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乱局︰初确长者被困㓥房9天，无人接听的求诊电话

大年初一，70岁的陈财和太太李悦玲如常到酒楼喝茶，不久，电话响起港府应用程序“安心出行”的通知声效：酒楼有人确诊。检测后几天，陈财开始全身骨痛、发热。2月8日，他收到卫生署电话指他初步确诊，他于是到明爱医院急症室求助。许多人在医院门外的隔离区等候，陈财看着医院室内发出微弱的光，忍不住打给正在处理急症登记的李悦玲，说“很冷”。

在急症室等候约5小时多后，医生判断陈财不算重症，如果要等床位，起码要等两三天，唤他回家等候。凌晨一点，两个老人又按医管局呼吁坐的士回到深水埗约60呎的㓥房里头。按政府电话的指示，他们执拾好行李袋，在家中等待接送隔离的政府人员。

但他们足足等了9天，卫生署人员仍未上门。

2月17日，香港新型冠状病毒个案达6116宗单日确诊、6300宗初步确诊，是疫情以来的高峰。今年1月14日，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从年初到2月16日为止，共出现16600宗确诊，已超越过去两年疫情的总和。确诊数字急升，医管局的隔离病床很快便爆满。

天文台预报今日（18日）起，香港即将迎来寒流。但是，明爱医院、博爱医院门外接连出现露天病床。冷雨天中，长者披上毛毡和铝制太空毯，在户外的床上等候治疗。陈财想起求诊那一晚，他同样在寒冷中颤抖等候，“有什么理由这样对市民？感染已经很惨，你要找个有安全感的地方安置我们吧。”

这星期，食物及卫生局、医管局不断更新染疫者的分流措施。变种病毒Omicron高速传播，香港政府仍强调“清零”围封强检政策，但医院已无法吸收所有病患，逼使确诊者和家属在社区“与病毒共存”。

在这吊诡的局面里，香港人如何面对生活和生存的种种困难，和未知的未来？

初确长者被困㓥房9天，“何必偏偏选中我？”

围困9天，陈财和李悦玲每天看着电视新闻播放最新动态：2月9日，单日确诊数目首破千。2月13日，医管局宣布新分流措施，呼吁轻症患者在家等候安排入院。他们听从指示，不敢出门，只靠社工代买消毒药水、鸡蛋，放在电梯口。

几天以来，陈财不断咳嗽、发热和发冷，也有呼吸困难的情况，“浑身那种痛是入骨的。”李悦玲戴上口罩照顾他，替他穿厚衣羽绒。每天，她蒸熟仅余的腊肠，煮些粉面，“但老公也没胃口。”她正职是清洁工，习惯把家清洗得干净，常常用漂白水清洁厕所渠口。如果不是社工帮忙买物资，他们的食物和漂白水一早用光。

陈财今年70岁，以前做过装修、送货，早年退休，靠52岁的太太每月约1万多港元收入维持二人生活。他们家位处人口密集的深水埗区，在一㓥7户的单位里，打开门左边是锌盆，右边是厕所，厨具洗净挂在马桶旁边。一个雪柜、一张双人床塞满了单位，每月租金盛惠4500港元。“地方只有那么几十呎，怎样避？”

隔离头几天，李悦玲一直未收到阴性结果。“如果我间屋一厅一房，我都可以分开睡。”她害怕受感染，先是和陈财“头对脚”地睡同一张床，后来转到厨房和厕所之间，在寒冷的地板上舖上胶垫和被单，瑟缩着睡觉。吃饭的时候，她站到门边吃，又把两个人的衣服分开洗。

李悦玲很少看见先生陈财哭。最近又有100岁的女患者染疫后离世，陈财本身也有高血压，怕成为其中一个。他怪自己当年划艇偷渡来港后，年少不努力才会住㓥房，轮候4年仍未能上公屋，一天，陈财流着眼泪说，担心累倒她，“揽住一齐死。这是居家隔离吗？这是居家感染。”又无端端哼起歌：“何必偏偏选中我？”

翌日晚上，她终于收到阴性检测结果，欢天喜地告知陈财，“他说终于见到我笑，说看我一夜老了许多，皱纹又多了。明明我以前是开心果，他很担心。”

他们的情况不是孤例。这星期，确诊后须留在家中检疫的市民陆续接受传媒访问，称仍未获送往治疗，担心家人受感染。

目前，公立医院的隔离病床已经临近爆满﹐局方决定先照顾重症者、长者及儿童。截至2月17日，有2866名确诊和初步确诊的病人，在公立医院、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医院管理局传染病中心，亚洲国际博览馆接受治疗，另有约2100人在竹篙湾社区设施隔离中；港府于15日宣布，会借用两个新落成公屋邨3000多个单位作隔离用，也拟征用酒店及大学宿舍。医管局相信数千病人正等候入院，香港电台引述消息指等候人数破万。

社交媒体陆续爆出抗疫医护的呼喊声。医管局宣布，近日已削减4至5成的非紧急服务、预约检查和覆诊，病房陪产亦会暂停。香港抗疫遇上重大挑战，公立医院内科医生杨穆琳对端传媒表示，目前整体医疗系统运作仍能撑住，但针对新冠病毒的医学资源确实不足，“现在的问题是市民验出呈阳性，但根本没有隔离床位，空气会经消毒的负压病房有限，已经全爆了。”

她解释，香港以往的确诊个案数量有限，政府能吸收所有阳性个案并送往医疗机构。最初，因为未清楚新冠肺炎的严重程度，目标都是把病人送入隔离病房。过后，不少轻症病人逐渐出现，于是政府参考武汉火神山医院，设立亚洲国际博览馆社区治疗设施、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等，让这些不需治疗的轻症者接受医学监察，如有问题再直送医院。

“以前这一套运行得不错，因为之前确诊人数有限。近来突然多了很多人确诊，轻症要在家里等。”杨穆琳解释，新冠病毒传染性很高，“作为医生，我觉得这是必经的阶段。每个城市无可避免会有被它感染的阶段，我们最好不要以为我们是一个孤岛，可以不受感染地生活。”

就连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和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都因为其外佣和司机初步确诊，二人须“居家隔离”14天。

“不过我觉得，（政府在）表述上做得不理想。”杨穆琳认为，政府下达抗疫指令时有点绑手绑脚、言不由衷，“政府未ready去坦诚，香港人即将与新冠病毒有共存的阶段——这是很政治不正确的说法。”

怀疑“因强检而染病”，独居长者入院18日

离开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杨婆婆打开葵涌邨映葵楼的家门，放下行李后便跑到街市买菜。在她住院期间，有中港货车司机确诊，影响新鲜食品供港链，街市菜价急升——菜心每斤卖40港元、豆苗每斤叫价140港元。

杨婆婆最后只花了20多港元，买两个椰菜花。“我们穷苦人家，点搞？”

封城的消息满天飞。她爱喝的明治牛奶，在超级市场被扫光，补货后加价两蚊，她转喝山水豆奶。她顾虑开支，没有学别人大手囤货。“保守估计，米、油、盐、豉油、酱醋都齐，还有些围封期间受到的即食面和罐头。经济问题，不囤多也囤少。”

杨婆婆今年67岁，老公早年因癌症过世后，她一直独自居住在映葵楼，本身也患糖尿病，有高胆固醇和血脂的问题。变种病毒Omicron在社区大爆发，1月下旬，政府首次围封葵涌邨长达5至7天，最终验出共416宗确诊及初步确诊个案。政府宣布围封映葵楼时正值新年前夕，儿子刚好回家陪她，母子二人于是每天穿过长长人龙，和堆满垃圾的电梯口，到楼下检测。

强制检测的第3天，天阴风大，杨婆婆和儿子站着等候约40分钟才排到队头，隐约感觉头痛。回家后她往额头擦药油，到了晚上，却愈发不舒服。翌日她收到政府来电告知初步确诊，唤她等候入院。再过一天，救护车把发烧的她送往医院，又把密切接触的儿子送往竹篙湾。

杨婆婆在广华医院待了12日，期间拍过许多照片，跟儿子分享状况，但回家后都一一删掉，“我不想再记起那些经历。”入院后，医生隔着玻璃向她查询状况，医护为她抽血、抽鼻液，两条管插进鼻腔，来回郁动，“抽到鼻孔都出血。”病症转轻，她被调往多人病房，厕所满地水、或尿液，邻床各自拉起帐帘，“整间房有种窒息感觉。”

入院的时候，杨婆婆只能靠社工帮手带保温杯和纸巾等等物资。一个人不免胡思乱想，“入到医院﹐怕没能回家。一大片空白，惶恐、无助，都是怕死。死不去好多后遗症，无人照顾，要去院舍。阿仔要返工，怎样去老人院探？”

等CT值终于升到30以上（Cycle Threshold、“循环数阀值”，值愈高代表病毒含量愈低），她终被转往北大屿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再过6天，她康复出院。

杨婆婆相信政府很积极抗疫，但一直耿耿于怀，觉得是强检安排导致她染病。“我们已经很早去，仍是几百人一涌而来。我估自己排队时交叉感染，或者搭电梯时感染……运人、运垃圾都是同一个电梯。检测和安排很混乱。”早前，各区检测站出现人龙，市民长时间等候，不免鼓噪起来。

一位不愿具名、曾参与社区检测和流动检测站工作的政府人员向端传媒表示，混乱之中，他们跟市民一样搞不清楚状况，“市民闹信息不清楚，不知我们想怎样。不止你们，我都不知道上头想怎样”。例如，市民曾问他“安心出行”有3次检测通知，是否要重复检测？事实上却可能是市民居住的大厦纳入强检，他又曾出没相关屋邨商场及餐厅，所以重复收到通知。

他指出，目前整个强检流程，最初由卫生署或环境署寻找个案，交由食物及卫生局决定是否出强检令。当强检决定下达，便会通知不同部门成立检测站，以及联络检测营运商。根据强检大厦的性质，例如属公屋或非公屋、验出污水样本呈阳性抑或有确诊个案，围封强检会分别由环境署、卫生署、房屋署、社会福利署、教育局、地政署等不同部门协调负责。

调配不同部门人员，检测安排难免混乱。况且，他认为检测人龙，是由于目前的化验速度未能应付那么频密的强检令。翻查资料，食卫局于2月初指公共及私营化验所每日最高约10万次的检测量，目标是在月中提升至约20万次或更高。政府计划在马鞍山体育馆设立火眼实验室，提升检测量至每日不少于30万次。

他认为，现在病毒变种了，但抗疫模式没有大变；之前严谨围封的强检模式，未必能处理传播率较高的Omicron，于是实际做法上又不断放宽。“现在全香港着哂火（四处都有人感染）。Delta的时候，能够围堵，‘动态清零’……”他说，“我都不知道怎样‘动态清零’。”

端传媒向食卫局查询围封强检大厦的准则，食卫局回复指，强检的目的是针对感染风险较高的区域或处所，藉法律要求居民尽快检测，以尽早切断隐型传播链。发出强检前，政府“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包括相关确诊个案情况、楼宇维修及管理条件、污水检测结果或其他环境因素等。”

围堵政策与现实状况接不了轨，根据《文汇报》2月16日报导，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做出指示，强调港府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和采取必要措施抗疫，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

1天后，特首林郑月娥到深圳湾口岸迎接北京派来的抗疫专家组。她指出，现时的核酸检测能力仍难以应付全港700多万人口，已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可大幅提高本港检测能力，“全民病毒检测是一个考虑方向”。

但翻查资料，她之前曾数次拒绝强制全民检测，于2020年11月底的疫情记者会上表示，不认为强制全民检测可帮助遏止疫情；又于2022年1月说过，全民检测要700万人一起禁足，影响非常大，“居民日常生活怎样安排，是一个常识问题”。

停市、限聚，不合资格的失业者

2月8日，社交距离措施进一步收紧。与此同时，围封行动持续，不少打工仔、店舖老板仍生活在政策的后遗当中。58岁的潘女士近日应征清洁工，当雇主听到她住葵青区，告知她该区疫情严重，请她不用去上班。“这样的就业环境，到口的肥猪肉走了，鸭落镬后却飞走了。”

潘小姐原本是资深旅游业领队，疫后两年旅游业停摆，她曾工作的旅游公司甚至倒闭。这段期间，她靠做美容、推销员等零散工维持生计，但美容院被勒令停业，她再度陷入失业的泥沼；她的女儿做文娱活动工作，同样无工开。现在，他们一家仅靠小儿子的月薪交租开饭。

这时，房屋署追讨她欠交公屋单位租金的信件，压垮了她。

“卡数未还，银行追到裤甩——好多个煲盖都盖不住。”但她自问性格乐观，身为单亲妈妈，也想为子女做好榜样。她积极地写履历，进修中医、美容知识，数数手指也寄出过几百封信件和电邮，“像雪片一样丢出去。”

潘小姐担心，政府新一轮的抗疫基金无法保障她这种“炒散”打工仔。立法会早前通过总值270亿港元的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其中占30亿元的失业援助，要求申请者在第五波疫情至少失业1个月、失业前月薪不多于3万元，最快4月获资助。不过，这项补贴并未涵盖开工不足、零散工和被放无薪假的雇员。

“我有短期工，但做完几天就没有。这样算不算失业呢？”电话另一端的她语气焦急，“而且，1万蚊（1万港元）可以补到几多？你试过被房屋署追租吗？我上个月吊颈，清完房租就坐咗喺度（被逼得快要自杀，交完租金就没工作在手）。麻烦（政府）推出审时度势的帮助，高官收几十万（收入），我们手停口停。”

被纳入《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第599F章规管的发型屋，也在停业政策下大受打击。36岁理发师Kodi入行逾20年，现在以自由工作者的身份在一间发型屋工作。以往，Kodi一天会接待约8位客人，政策颁布后，本来过年后步入剪发淡季，也有10位客人赶来剪发。

本来安排在2月中见面的客人顺延了预约，也有人先取消预约。Kodi直言损失约两万港元的收入，若延长停业，她可能需要为工作另作打算。她的大部份同行需要照顾孩子、供养房子，压力更大。农历年前多了人去理发，发型师的收入有所增加，未必符合申请临时补助的资格。

很多发型师已把剪发工具带回家中，准备随时为客人剪发。最近有发型师推出上门剪发服务，但也未必能追平停业前的收入。交通一来一回，生意减少，也花交通钱。

Kodi本身患有高血压，曾经面瘫，因担心副作用，本来并没有接种疫苗的打算；但为了工作，她最近已接种一针。据Kodi了解，她有一半客人未接种疫苗﹐未来“疫苗气泡”政策扩展至发型屋后，即使她可以恢复营业，客人也未必可以上门。但她尊重客人的选择：“香港人这两三年来已经受到太多影响，面对更多影响，我宁愿坚持自我。”

需要适应疫下新措施的，还有准新人以及背后的婚礼行业。政府早前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在两天内，3次改变2月24日前的婚礼限制：从不可举办婚礼，到可以举办不多于20人、没有供应饮食的婚礼，至最终确定举行婚礼的人数不能多于婚姻注册必要的5名人数。

婚纱店Tulipa Wedding老板Yeeco还记得，新措施生效前一天，有客人怕延后无期、决定提早注册。她两眼噙泪上门试婚纱，2时确定款式，5时赶往注册。一些人冒险到偏远沙滩拍照，但她们说，“大家好积极地举报（婚摄活动）”。

现在，店舖约有一半客人延后婚礼，有一半变阵冲政策死线。她们这星期收入跌四成，有摄影师、化妆师更是因婚礼延期损失直接收入。Yeeco表示，她们早前申请针对零售店的补贴已经用得七七八八，另一名老板Linda研究过其他抗疫基金，却因为属小生意不符合资格申请。

婚纱店的采购方向反映了疫情和政策的起伏。她们原本以租借婚前、注册日摄影用的轻婚纱为主，在间歇地禁止晚间堂食后，许多新人转办午宴，走清新路线的轻婚纱变相有更高需求。随着疫情放缓，Linda观察到不少准新人觉得接下来要“与病毒共存”了，有信心能办晚宴；所以计划采购大拖尾婚纱，应付3、4月的订单——“然而新政策一出，所有事情暂停了。”

有准新人从2019年开始下订，已经改期3次，婚礼无期。这些故事不少，Linda不敢贸然询问现况。

Yeeco说，“婚纱店做的是未来的生意，但未来会怎样，我们都不敢说。”

痊愈与后遗

2月15日，记者收到陈财的来电。他把家里的药都吃光，症状已经减轻，也再没有发烧。但他不确定，他的CT值是否已经安全？他和老婆要困在家中多久呢？记者告知，医管局于2月15日设立了电话热线、也有7间诊所供初确、轻症人士预约诊症。他急急抄下号码。

隔一天，李悦玲传来信息：“11时半打（医管局）电话无人接听，语音输入说繁忙，要晚点再打来。”她续传来信息：“陈财发脾气叫我不要打，又是敷衍市民。”

目前在家中等候入院、居家检疫的措施，市民有足够的资源理解和配合吗？香港社区组织协会（SoCO）社区组织干事连玮翘说，他们目前正协助几十个家庭，有独居长者在社工致电后，才知道自己居住的大厦被纳入强检。“政府请市民找朋友帮忙找检测瓶，但支援较少的长者很难做到。”他说，“而且，很多不适切居所的间隔弱、通风差，群体风险很大。”

疫情作为缺口，再一次揭示香港的种种问题：在疫情爆发底下，以往编织的社区支援网络是否足够坚固？长者和基层能够获取疫情信息吗？密集的居住环境又能否达至控制感染的目标？

出院后，杨婆婆没有第一时间回家。她在附近的大窝口公园坐了一会，大哭一场。最近，她觉得很容易疲累，后腰的疼痛加剧。“很怕自己有后遗症，体能如何恢复？能好回来吗？”

内科医生杨穆琳坦言，香港是一个很老龄的社会，老人大病过后，医生不会期望他们的身体会恢复原有的水平。“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期望：我们是否希望，每次疫症我们都要无穿无烂？如果抱持这样的期望，要追求极高的疫苗注射率，减低死亡率和重症率。”她说，目前老人的疫苗接种的比例最低，但是“如果鼓励自由意志，我们不会逼人打针。”

杨婆婆信佛，以前常常去红磡烧香，独自到处散步。现在困在家中，她感觉很抑压。她担心何时通关、食肆何时重振生意、香港经济何时复苏，“你不能自己有得食、有得住，衣食无忧就万事皆优。出入不便，哪会万事皆优。”

“好复杂，整个局不知怎样走出去。政府又好，个人又好。”她说。

（尊重受访者意愿，陈财、李悦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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