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较劲少年，一部电影背后的音乐工业三十年

一部经典电影修复，三十年后再上映。台前幕后，当年才情纵横的年轻参与者，如今每个人都沉淀出自己的江湖传奇。当《少年吔，安啦！》修复版重回台湾大银幕，群星璀璨自不必说，观众的热情也终于支撑起片方的底气：上画首周票房破300万，打破历来数位修复电影在台开片纪录。如今，当年的操盘手终于可以笑谈，三十年前那场“失败”——票房铩羽、影展落空，是“被低估、错过”，“当年是走的太前面了！”现在扬眉吐气，实至名归。

经典向新世代观众挥手，新世代向经典敬礼，这原本是一个可以完美落幕的大和解、大团圆结局了。

偏偏有人在既定的节奏外，横生音符，另起新灶。开新局的人是倪重华，三十年前担任《少年吔，安啦！》原声带监制。他深耕流行音乐产业多年，创办“真言社”打造伍佰、张震岳、林强等众多音乐人，担任过MTV频道大中华区副总裁、春秋影业台湾总经理等经理人职务，一向喜欢于无人处开创新流派、发掘新乐手、琢磨新市场、新模式，人人称他台湾摇滚教父。

三十年前他为电影监制的原声大碟，再听仍是澎湃：林强、罗大佑、侯孝贤⋯⋯不过他说，自己“不想炒冷饭”，于是串连零零后嘻哈歌手，直接推出一张新合辑，定位为“30周年致敬合辑”。7月17日，七组台湾嘻哈歌手（“臭屁婴仔”、嘻哈二人组Asiaboy 禁药王 & Lizi 栗子、W. Lin韦恩林、潮州土狗feat. 五木、Gambler、润少＆OAC、夏沐），带著七首全新单曲登场，在《少年吔，安啦！》4K修复版电影上映时，也举行自己的音乐会首秀。

“我觉得这个世代应该用嘻哈来诠释。但真的问了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也都看少年安！”

倪重华说，原本给专辑想的名字不是“致敬”，是“较劲”。他一边说一边笑，眼神里是满满少年气的得意，好像在说“不错吧？”但终究在产业浸泡多年，也明白市场分寸，当合辑与宣传上线，飞扬的嘻哈青春，还是首先向经典“致敬”。

嘻哈大碟这一出，究竟从哪里来？跟三十年前那一张，有什么样不同的背景？倪重华说的很轻松：

“修复版刚出来那天，我们去看。看完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一想，这片子做的跟新的一样，我好像应该做点新东西。开始我只想做一首。后来就变成了四首，然后就变成七首。现在可能还会增加⋯⋯”

等一等，等一等。我打断玩闹一样的教父：“究竟是，怎么长出来的？”

解严后的黄金年代

“我想用这部电影来带这张专辑，伍佰写了两首歌，我想把（伍佰）这些人都带起来⋯⋯幻境就这样构建起来。那时大家信心满满，结果，事与愿违。”

怎么长出来的？倪重华陷入沉思，甚至开始问身边的老友。他常说自己不擅回忆，只向前看。但真要说，过去三十年到三十天的经历，他从音乐工业的底层逻辑精准切入，三十分钟就讲清楚：

“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得了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少年吔，安啦！》是侯孝贤得奖后，监制的第一部电影。当时大家信心满满，就设定目标：要走影展，要去国际市场。”

对1990年代的台湾电影圈来说，国际市场就等于欧洲和日本。倪重华说：“我们也不懂，当时整个台湾去过国际影展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那时正是台湾解严，一切皆有可能的年代。1987年，政府颁布解除戒严令，行政院新闻局逐步松开对大众文化的箝制。媒体、电影、音乐在大爆发的黄金年代，同时，也是股市破万点、“台湾钱淹脚目”的经济起飞时。

倪重华当时刚从日本念书回来，在日本影音公司波丽佳音做副总经理负责制作部，詹宏志是总经理。倪重华也在滚石旗下成立“真言社”，以独立厂牌的精神发掘新生代音乐人和音乐作品。

林强就在“真言社”横空出世，1990年推出台语流行音乐大碟《向前走》，时尚批判风格一改过去台语歌悲闷苦情的日本演歌曲风，大卖四十万张，创下台语专辑新纪录，也获得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甚至被称为开创了“新台语歌运动”。詹宏志在当时的专辑介绍中写：“《向前走》是打破语言压迫，创造唱片市场分配新格局的代表作。”

也是在这个时候，倪重华和詹宏志等朋友们遇上了《少年吔，安啦！》这部电影。林强之后，倪重华正想要推伍佰。“我想用这部电影来带这张专辑，伍佰写了两首歌，我想把（伍佰）这些人都带起来。”

“幻境就这样构建起来。那时大家信心满满，结果，事与愿违。”

伍佰为什么没有一砲而红？

“唯一的体育馆烧了，整个演唱会技术的发展延迟了快20年。”

电影票房失利，阵容强劲的音乐专辑当时也只卖了五万张。比起林强的四十万张个人大碟差了很远。

为什么没卖成？回头想来，倪重华觉得自己当时瞄准国际市场、给专辑定位的蓝调摇滚曲风，对于当时的台湾市场来说，过于激进了。

“1992年的台湾音乐市场，是张学友、小虎队、王杰。我们在中间非常怪。”

伍佰也并没有像林强那样，一砲而红。

“林强点燃了台湾音乐本土化爆炸的那一点，以前讲台语都是土的，到了林强——哎怎么出来这么一个小孩！这么时髦，唱唱跳跳，从林强开始，大家觉得讲台语是酷的。林强很帅，当时包装、穿著打扮也很用心，一万多块钱的牛仔裤，潮牌夹克。”

“但伍佰就不行。”倪重华无奈地说：“导演徐小明上电视节目，费了好大劲才让伍佰能上去唱歌。我就听到导播在里头说，这哪里来的人？赶快录一录就完了！最后播也不让播。长相不行！”

伍佰是倪重华发掘的歌手，他知道，每个看过伍佰现场演出的人都一定会被震撼。但问题是，有机会看到的人并不多。

“90年代的生活型态，最大影响的是KTV。KTV兴起需要大量内容，全部人都在做那个。歌曲需要好唱、好听、易懂，歌手要好看。”倪重华说。因为这样的市场需求，那时的音乐产业都在做CD，歌手照片要靓丽地印在封面上，没人做现场演出。

“以前台湾live都唱西洋歌，没有唱国语歌的。伍佰算是第一个开始。”

“而我们硬要干live house，完全是反潮流。”坚持做live，也跟倪重华在对产业趋势的判断有关。“八零年代开始，全世界MTV频道出来，音乐开始影像化。演唱会开始兴起，Michael Jackson开始世界巡回。以前我在日本，看到遍地都是演唱会。我觉得未来一定在这里，不能只卖CD，要把演唱会做好。我的公司一开始就做演唱会。一开始什么都要学，做齐秦和齐豫的演唱会，要找英国的乐队，美国的录音师，日本的灯光来，才做得起来。”

“后来中华体育馆烧了，就做不下去。没有办法做了，只好乖乖做唱片。”

中华体育馆当时是台湾唯一的室内大型演出场地，但1988年底毁于一场因为烟花燃放不当而引发的大火。这之后，一直到2005年台北小巨蛋启用，台湾的大型演出场地缺失了整整17年。

“他妈的。”倪重华讲到这里，忍不住感叹：“唯一的体育馆烧了，整个演唱会技术的发展延迟了快20年。中间演出都没有场地，要么就在户外，Michael Jackson来台湾演出都在户外。但台湾的雨水多，户外很危险，一般人不敢做。香港起码有个红磡，红馆就支撑了演唱会的发展。”

从息壤到Live-A-Go-Go

“台湾的问题是市场太小，单靠串流卖版权也收不到钱，必须要做现场演出、演唱会。像伍佰这样的歌手，收入也主要是靠演出、演唱会。”

像伍佰这样的现场型音乐人，直接发CD不易成功，《少年吔，安啦！》也没有成功，于是就在小型live house慢慢唱。

“先找两百多人的息壤，后来慢慢到了五百多人的 Live-A-Go-Go，一个礼拜唱两天，礼拜五礼拜六，唱了好几年。”倪重华说：“那时去这些场地看演出的都是媒体圈、广告圈、文化圈。慢慢累积，群众基础够了，再出片，就慢慢上去了。”

这条从社群开始累积的成功之路，看似缓慢辛苦，却留下无数的养分。

伍佰在《铿锵真言》中曾有一段回忆：“息壤的音响奇烂无比，唱到喉咙都长茧，但在那却得到前所未有的经验，看到各种不同的人，本来不起眼的东西，在那里都会起化学反应。”那时的台北live house，侯孝贤、陈国富、陈明章、陈升这些人都是常客，也常上台一起唱、一起玩。

更重要的是，这条从社群深耕开始的道路，在音乐工业因为技术浪潮冲击而遭遇断崖式转型时，令大唱片时代不算成功的伍佰，反而成了社群时代，少数走得远、站得稳的音乐人。

倪重华回忆，台湾唱片公司的好年景，2000年就已经到顶，之后就一路下滑。“以前是五大唱片公司，三家决定，唱片就涨价了，消费者没法抗拒。到MP3出来，整个市场颠覆掉了。流行音乐工业也瓦解了一大半。”

对于今天的新世代音乐人来说，从live house唱现场，从100人、200人开始积累社群，是理所当然的事。

《少年吔，安啦！》到现在三十年，工业和流行音乐的型态经过了好几轮变化。“以全世界来讲，串流服务的出现让唱片业复苏了，卖版权可以收到钱。但是分钱的机制不透明，最后回到艺人手上没有多少。而台湾的问题是市场太小，单靠串流卖版权也收不到钱，必须要做现场演出、演唱会。像伍佰这样的歌手，收入也主要是靠演出、演唱会。”

“这个世代应该用嘻哈来诠释”

“我问饶舌厂牌混血儿的老板，有没有看过少年安，他说看了三十遍！我才知道原来这部电影在嘻哈圈这么有影响。”

而倪重华对现场演出的重视和热情，一如既往。他也因此很早就开始做嘻哈音乐。

2018年金曲最佳演唱组合的得奖团体顽童 MJ116，讲了一段引言，几乎是一段台湾嘻哈音乐简史：“1991年 L.A. Boyz 参加五灯奖，那是 Hip–hop 第一次出现在台湾主流平台，2004年宋岳庭得到金曲最佳作词人奖，2007年 MC HotDog 获得金曲最佳专辑奖，2018年顽童获得最佳演唱组合奖⋯⋯每次有嘻哈音乐人登上金曲舞台，入围也好、得奖也好，所有的嘻哈音乐厂牌都会团结在一起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这里是华语嘻哈的发源地。”

从 L.A. Boyz 开始，倪重华就有意识地在发掘、制作嘻哈类型歌手。他也提到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中国有嘻哈》等现场演出真人秀节目的火爆，也启发了非常多的台湾新世代嘻哈音乐人。

看到《少年吔，安啦！》修复版时，他隐约觉得，90年代的江湖少年有自己的语言，00年代的也有，如果说当年的语言是摇滚，今天就应该是嘻哈。“我觉得这个世代应该用嘻哈来诠释。但真的问了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也都看少年安！”

“我问饶舌厂牌混血儿的老板，有没有看过少年安，他说看了三十遍！我才知道原来这部电影在嘻哈圈这么有影响。”倪重华说，“但他们这批艺人都赚不到钱。因为嘻哈都骂脏话，校园进不去，政府场没办法接，商业赞助不容易，歌在夜市放，邻居也都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只能在夜店唱。”

“我说，那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个，就以这个电影为主题，来唱新歌。”

大流氓音乐家与去中心的创作生长

“我爸58岁，他就是电影里演的那样子。我爸以前不听我的歌，不知道我在干嘛。直到我开始写台语歌。台语里很多俗谚，是我爸不经意会讲的，我也被影响⋯⋯”

22岁的饶舌歌手Gambler，就是其中一个被邀请来参与这张专辑的年轻歌手。

在做音乐之前，Gambler是机械工厂的技术员，每天都在流水线上工作。他说自己有天一边开堆高机，一边在想：18-30岁就一次，这真是我自己想做的事吗？

“我就开始回想，回想自己最想要做什么事。本来我想当个大流氓⋯⋯啊，就是帮派啦。”Gambler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身边有些帮派朋友，全身上下都是名牌，手提包里都是钱。好像也不错！但发现他们都是一个人，无牵无挂。我还有家里人，蛮多顾虑的。”“想一想发现，我还蛮喜欢饶舌音乐，听很多，那时也有嘻哈节目，嘻哈开始变得很多人开始做。我觉得天时地利，就把工作辞掉，开始自己学，自己唱。”

“我自己是写一些比较凶的主题”，Gambler提到少年安这部电影是父亲介绍给他，给了他大量的启发。“我爸58岁，他就是电影里演的那样子。”他甚至是因为这部电影，才开始理解父亲以前的经历，父亲讲台语的风格。“我爸以前不听我的歌，不知道我在干嘛。直到我开始写台语歌，他就开始听。台语里很多俗谚，是我爸不经意会讲的，我也被影响。我爸对我的歌多半会有的评价是：‘你可以换这样子写，也许会更凶。’”

Gambler一边讲，倪重华在旁边一边认真听。他说自己喜欢现在这样“去中心化”的创作方式，仿佛也是接续了三十年前侯孝贤导演在《少年吔，安啦！》里即兴导演的方法：
“这一张专辑最特别的是，我没有预算喔。我们以前都是大预算砸进来，要‘制作’。这一次我跟每个乐手和公司讲，我没有钱，只是有个主题，大家自己做，母带是你的，版权也是你的。你们每一个人跟这个主题的连结都不同，都有自媒体，有自己的流量，不像以前只能听唱片公司摆布。”

“喔只有一个要求，我拜托他们尽量不要骂脏话，因为要宣传⋯⋯”倪重华大笑。“所以真的没有吗？”“有一点点⋯⋯没那么严重啦！”

倪重华说，自己并不知道这张致敬的专辑会不会停在第七首歌，或者第八首歌，还是会顺著这样社群的流动和碰撞，继续生长。“也许遇到一个人，就再长出一首歌，甚至再长出第二套《少年吔，安啦！》，谁知道呢？”

少年较劲少年，或许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