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屆奧斯卡金像獎日前公布入圍名單。Netflix出品之作《犬山記》(The Power of the Dog)領先群雄,獲得最佳影片、導演等12項提名。年度商業製作《沙丘》(Dune)以10名居次。《貝爾法斯特》(Belfast)和《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則以7項提名位居第三。
本文將深入評析奧斯卡近年推動制度改革如何重塑入圍名單,以及串流媒體的出現又是如何影響奧斯卡決策。整體而言,這份名單開列的相當穩健而適切,許多選擇都傳遞了明確的訊息,值得再三咀嚼。
影后名單:令人跌破眼鏡
事實上,對許多影迷來說,這些作品的整體成績或許是其次。最佳女主角的戰況反而讓人格外矚目,大家更好奇在《史賓賽》(Spencer)當中飾演黛安娜王妃(Princess of Wales)的克莉絲汀.史都華(Kristen Stewart)究竟有沒有機會闖入奧斯卡。之所以成了懸念,是因為她早期看來勢頭最穩,卻在演員公會獎與英國金像獎連提名也沒有。
克莉絲汀.史都華過去憑藉《暮光之城》(Twilight)系列為人所知,雖然有廣大粉絲基礎,但其演技常被嘲諷是「面癱」。不過近年她在歐陸電影重獲新生,在《星光雲寂》(Clouds of Sils Maria)當中的精湛演出,讓挑剔的法國人都不得不低頭,破天荒地將凱撒獎頒發給她。大家只是在等,什麼時候她才能獲得奧斯卡垂青?
前幾日英國金像獎公布名單,選了六人,就是沒有克莉絲汀.史都華,而且《史賓賽》更是提名掛零。一說是英國人對飾演黛妃的人選比較高標準,未必能接受一個美國人詮釋她。也或許片中將王室莊園描寫得有如「鬼店」的作法,讓仍然擁戴王室的英國人感到情緒複雜(依照2021年民調,還是有63%英國人支持君主立憲制)。
《史賓賽》更是提名掛零,一說是英國人對飾演黛妃的人選比較高標準,未必能接受一個美國人詮釋她。也或許片中將王室莊園描寫得有如「鬼店」的作法,讓仍然擁戴王室的英國人感到情緒複雜。
結果奧斯卡最後還是選了克莉絲汀.史都華,似乎證明美國的確是落難王族的棲居之所,這點梅根(Meghan, Duchess of Sussex)應該心有戚戚焉。
不過開出的影后名單依然令人跌破眼鏡,因為原先幾乎包辦所有主要風向球獎項提名的女神卡卡(Lady Gaga)最後竟沒能以《Gucci:豪門謀殺案》(House of Gucci)提名。然而平心而論,《Gucci》並不是一部傑出之作,女神卡卡飾演的古馳夫人起初以積極姿態獲取所愛、爭取權位,有不少好戲,展現現代女性面貌。但當她後續發覺自己遭到拋棄,就成了卡通化角色,情感全寫在臉上,可看性頓失。
改革:奧斯卡成功擺脫老白男?
不過這或許也是導演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所立下的電影基調,傑瑞德.雷托(Jared Leto)在片中的表演如是,所呈現的不過是極其刻板的義大利腔。換句話說,《Gucci:豪門謀殺案》在奧斯卡遭受的冷遇(僅存最佳化妝與髮型設計一項提名)也像是一種提醒,要美國人不要再自以為只要是白人都能演。將一群義大利人改成英語發音這般美國中心思維,恐怕已經不再受到歡迎。
許多人讀到這裡或許大惑不解,質疑「奧斯卡不就是美國人的獎嗎?」
其實這個觀念其實已然過時。2017年,「奧斯卡太白」(#OscarsSoWhite)聲浪席捲影壇,主辦奧斯卡的影藝學院隨即大刀闊斧推動改革,首要就是大量增加更多不同國籍、族裔的會員加入。這讓「美國的奧斯卡」逐漸變成「世界的奧斯卡」,改革除了基於政治正確考量,當然也有其實用性的商業權衡。畢竟如果有能力廣納全球觀眾,自然也能讓奧斯卡的品牌價值得以擴充。
就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全面改革的背景也是對串流媒體崛起的因應。隨著Netflix等串流平台在全世界獲得海量觀眾之後,實體發行的限制被打破,使得非英語的優質影視內容形成一陣炫風,連美國人自己的觀影習慣也逐漸產生改變。為了欣賞好作品,美國人也不再介意觀看字幕。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電影等於好萊塢」的思維已經過時,奧斯卡作為領頭羊,要走向世界更是必然。
改革迅速在2020年就收到成效,韓國電影《寄生上流》(Parasite)破天荒地成為史上首部榮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在同一年,《寄生上流》也獲得了最佳國際影片殊榮,而這個獎項過去數十年都叫「最佳外語片」。影藝學院顯然深知既然觀眾已經是全世界影迷,「外語」之稱自然就太過美國自我中心。
近年美國媒體依然聚焦在國內奧斯卡收視率等等數據,藉此表達奧斯卡是如何江河日下,殊不知這種判斷仍有其侷限。就今年奧斯卡獎的入圍名單,便可知道奧斯卡已經打破了過往的地域性、或者俗稱「老白男」(老人、白人與男人)的品味侷限,選出了更多國際作品,更面向世界。《Gucci:豪門謀殺案》這種過時、冒犯義大利人的作品,自然會遭到揚棄。
增加更多不同國籍、族裔的會員加入,讓「美國的奧斯卡」逐漸變成「世界的奧斯卡」,改革除了基於政治正確考量,當然也有其實用性的商業權衡。
以這個面向來看,今年最具代表性的成功無疑是日本電影《在車上》(Drive My Car)的成就。該片至少在入圍階段闖下斐然成績,提名最佳影片、導演、改編劇本與國際影片殊榮,導演濱口龍介更成為繼1965年的勅使河原宏和1985年的黑澤明後,史上第三位提名最佳導演的日本籍導演。
這部作品沒有黑澤明式的日本文化奇觀,而且片長更長達近三小時。故事就是在描寫一個喪妻男對自我情感的探索,這絕非好萊塢熱愛的高概念(High concept)作品。濱口龍介也不像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ón)一樣是美國影壇熟知的外國導演。
換言之,《在車上》的好成績,比《寄生上流》更能顯示奧斯卡的變化。因為《寄生上流》就本質上還是一部好萊塢品味之作,從HBO立刻出手製作美國版影集就能察知。但《在車上》如果拍成美國版,卻是難以成立。
《時代革命》止步,奇蹟來自不丹
當然,紐約影評人協會獎等獎項的多方肯定助瀾有功,加上疫情封鎖也導致許多擁有資源的英美電影無法砸錢做公關活動(虛有其表的電影往往特別倚賴宣傳戰),使得像《在車上》這樣低調的非主流電影有空間竄出。不過奧斯卡數年下來的方向轉變才是真正原因。除了《在車上》之外,挪威電影《世界上最爛的人》也驚奇入圍最佳原創劇本,這再再彰顯奧斯卡已經改頭換面。
此外,今年非英語電影的代表還包括首部在奧斯卡提名最佳國際影片、外語片與動畫片三項,完成「大三元」傲人成績的丹麥電影《漂浪人生》(Flee)。華裔導演潔西卡.金頓(Jessica Kingdon)的紀錄片《登樓嘆》(Ascension)則是今年唯一的華語片代表(雖然該片沒有任何旁白與採訪畫面),導演的外祖父是清末民初的中國詩人鄭澤,她借用他的詩名作為片名,片中則表現了現代中國社會的階級化面貌。
在最佳動畫短片一項也出現了一部奇作《The Windshield Wiper》,片中不斷辯證愛的意義與價值,其中一段貌似呈現了一位墜樓輕生的香港少女,不知導演是不是有意表現對香港人處境的關注?
遺憾的是,去年榮膺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時代革命》(2021)則早已止步,連15強短名單都未能進入。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人對香港人不表同情或者作品本身有何硬傷,畢竟在沒有北美主流片商與串流平台公關資源支持的情況之下,作品本來就容易遭到忽視。
這種矛盾情形再次凸顯了最佳國際影片獎賽制的侷限。由於奧斯卡將代表權交給各國政府決定,使得每年真正入圍或得獎的作品都是「符合該國政治正確」的作品。
不過今年也有一項奇蹟出現,來自不丹的《不丹是教室》(Lunana: A Yak in the Classroom)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過關斬將,成功闖入了最佳國際影片獎,這也是不丹電影有史以來首次闖入奧斯卡。據報不丹電影委員會還是為了報名奧斯卡才倉促成立,想當然耳沒有資源去推動《不丹是教室》角逐奧斯卡。
平心而論,《不丹是教室》本身稱不上是足堪名列影史殿堂的傑作,無論就表演抑或劇本創作都顯得樸拙。但也許正是因為這份難得一見的真誠與樸實和遠東奇觀,觸動了參與評選的委員,這個選擇也可以視為奧斯卡對這個電影未開發國家的鼓勵。該片也與台灣有些淵源,導演巴沃.邱寧.多傑(Pawo Choyning Dorji)是台灣女婿,她與妻子、同時也是該片製片賴梵耘共同完成了這部作品。
不過弔詭的是,成功獲得提名最佳女主角、原創音樂的西班牙電影《平行母親》(Parallel Mothers)卻未獲最佳國際影片獎提名,原因是《平行母親》根本沒有被西班牙推派申奧。據傳西班牙方面不派《平行母親》,可能與其議題觸及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時代後的轉型正義議題有關。
姑且不論這是不是事實,這種矛盾情形再次凸顯了最佳國際影片獎賽制的侷限。由於奧斯卡將代表權交給各國政府決定,使得每年真正入圍或得獎的作品都是「符合該國政治正確」的作品。表面上願意給反對派存在空間的普丁(Vladimir Putin)沒有阻撓批判政府的《纏繞之蛇》(Leviathan,2014)參加奧斯卡,但其它國家可就未必擁有如此「雅量」,來自中國、香港、伊朗的異議作品恐怕永遠無法登上奧斯卡殿堂。
如果奧斯卡希望自己能繼續擴增國際影響力,「最佳國際影片」可能是下一個值得在規則上動刀調整的項目。
《犬山記》:可會上演「公主復仇記」?
回到美國今年的本土製作,也出現了有趣的懷古現象。7項提名的《西城故事》改編自1957年的百老匯歌舞劇,但最富國際影響力的版本則是1961年的電影版。10項提名的《沙丘》則改編自1965年出版的同名小說(1963年開始連載)。同樣驚喜提名最佳影片等四項大獎的《夜路》則改編自1946年的同名小說。三部作品過去都有過電影版本。
《沙丘》中影射的西方與中東關係已是老生常談,不過又是一個西方救世主崛起故事,與《與狼共舞》與《阿凡達》差異不大,它的優點在於科幻奇觀,而非敘事上的突破。
雖然三部作品都堪稱為2021年的年度佳作,不過卻都有題材過時之嫌。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的《西城故事》和吉勒摩.戴.托羅(Guillermo del Toro)的《夜路》顯然都不是太具有當代性的電影,沒有與現代觀眾形成深刻的對話。而《沙丘》中影射的西方與中東關係已是老生常談,不過又是一個西方救世主崛起故事,與《與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1990)與《阿凡達》(Avatar,2009)差異不大,它的優點在於科幻奇觀,而非敘事上的突破。
反觀紐西蘭導演珍.康萍(Jane Campion)一樣懷古,改編了一部1967年出版的小說、故事背景設在1925年的《犬山記》,卻成功找到了當代性的詮釋角度。片中描述對陽剛氣質的尊崇何以造成男人的性格扭曲,而受害的可不見得是外貌與性情陰柔的男性。班奈狄克.康柏拜區(Benedict Cumberbatch)以內斂演技所詮釋的深櫃牛仔一角第二度問鼎奧斯卡影帝,獲獎大概也是穩當。
如果沒有太大意外,《犬山記》很可能在今屆大獲全勝,並成為史上第一部在奧斯卡奪魁的Netflix電影(即便這是一部完全不適合用電腦或手機欣賞的作品)。在28年前,珍.康萍以《鋼琴師和她的情人》(The Piano)敗給史匹柏的《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這回狹路再相逢,終於是時候上演「公主復仇記」了。
@Ayahuasca 有美资参与的电影可以竞选任何奖项,没有美资参与的只能竞选外语片
《西城故事》剧照的插图不对吧。这不是电影《西城故事》的剧照,而是音乐剧的剧照
回复一下评论区的疑问,“问鼎”是两岸差异性用语,并不代表已经成功的意思。
請問有人知道為何都是外語片,有的能入圍最佳影片,有的卻入圍最佳外語片嗎?
但是在大陆的语境中,“问鼎”确实常用于“获胜”,而非“参与XX的争夺”。
问鼎不就是已经成功的意思吗?
以前會很重視奧斯卡得獎影片,但當觀影經驗漸長,覺得得獎作品也未必好看。
「对阳刚气质的尊崇何以造成男人的性格扭曲,而受害的可不见得是外貌与性情阴柔的男性。」“不能娘”的男权主义叙事早就渗透到各种文化层面,影响着所有人的审美取向。甚至是本应拥抱“多元包容”价值的男同群体,比如一个gay对另一个gay的赞美,往往是“你好man”,甚至“一点不像gay”。直男树立的阳刚符号,比如胡子、肌肉、沉默寡言、嗓音低沉等等,也深刻影响了男同的审美。对,我们都可反思一下自己身上的“爹味”
問鼎解意圖爭奪,而非得獎,用第二度問鼎形容第二次提名沒錯。
卷福怎么叫做「第二度问鼎」?他一次也没拿过啊,不就 The Imitation Game 得了一次提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