著打扮也很用心，一萬多塊錢的牛仔褲，潮牌夾克。」

「但伍佰就不行。」倪重華無奈地說：「導演徐小明上電視節目，費了好大勁才讓伍佰能上去唱歌。我就聽到導播在裡頭說，這哪裡來的人？趕快錄一錄就完了！最後播也不讓播。長相不行！」

伍佰是倪重華發掘的歌手，他知道，每個看過伍佰現場演出的人都一定會被震撼。但問題是，有機會看到的人並不多。

「90年代的生活型態，最大影響的是KTV。KTV興起需要大量內容，全部人都在做那個。歌曲需要好唱、好聽、易懂，歌手要好看。」倪重華說。因為這樣的市場需求，那時的音樂產業都在做CD，歌手照片要靚麗地印在封面上，沒人做現場演出。

「以前台灣live都唱西洋歌，沒有唱國語歌的。伍佰算是第一個開始。」

「而我們硬要幹live house，完全是反潮流。」堅持做live，也跟倪重華在對產業趨勢的判斷有關。「八零年代開始，全世界MTV頻道出來，音樂開始影像化。演唱會開始興起，Michael Jackson開始世界巡迴。以前我在日本，看到遍地都是演唱會。我覺得未來一定在這裡，不能只賣CD，要把演唱會做好。我的公司一開始就做演唱會。一開始什麼都要學，做齊秦和齊豫的演唱會，要找英國的樂隊，美國的錄音師，日本的燈光來，才做得起來。」

「後來中華體育館燒了，就做不下去。沒有辦法做了，只好乖乖做唱片。」

中華體育館當時是台灣唯一的室內大型演出場地，但1988年底毀於一場因為煙花燃放不當而引發的大火。這之後，一直到2005年臺北小巨蛋啟用，台灣的大型演出場地缺失了整整17年。

「他媽的。」倪重華講到這裡，忍不住感嘆：「唯一的體育館燒了，整個演唱會技術的發展延遲了快20年。中間演出都沒有場地，要麼就在戶外，Michael Jackson來台灣演出都在戶外。但台灣的雨水多，戶外很危險，一般人不敢做。香港起碼有個紅磡，紅館就支撐了演唱會的發展。」

從息壤到Live-A-Go-Go

「台灣的問題是市場太小，單靠串流賣版權也收不到錢，必須要做現場演出、演唱會。像伍佰這樣的歌手，收入也主要是靠演出、演唱會。」

像伍佰這樣的現場型音樂人，直接發CD不易成功，《少年吔，安啦！》也沒有成功，於是就在小型live house慢慢唱。

「先找兩百多人的息壤，後來慢慢到了五百多人的 Live-A-Go-Go，一個禮拜唱兩天，禮拜五禮拜六，唱了好幾年。」倪重華說：「那時去這些場地看演出的都是媒體圈、廣告圈、文化圈。慢慢累積，群眾基礎夠了，再出片，就慢慢上去了。」

這條從社群開始累積的成功之路，看似緩慢辛苦，卻留下無數的養分。

伍佰在《鏗鏘真言》中曾有一段回憶：「息壤的音響奇爛無比，唱到喉嚨都長繭，但在那卻得到前所未有的經驗，看到各種不同的人，本來不起眼的東西，在那裏都會起化學反應。」那時的台北live house，侯孝賢、陳國富、陳明章、陳昇這些人都是常客，也常上台一起唱、一起玩。

更重要的是，這條從社群深耕開始的道路，在音樂工業因為技術浪潮衝擊而遭遇斷崖式轉型時，令大唱片時代不算成功的伍佰，反而成了社群時代，少數走得遠、站得穩的音樂人。

倪重華回憶，台灣唱片公司的好年景，2000年就已經到頂，之後就一路下滑。「以前是五大唱片公司，三家決定，唱片就漲價了，消費者沒法抗拒。到MP3出來，整個市場顛覆掉了。流行音樂工業也瓦解了一大半。」

對於今天的新世代音樂人來說，從live house唱現場，從100人、200人開始積累社群，是理所當然的事。

《少年吔，安啦！》到現在三十年，工業和流行音樂的型態經過了好幾輪變化。「以全世界來講，串流服務的出現讓唱片業復甦了，賣版權可以收到錢。但是分錢的機制不透明，最後回到藝人手上沒有多少。而台灣的問題是市場太小，單靠串流賣版權也收不到錢，必須要做現場演出、演唱會。像伍佰這樣的歌手，收入也主要是靠演出、演唱會。」

「這個世代應該用嘻哈來詮釋」

「我問饒舌廠牌混血兒的老闆，有沒有看過少年安，他說看了三十遍！我才知道原來這部電影在嘻哈圈這麼有影響。」

而倪重華對現場演出的重視和熱情，一如既往。他也因此很早就開始做嘻哈音樂。

2018年金曲最佳演唱組合的得獎團體頑童 MJ116，講了一段引言，幾乎是一段台灣嘻哈音樂簡史：「1991年 L.A. Boyz 參加五燈獎，那是 Hip–hop 第一次出現在台灣主流平台，2004年宋岳庭得到金曲最佳作詞人獎，2007年 MC HotDog 獲得金曲最佳專輯獎，2018年頑童獲得最佳演唱組合獎⋯⋯每次有嘻哈音樂人登上金曲舞台，入圍也好、得獎也好，所有的嘻哈音樂廠牌都會團結在一起為他們加油打氣⋯⋯因為這裡是華語嘻哈的發源地。」

從 L.A. Boyz 開始，倪重華就有意識地在發掘、製作嘻哈類型歌手。他也提到近年來中國大陸的《中國有嘻哈》等現場演出真人秀節目的火爆，也啟發了非常多的台灣新世代嘻哈音樂人。

看到《少年吔，安啦！》修復版時，他隱約覺得，90年代的江湖少年有自己的語言，00年代的也有，如果說當年的語言是搖滾，今天就應該是嘻哈。「我覺得這個世代應該用嘻哈來詮釋。但真的問了他們才知道，原來他們也都看少年安！」

「我問饒舌廠牌混血兒的老闆，有沒有看過少年安，他說看了三十遍！我才知道原來這部電影在嘻哈圈這麼有影響。」倪重華說，「但他們這批藝人都賺不到錢。因為嘻哈都罵髒話，校園進不去，政府場沒辦法接，商業贊助不容易，歌在夜市放，鄰居也都覺得你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只能在夜店唱。」

「我說，那我們要不要試試這個，就以這個電影為主題，來唱新歌。」

大流氓音樂家與去中心的創作生長

「我爸58歲，他就是電影裡演的那樣子。我爸以前不聽我的歌，不知道我在幹嘛。直到我開始寫台語歌。台語裡很多俗諺，是我爸不經意會講的，我也被影響⋯⋯」

22歲的饒舌歌手Gambler，就是其中一個被邀請來參與這張專輯的年輕歌手。

在做音樂之前，Gambler是機械工廠的技術員，每天都在流水線上工作。他說自己有天一邊開堆高機，一邊在想：18-30歲就一次，這真是我自己想做的事嗎？

「我就開始回想，回想自己最想要做什麼事。本來我想當個大流氓⋯⋯啊，就是幫派啦。」Gambler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身邊有些幫派朋友，全身上下都是名牌，手提包裡都是錢。好像也不錯！但發現他們都是一個人，無牽無掛。我還有家裡人，蠻多顧慮的。」「想一想發現，我還蠻喜歡饒舌音樂，聽很多，那時也有嘻哈節目，嘻哈開始變得很多人開始做。我覺得天時地利，就把工作辭掉，開始自己學，自己唱。」

「我自己是寫一些比較兇的主題」，Gambler提到少年安這部電影是父親介紹給他，給了他大量的啟發。「我爸58歲，他就是電影裡演的那樣子。」他甚至是因為這部電影，才開始理解父親以前的經歷，父親講台語的風格。「我爸以前不聽我的歌，不知道我在幹嘛。直到我開始寫台語歌，他就開始聽。台語裡很多俗諺，是我爸不經意會講的，我也被影響。我爸對我的歌多半會有的評價是：『你可以換這樣子寫，也許會更兇。』」

Gambler一邊講，倪重華在旁邊一邊認真聽。他說自己喜歡現在這樣「去中心化」的創作方式，彷彿也是接續了三十年前侯孝賢導演在《少年吔，安啦！》裡即興導演的方法：
「這一張專輯最特別的是，我沒有預算喔。我們以前都是大預算砸進來，要『製作』。這一次我跟每個樂手和公司講，我沒有錢，只是有個主題，大家自己做，母帶是你的，版權也是你的。你們每一個人跟這個主題的連結都不同，都有自媒體，有自己的流量，不像以前只能聽唱片公司擺佈。」

「喔只有一個要求，我拜託他們儘量不要罵髒話，因為要宣傳⋯⋯」倪重華大笑。「所以真的沒有嗎？」「有一點點⋯⋯沒那麼嚴重啦！」

倪重華說，自己並不知道這張致敬的專輯會不會停在第七首歌，或者第八首歌，還是會順著這樣社群的流動和碰撞，繼續生長。「也許遇到一個人，就再長出一首歌，甚至再長出第二套《少年吔，安啦！》，誰知道呢？」

少年較勁少年，或許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