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百貨》久米美由紀：知道香港不只是中國一部分，這是一件好事

走在多年來尋找舊雜貨的上環摩羅上街，已在香港居住超過三十年的日本作家久米美由紀，不禁提起疫情過後，往日繁華的這條街上，有些雜貨店經已結業，平日中午也有不少店舖並不開門。街上遊客閒散，間雜本地人匆匆。隨路轉來是擺滿雜物的收舊物店「景記」，美由紀突然從貨物堆中發現一隻上世紀中國製造的鹿牌保溫桶⋯⋯

講起多年以來，每當談到日本朋友誤把中國製瓷器當成香港土產，《香港百貨》作者久米美由紀總是非常不滿，又哭笑不得：「之前很多日本朋友來香港，『美由紀さん，我找到很美的瓷器！』給我看看，底部全部寫著『Made in China』。他們會問，『景德鎮在哪裡？江西省來的，離香港很遠啊。』然後他們回到日本，便會把這些當成香港瓷器介紹給別人。」

這是美由紀寫成《香港百貨》一書的原因之一。《香港百貨》去年六月在日本出版，今年二月經台灣翻譯成中文，書中收錄了美由紀家裡一百多件在香港收藏的生活雜貨，大部分是上世紀香港輕工業生產、「Made in Hong Kong」的貨品。它們是家中千件藏品的一部分。

「你們不要總是把景德鎮的當成香港伴手禮好嗎?！」

遲來了的人

「最初的想法是為了讓日本人知道什麼是香港製造、內地製造，或者是英國製造。香港曾經製造過這麼多很美的東西，你們不要總是把景德鎮的當成香港伴手禮好嗎?！」美由紀笑言。1994年來港至今，她以嫻熟的廣東話跟我談起「香港製造」，好像看見鍾愛之物一樣，言語間每每充滿熱情閃爍。她說，面對舊物店店主或自己去問價時，肯定不能露出這種神情，儘管看到尋覓已久的雜貨時內心早就雀躍不已。

訪問就在摩羅上街進行，又名「貓街」的這條小巷是多年來遊客歡迎的古董露天市集，美由紀家中不少藏品都在這裡遇上，她又跟不少店主成為朋友，幫忙她進一步探索舊物背後的故事。美由紀說她總有一天會退休回到日本，離開前，她最希望盡可能把這些故事分享出去：「我想跟你們分享這些故事，不要留在腦裡，我始終都會走，講出去可以讓多一些人知道，這方面我自己有個責任。」

日本版《香港百貨》的封面是一幅綠色綑金漆邊花葉圖案的瓷器杯碟組，香港粵東磁廠五、六十年代生產，杯底紅色筆跡寫著「日本燒製，香港上色」。這個杯碟組也是美由紀過去在摩羅上街找到的寶物。當年韓戰爆發令中國產品被禁運，磁廠需改由日本進口瓷胎加以說明，才能出口。而日本進口的瓷胎剛好來自美由紀的故鄉名古屋，歷史翻了一個摺，瓷器杯碟又成為一本日本人撰寫的《香港百貨》封面圖片。

美由紀1994年經啟德機場來到香港，最初其實也不懂分辨香港製造和中國製造。來港前她在日本兩間影樓任職攝影師，主要從事商品和時裝拍攝；來港時剛剛開始接案工作，又遇上香港九七回歸前夕，不少日本出版社找她拍攝香港是一個什麼地方。於是她到處拍攝著名旅遊地區，輾轉來到摩羅上街，開始一段延綿至今的緣分。

「我在這裡看到很多舊物，很多都沒有在日本見過，很有趣。不用工作的時候都會來這邊逛，那時整條街都是攤檔，都很便宜。難得在香港生活，我想有香港的東西。」美由紀形容，作為外國人很自然想找本地製造，卻苦苦尋覓不果，一個月下來都找不到一個，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第一個買到的駱駝牌保溫壺，「為什麼這麼難找？原來已經沒有了，Made in Hong Kong都已經搬到內地，八十年代開始結業。原來我來遲了。」

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本地工廠北移、輕工業式微，其時香港正值轉型期，由地產、金融、服務和旅遊四大產業領頭。還未出現網上拍賣平台，一個初抵埗的人要找到本地生產的雜貨只講緣分，本地人則傾愛新潮商品多於二手貨物，缺乏資訊，她只有滿頭疑問，知音難求。直到她遇上理大設計系講師Matthew Turner的書《香港製造：香港外銷產品設計史》（Made in Hong Kong: A History of Export Design in Hong Kong）。

《香港製造》源於1988年一個同名展覽，英國來港的Matthew Turner在香港製造史未被充分研究的語境下，為二十世紀初至六十年代的香港製造業留下了一份重要的研究紀錄。「我想他跟我有一樣的想法。因為八十年代（工廠）開始搬上內地，Made in Hong Kong全部變成Made in China，但他教設計，和擁有外國人角度，覺得香港輕工業時代的設計很有趣。」美由紀說，「我沒有見過他，但想法應該一樣，即是外國人對本地東西特別有興趣，而且開始消失，就好像記憶一樣辦展覽，我也有這樣的想法。」

沒有人可以答到我

「在中國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內地雜貨，香港有，總是有些理由才會令它們出現。」

Matthew Turner，1981年春天來港任教設計。對香港這個城市的認識，緣於他英國童年時期接觸到的由香港生產、標誌「大英帝國製造」（Empire Made）的聖誕飾物、塑膠玩具和電子產品，啟發他收集和研究這段當時鮮被提及的歷史。《香港製造》的研究裡，Turner一改人們認為香港工業在戰後才發展的看法，發現香港的「工業革命」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經起步，特別是1932年簽訂的「渥太華協議」容許英國殖民地互相通商，香港工業得以開拓新市場，進一步發展。

直到英國殖民地紛紛獨立，「大英帝國製造」在市場上失去推銷效用，代之而起的則是「香港製造」（Made in Hong Kong）的標記。

在美由紀的《香港百貨》裡，雜貨大致分為「香港製造」、「中國製造」和「英國製造」三個篇章，除了紀錄香港一段輕工業製造史，也從她的收藏品中打開了一個貨物流通的地圖，形構出往昔香港的生活樣態。「香港曾經是出口港，經香港出口很多產品到歐美地區。」美由紀說，「香港有很多景德鎮的出口瓷，很多內地人來香港找它們，所以書裡也有香港常見的內地雜貨、出口瓷跟潮州瓷。在中國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內地雜貨，香港有，總是有些理由才會令它們出現。」

書中還記載了一個又一個本地匠人的訪問故事，包括粵東磁廠第三代掌門人曹志雄先生，以及生產翻頁鐘的TWEMCO第二代傳人劉熾良先生等，都是美由紀走訪得來的結果。從收藏雜貨到深究各自歷史，一來緣於興趣，同時也因為她一個「很麻煩的性格」。「其實每一次我都想知道當中的故事，我有個很麻煩的性格──這是什麼意思？花紋是什麼意思？可能因為我大學時讀過圖像學，每一個元素都有意思，例如歐洲的基督教文化。中國也有這些元素，每次我都想知道是什麼意思，從哪裡來，但沒有人答到我，很辛苦。」滿腦子疑問，但因為過於新近，缺乏充足研究，美由紀形容，除了Matthew Turner外，沒有學者可以解答她。

因為要寫《香港百貨》，美由紀三年前開始主動接觸不同的老師傅和收藏家，問題一一得到解答。譬如她收藏的一把五十年代香港東榮記製造的手工鍛造剪刀，一直沒有人告訴她東榮記是什麼，直到在深水埗一間店舖遇到認識東榮記的老闆：「我拿實物給他，『當然認識！七十年代執咗嫁喇！（結婚了啦）』⋯⋯」美由紀一邊模仿老闆粗魯的語氣，一邊雀躍地說，「為何認識呢？『大家是行家嘛！』他繼續罵，但我很開心，很感動，沒有人可以答到我的問題，被他罵也值得。」這個答案，她足足等了五六年。

美由紀說，再過十年這些老師傅有機會不在人世，盡量紀錄他們的故事，為的就是讓人們知道這些常見的生活雜貨來自香港製造。「不知道會否再出版一本書，但至少多聽一點、多看一點。」她指一指自己的頭，「要讓人知道，不可以留在這裡。」這個想法原來也受Matthew Turner影響，「好像我的偶像Matthew Turner也做了一個紀錄，不是『我的收藏品』、『我很厲害』，我想做一個很準確的紀錄，紀錄香港曾經製造過什麼。我做這件事很開心，香港人看到香港製造的東西，至少留意是哪裡造的，我希望人們起碼有這個習慣，因為背後有很多故事。」

不同的香港故事

「你知道愛護動物協會的外國人收養什麼狗嗎？唐狗，（原因）跟我一樣，因為是本地狗。」

《香港百貨》在日本出版後，因為封面的粵東磁廠瓷器杯碟組大受歡迎，不少日本人專門來到磁廠，令廠商決定復刻生產，失傳的手繪圖案則改由花紙印製。另一個連結日本和香港的，美由紀說，是去年上映的香港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

美由紀形容是「好彩」（幸運）。她認為近年日本年輕人對香港的認識愈來愈少，只知道是中國一個城市，不知道香港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直到《九龍城寨之圍城》出現：「有些年輕人因此重新對香港感興趣，知道像城寨這些特別的東西在香港才有。這部電影的意義很大，在文化和旅遊的交流上影響很大。」美由紀說她跟旅遊發展局合作多年，知道近五年來日本人比較喜歡到台灣和韓國，儘管旅發局花了很多錢都無法吸引遊客；但她聽說《九龍城寨之圍城》上映後，吸引了十多萬的遊客來港旅遊，特別是年輕人。

「有些人對香港有興趣，知道它不只是中國一部分，這是一件好事，亦很開心。」美由紀說，「我最初也是這樣，不懂分辦香港和中國製造，現在因為對香港感興趣才有《香港百貨》這本書。」

她一直想在香港出版這本書，不過台灣出版社在日本出版後一個星期已經聯絡中文翻譯事宜，香港出版社要到今年二、三月才找上她。今年四月她到台灣出席新書分享，令她意外的是，在場聽眾有九成是台灣人，「原來很多台灣人對香港有興趣，我本來完全不知道，以為觀眾是香港人為主。」出版中文翻譯本，令她有機會接觸很多移民港人，除了有在日港人聯絡她借出藏品在日本辦香港展覽，讓日本人認識香港，也有移民加拿大的人告訴她自己跟媽媽和婆婆三代人一起看書，「這些故事我很感動，都是意外收穫。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年輕一代都有買，原來香港製造過這些，很驕傲自己的地方。我很開心有這些意義。」

談到2020年香港歷史博物館關閉常設展覽「香港故事」，翻修四年後重開，美由紀早前到訪，感覺講述香港製造的部分較從前縮減，中國元素則較為主導。她自己也喜歡中國藝術，尤其是水墨畫、八大山人，但她仍然希望香港有朝一日可以設立「香港製造博物館」：「我很想有香港製造博物館，所有展品都可以放在這裡，不用再逐個逐個展覽舉辦。現在人們比較留意這些東西，但一個一個展覽，被收藏家一個一個買去，可能就會散落在不同地方。我沒有能力做，只能到處講，或者他日政府有人聽見這把聲音──真的值得做，好像香港的寶物盒一樣，人們可以把東西都放在這裡。如果歷史博物館只有一個角落講香港製造，就不夠突出，人們不知道香港造過這麼多東西。美中關係不好時，全世界、歐美的輕工業生活用品都由日本、香港和台灣負責，很少人知道這件事，學校也不會教。」

喜歡「香港製造」，除了因為是身為同時代的昭和人有親切感，也因為介乎於手工和機器生產之間的味道，儘管設計沒有署名，但仍然可以看出其中的精彩和溫度。而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在香港製造。「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不知道會不會收藏這麼多東西，因為自己長大的地方不會覺得特別。不是你們找不到，只是你們不覺得特別。你知道愛護動物協會的外國人收養什麼狗嗎？唐狗，（原因）跟我一樣，因為是本地狗。我在另一個地方過來，自然會找這些東西，他日離開時就是一個紀念。」美由紀說。

離開香港前

「他日當你到了另一個地方都是一樣，不習慣是沒有辦法的，地方不會變，人也不會，自己要轉個看法。」

訪問半途，記者跟美由紀離開摩羅上街的「半路咖啡（Halfway Coffee）」，到街上散步。半路咖啡店主跟美由紀一樣喜歡香港舊物，店裡收藏甚至使用他由摩羅街、深水埗買入的中式杯碟，深受遊客歡迎。說著走著，當美由紀在「景記」突然從貨物堆中發現上世紀中國製造的鹿牌保溫桶，二話不說付錢買了下來。路再往前，遇上好友「幸福玩具店」老闆輝哥，兩人拿著店舖裡的懷舊玩具，又傾談了一段時間。

儘管時日多變，九十年代初來香港的那顆好奇心，似乎經年未改。

出版《香港百貨》後，美由紀沒有停下來，還是滿腦子想法。她家裡至今收藏了三百多個駱駝牌保溫壺，甚至包括一些駱駝牌公司都沒有存貨的型號，她跟老闆相熟，正討論如何合作展覽。她還跟一間香港的小型珠寶店合作，把從前是伴手禮、寫有「HONG KONG」的香港製銀湯匙交給本地師傅造模，改造成耳環，希望有一天可以正式發售。

美由紀總是說事情一開始不過是自己的興趣，就跟在街上尋找雜貨和出版《香港百貨》一樣。舊物交織成往昔歷史，而歷史很多時候不過是人的故事，彼此匯聚而成。「如果你在心愛之物上看到珍貴的 『Made in Hong Kong 』字樣，那一刻，你便繼承了一段香港歷史。」她在書的序言這樣說。

「我想自己五年後都不會在香港，我要退休了。」美由紀彷彿在跟時間競賽，一邊從事攝影工作謀生，一邊把時間都花在紀錄香港製造的故事上，「不知道夠不夠時間做，要花很多時間才能找到一個資料。這幾年可以找到多少都不知道，只能盡量找。」她說，除了最珍愛的幾十件，家中收藏的千件雜貨大部分都會留下，或交給別人作展覽之用。

她說，從前有電視台和雜誌找她做關於居港日本攝影師的訪問，她都一一推辭。反而出版《香港百貨》後「搏命」（拼命）接受訪問，為的就是分享這些故事。

問她離開香港最不捨是什麼，她說是這裡的生活：「因為喜歡吃東西，雜貨只是第二，我很喜歡廣東菜，小菜、蒸魚、炒菜，在日本吃不到傳統廣東菜。香港的食物很富季節性，而且比日本方便。最不捨是食物和人，簡單講即是生活。」她說，最初來香港時不習慣這裡的生活，跟日本分別很大，但後來改變了想法，「他日當你到了另一個地方都是一樣，不習慣是沒有辦法的，地方不會變，人也不會，自己要轉個看法，找一些喜歡的地方。後來發現很多食物我都喜歡，香港人對食物也很講究，第一個吸引我的反而是飲食。我在回歸前來到這裡，現在香港變了很多，這個想法一直保持到現在，現在的香港我也很喜歡，我找到自己喜歡的部分。人到哪裡都是這樣。」

這些年間，美由紀一直住在港島東區，「因為上環這邊太多老店、舊物，住西面的話我一早破產。」她笑言。疫情期間，她發現在東區遠足原來很方便。她又提起，疫情前有一次在深水埗吃飯，半醉時在夜深街邊發現自己最喜歡的水壺舊貨，立刻用十元買了回來：「回到家才想，為什麼夜晚會有水壺？剛好那個星期《明報周刊》做深水埗天光墟（每天清晨或半夜開始，天亮就會收攤的市集）的專題報導，我才知道有這件事。在香港住了二十年都不知道。」

就是一個剛好。她仍然說得雀躍：「後來一個大年初一工作到天明，下樓才發現北角這邊都有天光墟。一早知道就發達了，完全是另一個世界，找到很多『靚嘢』（寶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