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奧斯卡入圍名單看新趨勢：「美國的奧斯卡」變成「世界的奧斯卡」？

第94屆奧斯卡金像獎日前公布入圍名單。Netflix出品之作《犬山記》（The Power of the Dog）領先群雄，獲得最佳影片、導演等12項提名。年度商業製作《沙丘》（Dune）以10名居次。《貝爾法斯特》（Belfast）和《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則以7項提名位居第三。

本文將深入評析奧斯卡近年推動制度改革如何重塑入圍名單，以及串流媒體的出現又是如何影響奧斯卡決策。整體而言，這份名單開列的相當穩健而適切，許多選擇都傳遞了明確的訊息，值得再三咀嚼。

影后名單：令人跌破眼鏡

事實上，對許多影迷來說，這些作品的整體成績或許是其次。最佳女主角的戰況反而讓人格外矚目，大家更好奇在《史賓賽》（Spencer）當中飾演黛安娜王妃（Princess of Wales）的克莉絲汀．史都華（Kristen Stewart）究竟有沒有機會闖入奧斯卡。之所以成了懸念，是因為她早期看來勢頭最穩，卻在演員公會獎與英國金像獎連提名也沒有。

克莉絲汀．史都華過去憑藉《暮光之城》（Twilight）系列為人所知，雖然有廣大粉絲基礎，但其演技常被嘲諷是「面癱」。不過近年她在歐陸電影重獲新生，在《星光雲寂》（Clouds of Sils Maria）當中的精湛演出，讓挑剔的法國人都不得不低頭，破天荒地將凱撒獎頒發給她。大家只是在等，什麼時候她才能獲得奧斯卡垂青？

前幾日英國金像獎公布名單，選了六人，就是沒有克莉絲汀．史都華，而且《史賓賽》更是提名掛零。一說是英國人對飾演黛妃的人選比較高標準，未必能接受一個美國人詮釋她。也或許片中將王室莊園描寫得有如「鬼店」的作法，讓仍然擁戴王室的英國人感到情緒複雜（依照2021年民調，還是有63%英國人支持君主立憲制）。

《史賓賽》更是提名掛零，一說是英國人對飾演黛妃的人選比較高標準，未必能接受一個美國人詮釋她。也或許片中將王室莊園描寫得有如「鬼店」的作法，讓仍然擁戴王室的英國人感到情緒複雜。

結果奧斯卡最後還是選了克莉絲汀．史都華，似乎證明美國的確是落難王族的棲居之所，這點梅根（Meghan, Duchess of Sussex）應該心有戚戚焉。

不過開出的影后名單依然令人跌破眼鏡，因為原先幾乎包辦所有主要風向球獎項提名的女神卡卡（Lady Gaga）最後竟沒能以《Gucci：豪門謀殺案》（House of Gucci）提名。然而平心而論，《Gucci》並不是一部傑出之作，女神卡卡飾演的古馳夫人起初以積極姿態獲取所愛、爭取權位，有不少好戲，展現現代女性面貌。但當她後續發覺自己遭到拋棄，就成了卡通化角色，情感全寫在臉上，可看性頓失。

改革：奧斯卡成功擺脫老白男？

不過這或許也是導演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所立下的電影基調，傑瑞德．雷托（Jared Leto）在片中的表演如是，所呈現的不過是極其刻板的義大利腔。換句話說，《Gucci：豪門謀殺案》在奧斯卡遭受的冷遇（僅存最佳化妝與髮型設計一項提名）也像是一種提醒，要美國人不要再自以為只要是白人都能演。將一群義大利人改成英語發音這般美國中心思維，恐怕已經不再受到歡迎。

許多人讀到這裡或許大惑不解，質疑「奧斯卡不就是美國人的獎嗎？」

其實這個觀念其實已然過時。2017年，「奧斯卡太白」（#OscarsSoWhite）聲浪席捲影壇，主辦奧斯卡的影藝學院隨即大刀闊斧推動改革，首要就是大量增加更多不同國籍、族裔的會員加入。這讓「美國的奧斯卡」逐漸變成「世界的奧斯卡」，改革除了基於政治正確考量，當然也有其實用性的商業權衡。畢竟如果有能力廣納全球觀眾，自然也能讓奧斯卡的品牌價值得以擴充。

就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全面改革的背景也是對串流媒體崛起的因應。隨著Netflix等串流平台在全世界獲得海量觀眾之後，實體發行的限制被打破，使得非英語的優質影視內容形成一陣炫風，連美國人自己的觀影習慣也逐漸產生改變。為了欣賞好作品，美國人也不再介意觀看字幕。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電影等於好萊塢」的思維已經過時，奧斯卡作為領頭羊，要走向世界更是必然。

改革迅速在2020年就收到成效，韓國電影《寄生上流》（Parasite）破天荒地成為史上首部榮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在同一年，《寄生上流》也獲得了最佳國際影片殊榮，而這個獎項過去數十年都叫「最佳外語片」。影藝學院顯然深知既然觀眾已經是全世界影迷，「外語」之稱自然就太過美國自我中心。

近年美國媒體依然聚焦在國內奧斯卡收視率等等數據，藉此表達奧斯卡是如何江河日下，殊不知這種判斷仍有其侷限。就今年奧斯卡獎的入圍名單，便可知道奧斯卡已經打破了過往的地域性、或者俗稱「老白男」（老人、白人與男人）的品味侷限，選出了更多國際作品，更面向世界。《Gucci：豪門謀殺案》這種過時、冒犯義大利人的作品，自然會遭到揚棄。

增加更多不同國籍、族裔的會員加入，讓「美國的奧斯卡」逐漸變成「世界的奧斯卡」，改革除了基於政治正確考量，當然也有其實用性的商業權衡。

以這個面向來看，今年最具代表性的成功無疑是日本電影《在車上》（Drive My Car）的成就。該片至少在入圍階段闖下斐然成績，提名最佳影片、導演、改編劇本與國際影片殊榮，導演濱口龍介更成為繼1965年的勅使河原宏和1985年的黑澤明後，史上第三位提名最佳導演的日本籍導演。

這部作品沒有黑澤明式的日本文化奇觀，而且片長更長達近三小時。故事就是在描寫一個喪妻男對自我情感的探索，這絕非好萊塢熱愛的高概念（High concept）作品。濱口龍介也不像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ón）一樣是美國影壇熟知的外國導演。

換言之，《在車上》的好成績，比《寄生上流》更能顯示奧斯卡的變化。因為《寄生上流》就本質上還是一部好萊塢品味之作，從HBO立刻出手製作美國版影集就能察知。但《在車上》如果拍成美國版，卻是難以成立。

《時代革命》止步，奇蹟來自不丹

當然，紐約影評人協會獎等獎項的多方肯定助瀾有功，加上疫情封鎖也導致許多擁有資源的英美電影無法砸錢做公關活動（虛有其表的電影往往特別倚賴宣傳戰），使得像《在車上》這樣低調的非主流電影有空間竄出。不過奧斯卡數年下來的方向轉變才是真正原因。除了《在車上》之外，挪威電影《世界上最爛的人》也驚奇入圍最佳原創劇本，這再再彰顯奧斯卡已經改頭換面。

此外，今年非英語電影的代表還包括首部在奧斯卡提名最佳國際影片、外語片與動畫片三項，完成「大三元」傲人成績的丹麥電影《漂浪人生》（Flee）。華裔導演潔西卡．金頓（Jessica Kingdon）的紀錄片《登樓嘆》（Ascension）則是今年唯一的華語片代表（雖然該片沒有任何旁白與採訪畫面），導演的外祖父是清末民初的中國詩人鄭澤，她借用他的詩名作為片名，片中則表現了現代中國社會的階級化面貌。

在最佳動畫短片一項也出現了一部奇作《The Windshield Wiper》，片中不斷辯證愛的意義與價值，其中一段貌似呈現了一位墜樓輕生的香港少女，不知導演是不是有意表現對香港人處境的關注？

遺憾的是，去年榮膺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時代革命》（2021）則早已止步，連15強短名單都未能進入。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人對香港人不表同情或者作品本身有何硬傷，畢竟在沒有北美主流片商與串流平台公關資源支持的情況之下，作品本來就容易遭到忽視。

這種矛盾情形再次凸顯了最佳國際影片獎賽制的侷限。由於奧斯卡將代表權交給各國政府決定，使得每年真正入圍或得獎的作品都是「符合該國政治正確」的作品。

不過今年也有一項奇蹟出現，來自不丹的《不丹是教室》（Lunana: A Yak in the Classroom）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過關斬將，成功闖入了最佳國際影片獎，這也是不丹電影有史以來首次闖入奧斯卡。據報不丹電影委員會還是為了報名奧斯卡才倉促成立，想當然耳沒有資源去推動《不丹是教室》角逐奧斯卡。

平心而論，《不丹是教室》本身稱不上是足堪名列影史殿堂的傑作，無論就表演抑或劇本創作都顯得樸拙。但也許正是因為這份難得一見的真誠與樸實和遠東奇觀，觸動了參與評選的委員，這個選擇也可以視為奧斯卡對這個電影未開發國家的鼓勵。該片也與台灣有些淵源，導演巴沃．邱寧．多傑（Pawo Choyning Dorji）是台灣女婿，她與妻子、同時也是該片製片賴梵耘共同完成了這部作品。

不過弔詭的是，成功獲得提名最佳女主角、原創音樂的西班牙電影《平行母親》（Parallel Mothers）卻未獲最佳國際影片獎提名，原因是《平行母親》根本沒有被西班牙推派申奧。據傳西班牙方面不派《平行母親》，可能與其議題觸及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時代後的轉型正義議題有關。

姑且不論這是不是事實，這種矛盾情形再次凸顯了最佳國際影片獎賽制的侷限。由於奧斯卡將代表權交給各國政府決定，使得每年真正入圍或得獎的作品都是「符合該國政治正確」的作品。表面上願意給反對派存在空間的普丁（Vladimir Putin）沒有阻撓批判政府的《纏繞之蛇》（Leviathan，2014）參加奧斯卡，但其它國家可就未必擁有如此「雅量」，來自中國、香港、伊朗的異議作品恐怕永遠無法登上奧斯卡殿堂。

如果奧斯卡希望自己能繼續擴增國際影響力，「最佳國際影片」可能是下一個值得在規則上動刀調整的項目。

《犬山記》：可會上演「公主復仇記」？

回到美國今年的本土製作，也出現了有趣的懷古現象。7項提名的《西城故事》改編自1957年的百老匯歌舞劇，但最富國際影響力的版本則是1961年的電影版。10項提名的《沙丘》則改編自1965年出版的同名小說（1963年開始連載）。同樣驚喜提名最佳影片等四項大獎的《夜路》則改編自1946年的同名小說。三部作品過去都有過電影版本。

《沙丘》中影射的西方與中東關係已是老生常談，不過又是一個西方救世主崛起故事，與《與狼共舞》與《阿凡達》差異不大，它的優點在於科幻奇觀，而非敘事上的突破。

雖然三部作品都堪稱為2021年的年度佳作，不過卻都有題材過時之嫌。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的《西城故事》和吉勒摩．戴．托羅（Guillermo del Toro）的《夜路》顯然都不是太具有當代性的電影，沒有與現代觀眾形成深刻的對話。而《沙丘》中影射的西方與中東關係已是老生常談，不過又是一個西方救世主崛起故事，與《與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1990）與《阿凡達》（Avatar，2009）差異不大，它的優點在於科幻奇觀，而非敘事上的突破。

反觀紐西蘭導演珍．康萍（Jane Campion）一樣懷古，改編了一部1967年出版的小說、故事背景設在1925年的《犬山記》，卻成功找到了當代性的詮釋角度。片中描述對陽剛氣質的尊崇何以造成男人的性格扭曲，而受害的可不見得是外貌與性情陰柔的男性。班奈狄克．康柏拜區（Benedict Cumberbatch）以內斂演技所詮釋的深櫃牛仔一角第二度問鼎奧斯卡影帝，獲獎大概也是穩當。

如果沒有太大意外，《犬山記》很可能在今屆大獲全勝，並成為史上第一部在奧斯卡奪魁的Netflix電影（即便這是一部完全不適合用電腦或手機欣賞的作品）。在28年前，珍．康萍以《鋼琴師和她的情人》（The Piano）敗給史匹柏的《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這回狹路再相逢，終於是時候上演「公主復仇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