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照兴是香港媒体人，创作人，自言喜欢站在时代风口上记录。过去多年旅居北京，上海，锐意观察大陆开放的新景象，他指自己的写作研究，从来都以香港为座标参照比较。直到疫情期间，经历上海封城，他回到香港，发现原来的座标，消失殆尽。
如今他在东京找到自己要站的位置，形容自己目前是散居状态，一边通过陌生化的距离来书写香港，另一边开展日本研究——不但继续关注他热衷的城市更新规划，也贴身观测当下日本社会酝酿的巨变。眼睁睁看过城市浮华万象的兴起与破碎，他仍孜孜不倦地把自己抛掷进另一个城市，观察时代转折，写下纪录。
城市之于李照兴，是一种“24小时不打烊的自由”，而且，抵达一个城市，只要带来新的观看方式，对他来说，就是新的自由。我们约他在东京街头来一场散策式访谈，边走边聊，而他就选定了高円寺一带
李照兴，香港作家，文化评论人。个人或合编作品包括《香港101》 、《潮爆中国》、《王家卫的映画世界》等，新作《等到下一代：香港流行文化与身分认同史备忘》。过去二十多年于香港、北京、上海从事媒体及城市记录创作。近年穿梭东京、台北、香港开展跨域华人文化及生活圈的记录与研究。
座・高円寺：语言以外的经验
“暂时不是研究日本的人，是研究日本的系统，即是什么令到日本这么文明，或者日本美学如何领先。这些其实是通过你的个人体验。”
李照兴传媒经验丰富，涉猎文化写作研究，对采访习以为常。访问这天，早上新闻推送，传来东京热中症警告。日本的七夕，香港的小暑。
他的成长时期，正值日本文化大量输入香港，日剧入屋，也看《幪面超人》，听的广东歌不少改编自日语流行曲；彼时走出香港街上，日资百货公司进驻，在铜锣湾抬头一看，崇光、大丸，松坂屋⋯⋯难怪他常说，像他这一代香港人，早已很熟悉日本，令他现在的日子，也远远离开了与日本的蜜月期，完全不是来旅游观光的心态。
高円寺，位于东京杉并区，以古著店林立与独立音乐氛围闻名，对不少次文化爱好者来说，绝不陌生。李照兴传来的集合点，在艺术会馆“座・高円寺”，他时常来这里看剧场演出。这座综合文化设施由建筑师伊东豊雄设计，早于2008年落成，墙上遍布透光小圆窗，串连起小剧场、社区会堂和阿波舞厅各个楼层。
见面不久，李照兴如导赏上身，侃侃谈起东京小剧场文化和建筑特色，“这是中型剧场，从设计可以看到日本民间建筑的自由度大很多。当然要合乎规格，公共建筑也要配合政策投标等事项，但我说的是设计独立性和可变性已然是很高的。而且在东京，不同社区都不乏这类偏离主流、非常有视觉特色的建筑，这是在东京生活，视觉上有趣的地方之一。”
散步在东京，他喜欢留意街头巷尾的视觉设计审美，而视觉元素对他来说之所以是重要的，其一原因是自己日语能力所限，他形容自己日文程度“直头唔好（根本不好）”。譬如说，他向来写影评，但日本电影院一般不提供字幕，他每次去看戏，得先了解故事大纲，否则近乎没戏可看。另一边厢，他来看小剧场演出的时候，也主要是看舞踏，抹去文字语言，从诡谲的肢体动作与白妆，直视内心情欲。
他认为，今时今日在日本生活，其实语言也不成问题，但在专业方面定必有影响。“你也知道的，我们喜欢八卦，走进一间居酒屋，都会想同人嗲吓（聊两句），或者和司机搭讪。但这件事是消失的，导致我在做的，不是人和人、面对面采访的事。”
研究一座城市，却缺少了实实在在生活于当地的人的声音，李照兴承认，这点是自己目前的缺陷。“但在这一刻是无法克服的，不可以一下子很畅顺地同被访者或交流者交流，只能通过另外的方法，包括读文献、读记录，自己亲身观察经历，用自己的经历来做主体，而不是一个采访式的主体。现在的翻译技术高，文献都翻译得很好的，我现在几本很重要的日本读物都只有日文版。”
目前，他一边整理香港文化历史考古，一边认识了一批在日本研究香港的“香港迷”，他们收藏了大量香港研究资料，甚至有些连他也不知道的八、九十年代粤语流行曲。与此同时，他的在日写作计划，也都是城市街区研究，他强调：“暂时不是研究日本的人，是研究日本的系统，即是什么令到日本这么文明，或者日本美学如何领先。这些其实是通过你的个人体验，举例说，交通出行，就专门留意指示牌，是否正确，是否漂亮，或者会不会加了动漫元素的创意。就资料上来讲，文献已经很多，所以暂时对现在为止，语言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商店街：路上观察的方式
“你观察的东西一定要够无聊。无聊的意思是非功能化，由于它是没用的，反而好奇它出现在追求实用性的那个矛盾。”
“我们这些本雅明式的城市浪漫游人，一定要行街，要贴地。”李照兴说，研究资料虽然重要，但还是要靠亲身经验，路上蹓跶，好好观察。正如他说，座・高円寺称得上东京小剧场的地标之一，但更加重要的是，走回车站的路上，周边还有很多小剧场和Live House，形成不同层次的地下生态。
钟情行街，像他过往时常流连尖沙咀的文青岁月。到香港老牌英文书店辰冲买书，去海运戏院或港威戏院看电影首映，又是香港文化中心国际电影节的常客，再挤进HMV听歌，在My coffee坐下来，呷一口咖啡，谈文说艺。那年头，未有“文青”叫法，他说，这种四出寻乐，香港叫“蒲”。只是他过去的这些“蒲点”，不少已走入历史，留在那一代人的回忆中。
周一午后的高円寺，不算喧闹。往车站方向走，几乎不见外国观光客，擦身而过，似是悠闲邻里，吃食消遣，单车行人交错而和谐。从剧场沿直路，不出五分钟，到了车站南口右侧的PAL商店街。像惯常爬梳资料写作般，李照兴站在商店街入口，由历史起源说起，从19世纪巴黎的拱门街设计概念，谈到日本商店街与社区的连结，说话间往往夹杂“你都知道”，似乎都认定这些是一些基本日常事。
从前他来高円寺看剧场，知道这一带在文艺圈子深受欢迎，顺道也在附近蹓跶，“不一定是依书直读，一定是去到某处亲身体验之后，有些什么再click到你，然后你再好奇一下，到底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其中吸引他的，是这里的阿波舞传统，作为日本德岛县的传统盆舞阿波舞传入东京的起点，这里已然是德岛以外的重要据点。他不但对这类以传统祭典来振兴社区的课题深感兴趣，也热衷研究商店街出钱出力，集体推广街区，促进社区融合的实践。漫游街上，他的视线也会散落在经过的牌匾，顶上一列灯柱，还有吉祥物，慢慢发现不同街区都各有特色。就像过几条马路，来到北口，是高円寺另一条知名商店街“纯情商店街”。门牌上冒出一只青绿色公仔，李照兴说是这里的毛毛虫吉祥物，原来其名字叫“なみすけ”（NAMISUKE），为一只以杉树为灵感的妖精。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路上观察”风潮，主张观察一些偏离主旨、无实用价值的事物。李照兴说：“你观察的东西一定要够无聊。无聊的意思是非功能化，由于它是没用的，反而好奇它出现在追求实用性的那个矛盾。”多年来，他的写作专注于城市更新，规划政策，“你看，涩谷那边的工程这么多年，政府与房地产商一直在开发，就像北京那样，通过铲除所有你冇眼睇的东西，兴建天桥连接商场。当年那批发起路上观察学的人，也是对日本那些工整规划的东西做出很大的反讽，去非功能化。”
用广东话说出“纯情商店街”五个字，与不少华语使用者一样，李照兴也开起玩笑，其实有几（多么）“纯情”。即使语言不通，但他在日常接触和制汉字时，也找到乐趣，“与平日的中文有不同理解，这个陌生化令我突然有很多新认识。当然你看到中文字，突然间有一个新的演绎，用一些新角度去理解很多熟悉的语言。”
这种新的观看方式，对他而言，是一个新的自由。“比如说街区，定位某一个地点，在香港是用门牌，像英皇道几多号；在上海则是用两条路的交界；北京却是说朝阳门往北300米右侧。而日本，就是用三组数字，丁目、番地，号。这是地理上最大的理解分别。当你游走时，突然间觉得属于某一个区域的概念强了很多，即是你属于某一格里面。我经常用地图的鸟瞰方式来看事物，包括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新方式去看自己和城市的关系，或者看周边社会的角度，只要足够新鲜，我觉得就是一个新的自由。”
小杉汤：钱汤复兴，城市更新实践
“将古老的东西潮流化，也是关乎审美，生活美学，你看那些新标志设计，是高于水准之上，跟香港或其他城市差很多。”
穿过纯情商店街，拉面烧肉立食，也有杂货古著店，街道切割区域，横侧直走，离开主要商店街，很快便钻进人迹稀落的民居一带。远远看到“小杉汤”招牌，直至转到正门，才看到整个钱汤建筑全貌。烈日下的散策，李照兴轻提小布袋，单手摇着纸扇，像个说书人，娓娓道来钱汤复兴运动的故事，远处看去，又似一个刚好从隔壁过来的居民，悠悠然，准备来钱汤浸浴。
“这个小杉汤是近年的钱汤复兴活动一个代表，改造一九三三年老舖，升级整个设备。以前的钱汤很破落，九十年代，我们来日本的时候，像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现在复兴，不单是给本地人，也吸引很多外国游客。我看日本杂志大，那些《Casa BRUTUS》、《pen》等等，全部都在讨论这个钱汤改造潮流。”
小杉汤的旁边是“小杉汤となり”，利落简洁的共用空间，平日采用会员制，周末为公众开放。“人们来工作、用餐，甚至像托儿所，带孩子来休憩。这是通过结合新空间和业态去改变老品牌，凝聚整个社区的尝试。作为城市更新或社区活化的实践和保育，把几个我留意的议题都混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案例。”
这位说书人乐此不疲，顺道提起，在另一边墨田区的“黄金汤”，邻近也开办手工啤酒店，他欣赏接手的第三代经营者有很多想法，“将古老的东西潮流化，也是关乎审美，生活美学，你看那些新标志设计，是高于水准之上，跟香港或其他城市差很多。我基本上观察的或者写的东西，都是从表面的美感出发，再关注实际内里背后的运作系统，政府怎样牵涉进来，产业面对什么困难。这些不是表面上看见的那么简单，背后必有一套运作逻辑。”
飞地书店：站在改变风口
“我最喜欢的是站在这时代风口上记录，这就是我应该站的位置。城市变化最大的时候，往往我就在场。Better or worse，无论是好或不好的变化，总之大变化就是动因。”
李照兴正在观察的，还有更庞大的一波社区变动，那是近年华人社区在日本的壮大，如何逐步冲击日本。近十年，中国人大举赴日投资或移居，年轻一代“躺平”，“润”到国外，日本是热门首选。目前在日的外国人留学生，中国人就占去四成。此行的下一站，李照兴选择了今年三月才开办的华语书店空间“飞地·离岛书店”，卖书办讲座，凝聚起一班东京华人，按他形容，正是这波华人社区趋势最新发展的象征之一。
“这是一个大流动的时代。不单止华人，全世界都是这样，有移民、难民，又有人要‘润走’。在东京，特别是疫情之后，出现了专门针对华人的生活经济圈，餐厅不在话下，现在有这么多麻辣烫，茶餐厅，还有华人书店成立。从饮食到精神文化物质，在东京的华人社区完全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日本社会民间的冲击其实很大，移民数字到游客数字，抢米新闻，诸如此类，是不断冲击，你看到现在很多（华人）负面新闻。”他续说，无论日常所见，抑或统计数据上，大量外来人口，无论是华人，欧美人，南亚人，将彻底改变整个日本，他扬言可称之为“二度黑船来航”。
李照兴扬言，现今自己身处东京，正是记录日本另一个转折的大时代，“我经常说，我最喜欢的是站在这时代风口上记录，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站的位置。作为媒体人也好，创作人也好，在城市变化最大的时候，往往我就在场。Better or worse，无论是好或不好的变化，总之大变化就是动因。”
香港九七回归后，焦虑退烧，一波北上潮兴起，人们争风逐浪，要赶上好时机，开眼界，创潮流，见证时代新章。李照兴自然没有错过在场的机会，2004年跑到北京，四年间贴身观测他所经验的“潮爆中国”。回顾彼时北上，他直言与今时今日去大湾区的思维和想像完全是两个极端。“那时整个民主回归，前提是中国大陆不断开放，无论媒体、社会，还是文化的提升。起码我这一代人是这样想，假设将来香港和大陆城市都一样，意思是大陆城市变成香港这样。不是现在反过来，香港变成大陆城市。当时那个朝气和期盼是完全不一样的。回看2004年到2008年，是中国社会文化改造的黄金时期，我当时报道城市发展，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事，新建筑，天花龙凤的，又有地下音乐，所有都是气象一新，觉得好正。因为你会发现，哗，个未来嚟紧（未来正在来）呀！整个规模和可塑性真的很厉害，这就是未来。”时隔差不多廿年，听他忆述往事光景，依然感受到那股壮志振奋。
然而，这份对未来的期盼无以为继。李照兴看到北京的大规模汰旧换新，取缔旧店舖商场，铲除低端人口，“整个城市的组合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加上对于文化的管制深入了很多，除了资本和政治之外，文化上已经不会领先。”所以，他离开了北京，把向往和关注转移到另一个大都会——上海。
“当时经济和整个社区发展，上海都走在中国的前面。上海世博之后的那十年，是其中一个发展最好的日子。疫情改变了所有事，上海封城，不单只是对我，很多曾经相信上海作为中国最开放先进的城市的幻象，是破灭了。不只是上海人，是广义上住在上海的人，造成身体和心灵精神方面的冲击。（疫症）最严峻的时期，人心惶惶，同一栋大厦如果有A户发现阳性，全栋住户都要迁去方舱，你觉得很荒谬。那个城市进展或者文明进展的假象，到此为止，终结了。”他再一次经历幻象破灭，意兴阑珊离场。
不消十分钟，来到早稻田通り，实际上已属于中野区范围。书店藏身在大路旁一栋偌大的浅灰色钢筋混凝土公寓大楼内，不过这天没营业，只见门口放有一块香港小巴车牌，以经典红蓝配色写上书店名。接着，李照兴提议最后去一间酒吧，顺便分享自己手头上针对IPA（India pale ale，印度淡色艾尔啤酒）的研究写作，于是重新往高円寺车站方向走。住宅区内，四周是重复排列的街道与平房，寻常相似，藏匿着低调的杂货小店。
告别上海之后，李照兴曾重新考虑回去香港，“但2020年之后，香港又不是那回事了。开始重新组织一下自己的base，还有身份的问题。以前都是以香港人身份做座标，我写城市观察，潜文本都是对比另一个城市，和香港作为参照，很老套的双城记比较。怎样看城市，其实座标就在香港。”走着说着，发觉竟绕了一圈，回到同一个路口。他停下步，打开了手机的地图程式，看着蓝点，指尖左右滑动。“但是发现，2019年后，个座标冇咗。就好像我现在，要不断看Google map，重新找到不同的座标。”他苦笑道。
消失的座标：昨日香港
“现在香港已经不是一个公民社会。整个新常态下，暂时对我来说，香港是突然间消失了，变成没有一个参照的base。我亦没有其他新的base，所以我处于一个散居的状态。”
酒吧傍晚才开始营业，于是只好随便走进刚才经过的咖啡店，暂借一处能对话的空间。李照兴用简易日语向店员落单，大热天，他点的还是热咖啡。坐在咖啡店内，继续回到关于香港作为一个座标的话题。他解释：“座标的意思是，可以通过论述也好，观察也好，参考其他社会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并带回香港。但是你会发现，现在香港已经不是一个公民社会。整个新常态下，暂时对我来说，香港是突然间消失了，变成没有一个参照的base。我亦没有其他新的base，所以我处于一个散居的状态。”
按李照兴所说，自己作为传媒或写作人，无论是好或坏的变化，在场都很重要。那么，为何如今没有选择于香港在场？“我想经历了运动的人，好难即时处理那件事。现在都只称作为‘那件事’。某程度上，我现在心理上是在疗伤，我还未能面对。有几套重要的纪录片出了，我还未敢看完。”原以为，他早已见惯时代风浪起宕，原来仍有一处归途，苦无出路。
他续道：“简单来说，我们那一代相信了几十年的东西，突然间烟消云散，一夜之间是没有了。不单单是讲民主回归进入中国，相信中国城市会成为香港那个信念，突然没有了。以前北上，仍有一班人很抗拒大陆的事物，但确实是有一些大胆的想法，或者对于文化深入的思考，接触到很多大陆学者，确实很厉害，但是当时香港人不会认同。我做的事情，老套一点说，是做桥梁，说极致一点，就是在做‘无间道’，把这些东西反向传回来香港，开拓大家视野，将新消息回遣香港。”他形容，过去像探子回报，但现在回报的本营都不存在了。如今能做的，只是研究以往的香港，或者他所经历过的香港。
今年，李照兴出版新书《等到下一代》，副题明言“流行文化与香港身分认同史备忘”，正是疫情下散居日本时所写，论述香港流行文化演变，以及通过流行建构身份认同。人在异地，他认为可以通过陌生化，更加纯粹去做一些记忆的书写。他写书时，忆记起茨威格的《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这是很重要的一本书，二战后作者离开了欧洲，在手边没有任何文献之下，单从脑袋的回忆，来记忆他旧欧洲的生活。对我来讲，那段时间是在日香港人，当不可以面对从2019年到2020年发生的事的时候，只能先处理以前的事，以往五十年的香港文化为何这么兴旺，我当年的文艺青年成长经验，今时今日的年轻人完全没有经历过。”结合个人经验与流行美学梳理，他写港产片与Cantopop，电视捞饭，流行电台，也写街道文化与饮食，其中一篇针对电子音乐，说当年达明一派的声音回应时代焦虑急迫。殊不知，时代换过模样，人们仍旧凭歌寄意，慨叹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
李照兴六月也去了黄耀明在东京举行的演唱会。他说，明哥唱了李志的〈这个世界会好吗〉。同一道问题，李照兴答得直接：“当然不会好。我本身是很悲观的，面对过这么多的变化，对全世界人类悲观。我们这一代九十年代读大学的人，相信多元文化，相信‘历史的终结’，全世界民主自由化。但现在全球转右，封闭主义，难民和移民是新常态，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最新的冲击。”
“我不是浪漫化、哈日的人，不是认为日本什么都好。”紧接这句话，是李照兴的一个强烈主张：“这是一个很个人的理解，这么多年游走全世界不同城市的经验，在整个社会礼仪到文明程度，从最基本的干净程度，到待人接物，礼貌守则，日本已经去到这么多年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不会比现在或者之前的日本更加好。所以我记录的不单止是城市，还是人类文明的下跌，从2020年开始，人类文明不会再进步，这就是我的结论。所以我一直处身在这个极端的，本来相对来说是好的基础上，我在进行这个新的观测。”
他时常提到的一个樱花比喻问题，“每年日本以个位百分比下跌人口，纯属数学层面计算，以后人口减少，那日本会消失。我问日本人，你宁愿像樱花一样，灿烂然后凋谢，还是为了苟延残喘，输入一些外劳或者外人，令到这里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但已经不是以前那回事了？当然，我没有得到任何正面回答，但我觉得这个比喻是valid的。”
散居者与城市的距离
我是“一个来自香港、散居全球的人。我现在面向的写作市场和目标，都是全球自由华人社会。”
流连不同城市，幻海万象，有过期盼张狂，屡屡扑空退场，李照兴对城市人间，始终抱持惊人的执迷。他清楚自己完全属于大城市，追求一种“24小时不打烊的自由”，“很沉迷随时可以选择任何东西，就是说你随时随刻，突然间想去吃一碗面，或者看一个show，见到一个人，到你想安静，就关上门，留在家里。大城市的五光十色，happenings，仍是我的追求，或者是生存的重要条件。追求一种知识，或者追求一种寻根问底，而那些都很物质化的。”这番说话，是否与他那一代人，亲身经历过所谓香港黄金时代的鼎盛有关？他不否认有这样的背景，却无法就此断言，“当时确实是这么物欲横流，声色犬马，可能是背景价值，也不排除。但我觉得有种根本，是个人的，不知道是否是一种inborn，还是后天，但对我来说是这种身体或者是物质更加有兴趣，而不是一种灵性或自然。”
这样一场高円寺午后漫步，言谈间，大议题如城市规划、社区更新，到钱汤与舞踏，专精如IPA，小津安二郎等，李照兴一直侃侃而谈；但偶然谈到正进行大型世界巡演的当红日本歌手，他不但不认识，更大方承认，对于时下日本流行音乐知之甚少。诚然，城市色相纷陈，层层复杂组成，认识一座城市，往往受经验与资讯所限。说到底，怎样才算得上熟悉一个城市？
“真的不能单凭问所谓熟悉的知识，像我讲某样东西，你有没有听过？你会发现，很多日本人对你讲某些东西，反而不知道。难道我比他更熟悉日本？当然不会这样。所以对于地理或者历史文化的知识，不能作为评判熟悉的标准。那是很狭窄。我觉得，反而那个属性是反向来理解，对于这个城市还有多少好奇，多少热爱。熟悉是温度，一种热能来的，所以，我理解的那种熟悉，就是在于你对于那个城市的热情，不停发掘，不断去煲个温度，而不是冷却了。”这种说法乍听之下其吊诡之处，因为假如对事物了如指掌，理应不再感到新鲜好奇。李照兴解释：“我觉得因为这个城市变化很快，你要紧贴城市新的模式、新的规则，反而需要刚才说的好奇和刺激，才会维持整个趋势。所以对我来说，真的像刚才所说，只要愈是包含著好奇，发掘新的东西，保持更新，才会更加熟悉。”
那么再次回过头来，又是否对现在的香港已经不熟悉了？李照兴闻言，答得斩钉截铁：“我绝对不熟悉。”
“说真的，我十多年前开始已经不熟悉了。早在2004年，我大部份时间不是在香港。当然我说，以香港作为座标，意思是建基于我的写作生命和写作方向，或者读者群众在香港。所以，正如我在新书所讲，我只能够写到2012年。”书中也有论及近年香港电影现象，他坦言只是藉新气象来展现一种对未来的希望。
消失的座标，身份成了另一个课题。李照兴在新书首章，第一句就写：“当身分出现之时，它却首先是以正陷于消失的形式呈现。”如今，他定义自己是散居日本的香港人，萍水相逢，偶然被问到是哪里人，他认为，能避则避。“我避免说是什么人，我只会说我来自香港，I am from Hong Kong。因为避免解释Chinese这么复杂的词。又可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又可以是overseas Chinese，华裔，华侨，也可以指你正在用的语言是中文。说真的，你行走江湖这么久，你知道跟这个人是不是会深入交流，以后做朋友，如果只不过是打招呼的过客，就无谓交流那么多。”
他没有否认身份的重要性，深信香港人的身份建构很大程度上来自香港的流行文化。“没有流行文化的话，向外人是无法解释的。 没有香港文化，或Bruce Lee那一代开始，香港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如果没有Beyond唱的《海阔天空》，没有粤语歌在八、九十年代风行全中国，就不会令人知道香港。来自香港，不单止身份认同，甚至有身份自豪。好了，今天对于我来说，香港被摧毁了。整件事怎么重新建立你的身份呢？你identify的是哪个香港？对于我们这些英殖时期的人，当然是1997年时的香港，在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说，又不可以这样说。所以我们都是模糊其词去说这件事。”
过往在北京和上海旅居，李照兴以说得一口北京腔或上海话为乐，试着融入社区，变成当地人；但到了日本，要试图成为日本人或东京人，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如果长居（日本）的话，都是一个城市的陌生人。从语言到整个文化，我说我fit in在这里，是因为我不会引起麻烦，就像那些‘すみません’文化，只求没造成麻烦。所以，反而我再stick to自己，就是一个来自香港、散居全球的人。我现在面向的写作市场和目标，都是全球自由华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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