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照興是香港媒體人，創作人，自言喜歡站在時代風口上記錄。過去多年旅居北京，上海，銳意觀察大陸開放的新景象，他指自己的寫作研究，從來都以香港為座標參照比較。直到疫情期間，經歷上海封城，他回到香港，發現原來的座標，消失殆盡。
如今他在東京找到自己要站的位置，形容自己目前是散居狀態，一邊通過陌生化的距離來書寫香港，另一邊開展日本研究——不但繼續關注他熱衷的城市更新規劃，也貼身觀測當下日本社會醞釀的巨變。眼睜睜看過城市浮華萬象的興起與破碎，他仍孜孜不倦地把自己拋擲進另一個城市，觀察時代轉折，寫下紀錄。
城市之於李照興，是一種「24小時不打烊的自由」，而且，抵達一個城市，只要帶來新的觀看方式，對他來說，就是新的自由。我們約他在東京街頭來一場散策式訪談，邊走邊聊，而他就選定了高円寺一帶
李照興，香港作家，文化評論人。個人或合編作品包括《香港101》 、《潮爆中國》、《王家衛的映畫世界》等，新作《等到下一代：香港流行文化與身分認同史備忘》。過去二十多年於香港、北京、上海從事媒體及城市記錄創作。近年穿梭東京、台北、香港開展跨域華人文化及生活圈的記錄與研究。
座・高円寺：語言以外的經驗
「暫時不是研究日本的人，是研究日本的系統，即是什麼令到日本這麼文明，或者日本美學如何領先。這些其實是通過你的個人體驗。」
李照興傳媒經驗豐富，涉獵文化寫作研究，對採訪習以為常。訪問這天，早上新聞推送，傳來東京熱中症警告。日本的七夕，香港的小暑。
他的成長時期，正值日本文化大量輸入香港，日劇入屋，也看《幪面超人》，聽的廣東歌不少改編自日語流行曲；彼時走出香港街上，日資百貨公司進駐，在銅鑼灣抬頭一看，崇光、大丸，松坂屋⋯⋯難怪他常說，像他這一代香港人，早已很熟悉日本，令他現在的日子，也遠遠離開了與日本的蜜月期，完全不是來旅遊觀光的心態。
高円寺，位於東京杉並區，以古著店林立與獨立音樂氛圍聞名，對不少次文化愛好者來說，絕不陌生。李照興傳來的集合點，在藝術會館「座・高円寺」，他時常來這裡看劇場演出。這座綜合文化設施由建築師伊東豊雄設計，早於2008年落成，牆上遍佈透光小圓窗，串連起小劇場、社區會堂和阿波舞廳各個樓層。
見面不久，李照興如導賞上身，侃侃談起東京小劇場文化和建築特色，「這是中型劇場，從設計可以看到日本民間建築的自由度大很多。當然要合乎規格，公共建築也要配合政策投標等事項，但我說的是設計獨立性和可變性已然是很高的。而且在東京，不同社區都不乏這類偏離主流、非常有視覺特色的建築，這是在東京生活，視覺上有趣的地方之一。」
散步在東京，他喜歡留意街頭巷尾的視覺設計審美，而視覺元素對他來說之所以是重要的，其一原因是自己日語能力所限，他形容自己日文程度「直頭唔好（根本不好）」。譬如說，他向來寫影評，但日本電影院一般不提供字幕，他每次去看戲，得先了解故事大綱，否則近乎沒戲可看。另一邊廂，他來看小劇場演出的時候，也主要是看舞踏，抹去文字語言，從詭譎的肢體動作與白妝，直視內心情慾。
他認為，今時今日在日本生活，其實語言也不成問題，但在專業方面定必有影響。「你也知道的，我們喜歡八卦，走進一間居酒屋，都會想同人嗲吓（聊兩句），或者和司機搭訕。但這件事是消失的，導致我在做的，不是人和人、面對面採訪的事。」
研究一座城市，卻缺少了實實在在生活於當地的人的聲音，李照興承認，這點是自己目前的缺陷。「但在這一刻是無法克服的，不可以一下子很暢順地同被訪者或交流者交流，只能通過另外的方法，包括讀文獻、讀記錄，自己親身觀察經歷，用自己的經歷來做主體，而不是一個採訪式的主體。現在的翻譯技術高，文獻都翻譯得很好的，我現在幾本很重要的日本讀物都只有日文版。」
目前，他一邊整理香港文化歷史考古，一邊認識了一批在日本研究香港的「香港迷」，他們收藏了大量香港研究資料，甚至有些連他也不知道的八、九十年代粵語流行曲。與此同時，他的在日寫作計劃，也都是城市街區研究，他強調：「暫時不是研究日本的人，是研究日本的系統，即是什麼令到日本這麼文明，或者日本美學如何領先。這些其實是通過你的個人體驗，舉例說，交通出行，就專門留意指示牌，是否正確，是否漂亮，或者會不會加了動漫元素的創意。就資料上來講，文獻已經很多，所以暫時對現在為止，語言並不是最大的問題。」
商店街：路上觀察的方式
「你觀察的東西一定要夠無聊。無聊的意思是非功能化，由於它是沒用的，反而好奇它出現在追求實用性的那個矛盾。」
「我們這些本雅明式的城市浪漫遊人，一定要行街，要貼地。」李照興說，研究資料雖然重要，但還是要靠親身經驗，路上蹓躂，好好觀察。正如他說，座・高円寺稱得上東京小劇場的地標之一，但更加重要的是，走回車站的路上，周邊還有很多小劇場和Live House，形成不同層次的地下生態。
鍾情行街，像他過往時常流連尖沙咀的文青歲月。到香港老牌英文書店辰衝買書，去海運戲院或港威戲院看電影首映，又是香港文化中心國際電影節的常客，再擠進HMV聽歌，在My coffee坐下來，呷一口咖啡，談文說藝。那年頭，未有「文青」叫法，他說，這種四出尋樂，香港叫「蒲」。只是他過去的這些「蒲點」，不少已走入歷史，留在那一代人的回憶中。
周一午後的高円寺，不算喧鬧。往車站方向走，幾乎不見外國觀光客，擦身而過，似是悠閑鄰里，吃食消遣，單車行人交錯而和諧。從劇場沿直路，不出五分鐘，到了車站南口右側的PAL商店街。像慣常爬梳資料寫作般，李照興站在商店街入口，由歷史起源說起，從19世紀巴黎的拱門街設計概念，談到日本商店街與社區的連結，說話間往往夾雜「你都知道」，似乎都認定這些是一些基本日常事。
從前他來高円寺看劇場，知道這一帶在文藝圈子深受歡迎，順道也在附近蹓躂，「不一定是依書直讀，一定是去到某處親身體驗之後，有些什麼再click到你，然後你再好奇一下，到底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其中吸引他的，是這裏的阿波舞傳統，作為日本德島縣的傳統盆舞阿波舞傳入東京的起點，這裡已然是德島以外的重要據點。他不但對這類以傳統祭典來振興社區的課題深感興趣，也熱衷研究商店街出錢出力，集體推廣街區，促進社區融合的實踐。漫遊街上，他的視線也會散落在經過的牌匾，頂上一列燈柱，還有吉祥物，慢慢發現不同街區都各有特色。就像過幾條馬路，來到北口，是高円寺另一條知名商店街「純情商店街」。門牌上冒出一隻青綠色公仔，李照興說是這裏的毛毛蟲吉祥物，原來其名字叫「なみすけ」（NAMISUKE），為一隻以杉樹為靈感的妖精。
上世紀80年代，日本出現「路上觀察」風潮，主張觀察一些偏離主旨、無實用價值的事物。李照興說：「你觀察的東西一定要夠無聊。無聊的意思是非功能化，由於它是沒用的，反而好奇它出現在追求實用性的那個矛盾。」多年來，他的寫作專注於城市更新，規劃政策，「你看，澀谷那邊的工程這麼多年，政府與房地產商一直在開發，就像北京那樣，通過剷除所有你冇眼睇的東西，興建天橋連接商場。當年那批發起路上觀察學的人，也是對日本那些工整規劃的東西做出很大的反諷，去非功能化。」
用廣東話說出「純情商店街」五個字，與不少華語使用者一樣，李照興也開起玩笑，其實有幾（多麼）「純情」。即使語言不通，但他在日常接觸和製漢字時，也找到樂趣，「與平日的中文有不同理解，這個陌生化令我突然有很多新認識。當然你看到中文字，突然間有一個新的演繹，用一些新角度去理解很多熟悉的語言。」
這種新的觀看方式，對他而言，是一個新的自由。「比如說街區，定位某一個地點，在香港是用門牌，像英皇道幾多號；在上海則是用兩條路的交界；北京卻是說朝陽門往北300米右側。而日本，就是用三組數字，丁目、番地，號。這是地理上最大的理解分別。當你遊走時，突然間覺得屬於某一個區域的概念強了很多，即是你屬於某一格裏面。我經常用地圖的鳥瞰方式來看事物，包括自己的位置。這是一個新方式去看自己和城市的關係，或者看周邊社會的角度，只要足夠新鮮，我覺得就是一個新的自由。」
小杉湯：錢湯復興，城市更新實踐
「將古老的東西潮流化，也是關乎審美，生活美學，你看那些新標誌設計，是高於水準之上，跟香港或其他城市差很多。」
穿過純情商店街，拉麵燒肉立食，也有雜貨古著店，街道切割區域，橫側直走，離開主要商店街，很快便鑽進人跡稀落的民居一帶。遠遠看到「小杉湯」招牌，直至轉到正門，才看到整個錢湯建築全貌。烈日下的散策，李照興輕提小布袋，單手搖着紙扇，像個說書人，娓娓道來錢湯復興運動的故事，遠處看去，又似一個剛好從隔壁過來的居民，悠悠然，準備來錢湯浸浴。
「這個小杉湯是近年的錢湯復興活動一個代表，改造一九三三年老舖，升級整個設備。以前的錢湯很破落，九十年代，我們來日本的時候，像老人家才會去的地方。現在復興，不單是給本地人，也吸引很多外國遊客。我看日本雜誌大，那些《Casa BRUTUS》、《pen》等等，全部都在討論這個錢湯改造潮流。」
小杉湯的旁邊是「小杉湯となり」，利落簡潔的共用空間，平日採用會員制，周末為公眾開放。「人們來工作、用餐，甚至像托兒所，帶孩子來休憩。這是通過結合新空間和業態去改變老品牌，凝聚整個社區的嘗試。作為城市更新或社區活化的實踐和保育，把幾個我留意的議題都混在一起，這是很重要的案例。」
這位說書人樂此不疲，順道提起，在另一邊墨田區的「黃金湯」，鄰近也開辦手工啤酒店，他欣賞接手的第三代經營者有很多想法，「將古老的東西潮流化，也是關乎審美，生活美學，你看那些新標誌設計，是高於水準之上，跟香港或其他城市差很多。我基本上觀察的或者寫的東西，都是從表面的美感出發，再關注實際內裏背後的運作系統，政府怎樣牽涉進來，產業面對什麼困難。這些不是表面上看見的那麼簡單，背後必有一套運作邏輯。」
飛地書店：站在改變風口
「我最喜歡的是站在這時代風口上記錄，這就是我應該站的位置。城市變化最大的時候，往往我就在場。Better or worse，無論是好或不好的變化，總之大變化就是動因。」
李照興正在觀察的，還有更龐大的一波社區變動，那是近年華人社區在日本的壯大，如何逐步衝擊日本。近十年，中國人大舉赴日投資或移居，年輕一代「躺平」，「潤」到國外，日本是熱門首選。目前在日的外國人留學生，中國人就佔去四成。此行的下一站，李照興選擇了今年三月才開辦的華語書店空間「飛地·離島書店」，賣書辦講座，凝聚起一班東京華人，按他形容，正是這波華人社區趨勢最新發展的象徵之一。
「這是一個大流動的時代。不單止華人，全世界都是這樣，有移民、難民，又有人要『潤走』。在東京，特別是疫情之後，出現了專門針對華人的生活經濟圈，餐廳不在話下，現在有這麼多麻辣燙，茶餐廳，還有華人書店成立。從飲食到精神文化物質，在東京的華人社區完全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對日本社會民間的衝擊其實很大，移民數字到遊客數字，搶米新聞，諸如此類，是不斷衝擊，你看到現在很多（華人）負面新聞。」他續說，無論日常所見，抑或統計數據上，大量外來人口，無論是華人，歐美人，南亞人，將徹底改變整個日本，他揚言可稱之為「二度黑船來航」。
李照興揚言，現今自己身處東京，正是記錄日本另一個轉折的大時代，「我經常說，我最喜歡的是站在這時代風口上記錄，我覺得這就是我應該站的位置。作為媒體人也好，創作人也好，在城市變化最大的時候，往往我就在場。Better or worse，無論是好或不好的變化，總之大變化就是動因。」
香港九七回歸後，焦慮退燒，一波北上潮興起，人們爭風逐浪，要趕上好時機，開眼界，創潮流，見證時代新章。李照興自然沒有錯過在場的機會，2004年跑到北京，四年間貼身觀測他所經驗的「潮爆中國」。回顧彼時北上，他直言與今時今日去大灣區的思維和想像完全是兩個極端。「那時整個民主回歸，前提是中國大陸不斷開放，無論媒體、社會，還是文化的提升。起碼我這一代人是這樣想，假設將來香港和大陸城市都一樣，意思是大陸城市變成香港這樣。不是現在反過來，香港變成大陸城市。當時那個朝氣和期盼是完全不一樣的。回看2004年到2008年，是中國社會文化改造的黃金時期，我當時報道城市發展，有很多令人興奮的事，新建築，天花龍鳳的，又有地下音樂，所有都是氣象一新，覺得好正。因為你會發現，嘩，個未來嚟緊（未來正在來）呀！整個規模和可塑性真的很厲害，這就是未來。」時隔差不多廿年，聽他憶述往事光景，依然感受到那股壯志振奮。
然而，這份對未來的期盼無以為繼。李照興看到北京的大規模汰舊換新，取締舊店舖商場，剷除低端人口，「整個城市的組合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加上對於文化的管制深入了很多，除了資本和政治之外，文化上已經不會領先。」所以，他離開了北京，把嚮往和關注轉移到另一個大都會——上海。
「當時經濟和整個社區發展，上海都走在中國的前面。上海世博之後的那十年，是其中一個發展最好的日子。疫情改變了所有事，上海封城，不單只是對我，很多曾經相信上海作為中國最開放先進的城市的幻象，是破滅了。不只是上海人，是廣義上住在上海的人，造成身體和心靈精神方面的衝擊。（疫症）最嚴峻的時期，人心惶惶，同一棟大廈如果有A戶發現陽性，全棟住戶都要遷去方艙，你覺得很荒謬。那個城市進展或者文明進展的假象，到此為止，終結了。」他再一次經歷幻象破滅，意興闌珊離場。
不消十分鐘，來到早稻田通り，實際上已屬於中野區範圍。書店藏身在大路旁一棟偌大的淺灰色鋼筋混凝土公寓大樓內，不過這天沒營業，只見門口放有一塊香港小巴車牌，以經典紅藍配色寫上書店名。接着，李照興提議最後去一間酒吧，順便分享自己手頭上針對IPA（India pale ale，印度淡色艾爾啤酒）的研究寫作，於是重新往高円寺車站方向走。住宅區內，四周是重複排列的街道與平房，尋常相似，藏匿着低調的雜貨小店。
告別上海之後，李照興曾重新考慮回去香港，「但2020年之後，香港又不是那回事了。開始重新組織一下自己的base，還有身份的問題。以前都是以香港人身份做座標，我寫城市觀察，潛文本都是對比另一個城市，和香港作為參照，很老套的雙城記比較。怎樣看城市，其實座標就在香港。」走着說着，發覺竟繞了一圈，回到同一個路口。他停下步，打開了手機的地圖程式，看着藍點，指尖左右滑動。「但是發現，2019年後，個座標冇咗。就好像我現在，要不斷看Google map，重新找到不同的座標。」他苦笑道。
消失的座標：昨日香港
「現在香港已經不是一個公民社會。整個新常態下，暫時對我來說，香港是突然間消失了，變成沒有一個參照的base。我亦沒有其他新的base，所以我處於一個散居的狀態。」
酒吧傍晚才開始營業，於是只好隨便走進剛才經過的咖啡店，暫借一處能對話的空間。李照興用簡易日語向店員落單，大熱天，他點的還是熱咖啡。坐在咖啡店內，繼續回到關於香港作為一個座標的話題。他解釋：「座標的意思是，可以通過論述也好，觀察也好，參考其他社會有參考價值的東西，並帶回香港。但是你會發現，現在香港已經不是一個公民社會。整個新常態下，暫時對我來說，香港是突然間消失了，變成沒有一個參照的base。我亦沒有其他新的base，所以我處於一個散居的狀態。」
按李照興所說，自己作為傳媒或寫作人，無論是好或壞的變化，在場都很重要。那麼，為何如今沒有選擇於香港在場？「我想經歷了運動的人，好難即時處理那件事。現在都只稱作為『那件事』。某程度上，我現在心理上是在療傷，我還未能面對。有幾套重要的紀錄片出了，我還未敢看完。」原以為，他早已見慣時代風浪起宕，原來仍有一處歸途，苦無出路。
他續道：「簡單來說，我們那一代相信了幾十年的東西，突然間煙消雲散，一夜之間是沒有了。不單單是講民主回歸進入中國，相信中國城市會成為香港那個信念，突然沒有了。以前北上，仍有一班人很抗拒大陸的事物，但確實是有一些大膽的想法，或者對於文化深入的思考，接觸到很多大陸學者，確實很厲害，但是當時香港人不會認同。我做的事情，老套一點說，是做橋樑，說極致一點，就是在做『無間道』，把這些東西反向傳回來香港，開拓大家視野，將新消息回遣香港。」他形容，過去像探子回報，但現在回報的本營都不存在了。如今能做的，只是研究以往的香港，或者他所經歷過的香港。
今年，李照興出版新書《等到下一代》，副題明言「流行文化與香港身分認同史備忘」，正是疫情下散居日本時所寫，論述香港流行文化演變，以及通過流行建構身份認同。人在異地，他認為可以通過陌生化，更加純粹去做一些記憶的書寫。他寫書時，憶記起茨威格的《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這是很重要的一本書，二戰後作者離開了歐洲，在手邊沒有任何文獻之下，單從腦袋的回憶，來記憶他舊歐洲的生活。對我來講，那段時間是在日香港人，當不可以面對從2019年到2020年發生的事的時候，只能先處理以前的事，以往五十年的香港文化為何這麼興旺，我當年的文藝青年成長經驗，今時今日的年輕人完全沒有經歷過。」結合個人經驗與流行美學梳理，他寫港產片與Cantopop，電視撈飯，流行電台，也寫街道文化與飲食，其中一篇針對電子音樂，說當年達明一派的聲音回應時代焦慮急迫。殊不知，時代換過模樣，人們仍舊憑歌寄意，慨嘆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
李照興六月也去了黃耀明在東京舉行的演唱會。他說，明哥唱了李志的〈這個世界會好嗎〉。同一道問題，李照興答得直接：「當然不會好。我本身是很悲觀的，面對過這麼多的變化，對全世界人類悲觀。我們這一代九十年代讀大學的人，相信多元文化，相信『歷史的終結』，全世界民主自由化。但現在全球轉右，封閉主義，難民和移民是新常態，這是一個無可避免的最新的衝擊。」
「我不是浪漫化、哈日的人，不是認為日本什麼都好。」緊接這句話，是李照興的一個強烈主張：「這是一個很個人的理解，這麼多年遊走全世界不同城市的經驗，在整個社會禮儀到文明程度，從最基本的乾淨程度，到待人接物，禮貌守則，日本已經去到這麼多年人類文明發展的終極，不會比現在或者之前的日本更加好。所以我記錄的不單止是城市，還是人類文明的下跌，從2020年開始，人類文明不會再進步，這就是我的結論。所以我一直處身在這個極端的，本來相對來說是好的基礎上，我在進行這個新的觀測。」
他時常提到的一個櫻花比喻問題，「每年日本以個位百分比下跌人口，純屬數學層面計算，以後人口減少，那日本會消失。我問日本人，你寧願像櫻花一樣，燦爛然後凋謝，還是為了苟延殘喘，輸入一些外勞或者外人，令到這裏可以繼續生存下去，但已經不是以前那回事了？當然，我沒有得到任何正面回答，但我覺得這個比喻是valid的。」
散居者與城市的距離
我是「一個來自香港、散居全球的人。我現在面向的寫作市場和目標，都是全球自由華人社會。」
流連不同城市，幻海萬象，有過期盼張狂，屢屢撲空退場，李照興對城市人間，始終抱持驚人的執迷。他清楚自己完全屬於大城市，追求一種「24小時不打烊的自由」，「很沉迷隨時可以選擇任何東西，就是說你隨時隨刻，突然間想去吃一碗麵，或者看一個show，見到一個人，到你想安靜，就關上門，留在家裏。大城市的五光十色，happenings，仍是我的追求，或者是生存的重要條件。追求一種知識，或者追求一種尋根問底，而那些都很物質化的。」這番說話，是否與他那一代人，親身經歷過所謂香港黃金時代的鼎盛有關？他不否認有這樣的背景，卻無法就此斷言，「當時確實是這麼物慾橫流，聲色犬馬，可能是背景價值，也不排除。但我覺得有種根本，是個人的，不知道是否是一種inborn，還是後天，但對我來說是這種身體或者是物質更加有興趣，而不是一種靈性或自然。」
這樣一場高円寺午後漫步，言談間，大議題如城市規劃、社區更新，到錢湯與舞踏，專精如IPA，小津安二郎等，李照興一直侃侃而談；但偶然談到正進行大型世界巡演的當紅日本歌手，他不但不認識，更大方承認，對於時下日本流行音樂知之甚少。誠然，城市色相紛陳，層層複雜組成，認識一座城市，往往受經驗與資訊所限。說到底，怎樣才算得上熟悉一個城市？
「真的不能單憑問所謂熟悉的知識，像我講某樣東西，你有沒有聽過？你會發現，很多日本人對你講某些東西，反而不知道。難道我比他更熟悉日本？當然不會這樣。所以對於地理或者歷史文化的知識，不能作為評判熟悉的標準。那是很狹窄。我覺得，反而那個屬性是反向來理解，對於這個城市還有多少好奇，多少熱愛。熟悉是溫度，一種熱能來的，所以，我理解的那種熟悉，就是在於你對於那個城市的熱情，不停發掘，不斷去煲個溫度，而不是冷卻了。」這種說法乍聽之下其弔詭之處，因為假如對事物瞭如指掌，理應不再感到新鮮好奇。李照興解釋：「我覺得因為這個城市變化很快，你要緊貼城市新的模式、新的規則，反而需要剛才說的好奇和刺激，才會維持整個趨勢。所以對我來說，真的像剛才所說，只要愈是包含著好奇，發掘新的東西，保持更新，才會更加熟悉。」
那麼再次回過頭來，又是否對現在的香港已經不熟悉了？李照興聞言，答得斬釘截鐵：「我絕對不熟悉。」
「說真的，我十多年前開始已經不熟悉了。早在2004年，我大部份時間不是在香港。當然我說，以香港作為座標，意思是建基於我的寫作生命和寫作方向，或者讀者群眾在香港。所以，正如我在新書所講，我只能夠寫到2012年。」書中也有論及近年香港電影現象，他坦言只是藉新氣象來展現一種對未來的希望。
消失的座標，身份成了另一個課題。李照興在新書首章，第一句就寫：「當身分出現之時，它卻首先是以正陷於消失的形式呈現。」如今，他定義自己是散居日本的香港人，萍水相逢，偶然被問到是哪裏人，他認為，能避則避。「我避免說是什麼人，我只會說我來自香港，I am from Hong Kong。因為避免解釋Chinese這麼複雜的詞。又可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又可以是overseas Chinese，華裔，華僑，也可以指你正在用的語言是中文。說真的，你行走江湖這麼久，你知道跟這個人是不是會深入交流，以後做朋友，如果只不過是打招呼的過客，就無謂交流那麼多。」
他沒有否認身份的重要性，深信香港人的身份建構很大程度上來自香港的流行文化。「沒有流行文化的話，向外人是無法解釋的。 沒有香港文化，或Bruce Lee那一代開始，香港在哪裏，沒有人知道。如果沒有Beyond唱的《海闊天空》，沒有粵語歌在八、九十年代風行全中國，就不會令人知道香港。來自香港，不單止身份認同，甚至有身份自豪。好了，今天對於我來說，香港被摧毀了。整件事怎麼重新建立你的身份呢？你identify的是哪個香港？對於我們這些英殖時期的人，當然是1997年時的香港，在政治正確的角度來說，又不可以這樣說。所以我們都是模糊其詞去說這件事。」
過往在北京和上海旅居，李照興以說得一口北京腔或上海話為樂，試着融入社區，變成當地人；但到了日本，要試圖成為日本人或東京人，他連想都沒有想過，「如果長居（日本）的話，都是一個城市的陌生人。從語言到整個文化，我說我fit in在這裏，是因為我不會引起麻煩，就像那些『すみません』文化，只求沒造成麻煩。所以，反而我再stick to自己，就是一個來自香港、散居全球的人。我現在面向的寫作市場和目標，都是全球自由華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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