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道台北學中文：中美政治角力下的「中國敘事」

「我真的喜歡台灣。」

在踏上台灣這座小島之前，捷西沒有太多期待，如果不是因為美國國務院對中國所發出的旅遊警戒，他會為了學語言去北京待一年。但那樣一來，記者就不會遇到捷西，更不會聽到他以比台灣人還字正腔圓的中文發音說出：「ICLP真的讓我滿載而歸」。

2023年，和捷西一樣自美國來台學華語的人數突增七成以上。根據台灣教育部統計，該年有近3500名美籍華語生來台。同一時間，受美中關係緊張的影響，前往中國留學的美國學生則大幅減少。這樣的轉變是在過去十年以來都不曾見到的現象。

捷西口中的ICLP全稱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國際華語研習所），是誕生於冷戰期間的中文學習機構。其前身為IUP——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是因共產中國對外封閉，美國學界、政界為國家利益而在台灣設立的中國研究機構。

ICLP及IUP多年以來成為中國問題專家的搖籃，對於美中台三地的影響難以言喻，如前白宮副國安顧問博明、中研院人類學家康豹、哈佛大學國際事務副教務長歐立德、麻省理工學院講座教授鄧津華、現任紐時記者黃安偉、《看不見的國家》導演葛靜文等人都在校友之列。

隨著局勢變遷，IUP於1997年搬遷至北京，留台教員則將機構轉型為ICLP，兩所機構各據台海一方，直至今日仍被美國學界視為學習中文的兩大最佳選擇。

捷西之所以改道台灣，正是受到美中變局的影響。自八零年代在冷戰尾聲時尼克森訪中之後，美中關係持續加溫，到了2008年北京奧運時以一曲《北京歡迎你》敞開大門，「中國熱」達到最高點。2011年有近1萬5千名美國學生赴中留學。直到疫情肆虐、國境封鎖，美中關係也猶如斷崖式分手，到了2021年，僅存兩百多名美籍留學生赴中。

冷戰時期，台美關係的面貌，建基於自中國退守的蔣介石試圖讓台灣以「自由中國」之姿替代「共產中國」的外交策略。而在此背景下成立的ICLP，在半世紀之後的此刻，是否已經有了新的角色？或是隨著美中、兩岸局勢此消彼長，仍透露出語言學習以外的政治色彩？我們透過採訪六位曾於台北ICLP與北京IUP進修的美國籍學生，調查歷史資料，並尋訪到五十年前檔案中的當事人，以了解中國研究及華語教學的現在與過去，企圖理解這些問題，以及「中國」敘事在台灣難以言明的尷尬與新生。而由於議題敏感，七名受訪者中有六名希望以匿名接受採訪。*

美籍學生撤出中國？

中國的《對外關係法》及修訂版《反間諜法》在2023年7月1日生效後，美國國務院便對中國發出三級的旅遊警戒，請民眾「重新考慮是否前往」。直到在2024年11月，中國政府釋放三名美國旅客後，美國國務院才將中國的旅遊警戒降至二級——措辭改為「提高警戒」。

不過對於大學剛畢業的博斯而言，前往中國的這類風險不是他最擔心的，他的上一份實習工作位於華盛頓國會山莊，更未明的其實是從中國回到美國後所面臨的後果。

「很多人擔心這會對美國政府（針對員工背景）的安全審查產生什麼影響 。」他在2023年申請了校內的暑期獎學金計畫，預計前往中國學習語言，但到了七月，旅遊警戒突然升級，遊學計畫也被暫緩，當時他一直在等待校方的決定，心情忐忑不安。後來，雖然旅遊警戒仍維持三級，校方最終還是放行了。他八月抵達了北京，展開四個月的語言課程，而關於生涯上的疑慮，他徵詢過許多人，但「其實沒有人真的知道答案是什麼」。

根據外交家雜誌2023年11月報導，2011年前往中國的美國學生曾高達近1萬5千人，十年後的2021年僅存221人。疫情造成衝擊實屬自然，但其他國家的學生陸續回到疫情前的水準，唯獨美國學生回彈疲軟。人數在2023年回升至469人，即便2023年習近平曾喊出邀請五年五萬名美國學子到中國的口號，但成效有限，2025年6月，美國學生在中國的人數雖爬升到880人，但這個數字仍遠不及巔峰的十分之一。

2025年4月，美國政府甚至頒布禁令，禁止政府公職及具有安全許可的承包商與中國公民有任何戀愛關係，這道禁令比起美蘇冷戰時還更加嚴峻。

由冷戰而生的中國研究傳統：「研究中國是國家迫切的需要」

對於美國人來說，學習中文從來都不是件單純的事。尼克森總統於1972年訪問中國，敲開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而根據1972年一份文件，普林斯頓大學東亞所的主任兼史丹佛中心董事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寫信給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John Lehman請求金援，信中提及，在1971年的一場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所主持的諮詢會議中，代表著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索樂文（Richard H. Solomon）曾向他說明，由於尼克森總統即將對北京及莫斯科採取的外交行動，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必須提高人民對中國的瞭解，並強調「研究中國是國家迫切的需要」。

信中說明「無論其專業用途為何，了解中國文化的關鍵在於掌握其語言。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歷史最悠久的語言，它既是一道巨大的障礙，也是通往中國的主要途徑。」

1973年，美國教育部撥款32萬餘美金給史丹佛大學，資助位於台灣大學的IUP，到了年中，再加碼5萬6千美金的挹注。文件還特別指出，「IUP是當時無論美國境內、乃至全世界唯一能提供最頂尖的中文教學品質的機構。」

IUP的前身為史丹佛中心，由史丹佛大學東亞所於1962年成立。文件顯示，1961年，中華民國行政院第七一七次秘密會議中，時任財政部長嚴家淦與教育部長黃季陸在會議上提到，史丹佛大學擬在香港或台北成立中國研究中心。由於「史丹佛大學為一流學府，且在世界學術亦佔有重要地位。其研究對象既為我國，自宜爭取來台。」

1962年，IUP在台大七號樓成立，台大每年僅收取1美金的租金，這象徵著對IUP的高度禮遇。這些禮遇和爭取不是沒有理由，當年來到IUP學習的學生，是聯合來自美國十多所菁英大學的學生，其中包含柏克萊、史丹佛、耶魯等名校，大多主攻中國研究，將成為影響美中關係的中國專家，投入學術、媒體、外交甚至是政治等重要領域。他們將第一手形塑國際對於中國的理解甚至影響政策，因中國隔絕於冷戰鐵幕後，他們能學習研究中國的地點不在中國大陸，而是在當年的「自由中國」——台灣。

行政院的秘密會議中認為成立史丹佛中心是為了研究「我國」，這項陳述或許不夠精確。在當時的IUP設有一個禁書室，專門存放來自中共的書籍、《人民日報》等出版刊物，不比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來的完整龐大，但也可見史丹佛中心的視野中不僅有中華民國。

IUP時期：在「自由中國」救援台灣老師的美國學生

曾於1971年在台北IUP進修的美國某大學榮譽教授紀西匿名接受採訪，齡屆八旬的他提到，對於當年北美的學生來說，IUP是學習中文的首選之地，而他當時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受誤解的國家，因此開啟了他研究中國的學術道路。但他強調自己無政治色彩，他是自費來台進修的。

然而冷戰時代下的生活舉目皆政治，紀西回憶當時，走在街道上到處可見「反攻大陸」的看板，教室裡也疑有美國老大哥的諜影幢幢，「我們當時認為其中一個學生可能是由CIA資助的。我們甚至還有討論過那位同學可能是誰，但從來沒有一個確切的結論。
」

初來乍到，他對台灣政治其實很陌生，「IUP的入學活動上，我們被告知我們是客人，不應該有政治上的參與。在當時這似乎是容易接受的——直到有認識的人被扣押為止。」畢竟，學生的行程非常緊湊，每天他結束了四小時的小班課後，除了在路上買個芝麻酥餅外，到家還得花至少八小時複習課業，閒暇時間所剩無幾，更遑論參與政治。

然而，到了1971年4月中旬，學校裡的一個日文老師蔡懋棠，某日一聲不響地缺席，失聯了三四天之後，他才聽說老師被消失了。

從學者吳俊瑩於《臺灣風物》69卷4期所發表的〈白色恐怖下的蔡懋棠——以1971年政治犯名單外洩案為中心〉與國家檔案局的檔案中，我們了解到，蔡懋棠為鹿港子弟，曾赴日本修習法文，1949年回台後曾任英文教師、翻譯等工作，後為合作金庫銀行職員，卻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因對於謝雪紅的逃亡「知情不報」於1951年被逮補，判處12年牢刑，其兄也因其他政治案件遭判死刑。

蔡懋棠刑期的最後一年被移至泰源監獄，該監所是當時台獨運動的政治犯主要被關押的監獄。他在出獄後到IUP教書，後來透過獄友，取得泰源監獄214名政治犯名單，再透過關係交付給臺北語文學院的同事魏益民、美籍傳教士唐培禮的老師孟祥柯，和台大歷史系講師鄭欽仁，經由他們再轉交給李敖和唐培禮。輾轉交到謝聰敏手上，謝聰敏再透過國際特赦組織的祕書長馬丁．恩諾斯(Martin Ennals)帶到倫敦總部和日本，並於第120期的台灣獨立聯盟機關誌《台湾青年》上發布。此舉提供了台獨運動受到國民黨政治壓迫的證據，蔡懋棠也為此以叛亂罪被警總逮補。

蔡懋棠被逮補的消息在IUP的美國學生之間傳開，學生們甚感不安且無心課業，紀西記得自己當時感到「難過、生氣、大概有些自以為正義、焦慮不安、恐懼」，他又補充：「當然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蔡懋棠和他的家人」，還有「震驚、困惑，渴望能夠幫上忙」。

這些美國學生組織了救援蔡老師的委員會，「大概有近8成的學生都參與了援救蔡懋棠的行動。有些人知道綠島的存在，我們害怕蔡懋棠會被送去綠島關起來，然後音訊全無。」

「我們感覺有道德義務要幫助他，有的學生和美國參眾議員接觸⋯⋯寫信給在美國的相關人士以及拜訪台灣官員。」他回憶，學生們們列出一個問題列表，向台灣官員們提問。「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禮貌地告知他們，我們知道蔡先生被監禁拘留的情況，並且由於我們的努力，他的案件可能會有更多人知道。當然我們也希望，這些談話能幫助他在獄中受到好一點的待遇。」

他們也採取無大台的策略：「如果我們其中一個被視為領導者，那個人可能會被馬上驅逐出境，因此我們頻繁的更換領頭者。我們賭政府不可能冒著一次驅逐40個人出境的風險，因為那將成為一個國際事件。」

當時，負責管理國際學生在台事務的人稱為「駐地主任」。「IUP的駐地主任自願擔任學生和政府之間的聯絡人，他也以這個身份出席學生的會議⋯⋯在某次開會時，駐地主任缺席會議，結果在會議期間發生停電，後來政府要他告訴我們，我們將受到台灣法律約束，不再允許舉行三人或以上的會議。
」停電也是當時國民政府干擾黨外活動的常見做法。而他也相信在救援委員會中有國民政府的內應。

在國家檔案局的開放檔案中，我們找到一份由時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錢復所寫的報告，記錄了紀西拜訪外交部的過程：

「渠稱：學生認為：（一）蔡（懋棠）係一好人，不能想像何以會有此事發生？（二）與蔡相處已久，自對其福祉關心，因盼本案能有一公平之審判，並盼屆時准許學生公開到庭旁聽；（三）蔡懋堂健康情形甚差，學生擔心其遭受軍法機關之「修理」。紀生並稱，大多數學生均甚為激動，在本週五之前如不獲滿意之結果，將分頭函告美國各大學講授中國問題之教授，並投函個學生所屬之州選出之國會議員等語。」

檔案中也記錄了當時國民政府官員的回應：「職答以：（一）蔡懋堂係中國人，所觸犯之罪名為涉嫌叛國，中國政府處理本案完全根據中國法律；諸君均係研究中國之歷史，義和團之亂乃中國人民對外人反抗心理之表現，尤其挾洋自重之國人更為厭惡⋯⋯（二）同學們如欲至函美國內教授，事屬師生間之通信，故不擬置評，惟如欲至函議員，則不能不表示意見，因至函議員之舉，不外希望議員將之列入國會紀錄、或提國務院通知中國政府，此二者之一均將引起此間之強烈反應，對蔡案亦徒損無益⋯⋯諸君在華屬僑民身分，即自身利益遭受損害，除非已用盡當地救濟之方法；亦不宜直接尋求美政府之保護。（三）蔡懋堂為中國人，比之福祉乃中國政府之事，外國政府無權過問。」

檔案中亦直接提及了紀西的名字，並說他「當即表示以上談話從未聽過、亦未想過，茲已發現學生此舉有所不妥，惟同學間既已有決定，擬請職往該所一行，予以疏導。」

當我們訪問紀西教授時，請他確認錢復的報告內容是否與記憶相符，他表示報告中有些缺漏，例如對於蔡懋棠在獄中是否擁有閱讀與寫作的材料、或糖尿病的照護情形等。另外，雖然已是超過半世紀前的記憶，但他不認為自己會說出「以上談話從未聽過、亦未想過，茲已發現學生此舉有所不妥，惟同學間既已有決定，擬請職往該所一行，予以疏導。」這樣的話。

採訪最後，紀西教授仍非常關心蔡懋棠的後續情況，「蔡懋棠後來是否仍受到牢獄之災？還能回到學校工作嗎？有繼續從事學術工作嗎？」

根據吳俊瑩的研究，當時美國學生的行動確實對國民政府造成壓力，且為蔡懋棠帶來正面的影響。在檔案中，警總與國安局曾針對蔡懋棠的刑罰輕重有過多次討論，當中提到擔心若起訴時證據不足，審判可能會遭「物議」，更建議不要依照《懲治叛亂條例》而改依《戡亂時期匪諜交付感化辦法》起訴蔡懋棠，最終裁定「交付感化三年並宣告以保護管束代之」以減少不必要的困擾。如此一來，此案便無需公開審理，得以迴避學生旁聽審判之訴求。

這些學生除了在台灣外交部、警備總部、美國大使館等各處奔走外，還將蔡懋棠與李敖等人的案件串連，也獲得學者行動迴響。1971年6月2日，麻省理工大學杭士基教授等人至中華民國波士頓總領事館遞交抗議書。兩天後，費正清等九名哈佛中國研究學者，以〈「消失」的台灣人〉為標題投書紐約時報，文中稱蔡懋棠為台北「史丹佛中心」的知名學者，更提及「我們只知道他（蔡）是一個台灣人，屬於島上85%被系統性排除在政治代表權之外的人口，僅能獲得象徵性的政治代表。」

最終，蔡懋棠案於當年8月12日宣判，當日下午由家屬自看守所保出，結束四個月的關押。警總24日通知蔡懋棠，自9月1日起須向六張犁派出所報到，接受保護管束。

紀西回憶當時收到蔡懋棠獲釋的消息時，「有些學生在學期結束後於六月離開。有些人留到了八月中或底⋯⋯那些待得比較久的學生告訴我們蔡先生獲釋的消息，大家自發性地歡呼起來。」然而，紀西教授在本次採訪中才知道蔡懋棠雖然獲釋，但還是受到了「保護管束」的監管，幾年後病逝了。

當時的經歷，使得紀西教授對台灣大失所望，他自己不曾特意回台，他也認為大多數的同團夥伴因此不曾再訪台灣。

ICLP時期：與當代台灣格格不入的「華語教學」

時代變遷，台灣社會於1987年解嚴、中國也在80年代進行改革開放。根據台大意識報第65刊，由美國聯合菁英大學董事會主導的IUP，早期主要資金來源為美國政府與民間基金會，但自80年代開始，中華民國教育部也開始補助IUP。

90年代，台大學生抗議政府機關侵佔校地，其中文學院學生便曾夜宿校園以抗議IUP侵佔文學院的空間，當時林耀福院長曾主張台大收回IUP的經營權。

面對爭議，IUP在1994年向中華民國教育部提出了四個方案，前三案是提案另覓地點將中心搬遷至台大校內、台大之外的北部地區、甚至中國，而第四個方案則是終止中心營運；而教育部在抗議事件後，也曾替IUP向台大支付管理費用。

然而1995年，IUP再向教育部要求每年之補助款自新台幣800萬增至1200萬，但遭到拒絕。最終於1997年7月，IUP出走北京、落腳清華成為北京的IUP。而留在台灣的教員透過媒體曝光，受到當時在野黨的關注，也有立委在立法院舉行公聽會等，隔年一月，台大國際華語研習所正式掛牌，簡稱ICLP，納入台大文學院。

ICLP就以台大文學院轄下的語言學習機構為外殼，繼續招收國際學生，直到今天。不過，隨著台灣社會民主化和兩岸關係變化，今日仍延續了不少中華民國式教學內容的ICLP，不免讓一些美國學生覺得和時代格格不入。

「我覺得ICLP在台灣是奇怪的，因為他們很嚴格地用標準的Mandarin發音，而那種發音是台灣當地人不會使用的，他們所使用的句型也是很古老的、非常正式、學術化的。」去年入讀ICLP的捷西說，「所以當ICLP的學生和台灣人說話的時候，聽起來總是很奇怪。」

「某方面來說，ICLP體現了一種矛盾，他既是Chinese但也不是。ICLP是一所Chinese學校，在一個像是Chinese的地方，教古怪而古老的Chinese，在台灣沒有人真的會使用的，經常使用以舊中國或國民黨觀點的教材，但也會教授台語，在課堂上常有各種政治觀點，這都讓這個機構變得很特別。」

當初如果他理所當然地赴北京進修，可能就不會刺激他思考這些歷史與文化的複雜。

本次所採訪學生學習華語的時間點各有不同，跨度超過20年，但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一本課本《思想與社會》。此書以「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為作者名於1987年出版，1997年曾改版過一次。綜觀課文內容，大多是自60到80年代發行於台灣的雜誌、報紙、書籍上的文章，如《現代人的健康問題》、《中國人的鬼神觀》、《中國思想的特性》等，再改寫成課文。這本課本成為各地華文教學的經典教材，流通廣泛，直到今日都還是北京IUP和台北ICLP的核心課程。

我們訪問到當時參與教材編寫的陳立元老師，年屆七旬的她在機構任教已經超過三十年，經歷橫跨IUP到ICLP，目前仍在第一線教學。我們約在咖啡廳，她燙了一頭端莊的短髮、肩背一只小皮包俐落地停好單車，開朗地和我打招呼。

陳老師回憶當時編輯《思想與社會》課本的背景，「雖然那個時候是1949年之後了，可是因為西方人還是要研究華人，一定要兼顧兩岸。」

「他們那個時候沒有辦法到中國研究，所以他們在台北才會設立這個單位⋯⋯我們不能說因為我們在台灣，我們只談台灣，我們是要為學生將來的職涯設想。」即便如此，課本裡的中國，並未囊括當時對岸的共產中國，似乎更專注在台灣的「自由中國」。

這樣的矛盾也反映在其他方面，來自紐約的學生Jackson提到，當他在2023年的ICLP學生休息室中看到「請說國語」的標語時覺得很有趣，因為以前他只有從唐人街的老人家口中才聽過「國語」這個說法。

針對這個經驗，另一位學生捷西回應，當他在2024的ICLP時，標語已經換成「請說華語」了。他說ICLP的老師間還有過一些討論，「老師們不知道應該叫這個語言什麼，就是華語？是漢語？是中文？還是國語？沒有人知道怎麼叫，他們辯論。」

台灣還是China-Lite嗎？「在台灣你不會學到中國人在想什麼」

有人類學背景的西蒙是近幾年就讀ICLP的美國人，他提到：「直到20世紀80年代，可能沒有西方人類學家能真正去到中國做田野⋯⋯大概在40年代，英國的人類學家莫里斯・弗里德曼開創了中國研究領域。但他的田野是在新加坡和香港進行的。也有很多早期的民族誌學者如武雅士等人，他們都是在台灣進行研究。而如果學生要閱讀關於早期重要的所謂中國文化的人類學著作，這些書就是我們唯一能讀的書。但這些書其實都是關於台灣和香港的社群⋯⋯當時人們似乎認為，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在香港或台灣進行的）研究仍然可以反映出一些中國文化的情況。」

但情況也隨著政治情勢改變了，西蒙接著說：「在改革開放之後，一旦人們可以去中國做研究，台灣似乎就變得沒那麼相關了。」

那麼近幾年來，這一波隨著美中情勢緊張而來台的中國研究者，還像過去一樣，將台灣視為理解中國的替代嗎？

西蒙不太同意：「根據我的經驗，對現在主修中國研究的大學生來說，如果你只是想學習中文，那麼台灣是不錯的選擇。但如果想了解當今的中國，那麼去緬甸或尚比亞等地，可能都比台灣好，因為在那些地方才能接觸到很多中國人。」畢竟研究中國需要「接觸到真正的中國人，而不是台灣人。」

西蒙來到台北的ICLP進修語言，與多數人不同，他正是為了台灣文學而來的。

「這也是我對於在ICLP的經驗有些失望的原因之一，因為我覺得這裡不太適合想了解台灣的人。雖然ICLP的老師都是台灣人，而且在台灣。但我認為，如果我對中國更感興趣，或者我是為了研究中國而來，我可能會受益更多，因為ICLP的老師們更習慣教導這樣的學生。」

而在華府為中國智庫工作的維祺，也在2024年選擇來到台北進修，因為「我覺得在北京讓我不太自在」。維祺的專業是研究人民日報的社論，從中了解政府的意向。「這些文章會使用一些特定的詞語來故意威脅美國，一些特殊的關鍵字。你去看那些字的位置、順序，他是在標題中呢？或是結尾裡？」這些細節都能對應到特定意涵。

過去一年，他除了上《思想與社會》的會話課，也有一對一的單班課。單班課是ICLP的獨特之處，老師能陪讀學生指定教材，號稱只要學生想讀什麼老師就能教什麼，《紅樓夢》、《山海經》甚至《黃帝經》都曾是教材。對於許多正獨立鑽研材料的博士生來說，有人能引導並即時解答實在是難得的幫助。而維祺這學期是和老師共同閱讀一份政論專欄，他也認為收穫不少。

雖然在他的圈子裡，同業們認為「不踏足中國」已是普遍共識。但對於前往中國學習的美國學生減少，特別是部分改道台灣的情況，他還是感到憂慮。

「（台灣）有點像是「China-lite」(精簡版的中國），像一個比較輕鬆舒適的版本。」他說，「（台灣和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在台灣你不會學到中國人在想什麼。」他回憶他在中國的經驗，「我已經想不起來有多少次，在街上遇到人們直接來跟我討論，為什麼美國要這樣做？為什麼他不喜歡我的iphone等。」

同時，他也不認為ICLP能為台灣帶來什麼正面的影響。他說：「假設他們（學生）能（影響決策）好了，我還是很難想像有人從台灣後回去後會想：『是的，這些台灣人願意自我防衛，我們應該幫助他們。』」

但對於另一位學生Jackson而言，把中國當成「他者」作為研究對象是老一輩的想法。他是研究中國左派思想史的，他不想將他研究的對象當成敵人，也不願讓自己的研究被當成武器。但更關鍵的是，在實務上他不認為台灣可以替代中國。

「想學習中國傳統文化， 但是可能在中國沒有，就是傳統文化都被消滅了，所以我去台灣學。這當中有一兩個大的錯誤，一個是其實中國還有很多的草根文化，另外則是台灣不是不變的，已經有很多的改變了。」他說。

這些改變或許也體現在兩所學校的差異之中。這些受訪的學生普遍認為，若不論政治與生活環境的差異，兩所學校都能提供扎實的語言訓練，但是ICLP的氣氛更自由。

老師們的政治光譜各自不同，有時上一堂課教文言文的老師抱怨，由於台灣的新課綱降低文言文的比例，他的外籍學生文言文程度都要比本地學生還好。而到了下一堂台灣電影課，另位老師又會和學生討論台灣的選舉盛況。

做文學研究的美國人齊文先後去過北京IUP及台北ICLP，他之所以在去過北京後又申請到台北，是因為他對台灣本身也很感興趣。「對我來說，China不僅僅是『中國』，還有台灣，及香港。我不是指Nation，而是我的研究興趣，像是我也對台灣電影、攝影和香港電影工業等感興趣。」

「所以我學中文的時候，想學的更像是一種廣義的Chinese，不僅意味著『標準普通話』，還包含構成所謂華語語系(Sinophone)或華語文化(Sinophone culture)的眾多方言。所以我其實除了想接觸中國，還想了解台灣和香港。」他說，「對我來說，不只是停留在中國境內是很重要的。」

中國研究的新陣地，「去台灣是更有利的」嗎？

華語教學產業的起落，經常呼應著美中關係，甚至國際局勢的徵候。記者訪問了入行超過四十年的哈佛大學東亞系暨中文學程總監劉力嘉教授，她自2011年接手哈佛暑期項目。她提到，在美國學界的「中國熱」，大約是從八零年代尼克森訪華開始，她自己也是第一批登陸的拓荒者，早在1991年就跟著普林斯頓大學到北京駐點。

在911事件後，美國國防部認為高階外語人才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進而在隔年2002年，發起了語言領航計畫，提供獎學金和資源輔導學生學習外語，並將阿拉伯語、中文、韓語、波斯語、葡萄牙語和俄語列為關鍵語言。中國經濟也在2000年前後開始加速成長，「中國熱」便乘勢起飛。

而如今面對新一波的美中角力，美國學界也做出反應，其中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喬治亞理工學院相繼停止了與中國的合作，惟昆山杜克大學及上海紐約大學今日仍持續運作。劉力嘉教授所主持的哈佛北京書院，在2019年終止其擁有14年歷史的暑期班，三年後將之遷來台北，落腳台大，成為哈佛台北書院。

而早在半個世紀前就已紮根台大的ICLP，是否也能因這一波棄北京而遷台北的學界風潮，從歷史包袱中脫胎換骨，煥發新生？

捷西已經結束ICLP的課程，但他總想著找個理由再回來台灣。除了純粹對台灣的喜愛，他也發現台灣能讓他在學術上重新思考許多事情。

例如：「在北京作為一個中國人是什麼意思呢？我想那應該有別於在蒙古作為一個中國人，也不同於在海南島、或在台北、甚至在新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認為要在這些地方，要當一個中國人、或不當一個中國人，都是可能的。」

「而台灣體現了這種緊張的關係，在當今世上是非常獨特的。」

對於能在ICLP獲得這些意料之外的火花，他感到很幸運，「如果我給台灣的政府一個建議，就是重視ICLP的任務，因為他們的影響很大。這些高層的外國人都來ICLP學習中文，然後他們覺得台灣是一個特殊的地方、擁有特殊的文化和歷史，必須保持台灣的文化。」

他說，「我覺得他們回去華盛頓，或者他們自己的國家首都，他們將對台灣產生影響。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很重要的工具。」

他身體力行了自己的建議，在過去這一年之中，他的父母及四個學術界友人都因為他而來到台灣探訪旅遊。他認為，他的好友們接著還會向其他朋友推薦台灣。 

而那位曾擔心前往中國進修會影響職涯的學生博斯，在今年再次申請到獎學金，在九月抵達台北，到ICLP進修。對比中國的網路長城與支付綁定等限制，他認為在台北的生活將會簡單一些。

出於生涯考量，他對此行的前景也感到樂觀。

「聽說如果我想在政府部門工作，去台灣是更有利的，因為他們是我們的盟友。」他說。而且，「未來幾年，台灣將發生許多重要的地緣政治事件，尤其在晶片製造業。」

（文中捷西、紀西、西蒙、維祺、齊文、博斯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