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届奥斯卡金像奖日前公布入围名单。Netflix出品之作《犬山记》(The Power of the Dog)领先群雄,获得最佳影片、导演等12项提名。年度商业制作《沙丘》(Dune)以10名居次。《贝尔法斯特》(Belfast)和《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则以7项提名位居第三。
本文将深入评析奥斯卡近年推动制度改革如何重塑入围名单,以及串流媒体的出现又是如何影响奥斯卡决策。整体而言,这份名单开列的相当稳健而适切,许多选择都传递了明确的信息,值得再三咀嚼。
影后名单:令人跌破眼镜
事实上,对许多影迷来说,这些作品的整体成绩或许是其次。最佳女主角的战况反而让人格外瞩目,大家更好奇在《史宾赛》(Spencer)当中饰演黛安娜王妃(Princess of Wales)的克莉丝汀.史都华(Kristen Stewart)究竟有没有机会闯入奥斯卡。之所以成了悬念,是因为她早期看来势头最稳,却在演员公会奖与英国金像奖连提名也没有。
克莉丝汀.史都华过去凭借《暮光之城》(Twilight)系列为人所知,虽然有广大粉丝基础,但其演技常被嘲讽是“面瘫”。不过近年她在欧陆电影重获新生,在《星光云寂》(Clouds of Sils Maria)当中的精湛演出,让挑剔的法国人都不得不低头,破天荒地将凯撒奖颁发给她。大家只是在等,什么时候她才能获得奥斯卡垂青?
前几日英国金像奖公布名单,选了六人,就是没有克莉丝汀.史都华,而且《史宾赛》更是提名挂零。一说是英国人对饰演黛妃的人选比较高标准,未必能接受一个美国人诠释她。也或许片中将王室庄园描写得有如“鬼店”的作法,让仍然拥戴王室的英国人感到情绪复杂(依照2021年民调,还是有63%英国人支持君主立宪制)。
《史宾赛》更是提名挂零,一说是英国人对饰演黛妃的人选比较高标准,未必能接受一个美国人诠释她。也或许片中将王室庄园描写得有如“鬼店”的作法,让仍然拥戴王室的英国人感到情绪复杂。
结果奥斯卡最后还是选了克莉丝汀.史都华,似乎证明美国的确是落难王族的栖居之所,这点梅根(Meghan, Duchess of Sussex)应该心有戚戚焉。
不过开出的影后名单依然令人跌破眼镜,因为原先几乎包办所有主要风向球奖项提名的女神卡卡(Lady Gaga)最后竟没能以《Gucci:豪门谋杀案》(House of Gucci)提名。然而平心而论,《Gucci》并不是一部杰出之作,女神卡卡饰演的古驰夫人起初以积极姿态获取所爱、争取权位,有不少好戏,展现现代女性面貌。但当她后续发觉自己遭到抛弃,就成了卡通化角色,情感全写在脸上,可看性顿失。
改革:奥斯卡成功摆脱老白男?
不过这或许也是导演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所立下的电影基调,杰瑞德.雷托(Jared Leto)在片中的表演如是,所呈现的不过是极其刻板的义大利腔。换句话说,《Gucci:豪门谋杀案》在奥斯卡遭受的冷遇(仅存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一项提名)也像是一种提醒,要美国人不要再自以为只要是白人都能演。将一群义大利人改成英语发音这般美国中心思维,恐怕已经不再受到欢迎。
许多人读到这里或许大惑不解,质疑“奥斯卡不就是美国人的奖吗?”
其实这个观念其实已然过时。2017年,“奥斯卡太白”(#OscarsSoWhite)声浪席卷影坛,主办奥斯卡的影艺学院随即大刀阔斧推动改革,首要就是大量增加更多不同国籍、族裔的会员加入。这让“美国的奥斯卡”逐渐变成“世界的奥斯卡”,改革除了基于政治正确考量,当然也有其实用性的商业权衡。毕竟如果有能力广纳全球观众,自然也能让奥斯卡的品牌价值得以扩充。
就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全面改革的背景也是对串流媒体崛起的因应。随著Netflix等串流平台在全世界获得海量观众之后,实体发行的限制被打破,使得非英语的优质影视内容形成一阵炫风,连美国人自己的观影习惯也逐渐产生改变。为了欣赏好作品,美国人也不再介意观看字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电影等于好莱坞”的思维已经过时,奥斯卡作为领头羊,要走向世界更是必然。
改革迅速在2020年就收到成效,韩国电影《寄生上流》(Parasite)破天荒地成为史上首部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电影。在同一年,《寄生上流》也获得了最佳国际影片殊荣,而这个奖项过去数十年都叫“最佳外语片”。影艺学院显然深知既然观众已经是全世界影迷,“外语”之称自然就太过美国自我中心。
近年美国媒体依然聚焦在国内奥斯卡收视率等等数据,借此表达奥斯卡是如何江河日下,殊不知这种判断仍有其局限。就今年奥斯卡奖的入围名单,便可知道奥斯卡已经打破了过往的地域性、或者俗称“老白男”(老人、白人与男人)的品味局限,选出了更多国际作品,更面向世界。《Gucci:豪门谋杀案》这种过时、冒犯义大利人的作品,自然会遭到扬弃。
增加更多不同国籍、族裔的会员加入,让“美国的奥斯卡”逐渐变成“世界的奥斯卡”,改革除了基于政治正确考量,当然也有其实用性的商业权衡。
以这个面向来看,今年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无疑是日本电影《在车上》(Drive My Car)的成就。该片至少在入围阶段闯下斐然成绩,提名最佳影片、导演、改编剧本与国际影片殊荣,导演滨口龙介更成为继1965年的勅使河原宏和1985年的黑泽明后,史上第三位提名最佳导演的日本籍导演。
这部作品没有黑泽明式的日本文化奇观,而且片长更长达近三小时。故事就是在描写一个丧妻男对自我情感的探索,这绝非好莱坞热爱的高概念(High concept)作品。滨口龙介也不像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ón)一样是美国影坛熟知的外国导演。
换言之,《在车上》的好成绩,比《寄生上流》更能显示奥斯卡的变化。因为《寄生上流》就本质上还是一部好莱坞品味之作,从HBO立刻出手制作美国版影集就能察知。但《在车上》如果拍成美国版,却是难以成立。
《时代革命》止步,奇迹来自不丹
当然,纽约影评人协会奖等奖项的多方肯定助澜有功,加上疫情封锁也导致许多拥有资源的英美电影无法砸钱做公关活动(虚有其表的电影往往特别倚赖宣传战),使得像《在车上》这样低调的非主流电影有空间窜出。不过奥斯卡数年下来的方向转变才是真正原因。除了《在车上》之外,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烂的人》也惊奇入围最佳原创剧本,这再再彰显奥斯卡已经改头换面。
此外,今年非英语电影的代表还包括首部在奥斯卡提名最佳国际影片、外语片与动画片三项,完成“大三元”傲人成绩的丹麦电影《漂浪人生》(Flee)。华裔导演洁西卡.金顿(Jessica Kingdon)的纪录片《登楼叹》(Ascension)则是今年唯一的华语片代表(虽然该片没有任何旁白与采访画面),导演的外祖父是清末民初的中国诗人郑泽,她借用他的诗名作为片名,片中则表现了现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化面貌。
在最佳动画短片一项也出现了一部奇作《The Windshield Wiper》,片中不断辩证爱的意义与价值,其中一段貌似呈现了一位坠楼轻生的香港少女,不知导演是不是有意表现对香港人处境的关注?
遗憾的是,去年荣膺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时代革命》(2021)则早已止步,连15强短名单都未能进入。但这并不意味著美国人对香港人不表同情或者作品本身有何硬伤,毕竟在没有北美主流片商与串流平台公关资源支持的情况之下,作品本来就容易遭到忽视。
这种矛盾情形再次凸显了最佳国际影片奖赛制的局限。由于奥斯卡将代表权交给各国政府决定,使得每年真正入围或得奖的作品都是“符合该国政治正确”的作品。
不过今年也有一项奇迹出现,来自不丹的《不丹是教室》(Lunana: A Yak in the Classroom)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过关斩将,成功闯入了最佳国际影片奖,这也是不丹电影有史以来首次闯入奥斯卡。据报不丹电影委员会还是为了报名奥斯卡才仓促成立,想当然耳没有资源去推动《不丹是教室》角逐奥斯卡。
平心而论,《不丹是教室》本身称不上是足堪名列影史殿堂的杰作,无论就表演抑或剧本创作都显得朴拙。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份难得一见的真诚与朴实和远东奇观,触动了参与评选的委员,这个选择也可以视为奥斯卡对这个电影未开发国家的鼓励。该片也与台湾有些渊源,导演巴沃.邱宁.多杰(Pawo Choyning Dorji)是台湾女婿,她与妻子、同时也是该片制片赖梵耘共同完成了这部作品。
不过吊诡的是,成功获得提名最佳女主角、原创音乐的西班牙电影《平行母亲》(Parallel Mothers)却未获最佳国际影片奖提名,原因是《平行母亲》根本没有被西班牙推派申奥。据传西班牙方面不派《平行母亲》,可能与其议题触及独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时代后的转型正义议题有关。
姑且不论这是不是事实,这种矛盾情形再次凸显了最佳国际影片奖赛制的局限。由于奥斯卡将代表权交给各国政府决定,使得每年真正入围或得奖的作品都是“符合该国政治正确”的作品。表面上愿意给反对派存在空间的普丁(Vladimir Putin)没有阻挠批判政府的《缠绕之蛇》(Leviathan,2014)参加奥斯卡,但其它国家可就未必拥有如此“雅量”,来自中国、香港、伊朗的异议作品恐怕永远无法登上奥斯卡殿堂。
如果奥斯卡希望自己能继续扩增国际影响力,“最佳国际影片”可能是下一个值得在规则上动刀调整的项目。
《犬山记》:可会上演“公主复仇记”?
回到美国今年的本土制作,也出现了有趣的怀古现象。7项提名的《西城故事》改编自1957年的百老汇歌舞剧,但最富国际影响力的版本则是1961年的电影版。10项提名的《沙丘》则改编自1965年出版的同名小说(1963年开始连载)。同样惊喜提名最佳影片等四项大奖的《夜路》则改编自1946年的同名小说。三部作品过去都有过电影版本。
《沙丘》中影射的西方与中东关系已是老生常谈,不过又是一个西方救世主崛起故事,与《与狼共舞》与《阿凡达》差异不大,它的优点在于科幻奇观,而非叙事上的突破。
虽然三部作品都堪称为2021年的年度佳作,不过却都有题材过时之嫌。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的《西城故事》和吉勒摩.戴.托罗(Guillermo del Toro)的《夜路》显然都不是太具有当代性的电影,没有与现代观众形成深刻的对话。而《沙丘》中影射的西方与中东关系已是老生常谈,不过又是一个西方救世主崛起故事,与《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1990)与《阿凡达》(Avatar,2009)差异不大,它的优点在于科幻奇观,而非叙事上的突破。
反观新西兰导演珍.康萍(Jane Campion)一样怀古,改编了一部1967年出版的小说、故事背景设在1925年的《犬山记》,却成功找到了当代性的诠释角度。片中描述对阳刚气质的尊崇何以造成男人的性格扭曲,而受害的可不见得是外貌与性情阴柔的男性。班奈狄克.康柏拜区(Benedict Cumberbatch)以内敛演技所诠释的深柜牛仔一角第二度问鼎奥斯卡影帝,获奖大概也是稳当。
如果没有太大意外,《犬山记》很可能在今届大获全胜,并成为史上第一部在奥斯卡夺魁的Netflix电影(即便这是一部完全不适合用电脑或手机欣赏的作品)。在28年前,珍.康萍以《钢琴师和她的情人》(The Piano)败给史匹柏的《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这回狭路再相逢,终于是时候上演“公主复仇记”了。
@Ayahuasca 有美资参与的电影可以竞选任何奖项,没有美资参与的只能竞选外语片
《西城故事》剧照的插图不对吧。这不是电影《西城故事》的剧照,而是音乐剧的剧照
回复一下评论区的疑问,“问鼎”是两岸差异性用语,并不代表已经成功的意思。
請問有人知道為何都是外語片,有的能入圍最佳影片,有的卻入圍最佳外語片嗎?
但是在大陆的语境中,“问鼎”确实常用于“获胜”,而非“参与XX的争夺”。
问鼎不就是已经成功的意思吗?
以前會很重視奧斯卡得獎影片,但當觀影經驗漸長,覺得得獎作品也未必好看。
「对阳刚气质的尊崇何以造成男人的性格扭曲,而受害的可不见得是外貌与性情阴柔的男性。」“不能娘”的男权主义叙事早就渗透到各种文化层面,影响着所有人的审美取向。甚至是本应拥抱“多元包容”价值的男同群体,比如一个gay对另一个gay的赞美,往往是“你好man”,甚至“一点不像gay”。直男树立的阳刚符号,比如胡子、肌肉、沉默寡言、嗓音低沉等等,也深刻影响了男同的审美。对,我们都可反思一下自己身上的“爹味”
問鼎解意圖爭奪,而非得獎,用第二度問鼎形容第二次提名沒錯。
卷福怎么叫做「第二度问鼎」?他一次也没拿过啊,不就 The Imitation Game 得了一次提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