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戴上黑色頭巾的大良特意提早出門，撐着兩邊枴杖，到達位處葵涌石籬山上的職工盟培訓中心。年過60歲的大良是地盤工會前主席，在職工盟（香港職工會聯盟）創會時期已經加入，這個下午，職工盟在培訓中心舉辦特別會員大會，商討解散的議程，但他得在其他教室教導工人做木模板，無法參與大會。一個年輕員工看到他，急急翻找桌上近百本的舊相簿，「我剛才見到你張相！」「唔好搵啦，過咗去啦。（不用找啦，已經過去了）」
「過咩去？你仲係度。（過什麼去，你還在這裏）」員工最後翻出一張攝於2001年5月1日的照片——職工盟在中環遮打花園辦一年一度的勞動節遊行大會，年輕的大良頭戴黃巾拿着「工潮最多獎」的錦旗，笑得有點含蓄。「你不要問我（現在的）感受，我是個喊包（哭包），」大良說，「我感覺就像要送家人上山（出殯）一樣。」
幾個小時後，三樓的會員大會通過了解散職工盟的決定。出席會議的屬會代表共有67張票，其中57票投贊成、8票投反對、2票投棄權，僅僅有3票超出8成會員通過的門檻。末代班底在隨後的記者會上宣布正式解散職工盟，30多個屬會代表坐在身後，映襯着一幅手寫「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在一起」的黑色橫額。「好慶幸，原以為只坐兩排，最後坐了四排。」副主席鄧建華說，「創會時有25個屬會，臨尾這麼大政治壓力，約76個屬會留下來，真的不差。」
職工盟成立於八九六四的陰霾底下，成長為香港第二大勞工組織平台，主張獨立自主、民運與工運密不可分，解散前會員人數超過10萬人。走過九十年代組織資源最匱乏、卻發生工廠北移潮的時期；進入千禧年代後確立「社運工會路線」，將工人與社會議題互相扣連，並與國際組織結盟；2010年代發展出工學聯盟路線，面對愈趨嚴重的外判制度和工人零散化，抗爭方式亦更加多元……
近20年，香港愈發湧現大大小小的民主運動裏，都能看見職工盟綠色的旗幟。
職工盟打過勝仗，也有其無法否認的困境。作為老牌泛民團體之一，它在雨傘運動後遭受挫敗，與本土思潮下的年輕人分歧漸深；2019年反修例運動，泛民團體再次追着年輕人跑，但未趕及摸索出新的轉型路徑，強大的政權就先掉頭反噬，咬住了這些龍頭大佬——在親中媒體報和政府的炮轟下，創立多年的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陸續解散，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前主席吳敏兒，皆因不同罪名入獄。
敲門聲來臨了，末代主席黃迺元說，「整體的公民社會，我們是其中一塊骨牌。」這塊骨牌倒下之際，會址所在的油麻地永旺行的電梯沒有一刻是靜止的。穿上「滴水穿石」衣服的職工盟職員上上落落，忙着把辦公室改頭換面，豎起展板和物件，抓住最後的熱度講述職工盟31年走來的故事。
天台頂樓，在陽光照射不到的陰翳角落，有野蠻生長的盆栽。
末代
9月19日，在永旺行7樓，幾十個記者把職工盟辦公室擠得悶熱。黃迺元待在一角，待自己平靜下來後，與其他成員陸續步入會議室。
「對不起，我們撐不下去了。」他宣布，因職工盟成員收到繼續運作就將威脅其安全的訊息，執委會決定啟動解散程序，讓會員就解散的意向投票。前一天，團體的重要人物蒙兆達在社交媒體公布離港，並辭任職工盟總幹事，「一種強大力量，逼使我必須在總幹事和爸爸兩個身分之間，作出痛苦和無奈的抉擇」。
8月11日，《東周刊》在全港最大單一行業工會教協解散後，引述消息指警察國安處正緊盯職工盟，首次揚起了風聲。一個月後，副主席翁愛明及徐考澧辭去職務，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接受《大公報》專訪被問及職工盟時，指任何組織和團體違反國安法都要負上責任。
左報連日炮轟，指職工盟「收黑金」、「靠境外勢力豢養」、「疑操控近百工會反中亂港」。
會上，一名記者問及職工盟創辦人李卓人對啟動解散的想法，黃迺元竭力穩住的聲線頓時如風中燭光般晃了一晃。他交疊在大腿上的雙手緊抓一團紙巾，手背上是未擦乾的淚水。他囁嚅，「對不起人哥。」
黃迺元的髮根泛灰，戴一副方正眼鏡，常身穿牛仔褲、揹布袋出現，外型看來粗獷，說話柔聲細語，喜雙手合十向人致謝。曾有攝影記者把握不定地問職員：「藍色衫的那位是主席嗎？」被稱為「末代主席」的他以前並不為公眾和媒體所熟悉。
上任前，他是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會長，及後加入職工盟執委會，2020年當選副主席。今年2月，吳敏兒因參與民主派初選被控違國安法，捲入漫長的訴訟，在獄中辭去職務，職工盟要選出頂替人選，「我不想見到大家你眼望我眼，多過一秒，我就舉了手。」
黃迺元出身中產家庭，藝術系畢業，擅長後現代表現主義的創作風格。畢業後在拍賣行工作，常見買家貴價投得畫作，隨便捲起帶走。他心生厭悶，開始思考階級的問題，便轉職無家者的支援工作，露宿街上，想要理解街頭生活的肌理。
直至街友介紹他一同去當清潔工，「做散工有糧出，可以租『別墅』不用瞓街」，他才真正走入基層的世界。「基層工友的生活都是餐搵餐食餐餐清，他們不發聲的原因，self-esteem，很清楚自己沒有議價能力。」三四年前，第一天上班，黃迺元在垃圾房吃飯，聽着女工友用三種不同的大陸方言吵架、勸架，「現在經濟形勢這麼嚴峻，就是汰弱留強，清潔工工作是很多基層婦女、新移民、少數族裔，甚至是長者的就業救生筏。」
他及後升職至管工，每天清潔工陳伯在廁格裏面打開門跟他打招呼，「他就好像打開自己的房門一樣，拿着一杯奶茶和一個麵包，說：早晨啊元哥！」他當時被這個畫面震撼，「what the fuck……這就是行業的生態。」
那正是2017年間，工會連結學界和傳媒廣述工友困境，激起了一波關注清潔工的浪潮，清潔工被逼在廁所吃飯、酷熱天氣戴三雙手套在戶外工作等等的新聞接連爆出。炎熱的八月夏天，在黃迺元工作的商場，有外判清潔工被客人發現在育嬰室換制服上班，經投訴後被解僱，網民蜂湧至商場的社交媒體給出批評，指商場根本沒有空間給工人更衣，工人最終復工。
黃迺元意識到聲音聯結起來所造成的壓力，後續發展更超出他預期——公司在走廊搭起枱櫈讓工友吃飯喝水——這成為他心中一個重要的起點。而那名最初想着認命就好的女工，後來也向工會表達：以為自己沒人關注，但發聲時，原來有人會來幫忙的。
2017年底，長沙灣海麗邨清潔工指被外判公司剝削遣散費，在寒風中罷工，舉起「怒」字抗議牌。職工盟組織幹事落場協助，並啟動2013年碼頭工人抗爭中累積下來的勞工權益基金，發放每天250港元的罷工津貼，工人於10天後成功追討遣散費。
工潮泛起的連漪，牽動其他屋邨清潔工奮起罷工，這時黃迺元也看到了職工盟的身影。那年，他在真人圖書館活動中分享工作日常，職工盟和前清潔工會會長羅智偉特意找他，遊說他加入工會。他想到在育嬰室事件裏，曾經用管工身份調停但成效不彰，「真的可以試一下，當個人力量不能發揮太大作用的時候。」2018年，他加入職工盟屬會的清潔工會擔任理事。
這時的職工盟面對着傘後加劇的威權政治與本土思潮的雙重夾擊，正陷入瓶頸。2014年雨傘運動落幕，政府拒回應市民對公民提名行政長官的訴求，中央亦加強壓制，年輕人逐漸傾向支持「香港人優先」的政黨及組織。這股思潮與身為左翼的職工盟所緊跟的國際主義原則大相徑庭，其關心中國勞權、提倡外僱居留權等等說法，不為本土派年輕人所認同。
2016年勞動節前夕，九間大學的學生會發表聯合聲明，批評工會抗爭「行禮如儀」，指不會參與職工盟主辦的五一大遊行。這一年，不少年輕本土派議員高票當選，而職工盟的領軍人物李卓人，則丟失了自1995年起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席位；當時職工盟爭取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勞工權益，都未獲2017年行政長官的主要參選人承諾推行。
香港工運學者陳敬慈形容，那是一種「內外交煎」的狀態。而這時，黃迺元才剛起步。
他到職工盟上培訓課程，聽蒙兆達強調當組織者的同理心，吳敏兒分享在英國航空工會的經驗，李卓人解釋工運歷史，從九七前爭取到集體談判權講到臨時立法會廢法，從最低工資談到標準工時，「哇，那時聽到，發現那種團結力量充權不只是工友，我很記得Carol（吳敏兒）說的——你成為工會理事也是很重要的個人成長。」慢慢，他開始實踐工運技巧，在區議會提出反修例運動中催淚煙對清潔工的影響、抗議抗疫基金忽略了在商場和工廈工作的清潔工。只是這張試卷不過寫了一陣，就突然被撕破。
黃迺元在記者會後重看新聞片段，才發現自己臉上有廁紙屑。他會前洗了把臉，忘記抹走。
承載着31年香港獨立工運歷史的職工盟，最後一段路，由投身工運不過數年的黃迺元倉卒地擔起了大旗。50歲的他當過5年清潔工，從工會理事、會長，做到職工盟副主席、主席，相比在航空業工會耕耘18年的前主席吳敏兒，他自覺站得不夠穩，話說得不夠好，有時眉飛色舞地表達了心裏話，隨即又提醒自己正襟危坐，「遠遠不是那級數。」
壓力快壓垮了他。他如常工作，工餘處理職工盟的事務，把咖啡混着酒喝，「你飲咖啡應該是想醒，你飲酒應該是不想醒，其實很像我現在的狀態——早點解散好抑或不要解散好？其實我想點？」他看着辦公室內走動的同事，自覺辜負了職工盟，公布啟動解散程序的集體決定，「感覺很像醫生要跟親友說，對不起我們盡力了。」
自主
職工盟或會解散，在人稱「娥姐」的鄧燕娥心裏，早有意識，但她沒想過那麼突然。她甚至忘記了，得知職工盟幾天後要宣布啟動解散程序的那個夜晚，她在做什麼，只有那震驚和難以接受的心情，到現在都未能消化。最近，她去探望李卓人，「他就說他正在寫回憶錄，都未寫到職工盟成立，怎料到職工盟已經解散……」
媒體往往描述她為「李卓人太太」、職工盟元老，但其實她在勞工領域低調耕耘了數十年。2011年，鄧燕娥卸下總幹事職務、退出職工盟，接下另一個NGO組織「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簡稱亞專）的董事會主席工作，在亞洲勞權和性別議題的跨地連結上，又一做十年。
但如今，除了丈夫入獄、要顧着一頭家的千絲萬縷，鄧燕娥自己的兩大事業，都面臨解散的打擊。運作了45年、歷史比職工盟還要久遠的亞專，被左報攻擊為「職工盟的相關組織，收取境外資金為職工盟泵水」，亞專也隨之宣布在9月底自行關停。
走了一世、如今危機重重的勞權路，始於七十年代末她在理大讀書期間，加入大學生組織「天主教大專聯會」。她自中學起信奉天主，熱心在教會幫忙，以為信仰就是忙彌撒、唸經、聖誕節報佳音。但大專聯會關心弱勢社群的定位讓她一下對信仰有了新的理解：「沒有想過作為一個基督徒，你對於社會裏那些貧窮和受壓逼的人，原來是有種責任。」
大專聯會把她從自己的世界裏帶了出來。放了學，鄧燕娥就和不同院校的學生一起，去九龍界限街、明愛中心借出的一個地方開會學習，「那時很熱鬧的，晚晚都燈火通明，我們參加活動比上堂還要投入。」暑假社會實踐，有同學做小販，鄧燕娥也去過電子廠「體驗工人生活」；艇戶事件熱議時，學聯態度鮮明、爭取艇戶上岸，大專聯會的學生就去幫艇戶的小孩補習。
「和學聯比，我們是很弱雞、小兒科」，她指出在當時的左翼學生組織中，大專聯會的活動比較軟性，學生多在「讀信仰、讀中國歷史」，但這段經歷從此將她和弱勢、勞工話題緊緊扣連在一起，「我整個人都改造了」。
與此同時，七十年代香港外圍經濟正發生變化，歐美把生產線轉向東亞地區，香港成為世界工廠；到了八十年代，工廠又開始倒閉、北移，很多工人早上回廠，去到廠門才發現老闆漏夜跑了。勞資糾紛不斷，維護勞權的工潮興起。
雖然六十年代的香港不乏意識形態強烈的工會聯會（包括左傾親共的工聯會和右傾親國民黨的工團）、以及相對中立的行業工會，但前者在國共互鬥時期，主要為政治目的搶工人，互相敵視，難以合作及爭取工人權益。六七暴動後，人們對左派工會發動的炸彈及暴力襲擊感到恐慌，工會生態被大大改變，工聯會轉趨沉寂，工團也因政治色彩強烈而未能取而代之。
左右工會未能在之後新興的、出口導向的製造企業中建立工人組織，而行業工會則規模和會員人數都較小，也僅以福利性工作為主。以製衣為例，「行業工會很多，譬如縫盤又有一個會，釘鈕又有一個會，染的又一個會，應該只是製衣裏面都有十多二十個。但這些工會全部都是不做事的，只是有個名字在，然後可能飲飲食食，搞下蛇宴。」
「所以那時為什麼覺得這麼重要，要搞工會？」鄧燕娥回憶，「這是很清楚的，如果工人要保障自己，要爭取權益，你一定要自己搞。」
1982年，為了「實踐信仰」，鄧燕娥加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CIC），從學生活動正式進入到勞團工作。成立於六七暴動之後的CIC，七、八十年代的工作除了工業宣教外，就是嘗試扮演協調政府、商會僱主、工人和本地勞工研究學者的角色。鄧燕娥一去到，就被民主派元老、當時的主任劉千石着去組織獨立工會，然而「（那時的）我連工會是什麼都不知道，一條勞工法例也不懂」。
人是白紙一張，老闆劉生也沒什麼招數可以過給她，社會上的組織經驗更是一片空白——左右政治戰的模式當然不可學，而個別成功的獨立工會經驗，如司徒華組織的教協，也難以應用在工人組織：「一個清潔工、一個普通的藍領工人，生活現實是很不同……我們只能一邊摸一邊學。」
關廠裁員問題很常見，為工會的職場組織創造了難度，外在的勞工團體多以危機介入的方式與工人接觸。鄧燕娥和同事們就有空就去工廠區派單張，大型糾紛起來的時候，就去現場掛街板和橫額；工友慢慢知道了CIC，「其他工會完全不出現，我們都是一枝獨秀的。」倒閉潮最厲害的時候，早上9時半到晚上9時半，打來諮詢的電話沒有停過，「很緊急的時候，電話一放下，大家都跑出去。」
往日不過讀書上教堂的女子，一開始甚至聽不明白工人的說話，但她以非工人身分介入工運、慢慢融入的過程，又似乎相當自然：「我想我本身對於工友的生活、經驗、故事，都很感興趣……和大家一起為同一個目標做事……也是很愉快的過程。」
鄧燕娥打過一些勝仗。新蒲崗的一間製衣廠，最後一批時裝造好，準備搬去貨櫃，廠子就要倒閉，百名女工出不到糧，她一個人跑去支援，和大家商量決定所有人坐在廠門不讓貨出。一些講義氣的搬貨男工，故意抱怨女人塞住門口，放軟手腳，不衝也不搬。廠方報了警，對着外籍警察，鄧燕娥扮聽不懂英文，拖延到晚上八、九點，老闆放棄，貨也不要了。後來工廠清盤，這些出口歐洲的值錢時裝賣了些錢，女工們才終於有了一點錢分。
到了八十年代末，二十年間，大大小小獨立工會有了雛形，但抗爭力量實際上還是零散而孤立的。1984年港英政府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各界熱衷討論前途問題，左派工會又再度活躍。香港工運界左中右一度出現大團結，但統戰和排斥還是因政治利益發生，左派工會和獨立工會形成分化和競爭。
放在這種現狀下，一人介入自發組織的方式，更見孱弱。對鄧燕娥來說，最嚴重的一次，是嘉士伯啤酒廠工友投訴經理粗口爛舌，她和幾個核心工人在一人家裏秘密開會，欲成立工會來和公司談判，誰知消息走漏，公司反而不動聲色地派人跟蹤，最後以「違反公司約章」的理由解僱了「搞事」工人。其中一位工齡14年的工人，原本享有一筆優厚的退休金，被解僱後卻「斗零也沒有」。鄧燕娥始終覺得是自己害了人家，沒人怪自己，她卻耿耿於懷。1988年，她決定「停一停」，去英國一年，進修勞工課程。
七十到八十年代也是國際工運壯大之時，國際工會聯盟（ITUC）留意香港，提供資金及培訓，「我走之前，國際工會代表和香港這邊就開過會，討論要如何結束一盤散沙的狀態。」加上中港政治變動帶來的不確定性，內外都感受到或許有需要成立一個獨立於工聯會、工團總會之外的工會聯會。但這種想法並不是那麼強烈，劉千石曾回憶，當時比較強調工會之間的合作，不一定要另辦工會的。
議程轉化的關鍵事件，是突然發生的八九六四。CIC支持學生訴求及北京工自聯，由工運領袖李卓人帶着香港市民捐贈的190萬港幣到北京支援學生，但錢還沒有給到，慘劇就已發生，李卓人聯繫港府組織回程包機，自己卻為保護全機被公安帶走，軟禁了四日，後簽署悔過書，承諾「不再在北京搞活動」，才重獲自由。在香港平安落地之後，他在迎接的人群裏找到已結婚四年的鄧燕娥，抱着她痛哭失聲。
「天安門除了學生，也都看到工人搞自主工會，而他們也都被鎮壓了」，鄧燕娥點出當時的憂慮，大家覺得不能再等到九七，要在主權移交之前就成立中國共產黨控制以外的工會平台。劉千石也曾確認，「民運之後我們覺得需要有一個獨立的工會，然後以工人的利益為優先，這是民運前後的區別。所以90年就成立職工會聯盟，其實當時憑信心而已，大家一群人有想法，覺得應該要實行。」
1990年9月29日，職工盟成立，由25個協會、97000名僱員組成。劉千石把李卓人等工委會裏的四、五個人調過去，並放手讓路給年輕人。從英國回來了的鄧燕娥也順理成章加入。草創之初，職工盟就這樣定位自己：撇除左右，維護勞權，也爭取民主。
海龜
這些變化，都被巴士車長鍾松輝看在眼裏。鍾松輝現在是職工盟末代班底中的司庫，總是一身白襯衫、黑褲子、軟底黑鞋的職業打扮，他從1979年、約莫26歲入行，工作第二年加入中華巴士職工會（中巴職工會）做會員，本來「只是這樣而已」。很多人被六四嚇怕，他也「不知道自己想點」，大腦一片空白，卻開始往前走，「人在江湖，神推鬼拱」，漸漸匯流到了工運與社運的潮流中。
1998年他帶領新世界巴士職工會（新巴職工會）加入職工盟，之後做過執委、副主席，一路上參與組建了社民連、工黨，2005年做了民陣的召集人，今年民陣解散他做了最後的臨時召集人，「又是我一手結束它」。
加入職工盟前與後，他在巴士工會裏都有自己的戰場，做人求公平，做事講策略。「你話我爛仔風格又得，話我傻傻地路見不平又得……我最嬲上級欺凌下級」，他頓一頓，「大家都做嘢咋嘛（做事而已），點解你要欺凌人呢？」
曾有男下屬向他投訴外籍副總經理性騷擾，也被鍾松輝「搞」走了，「是我一手一腳砌（搞）的，我什麼都做得出……不合理、不公道，是誰都好，我都照砌。」
1997年港府宣布取消中巴專營權，由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新巴）接手營運，中巴員工平移去新公司。舊工會也應該要平移，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根據《職工會條例》去信登記局，將中巴職工會改名成新巴職工會，只不過需保留舊工會工團屬會的性質。
但面對左右派工會，理事們都存疑，鍾松輝分析大家的心理，「覺得他們都為了共產黨或國民黨，對照顧勞工的方面沒有那麼積極。」
最終，大家覺得不如索性成立一個新工會，由鍾松輝和其他六個人簽名申請。到了1998年8月尾，中巴成為歷史，中巴職工會「自然死亡」，新巴職工會的成立順水推舟。
新工會要加入一個大的工會聯盟，鍾松輝給會員提出了職工盟的選項。他解釋其實一直很留意職工盟的新聞、活動，「一直mon住去比較」，而且他們「打過幾場仗」，其中一單就有關巴士車長。
「巴士噪音令九龍巴士（九巴）一個車長耳膜受損，結果九巴炒了他，職工盟協助那位車長抗爭，在九巴的荔枝角車廠紮營、靜坐抗議，最終成功讓他被重新聘請。」
這件事震撼了他，他也去過車廠現場觀摩，「幾多人的，收了工大家都不走，所以就形成了一個氣氛。那個氣氛很重要……如果沒有氣氛，不多不少（大家）都會有些懷疑，掂唔掂啊（行不行啊），但你看到這麼熱鬧，那麼多伙計去慰問支持，你是看到的。」
他更加意識到勞資談判的策略和手法的重要性。「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工會組織，或者沒有抗爭策略、談判技巧，要如何完成這個工作呢……」
最終，新巴職工會的百多個會員，投票通過加入職工盟。
在鄧燕娥眼裏，鍾松輝加入的九十年代，是組織的建立期，什麼資源都沒有，一切從零開始。當時的國際自由勞聯有提供工人培訓的基金，「其實是很少錢……我們都是靠很少的錢，以及不斷去募捐去撐住。」
鍾松輝加入職工盟的首要考慮也不是資源，而是工會知識，他感嘆很多東西都是從職工盟的培訓中學到，「例如如何做一個理事長，面對資方什麼態度……舊工會對工會運作、勞資談判技巧、策略，其實都沒有的，工團也沒有開班教過。」
這些知識被運用到他和公司的交手中。在他的記憶中，左右派舊工會沒有發起過工業行動，只會在談判中鬥快「扑鎚（決定）」，將問題速戰速決，鍾松輝做會長的新工會則讓公司直呼受不了：「從1999年開始，我們年年都有嘢搞，有時一年兩次」，時任新巴公關關則輝直接斥責，「他說沒有見過一個工會這麼痴線（神經）的，五年搞八次行動。」
慢駛過，靜坐過，罷工過，行動涉及公司上下的安全、福利、薪酬。他並非對資方毫無同理心，「虧本啊賺得少啊，不要緊，可以體諒」，但他強調資方的誠意，「得把口，那我如何相信你呢？」職工盟教會他，勞方也要做功課，「你一講資方就知道你有沒有做，知道你做了，唔呃得幾多（騙不了多少），他就好一點……事前功夫是最重要的。」
他心裏有一盤數。計錢，「經濟增長、通脹、消費，用這些數字去談薪酬。假設說通脹2%不加薪，那其實不僅沒有加，而且還一個鐘減2%。」計人，「嚴格來說（某次罷工）是失敗的，第一天包括車房300多人，整間公司有2千多人，車長都1600人，車房都幾百人，300多人罷工，真的濕濕碎（小意思）。」計日子，「以前是年頭1、2月開會談加薪，新巴就4月……不過不是剝削我們，就算4月談，談到6、7月都好，都還是追溯到1月1日的。」
巴士行業的特別之處是，如果有罷工，公司的壓力來自政府運輸署，工人的壓力則來自市民，經濟環境、社會氣氛，都會影響同事參與行動的心態和談判能量。因此鍾松輝也注重和管理層做非正式溝通，「好像摸底一樣，有時談判達不到自己目的，視乎相差多遠」，非正式溝通更像信任的交換，「甚至可以留返條尾的，資方信不信得過，下次就知道了。」
林林總總，都是「抗爭搞手」鍾松輝對職工盟的肯定。他給出很高的評價：「不論是再培訓中心這邊（培訓工人），還是秘書處這邊培訓工會理事，何謂工運，如何營運好一個理事會，諸如此類，在香港獨一無二。」
1994年起，職工盟承辦政府職業訓練局課程，成立培訓中心，結合培訓和組織工作。事實上，這種依靠培訓來催化工運的方式，和職工盟成立初期資源匱乏、使用「危機介入」策略是相輔相成的——因沒有資源吸引一般工人參加，也沒有足夠人手到工作地點進行宣傳，所以相對被動等待危機發生。這種策略後來也成為了職工盟中的主導路線，缺點是滲透力低，組織力弱。
鄧燕娥形容培訓的作用就像海龜上岸生蛋，百幾隻蛋，去掉被挖起來吃掉的、變成小龜就被叼走的、走到半路曬死的、去到大海被大魚㗳了的，能活下來成為大龜的可能只有十幾隻，「那個困難是這樣，很多都是回去了，可能被老闆鎮壓了下來，嚇怕了，或者有些又收買了。」
九十年代中，不少人籌劃移民，職工盟則籌款買會址，跟市民籌到原價一半價格的330萬港元來付首期，買下油麻地永旺行的19樓連天台。組織架構開始慢慢建立，議會內外的兩條路線也越發清晰：鍾松輝擅長的廠房組織和街頭抗爭還在繼續，同時職工盟也爭取進入議會、改善法例。後者被認為是相較危機介入更有效的、推動工人權益的方式。
左翼
新世紀前後，因應1998年金融危機，企業裁員、減薪、改變勞動合同的手法層出不窮，許多人失業或成為「口停手停」的散工。自1989年新機場興建開始，港府就引入勞工外判政策，這在經濟狀況不好的時日更與本地勞工的利益形成分化。
在左翼人士看來，這些現象反映的是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問題，全球化帶來經濟便利的同時，也讓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廣泛延伸，資本投機化、勞動非正式化、臨時工化，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工人也被吸納來完成資本積累。
多年來有一句笑談形容香港的自由經濟：稅有多低，勞工保障就有多差。
這種狀況下，職工盟除了要幫助本地勞工爭取權益，也沒有放棄關注外判及外勞利益，甚至還連結了其他國家的勞工問題。這些群體的共同「敵人」，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
千禧年之後的職工盟，走上「社運工會」路線。
鍾松輝心裏的標誌事件是強積金對沖。強積金（MPF）制度於2000年實行，對沖指的是當員工被解僱時，僱主可以用MPF中公司的供款部分，來抵銷因解僱員工而需要支付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俗稱「打工仔貼錢炒自己」。事實上，這些政策方向在殖民末期就有討論，學者周永新指是港英政治妥協的手尾。
「這也是屬於工人的權益，雖然好像不關工會（行業內的）事，但好像又關工人事喎。那你出不出聲？」鍾松輝強調將工運扣連社會問題的意義：「很多社會議題都關工人事，住屋問題、退休問題、強積金對沖……全都影響工人的生計。如果你關心同事、關心工人的壓逼，那你就要關心社會的政策……」
鄧燕娥心裏的標誌性事件是反對世貿。2005年WTO會議在香港召開，會期一週，全球約有3、4千人來了香港，職工盟用了整年的時間去籌備。對當時的香港人來說，反對世貿或許與個人經驗相悖，畢竟香港一直是個自由港。但這議題對職工盟的自我定位非常重要，「我們反對，是基於我們看到其他國家工人的利益，他們很受這些開放政策影響。」
鄧燕娥認為「社運工會」的「社運」可以理解為和其他地方的連結，連結的對象也可以不僅僅是工會。事實上，韓農團結、多元、新奇的抗爭方式，對鄧燕娥是一個衝擊。鄧燕娥記得，韓農不喜歡按警察畫好的遊行路線走，職工盟去協調，韓農也覺得不必要，「他們覺得，為什麼我們要跟足警察呀？不是說警察話乜就乜，你也可以反建議呀。」
韓農的抗爭形式也富有戲劇性，最經典的莫過於三跪一拜，又跳下維港。見到香港輿論並不太接受這些方式，他們又立馬調整策略。「其實他們是有一個很強的組織和紀律，白天再多活動，晚上匆忙吃完飯盒，就會開會去檢討，然後又談第二天是怎樣，接着會排練，搞到三更半夜才睡覺。那種紀律、文化真是令我覺得眼界大開。」
副主席鄧建華說，香港反世貿一役，令不同的行動者有機會深入交流，「譬如我們和韓國民主勞總那個友誼，那時加深了很多，韓農幾百人被捕後，我們做法律支援，去絕食，要求釋放韓農和其他示威者。」他說，「香港像一個hub一樣，亞洲的人會在這裏交流經驗。我後來做FADWU（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時發現，香港搞出來的印尼團體，從什麼時候認識自己本國的社運人呢？就是WTO。」
回到職工盟本身，2007年的紮鐵工潮和2013年的碼頭工人罷工，均是嘗試把工運連結社運的重要例子。2007年，紮鐵工人抗議薪酬被資方壓榨，要求加薪，工聯會與商會閉門談判未能達到工人訴求，工人不滿遂自發遊行。後來職工盟介入，向社會募捐罷工基金，工人開展為期36天的罷工，民間團體亦大力支援。2013年，碼頭工人工潮更是緊密地與傳媒互動，利用社交平台發放訊息，並連結學生組織如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
比較特別的是，職工盟班底在2011年籌組工黨參政，「就是為了將勞工法例改善的倡議帶入議會，亦利用議會資源幫建制外的工會抗爭。」
在這幾個人看來，政策帶入議會倡議，最成功的案例就是最低工資立法。1998年職工盟發現麥當勞的時薪為全港最低，之後就由1995年進入了議會的李卓人去倡導法定最低工資，推動逾十年，終在2010年成功立法、2011年開始實施。初初每個小時是28元港幣，2019年調整到37.5元。
鄧燕娥在茶餐廳吃東西，也偶然聽到做奶茶的人閒聊，「呀，我們以前沒有最低工資呢……以前就不會是現在這樣的人工了。」這讓她感到欣慰。但她也曾聽過有基層抱怨，設定了最低工資後，最低反而成了最高，讓她意識到要去研究標準工時的立法。
鍾松輝則指，職工盟剛推出這個概念時市民還比較陌生，但現在人們甚至都開始留意「生活工資」的概念。黃迺元以清潔工人的經歷講述生活工資的重要：「投身清潔工會便知道，原來沒有50蚊樓上（50元以上），根本是生存不到。」
鍾松輝感受到香港的勞工文化似乎有些變動：「以前大家就覺得外面的事情和我有什麼關係，現在就很不同了。」
鄧燕娥最遺憾的事情，是集體談判權的得而復失。李卓人曾於1997年在立法會中提出私人法案《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獲當時的立法局通過，但在主權移交僅僅16天後，條例就被臨時立法會凍結，其後被廢除。李卓人立刻絕食五天以表抗議。後來數十年職工盟爭取復法，但至今香港也沒有法例保障集體談判權。
勞工研究認為，集體談判權的缺失會大大影響罷工成效，因為罷工的最終目的也只是為了談判，但若「罷了無用」，則於事無補。由於沒有法例保障，香港的僱主並沒有和勞工談判、協商的責任，也容易強化勞資對立。
如今左報給職工盟扣上「反中亂港」的罪名，對此，鍾松輝明確指出，工會對所有政權都是投不信任票的：「因為工會覺得政府所有政策都是偏幫資方的，就算政府立任何法例，都是勞方着墨少一點，美國英國的勞工政策也都是這樣，雖然他們是民主國家……獨立工運在運作上是不會受到政權的制宰的。」
「其實搞工會的人，真正去搞的，一定是左翼思想。現在沒有人再用這個名詞去解釋工運的最終目的——階級鬥爭，實際上兩個階級就是資方和勞方。資方用它的優勢和話語權去剝削勞方，勞方為了爭取應有權益，就同資方談判、抗爭，都是想要拿回工作尊嚴。」
對於集體談判權的廢除，鄧燕娥就感慨：「回歸和不回歸都是一樣，不會說因為回歸了脫離了殖民地政府，香港的工人就會有好些的日子過。」她嘆了一口氣，「其實都是一樣的。」
左報另一個指控是職工盟收取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的資金，並指這個組織屬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轄下。翻查NED網站，NED表明資助「團結中心」用以推動獨立工會。「團結中心在世界各地都有支援獨立工運的計劃，我們確實是長期 partner。那些計劃就是不同的勞工倡議項目，例如集體談判權、理事培訓。」鄧建華說，職工盟也有很多本地伙伴，例如樂施會。
「它文章說ITUC（國際工會聯盟）是美國操控的，這個更搞笑，他們和中國總工會都很友好。」ITUC是代表163個國家、332個地區的全球最大工會聯盟，「這些對搞工會的人來說是很荒謬的事，等於說聯合國或者世衛是美國操控的。」
他說，「好像回到冷戰時的共產主義立場。」
「太古工會如何不跨國呢？」鄧建華舉例，像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就跟國際食品勞聯（IUF）有很強的連結，這種關係有助他們與各地可口可樂的工人交流，也有利處理勞資糾紛，「很小地方的工潮，像amplifier一樣直接通去總公司那裏。」
「我們和世界不同工會及NGO有長期交流，這個本身就是很正常的事。工會不能只在香港搞，一定是跨國的，跨國企業的問題要透過跨國工會去解決。這本身就陷入香港工運的傳統裏，由頭到尾沒有變過。」他說，「我覺得它現在不是只在攻擊你、把國際連繫說成『勾結外國勢力』那麼簡單——它是在攻擊整個工運的傳統。」
職工盟解散了，鄧燕娥認為是最壞的時刻：「有些很獨裁的政府，譬如菲律賓杜特爾特，他也有獨立工會嘛。以前在殖民地時代，職工盟都可以出生、長大……那為何現在這個特區政府不可以容忍呢……可以有一些規範，我都會接受。但要逼這些民間組織解散，標誌着這個社會真的……是極權化了。」
城堡
宣布啟動解散程序前，鄧建華在社交媒體分享講述韓國光州民運的電影《華麗的假期》，寫了五個字：「最後一哩路。」李卓人和吳敏兒入獄後，鄧建華決定參選副主席，源於「頂上別人本來要頂那一份」的念頭，本打算走到最後，卻發現「原來現在就行到尾」。
鄧建華並不諱言，在這之前，「我們舊有的模式，可能雨傘運動之前應該當是一個終結來的。」他同意議會路線有成果，但隨着香港的政治矛盾日漸激烈，大眾的注視點亦從深耕細作的工作上移走，「政策倡議的路愈來愈窄。如果講勞工政策的改善，那個空間已經沒有了。慢慢，人們意識到要有一個更加闊的、政治體制的改變，才可以改變到其他東西。」
新舊工運的組織形式區別在2019年更加明顯。「舊方式是自成一國，外面急速的變化，和裏面的氣候不一樣。它也有它的好，強的時期很多人去幫忙民陣遊行、六四集會，但網絡動員這回事，就和我們工會模式底下的動員，真是兩種。」
「你的議題未必是沒有人關心，但手法本身脫離了某一大批人的生活。」
他同意反修例運動中政治罷工的根基是弱的，但他更在意新工會運動帶來的衝擊。於鄧建華來說，2019年6月出現了一個大的、香港人的主體，接着有不同的人發現可以用某些身分參與運動。其中，「勞工、或者 professions （專業）這回事出現了，不同的機場集會、醫護集會、公務員集會出現了，行業的Telegram group一下子就幾十個彈了出來。」
「它不是工會，但其實它是一種聚合的雛形。藝文界集會在愛丁堡廣場有千多人，說了很多 freelancers長期面對的問題，然後催淚彈就來了。」而這種對行業處境的關注，又自然地回頭與社會議題接軌，2020年，醫護界罷工要求政府因應疫情封關，保障醫護人員。
如今，曾高度活躍的醫管局員工陣線也迅速被政權盯上。「是不是很像（北京的）工自聯？八九年，其實他們也是想搞罷工，它也是剛誕生就要差不多沒有了。」他說，「雖然我們正在散，但我覺得那個聚合的過程，自發性的高度，仍然是我們未來的一個答案。」
未來工運如何走，受訪者暫時無法給出確切回答，他們唯一能肯定的是這31年建立的工人連結並不會一夜消失。一直以來，各大工會獨立運作，職工盟作為平台，除了支援工業行動，也承擔了部分會務。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最近討論到職工盟解散後的會務分擔，雖然工友大多基層出身，上班是耗精神的體力勞動，但各人主動接下會計、文書工作，會長黃迺元看在眼內，「那一刻你是很感動的，你找不到位退縮。」
在最後的會員大會上，很多工會表達了想要繼續走下去的想法。鄧建華說，會上一個清潔工會姨姨說，因為學歷問題、工時過長，清潔工長年都靠工盟幹事支援，她憂慮未來工會能否迅速回應社會議題。「但她也不是只說驚，不只是表達無助，而是提到唯有自立去生存，我覺得這就是多年的工會教育精神。」他說，工會思考很多補位的問題，也明白到它們之間主動的連結和資源互補，「就應該自己去做。」
鄧建華覺得，職工盟不應對這些工會的未來多作評論，但是組織者可以回想工盟出現前的年代，那來時的路，「而人與人連結不只工會，可能還有社區、興趣小組。未來人與人之間還是要織網的，如何織？這是我們要問的。」這一切就像回到1990年前的原點——即便當時的政治形勢、組織空間與今天截然不同，但組織者也是在九七前抱着即將被滅頂的心態做事，他說，「那種摸黑前進的精神，也是摸着有多少空間去走多少路，我們也是一樣的。」
在他眼中，香港以往跟別的國家比，不論是運動的處境、空間、自由度，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長年擔任外籍家務工工會的組織幹事，他和印尼、菲律賓工會朋友有深入交流，這些同樣有後殖民經驗的工會，為鄧建華帶來了啟示。
「永遠都見不到運動可以升起那一下，他們如何自處呢？那樣東西可能是很共通。」菲律賓借反毒之名暗殺不少工運人物，韓國的工運領袖入獄也不鮮見，「但人家都是繼續做，人家都是可以在一個很沉重的壓力裏面，沒有空間，甚至死人的情況裏面繼續做。」
對於香港，他的外地工運朋友從多年樂觀變為今天的擔憂，「為什麼香港霎時間就可以進入這個階段呢？他們感覺到他們的政府很差，但不是很滲入骨髓、社會肌理的一個政府。他覺得我們無處可逃。」
生於1989年，鄧建華畢業於嶺南大學社會學系，中學和大學是學生會幹事，後來加入學聯。畢業後他加入職工盟，一做八年，「我是執委中很後輩的，但年輕同事笑我已經是叔叔了。」鄧建華說，在民主運動的浪潮中，他總是處於中間，「被視為泛民的代表，但我這種人又知道這裏跟那個世界脫節得緊要。」他說，「本土派思潮轉變時，我都笑同事世界拗咩（爭議什麼）你都未知。」
算起來，鄧建華幾年前也是個會衝的年輕人。2010年，議員們發起「五區公投」，翌年他與社民連梁國雄等闖進科學館，衝擊政府的「替補機制」論壇被告上法庭。這十年裏，街頭上異議者的年紀與他差距愈來愈大，對行動的想法愈來愈廣，他緊跟香港的變化反思，寫新的論述，在職工盟內部提出質疑和挑戰。
但他自問直至2019年才對群眾有更透徹的理解，以往的抗爭記憶也回來了，「19年換了一個人」。2019年反蒙面法遊行當日，他因「管有攻擊性武器罪」被捕，去年被判囚4個月。
在職工盟最後的記者會後，鄧建華忙着接受訪問，錯過了同事大合照的歡騰時刻。訪問途中，年輕的、資深的幹事一個個跟他道別。他在培訓中心裏關燈的角落，犒賞自己般從容地喝着一罐汽水，「我每次都這樣，被不可抗力的東西帶走，增加自己capacity的東西卻沒有做，」像練字、讀書，「自己抓緊不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他像一個容器，多年來注入工人運動和政治反抗的理論和實踐，自己反而缺乏容身之處。
「我大學的時候，學生運動正在上升，剛巧是2008到2012年。」爾今，他的一些伙伴有的在獄中、有的在海外。「這一輩的社運人已經黃咗（曝光），現在的社會管控是看你的file。你的生命選擇是一回事，你去做什麼事情，都會被盯住。」
「表現出來很英明神武，但很攰（累）。」他說，「我們這輩是遺民來的，過了今天，我有什麼適用（於世）呢？我不知道喎。」他不會懼怕沒有組織的生活，他有時也跟自己說，「終於可以放低，做咩成日要背負住30年嘅嘢？你條命是自己的。」但當組織生活成為習慣，那些話也不見得有效，「要不是不會留到今天。」
「我現在這個位置，不如就說是什麼都不知道，去探索吧。舊模式在今天終結了，但過往我們在裏面仍然有變化，仍然有東西照射出來，是做得到的。」
解散之後會不會再入獄呢？鄧建華盡量不去想了，他現在只在意有沒有說好職工盟的故事。「你先要保留這些故事，其實最令人害怕的是這個故事而已。未來的人如果要搞工運的時候，不可以做國際連結，那他也要知道完整的工運，也包括爭取民主。」
幾年前，鄧建華曾經跟印尼的年輕組織者跑到萬隆（Bandung）的山上，一批農民佔領了一片土地，生活了多年。他記得，那些農民兩三句便把自己的佔領故事，扣連到印尼人抵抗荷蘭人的歷史，接續九十年代民主化後，他們如何大規模進佔那塊土地。「他們對自己抗爭歷史的了解都很深。他不是只是做眼前的東西。」
「歷史給了他們能量，不只是意識形態。抗爭的歷史給予了他們能量。」他說，「他們那個城堡就是他們的。」
（端傳媒特約撰稿人李智賢對本文有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香港職工會聯盟，《鐵杆起義 千個紮鐵工人的36天》，2008：鼎豐文庫
陳惜姿、譚暉、葉沛渝，《不認命的故事 工盟20年》，2010：香港職工會聯盟、快樂書房
潘文翰、陳署峰、黃靜文、陳敬慈、蒙兆達，《團結不折彎——香港獨立工運尋索40年》，2012：進一步出版社
香港職工會聯盟，《撐到底！——碼頭工潮40晝夜》2013：香港職工會聯盟、大眾碼經
陳敬慈，「『雙層危機』之下的香港工運」，載鄭煒、袁瑋熙（編）《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2018：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Too dense! It has caused permanent head damage to me!
謝謝端，謝謝職工盟。
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