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亂局︰初確長者被困劏房9天，無人接聽的求診電話

大年初一，70歲的陳財和太太李悅玲如常到酒樓喝茶，不久，電話響起港府應用程式「安心出行」的通知聲效：酒樓有人確診。檢測後幾天，陳財開始全身骨痛、發熱。2月8日，他收到衞生署電話指他初步確診，他於是到明愛醫院急症室求助。許多人在醫院門外的隔離區等候，陳財看着醫院室內發出微弱的光，忍不住打給正在處理急症登記的李悅玲，說「很冷」。

在急症室等候約5小時多後，醫生判斷陳財不算重症，如果要等床位，起碼要等兩三天，喚他回家等候。凌晨一點，兩個老人又按醫管局呼籲坐的士回到深水埗約60呎的劏房裏頭。按政府電話的指示，他們執拾好行李袋，在家中等待接送隔離的政府人員。

但他們足足等了9天，衞生署人員仍未上門。

2月17日，香港新型冠狀病毒個案達6116宗單日確診、6300宗初步確診，是疫情以來的高峰。今年1月14日，香港爆發第五波疫情，從年初到2月16日為止，共出現16600宗確診，已超越過去兩年疫情的總和。確診數字急升，醫管局的隔離病床很快便爆滿。

天文台預報今日（18日）起，香港即將迎來寒流。但是，明愛醫院、博愛醫院門外接連出現露天病床。冷雨天中，長者披上毛氈和鋁製太空毯，在戶外的床上等候治療。陳財想起求診那一晚，他同樣在寒冷中顫抖等候，「有什麼理由這樣對市民？感染已經很慘，你要找個有安全感的地方安置我們吧。」

這星期，食物及衞生局、醫管局不斷更新染疫者的分流措施。變種病毒Omicron高速傳播，香港政府仍強調「清零」圍封強檢政策，但醫院已無法吸收所有病患，逼使確診者和家屬在社區「與病毒共存」。

在這吊詭的局面裏，香港人如何面對生活和生存的種種困難，和未知的未來？

初確長者被困劏房9天，「何必偏偏選中我？」

圍困9天，陳財和李悅玲每天看着電視新聞播放最新動態：2月9日，單日確診數目首破千。2月13日，醫管局宣布新分流措施，呼籲輕症患者在家等候安排入院。他們聽從指示，不敢出門，只靠社工代買消毒藥水、雞蛋，放在電梯口。

幾天以來，陳財不斷咳嗽、發熱和發冷，也有呼吸困難的情況，「渾身那種痛是入骨的。」李悅玲戴上口罩照顧他，替他穿厚衣羽絨。每天，她蒸熟僅餘的臘腸，煮些粉麵，「但老公也沒胃口。」她正職是清潔工，習慣把家清洗得乾淨，常常用漂白水清潔廁所渠口。如果不是社工幫忙買物資，他們的食物和漂白水一早用光。

陳財今年70歲，以前做過裝修、送貨，早年退休，靠52歲的太太每月約1萬多港元收入維持二人生活。他們家位處人口密集的深水埗區，在一劏7戶的單位裏，打開門左邊是鋅盆，右邊是廁所，廚具洗淨掛在馬桶旁邊。一個雪櫃、一張雙人床塞滿了單位，每月租金盛惠4500港元。「地方只有那麼幾十呎，怎樣避？」

隔離頭幾天，李悅玲一直未收到陰性結果。「如果我間屋一廳一房，我都可以分開睡。」她害怕受感染，先是和陳財「頭對腳」地睡同一張床，後來轉到廚房和廁所之間，在寒冷的地板上舖上膠墊和被單，瑟縮着睡覺。吃飯的時候，她站到門邊吃，又把兩個人的衣服分開洗。

李悅玲很少看見先生陳財哭。最近又有100歲的女患者染疫後離世，陳財本身也有高血壓，怕成為其中一個。他怪自己當年划艇偷渡來港後，年少不努力才會住劏房，輪候4年仍未能上公屋，一天，陳財流着眼淚說，擔心累倒她，「攬住一齊死。這是居家隔離嗎？這是居家感染。」又無端端哼起歌：「何必偏偏選中我？」

翌日晚上，她終於收到陰性檢測結果，歡天喜地告知陳財，「他說終於見到我笑，說看我一夜老了許多，皺紋又多了。明明我以前是開心果，他很擔心。」

他們的情況不是孤例。這星期，確診後須留在家中檢疫的市民陸續接受傳媒訪問，稱仍未獲送往治療，擔心家人受感染。

目前，公立醫院的隔離病床已經臨近爆滿﹐局方決定先照顧重症者、長者及兒童。截至2月17日，有2866名確診和初步確診的病人，在公立醫院、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醫院管理局傳染病中心，亞洲國際博覽館接受治療，另有約2100人在竹篙灣社區設施隔離中；港府於15日宣布，會借用兩個新落成公屋邨3000多個單位作隔離用，也擬徵用酒店及大學宿舍。醫管局相信數千病人正等候入院，香港電台引述消息指等候人數破萬。

社交媒體陸續爆出抗疫醫護的呼喊聲。醫管局宣布，近日已削減4至5成的非緊急服務、預約檢查和覆診，病房陪產亦會暫停。香港抗疫遇上重大挑戰，公立醫院內科醫生楊穆琳對端傳媒表示，目前整體醫療系統運作仍能撐住，但針對新冠病毒的醫學資源確實不足，「現在的問題是市民驗出呈陽性，但根本沒有隔離床位，空氣會經消毒的負壓病房有限，已經全爆了。」

她解釋，香港以往的確診個案數量有限，政府能吸收所有陽性個案並送往醫療機構。最初，因為未清楚新冠肺炎的嚴重程度，目標都是把病人送入隔離病房。過後，不少輕症病人逐漸出現，於是政府參考武漢火神山醫院，設立亞洲國際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等，讓這些不需治療的輕症者接受醫學監察，如有問題再直送醫院。

「以前這一套運行得不錯，因為之前確診人數有限。近來突然多了很多人確診，輕症要在家裏等。」楊穆琳解釋，新冠病毒傳染性很高，「作為醫生，我覺得這是必經的階段。每個城市無可避免會有被它感染的階段，我們最好不要以為我們是一個孤島，可以不受感染地生活。」

就連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和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都因為其外傭和司機初步確診，二人須「居家隔離」14天。

「不過我覺得，（政府在）表述上做得不理想。」楊穆琳認為，政府下達抗疫指令時有點綁手綁腳、言不由衷，「政府未ready去坦誠，香港人即將與新冠病毒有共存的階段——這是很政治不正確的說法。」

懷疑「因強檢而染病」，獨居長者入院18日

離開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楊婆婆打開葵涌邨映葵樓的家門，放下行李後便跑到街市買菜。在她住院期間，有中港貨車司機確診，影響新鮮食品供港鏈，街市菜價急升——菜心每斤賣40港元、豆苗每斤叫價140港元。

楊婆婆最後只花了20多港元，買兩個椰菜花。「我們窮苦人家，點搞？」

封城的消息滿天飛。她愛喝的明治牛奶，在超級市場被掃光，補貨後加價兩蚊，她轉喝山水豆奶。她顧慮開支，沒有學別人大手囤貨。「保守估計，米、油、鹽、豉油、醬醋都齊，還有些圍封期間受到的即食麵和罐頭。經濟問題，不囤多也囤少。」

楊婆婆今年67歲，老公早年因癌症過世後，她一直獨自居住在映葵樓，本身也患糖尿病，有高膽固醇和血脂的問題。變種病毒Omicron在社區大爆發，1月下旬，政府首次圍封葵涌邨長達5至7天，最終驗出共416宗確診及初步確診個案。政府宣布圍封映葵樓時正值新年前夕，兒子剛好回家陪她，母子二人於是每天穿過長長人龍，和堆滿垃圾的電梯口，到樓下檢測。

強制檢測的第3天，天陰風大，楊婆婆和兒子站着等候約40分鐘才排到隊頭，隱約感覺頭痛。回家後她往額頭擦藥油，到了晚上，卻愈發不舒服。翌日她收到政府來電告知初步確診，喚她等候入院。再過一天，救護車把發燒的她送往醫院，又把密切接觸的兒子送往竹篙灣。

楊婆婆在廣華醫院待了12日，期間拍過許多照片，跟兒子分享狀況，但回家後都一一刪掉，「我不想再記起那些經歷。」入院後，醫生隔着玻璃向她查詢狀況，醫護為她抽血、抽鼻液，兩條管插進鼻腔，來回郁動，「抽到鼻孔都出血。」病症轉輕，她被調往多人病房，廁所滿地水、或尿液，鄰床各自拉起帳簾，「整間房有種窒息感覺。」

入院的時候，楊婆婆只能靠社工幫手帶保溫杯和紙巾等等物資。一個人不免胡思亂想，「入到醫院﹐怕沒能回家。一大片空白，惶恐、無助，都是怕死。死不去好多後遺症，無人照顧，要去院舍。阿仔要返工，怎樣去老人院探？」

等CT值終於升到30以上（Cycle Threshold、「循環數閥值」，值愈高代表病毒含量愈低），她終被轉往北大嶼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再過6天，她康復出院。

楊婆婆相信政府很積極抗疫，但一直耿耿於懷，覺得是強檢安排導致她染病。「我們已經很早去，仍是幾百人一湧而來。我估自己排隊時交叉感染，或者搭電梯時感染……運人、運垃圾都是同一個電梯。檢測和安排很混亂。」早前，各區檢測站出現人龍，市民長時間等候，不免鼓噪起來。

一位不願具名、曾參與社區檢測和流動檢測站工作的政府人員向端傳媒表示，混亂之中，他們跟市民一樣搞不清楚狀況，「市民鬧訊息不清楚，不知我們想怎樣。不止你們，我都不知道上頭想怎樣」。例如，市民曾問他「安心出行」有3次檢測通知，是否要重覆檢測？事實上卻可能是市民居住的大廈納入強檢，他又曾出沒相關屋邨商場及餐廳，所以重覆收到通知。

他指出，目前整個強檢流程，最初由衞生署或環境署尋找個案，交由食物及衞生局決定是否出強檢令。當強檢決定下達，便會通知不同部門成立檢測站，以及聯絡檢測營運商。根據強檢大廈的性質，例如屬公屋或非公屋、驗出污水樣本呈陽性抑或有確診個案，圍封強檢會分別由環境署、衞生署、房屋署、社會福利署、教育局、地政署等不同部門協調負責。

調配不同部門人員，檢測安排難免混亂。況且，他認為檢測人龍，是由於目前的化驗速度未能應付那麼頻密的強檢令。翻查資料，食衞局於2月初指公共及私營化驗所每日最高約10萬次的檢測量，目標是在月中提升至約20萬次或更高。政府計劃在馬鞍山體育館設立火眼實驗室，提升檢測量至每日不少於30萬次。

他認為，現在病毒變種了，但抗疫模式沒有大變；之前嚴謹圍封的強檢模式，未必能處理傳播率較高的Omicron，於是實際做法上又不斷放寬。「現在全香港着哂火（四處都有人感染）。Delta的時候，能夠圍堵，『動態清零』……」他說，「我都不知道怎樣『動態清零』。」

端傳媒向食衞局查詢圍封強檢大廈的準則，食衞局回覆指，強檢的目的是針對感染風險較高的區域或處所，藉法律要求居民盡快檢測，以盡早切斷隱型傳播鏈。發出強檢前，政府「會考慮一籃子因素，包括相關確診個案情況、樓宇維修及管理條件、污水檢測結果或其他環境因素等。」

圍堵政策與現實狀況接不了軌，根據《文匯報》2月16日報導，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做出指示，強調港府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和採取必要措施抗疫，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

1天後，特首林鄭月娥到深圳灣口岸迎接北京派來的抗疫專家組。她指出，現時的核酸檢測能力仍難以應付全港700多萬人口，已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可大幅提高本港檢測能力，「全民病毒檢測是一個考慮方向」。

但翻查資料，她之前曾數次拒絕強制全民檢測，於2020年11月底的疫情記者會上表示，不認為強制全民檢測可幫助遏止疫情；又於2022年1月說過，全民檢測要700萬人一起禁足，影響非常大，「居民日常生活怎樣安排，是一個常識問題」。

停市、限聚，不合資格的失業者

2月8日，社交距離措施進一步收緊。與此同時，圍封行動持續，不少打工仔、店舖老闆仍生活在政策的後遺當中。58歲的潘女士近日應徵清潔工，當僱主聽到她住葵青區，告知她該區疫情嚴重，請她不用去上班。「這樣的就業環境，到口的肥豬肉走了，鴨落鑊後卻飛走了。」

潘小姐原本是資深旅遊業領隊，疫後兩年旅遊業停擺，她曾工作的旅遊公司甚至倒閉。這段期間，她靠做美容、推銷員等零散工維持生計，但美容院被勒令停業，她再度陷入失業的泥沼；她的女兒做文娛活動工作，同樣無工開。現在，他們一家僅靠小兒子的月薪交租開飯。

這時，房屋署追討她欠交公屋單位租金的信件，壓垮了她。

「卡數未還，銀行追到褲甩——好多個煲蓋都蓋不住。」但她自問性格樂觀，身為單親媽媽，也想為子女做好榜樣。她積極地寫履歷，進修中醫、美容知識，數數手指也寄出過幾百封信件和電郵，「像雪片一樣丟出去。」

潘小姐擔心，政府新一輪的抗疫基金無法保障她這種「炒散」打工仔。立法會早前通過總值270億港元的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撥款，其中佔30億元的失業援助，要求申請者在第五波疫情至少失業1個月、失業前月薪不多於3萬元，最快4月獲資助。不過，這項補貼並未涵蓋開工不足、零散工和被放無薪假的僱員。

「我有短期工，但做完幾天就沒有。這樣算不算失業呢？」電話另一端的她語氣焦急，「而且，1萬蚊（1萬港元）可以補到幾多？你試過被房屋署追租嗎？我上個月吊頸，清完房租就坐咗喺度（被逼得快要自殺，交完租金就沒工作在手）。麻煩（政府）推出審時度勢的幫助，高官收幾十萬（收入），我們手停口停。」

被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599F章規管的髮型屋，也在停業政策下大受打擊。36歲理髮師Kodi入行逾20年，現在以自由工作者的身份在一間髮型屋工作。以往，Kodi一天會接待約8位客人，政策頒佈後，本來過年後步入剪髮淡季，也有10位客人趕來剪髮。

本來安排在2月中見面的客人順延了預約，也有人先取消預約。Kodi直言損失約兩萬港元的收入，若延長停業，她可能需要為工作另作打算。她的大部份同行需要照顧孩子、供養房子，壓力更大。農曆年前多了人去理髮，髮型師的收入有所增加，未必符合申請臨時補助的資格。

很多髮型師已把剪髮工具帶回家中，準備隨時為客人剪髮。最近有髮型師推出上門剪髮服務，但也未必能追平停業前的收入。交通一來一回，生意減少，也花交通錢。

Kodi本身患有高血壓，曾經面癱，因擔心副作用，本來並沒有接種疫苗的打算；但為了工作，她最近已接種一針。據Kodi了解，她有一半客人未接種疫苗﹐未來「疫苗氣泡」政策擴展至髮型屋後，即使她可以恢復營業，客人也未必可以上門。但她尊重客人的選擇：「香港人這兩三年來已經受到太多影響，面對更多影響，我寧願堅持自我。」

需要適應疫下新措施的，還有準新人以及背後的婚禮行業。政府早前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在兩天內，3次改變2月24日前的婚禮限制：從不可舉辦婚禮，到可以舉辦不多於20人、沒有供應飲食的婚禮，至最終確定舉行婚禮的人數不能多於婚姻註冊必要的5名人數。

婚紗店Tulipa Wedding老闆Yeeco還記得，新措施生效前一天，有客人怕延後無期、決定提早註冊。她兩眼噙淚上門試婚紗，2時確定款式，5時趕往註冊。一些人冒險到偏遠沙灘拍照，但她們說，「大家好積極地舉報（婚攝活動）」。

現在，店舖約有一半客人延後婚禮，有一半變陣衝政策死線。她們這星期收入跌四成，有攝影師、化妝師更是因婚禮延期損失直接收入。Yeeco表示，她們早前申請針對零售店的補貼已經用得七七八八，另一名老闆Linda研究過其他抗疫基金，卻因為屬小生意不符合資格申請。

婚紗店的採購方向反映了疫情和政策的起伏。她們原本以租借婚前、註冊日攝影用的輕婚紗為主，在間歇地禁止晚間堂食後，許多新人轉辦午宴，走清新路線的輕婚紗變相有更高需求。隨着疫情放緩，Linda觀察到不少準新人覺得接下來要「與病毒共存」了，有信心能辦晚宴；所以計劃採購大拖尾婚紗，應付3、4月的訂單——「然而新政策一出，所有事情暫停了。」

有準新人從2019年開始下訂，已經改期3次，婚禮無期。這些故事不少，Linda不敢貿然詢問現況。

Yeeco說，「婚紗店做的是未來的生意，但未來會怎樣，我們都不敢說。」

痊癒與後遺

2月15日，記者收到陳財的來電。他把家裏的藥都吃光，症狀已經減輕，也再沒有發燒。但他不確定，他的CT值是否已經安全？他和老婆要困在家中多久呢？記者告知，醫管局於2月15日設立了電話熱線、也有7間診所供初確、輕症人士預約診症。他急急抄下號碼。

隔一天，李悅玲傳來訊息：「11時半打（醫管局）電話無人接聽，語音輸入說繁忙，要晚點再打來。」她續傳來訊息：「陳財發脾氣叫我不要打，又是敷衍市民。」

目前在家中等候入院、居家檢疫的措施，市民有足夠的資源理解和配合嗎？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社區組織幹事連瑋翹說，他們目前正協助幾十個家庭，有獨居長者在社工致電後，才知道自己居住的大廈被納入強檢。「政府請市民找朋友幫忙找檢測瓶，但支援較少的長者很難做到。」他說，「而且，很多不適切居所的間隔弱、通風差，群體風險很大。」

疫情作為缺口，再一次揭示香港的種種問題：在疫情爆發底下，以往編織的社區支援網絡是否足夠堅固？長者和基層能夠獲取疫情資訊嗎？密集的居住環境又能否達至控制感染的目標？

出院後，楊婆婆沒有第一時間回家。她在附近的大窩口公園坐了一會，大哭一場。最近，她覺得很容易疲累，後腰的疼痛加劇。「很怕自己有後遺症，體能如何恢復？能好回來嗎？」

內科醫生楊穆琳坦言，香港是一個很老齡的社會，老人大病過後，醫生不會期望他們的身體會恢復原有的水平。「我們要有一個正確的期望：我們是否希望，每次疫症我們都要無穿無爛？如果抱持這樣的期望，要追求極高的疫苗注射率，減低死亡率和重症率。」她說，目前老人的疫苗接種的比例最低，但是「如果鼓勵自由意志，我們不會逼人打針。」

楊婆婆信佛，以前常常去紅磡燒香，獨自到處散步。現在困在家中，她感覺很抑壓。她擔心何時通關、食肆何時重振生意、香港經濟何時復甦，「你不能自己有得食、有得住，衣食無憂就萬事皆優。出入不便，哪會萬事皆優。」

「好複雜，整個局不知怎樣走出去。政府又好，個人又好。」她說。

（尊重受訪者意願，陳財、李悅玲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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