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戴上黑色头巾的大良特意提早出门，撑着两边拐杖，到达位处葵涌石篱山上的职工盟培训中心。年过60岁的大良是地盘工会前主席，在职工盟（香港职工会联盟）创会时期已经加入，这个下午，职工盟在培训中心举办特别会员大会，商讨解散的议程，但他得在其他教室教导工人做木模板，无法参与大会。一个年轻员工看到他，急急翻找桌上近百本的旧相簿，“我刚才见到你张相！”“唔好揾啦，过咗去啦。（不用找啦，已经过去了）”
“过咩去？你仲系度。（过什么去，你还在这里）”员工最后翻出一张摄于2001年5月1日的照片——职工盟在中环遮打花园办一年一度的劳动节游行大会，年轻的大良头戴黄巾拿着“工潮最多奖”的锦旗，笑得有点含蓄。“你不要问我（现在的）感受，我是个喊包（哭包），”大良说，“我感觉就像要送家人上山（出殡）一样。”
几个小时后，三楼的会员大会通过了解散职工盟的决定。出席会议的属会代表共有67张票，其中57票投赞成、8票投反对、2票投弃权，仅仅有3票超出8成会员通过的门槛。末代班底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宣布正式解散职工盟，30多个属会代表坐在身后，映衬着一幅手写“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一起”的黑色横额。“好庆幸，原以为只坐两排，最后坐了四排。”副主席邓建华说，“创会时有25个属会，临尾这么大政治压力，约76个属会留下来，真的不差。”
职工盟成立于八九六四的阴霾底下，成长为香港第二大劳工组织平台，主张独立自主、民运与工运密不可分，解散前会员人数超过10万人。走过九十年代组织资源最匮乏、却发生工厂北移潮的时期；进入千禧年代后确立“社运工会路线”，将工人与社会议题互相扣连，并与国际组织结盟；2010年代发展出工学联盟路线，面对愈趋严重的外判制度和工人零散化，抗争方式亦更加多元......
近20年，香港愈发涌现大大小小的民主运动里，都能看见职工盟绿色的旗帜。
职工盟打过胜仗，也有其无法否认的困境。作为老牌泛民团体之一，它在雨伞运动后遭受挫败，与本土思潮下的年轻人分歧渐深；2019年反修例运动，泛民团体再次追着年轻人跑，但未赶及摸索出新的转型路径，强大的政权就先掉头反噬，咬住了这些龙头大佬——在亲中媒体报和政府的炮轰下，创立多年的民间人权阵线（民阵）、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陆续解散，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前主席吴敏儿，皆因不同罪名入狱。
敲门声来临了，末代主席黄迺元说，“整体的公民社会，我们是其中一块骨牌。”这块骨牌倒下之际，会址所在的油麻地永旺行的电梯没有一刻是静止的。穿上“滴水穿石”衣服的职工盟职员上上落落，忙着把办公室改头换面，竖起展板和物件，抓住最后的热度讲述职工盟31年走来的故事。
天台顶楼，在阳光照射不到的阴翳角落，有野蛮生长的盆栽。
末代
9月19日，在永旺行7楼，几十个记者把职工盟办公室挤得闷热。黄迺元待在一角，待自己平静下来后，与其他成员陆续步入会议室。
“对不起，我们撑不下去了。”他宣布，因职工盟成员收到继续运作就将威胁其安全的信息，执委会决定启动解散程序，让会员就解散的意向投票。前一天，团体的重要人物蒙兆达在社交媒体公布离港，并辞任职工盟总干事，“一种强大力量，逼使我必须在总干事和爸爸两个身分之间，作出痛苦和无奈的抉择”。
8月11日，《东周刊》在全港最大单一行业工会教协解散后，引述消息指警察国安处正紧盯职工盟，首次扬起了风声。一个月后，副主席翁爱明及徐考澧辞去职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大公报》专访被问及职工盟时，指任何组织和团体违反国安法都要负上责任。
左报连日炮轰，指职工盟“收黑金”、“靠境外势力豢养”、“疑操控近百工会反中乱港”。
会上，一名记者问及职工盟创办人李卓人对启动解散的想法，黄迺元竭力稳住的声线顿时如风中烛光般晃了一晃。他交叠在大腿上的双手紧抓一团纸巾，手背上是未擦干的泪水。他嗫嚅，“对不起人哥。”
黄迺元的发根泛灰，戴一副方正眼镜，常身穿牛仔裤、揹布袋出现，外型看来粗犷，说话柔声细语，喜双手合十向人致谢。曾有摄影记者把握不定地问职员：“蓝色衫的那位是主席吗？”被称为“末代主席”的他以前并不为公众和媒体所熟悉。
上任前，他是清洁服务业职工会会长，及后加入职工盟执委会，2020年当选副主席。今年2月，吴敏儿因参与民主派初选被控违国安法，卷入漫长的诉讼，在狱中辞去职务，职工盟要选出顶替人选，“我不想见到大家你眼望我眼，多过一秒，我就举了手。”
黄迺元出身中产家庭，艺术系毕业，擅长后现代表现主义的创作风格。毕业后在拍卖行工作，常见买家贵价投得画作，随便卷起带走。他心生厌闷，开始思考阶级的问题，便转职无家者的支援工作，露宿街上，想要理解街头生活的肌理。
直至街友介绍他一同去当清洁工，“做散工有粮出，可以租‘别墅’不用瞓街”，他才真正走入基层的世界。“基层工友的生活都是餐揾餐食餐餐清，他们不发声的原因，self-esteem，很清楚自己没有议价能力。”三四年前，第一天上班，黄迺元在垃圾房吃饭，听着女工友用三种不同的大陆方言吵架、劝架，“现在经济形势这么严峻，就是汰弱留强，清洁工工作是很多基层妇女、新移民、少数族裔，甚至是长者的就业救生筏。”
他及后升职至管工，每天清洁工陈伯在厕格里面打开门跟他打招呼，“他就好像打开自己的房门一样，拿着一杯奶茶和一个面包，说：早晨啊元哥！”他当时被这个画面震撼，“what the fuck…...这就是行业的生态。”
那正是2017年间，工会连结学界和传媒广述工友困境，激起了一波关注清洁工的浪潮，清洁工被逼在厕所吃饭、酷热天气戴三双手套在户外工作等等的新闻接连爆出。炎热的八月夏天，在黄迺元工作的商场，有外判清洁工被客人发现在育婴室换制服上班，经投诉后被解雇，网民蜂涌至商场的社交媒体给出批评，指商场根本没有空间给工人更衣，工人最终复工。
黄迺元意识到声音联结起来所造成的压力，后续发展更超出他预期——公司在走廊搭起枱櫈让工友吃饭喝水——这成为他心中一个重要的起点。而那名最初想着认命就好的女工，后来也向工会表达：以为自己没人关注，但发声时，原来有人会来帮忙的。
2017年底，长沙湾海丽邨清洁工指被外判公司剥削遣散费，在寒风中罢工，举起“怒”字抗议牌。职工盟组织干事落场协助，并启动2013年码头工人抗争中累积下来的劳工权益基金，发放每天250港元的罢工津贴，工人于10天后成功追讨遣散费。
工潮泛起的连漪，牵动其他屋邨清洁工奋起罢工，这时黄迺元也看到了职工盟的身影。那年，他在真人图书馆活动中分享工作日常，职工盟和前清洁工会会长罗智伟特意找他，游说他加入工会。他想到在育婴室事件里，曾经用管工身份调停但成效不彰，“真的可以试一下，当个人力量不能发挥太大作用的时候。”2018年，他加入职工盟属会的清洁工会担任理事。
这时的职工盟面对着伞后加剧的威权政治与本土思潮的双重夹击，正陷入瓶颈。2014年雨伞运动落幕，政府拒回应市民对公民提名行政长官的诉求，中央亦加强压制，年轻人逐渐倾向支持“香港人优先”的政党及组织。这股思潮与身为左翼的职工盟所紧跟的国际主义原则大相径庭，其关心中国劳权、提倡外雇居留权等等说法，不为本土派年轻人所认同。
2016年劳动节前夕，九间大学的学生会发表联合声明，批评工会抗争“行礼如仪”，指不会参与职工盟主办的五一大游行。这一年，不少年轻本土派议员高票当选，而职工盟的领军人物李卓人，则丢失了自1995年起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席位；当时职工盟争取标准工时、全民退休保障等劳工权益，都未获2017年行政长官的主要参选人承诺推行。
香港工运学者陈敬慈形容，那是一种“内外交煎”的状态。而这时，黄迺元才刚起步。
他到职工盟上培训课程，听蒙兆达强调当组织者的同理心，吴敏儿分享在英国航空工会的经验，李卓人解释工运历史，从九七前争取到集体谈判权讲到临时立法会废法，从最低工资谈到标准工时，“哇，那时听到，发现那种团结力量充权不只是工友，我很记得Carol（吴敏儿）说的——你成为工会理事也是很重要的个人成长。”慢慢，他开始实践工运技巧，在区议会提出反修例运动中催泪烟对清洁工的影响、抗议抗疫基金忽略了在商场和工厦工作的清洁工。只是这张试卷不过写了一阵，就突然被撕破。
黄迺元在记者会后重看新闻片段，才发现自己脸上有厕纸屑。他会前洗了把脸，忘记抹走。
承载着31年香港独立工运历史的职工盟，最后一段路，由投身工运不过数年的黄迺元仓卒地担起了大旗。50岁的他当过5年清洁工，从工会理事、会长，做到职工盟副主席、主席，相比在航空业工会耕耘18年的前主席吴敏儿，他自觉站得不够稳，话说得不够好，有时眉飞色舞地表达了心里话，随即又提醒自己正襟危坐，“远远不是那级数。”
压力快压垮了他。他如常工作，工余处理职工盟的事务，把咖啡混着酒喝，“你饮咖啡应该是想醒，你饮酒应该是不想醒，其实很像我现在的状态——早点解散好抑或不要解散好？其实我想点？”他看着办公室内走动的同事，自觉辜负了职工盟，公布启动解散程序的集体决定，“感觉很像医生要跟亲友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自主
职工盟或会解散，在人称“娥姐”的邓燕娥心里，早有意识，但她没想过那么突然。她甚至忘记了，得知职工盟几天后要宣布启动解散程序的那个夜晚，她在做什么，只有那震惊和难以接受的心情，到现在都未能消化。最近，她去探望李卓人，“他就说他正在写回忆录，都未写到职工盟成立，怎料到职工盟已经解散......”
媒体往往描述她为“李卓人太太”、职工盟元老，但其实她在劳工领域低调耕耘了数十年。2011年，邓燕娥卸下总干事职务、退出职工盟，接下另一个NGO组织“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简称亚专）的董事会主席工作，在亚洲劳权和性别议题的跨地连结上，又一做十年。
但如今，除了丈夫入狱、要顾着一头家的千丝万缕，邓燕娥自己的两大事业，都面临解散的打击。运作了45年、历史比职工盟还要久远的亚专，被左报攻击为“职工盟的相关组织，收取境外资金为职工盟泵水”，亚专也随之宣布在9月底自行关停。
走了一世、如今危机重重的劳权路，始于七十年代末她在理大读书期间，加入大学生组织“天主教大专联会”。她自中学起信奉天主，热心在教会帮忙，以为信仰就是忙弥撒、念经、圣诞节报佳音。但大专联会关心弱势社群的定位让她一下对信仰有了新的理解：“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对于社会里那些贫穷和受压逼的人，原来是有种责任。”
大专联会把她从自己的世界里带了出来。放了学，邓燕娥就和不同院校的学生一起，去九龙界限街、明爱中心借出的一个地方开会学习，“那时很热闹的，晚晚都灯火通明，我们参加活动比上堂还要投入。”暑假社会实践，有同学做小贩，邓燕娥也去过电子厂“体验工人生活”；艇户事件热议时，学联态度鲜明、争取艇户上岸，大专联会的学生就去帮艇户的小孩补习。
“和学联比，我们是很弱鸡、小儿科”，她指出在当时的左翼学生组织中，大专联会的活动比较软性，学生多在“读信仰、读中国历史”，但这段经历从此将她和弱势、劳工话题紧紧扣连在一起，“我整个人都改造了”。
与此同时，七十年代香港外围经济正发生变化，欧美把生产线转向东亚地区，香港成为世界工厂；到了八十年代，工厂又开始倒闭、北移，很多工人早上回厂，去到厂门才发现老板漏夜跑了。劳资纠纷不断，维护劳权的工潮兴起。
虽然六十年代的香港不乏意识形态强烈的工会联会（包括左倾亲共的工联会和右倾亲国民党的工团）、以及相对中立的行业工会，但前者在国共互斗时期，主要为政治目的抢工人，互相敌视，难以合作及争取工人权益。六七暴动后，人们对左派工会发动的炸弹及暴力袭击感到恐慌，工会生态被大大改变，工联会转趋沉寂，工团也因政治色彩强烈而未能取而代之。
左右工会未能在之后新兴的、出口导向的制造企业中建立工人组织，而行业工会则规模和会员人数都较小，也仅以福利性工作为主。以制衣为例，“行业工会很多，譬如缝盘又有一个会，钉钮又有一个会，染的又一个会，应该只是制衣里面都有十多二十个。但这些工会全部都是不做事的，只是有个名字在，然后可能饮饮食食，搞下蛇宴。”
“所以那时为什么觉得这么重要，要搞工会？”邓燕娥回忆，“这是很清楚的，如果工人要保障自己，要争取权益，你一定要自己搞。”
1982年，为了“实践信仰”，邓燕娥加入基督教工业委员会（CIC），从学生活动正式进入到劳团工作。成立于六七暴动之后的CIC，七、八十年代的工作除了工业宣教外，就是尝试扮演协调政府、商会雇主、工人和本地劳工研究学者的角色。邓燕娥一去到，就被民主派元老、当时的主任刘千石着去组织独立工会，然而“（那时的）我连工会是什么都不知道，一条劳工法例也不懂”。
人是白纸一张，老板刘生也没什么招数可以过给她，社会上的组织经验更是一片空白——左右政治战的模式当然不可学，而个别成功的独立工会经验，如司徒华组织的教协，也难以应用在工人组织：“一个清洁工、一个普通的蓝领工人，生活现实是很不同......我们只能一边摸一边学。”
关厂裁员问题很常见，为工会的职场组织创造了难度，外在的劳工团体多以危机介入的方式与工人接触。邓燕娥和同事们就有空就去工厂区派单张，大型纠纷起来的时候，就去现场挂街板和横额；工友慢慢知道了CIC，“其他工会完全不出现，我们都是一枝独秀的。”倒闭潮最厉害的时候，早上9时半到晚上9时半，打来咨询的电话没有停过，“很紧急的时候，电话一放下，大家都跑出去。”
往日不过读书上教堂的女子，一开始甚至听不明白工人的说话，但她以非工人身分介入工运、慢慢融入的过程，又似乎相当自然：“我想我本身对于工友的生活、经验、故事，都很感兴趣......和大家一起为同一个目标做事......也是很愉快的过程。”
邓燕娥打过一些胜仗。新蒲岗的一间制衣厂，最后一批时装造好，准备搬去货柜，厂子就要倒闭，百名女工出不到粮，她一个人跑去支援，和大家商量决定所有人坐在厂门不让货出。一些讲义气的搬货男工，故意抱怨女人塞住门口，放软手脚，不冲也不搬。厂方报了警，对着外籍警察，邓燕娥扮听不懂英文，拖延到晚上八、九点，老板放弃，货也不要了。后来工厂清盘，这些出口欧洲的值钱时装卖了些钱，女工们才终于有了一点钱分。
到了八十年代末，二十年间，大大小小独立工会有了雏形，但抗争力量实际上还是零散而孤立的。1984年港英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各界热衷讨论前途问题，左派工会又再度活跃。香港工运界左中右一度出现大团结，但统战和排斥还是因政治利益发生，左派工会和独立工会形成分化和竞争。
放在这种现状下，一人介入自发组织的方式，更见孱弱。对邓燕娥来说，最严重的一次，是嘉士伯啤酒厂工友投诉经理粗口烂舌，她和几个核心工人在一人家里秘密开会，欲成立工会来和公司谈判，谁知消息走漏，公司反而不动声色地派人跟踪，最后以“违反公司约章”的理由解雇了“搞事”工人。其中一位工龄14年的工人，原本享有一笔优厚的退休金，被解雇后却“斗零也没有”。邓燕娥始终觉得是自己害了人家，没人怪自己，她却耿耿于怀。1988年，她决定“停一停”，去英国一年，进修劳工课程。
七十到八十年代也是国际工运壮大之时，国际工会联盟（ITUC）留意香港，提供资金及培训，“我走之前，国际工会代表和香港这边就开过会，讨论要如何结束一盘散沙的状态。”加上中港政治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内外都感受到或许有需要成立一个独立于工联会、工团总会之外的工会联会。但这种想法并不是那么强烈，刘千石曾回忆，当时比较强调工会之间的合作，不一定要另办工会的。
议程转化的关键事件，是突然发生的八九六四。CIC支持学生诉求及北京工自联，由工运领袖李卓人带着香港市民捐赠的190万港币到北京支援学生，但钱还没有给到，惨剧就已发生，李卓人联系港府组织回程包机，自己却为保护全机被公安带走，软禁了四日，后签署悔过书，承诺“不再在北京搞活动”，才重获自由。在香港平安落地之后，他在迎接的人群里找到已结婚四年的邓燕娥，抱着她痛哭失声。
“天安门除了学生，也都看到工人搞自主工会，而他们也都被镇压了”，邓燕娥点出当时的忧虑，大家觉得不能再等到九七，要在主权移交之前就成立中国共产党控制以外的工会平台。刘千石也曾确认，“民运之后我们觉得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工会，然后以工人的利益为优先，这是民运前后的区别。所以90年就成立职工会联盟，其实当时凭信心而已，大家一群人有想法，觉得应该要实行。”
1990年9月29日，职工盟成立，由25个协会、97000名雇员组成。刘千石把李卓人等工委会里的四、五个人调过去，并放手让路给年轻人。从英国回来了的邓燕娥也顺理成章加入。草创之初，职工盟就这样定位自己：撇除左右，维护劳权，也争取民主。
海龟
这些变化，都被巴士车长钟松辉看在眼里。钟松辉现在是职工盟末代班底中的司库，总是一身白衬衫、黑裤子、软底黑鞋的职业打扮，他从1979年、约莫26岁入行，工作第二年加入中华巴士职工会（中巴职工会）做会员，本来“只是这样而已”。很多人被六四吓怕，他也“不知道自己想点”，大脑一片空白，却开始往前走，“人在江湖，神推鬼拱”，渐渐汇流到了工运与社运的潮流中。
1998年他带领新世界巴士职工会（新巴职工会）加入职工盟，之后做过执委、副主席，一路上参与组建了社民连、工党，2005年做了民阵的召集人，今年民阵解散他做了最后的临时召集人，“又是我一手结束它”。
加入职工盟前与后，他在巴士工会里都有自己的战场，做人求公平，做事讲策略。“你话我烂仔风格又得，话我傻傻地路见不平又得......我最嬲上级欺凌下级”，他顿一顿，“大家都做嘢咋嘛（做事而已），点解你要欺凌人呢？”
曾有男下属向他投诉外籍副总经理性骚扰，也被钟松辉“搞”走了，“是我一手一脚砌（搞）的，我什么都做得出......不合理、不公道，是谁都好，我都照砌。”
1997年港府宣布取消中巴专营权，由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新巴）接手营运，中巴员工平移去新公司。旧工会也应该要平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据《职工会条例》去信登记局，将中巴职工会改名成新巴职工会，只不过需保留旧工会工团属会的性质。
但面对左右派工会，理事们都存疑，钟松辉分析大家的心理，“觉得他们都为了共产党或国民党，对照顾劳工的方面没有那么积极。”
最终，大家觉得不如索性成立一个新工会，由钟松辉和其他六个人签名申请。到了1998年8月尾，中巴成为历史，中巴职工会“自然死亡”，新巴职工会的成立顺水推舟。
新工会要加入一个大的工会联盟，钟松辉给会员提出了职工盟的选项。他解释其实一直很留意职工盟的新闻、活动，“一直mon住去比较”，而且他们“打过几场仗”，其中一单就有关巴士车长。
“巴士噪音令九龙巴士（九巴）一个车长耳膜受损，结果九巴炒了他，职工盟协助那位车长抗争，在九巴的荔枝角车厂扎营、静坐抗议，最终成功让他被重新聘请。”
这件事震撼了他，他也去过车厂现场观摩，“几多人的，收了工大家都不走，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气氛。那个气氛很重要......如果没有气氛，不多不少（大家）都会有些怀疑，掂唔掂啊（行不行啊），但你看到这么热闹，那么多伙计去慰问支持，你是看到的。”
他更加意识到劳资谈判的策略和手法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或者没有抗争策略、谈判技巧，要如何完成这个工作呢......”
最终，新巴职工会的百多个会员，投票通过加入职工盟。
在邓燕娥眼里，钟松辉加入的九十年代，是组织的建立期，什么资源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当时的国际自由劳联有提供工人培训的基金，“其实是很少钱......我们都是靠很少的钱，以及不断去募捐去撑住。”
钟松辉加入职工盟的首要考虑也不是资源，而是工会知识，他感叹很多东西都是从职工盟的培训中学到，“例如如何做一个理事长，面对资方什么态度......旧工会对工会运作、劳资谈判技巧、策略，其实都没有的，工团也没有开班教过。”
这些知识被运用到他和公司的交手中。在他的记忆中，左右派旧工会没有发起过工业行动，只会在谈判中斗快“扑锤（决定）”，将问题速战速决，钟松辉做会长的新工会则让公司直呼受不了：“从1999年开始，我们年年都有嘢搞，有时一年两次”，时任新巴公关关则辉直接斥责，“他说没有见过一个工会这么痴线（神经）的，五年搞八次行动。”
慢驶过，静坐过，罢工过，行动涉及公司上下的安全、福利、薪酬。他并非对资方毫无同理心，“亏本啊赚得少啊，不要紧，可以体谅”，但他强调资方的诚意，“得把口，那我如何相信你呢？”职工盟教会他，劳方也要做功课，“你一讲资方就知道你有没有做，知道你做了，唔呃得几多（骗不了多少），他就好一点......事前功夫是最重要的。”
他心里有一盘数。计钱，“经济增长、通胀、消费，用这些数字去谈薪酬。假设说通胀2%不加薪，那其实不仅没有加，而且还一个钟减2%。”计人，“严格来说（某次罢工）是失败的，第一天包括车房300多人，整间公司有2千多人，车长都1600人，车房都几百人，300多人罢工，真的湿湿碎（小意思）。”计日子，“以前是年头1、2月开会谈加薪，新巴就4月......不过不是剥削我们，就算4月谈，谈到6、7月都好，都还是追溯到1月1日的。”
巴士行业的特别之处是，如果有罢工，公司的压力来自政府运输署，工人的压力则来自市民，经济环境、社会气氛，都会影响同事参与行动的心态和谈判能量。因此钟松辉也注重和管理层做非正式沟通，“好像摸底一样，有时谈判达不到自己目的，视乎相差多远”，非正式沟通更像信任的交换，“甚至可以留返条尾的，资方信不信得过，下次就知道了。”
林林总总，都是“抗争搞手”钟松辉对职工盟的肯定。他给出很高的评价：“不论是再培训中心这边（培训工人），还是秘书处这边培训工会理事，何谓工运，如何营运好一个理事会，诸如此类，在香港独一无二。”
1994年起，职工盟承办政府职业训练局课程，成立培训中心，结合培训和组织工作。事实上，这种依靠培训来催化工运的方式，和职工盟成立初期资源匮乏、使用“危机介入”策略是相辅相成的——因没有资源吸引一般工人参加，也没有足够人手到工作地点进行宣传，所以相对被动等待危机发生。这种策略后来也成为了职工盟中的主导路线，缺点是渗透力低，组织力弱。
邓燕娥形容培训的作用就像海龟上岸生蛋，百几只蛋，去掉被挖起来吃掉的、变成小龟就被叼走的、走到半路晒死的、去到大海被大鱼㗳了的，能活下来成为大龟的可能只有十几只，“那个困难是这样，很多都是回去了，可能被老板镇压了下来，吓怕了，或者有些又收买了。”
九十年代中，不少人筹划移民，职工盟则筹款买会址，跟市民筹到原价一半价格的330万港元来付首期，买下油麻地永旺行的19楼连天台。组织架构开始慢慢建立，议会内外的两条路线也越发清晰：钟松辉擅长的厂房组织和街头抗争还在继续，同时职工盟也争取进入议会、改善法例。后者被认为是相较危机介入更有效的、推动工人权益的方式。
左翼
新世纪前后，因应1998年金融危机，企业裁员、减薪、改变劳动合同的手法层出不穷，许多人失业或成为“口停手停”的散工。自1989年新机场兴建开始，港府就引入劳工外判政策，这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时日更与本地劳工的利益形成分化。
在左翼人士看来，这些现象反映的是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全球化带来经济便利的同时，也让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广泛延伸，资本投机化、劳动非正式化、临时工化，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工人也被吸纳来完成资本积累。
多年来有一句笑谈形容香港的自由经济：税有多低，劳工保障就有多差。
这种状况下，职工盟除了要帮助本地劳工争取权益，也没有放弃关注外判及外劳利益，甚至还连结了其他国家的劳工问题。这些群体的共同“敌人”，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千禧年之后的职工盟，走上“社运工会”路线。
钟松辉心里的标志事件是强积金对冲。强积金（MPF）制度于2000年实行，对冲指的是当员工被解雇时，雇主可以用MPF中公司的供款部分，来抵销因解雇员工而需要支付的遣散费、长期服务金，俗称“打工仔贴钱炒自己”。事实上，这些政策方向在殖民末期就有讨论，学者周永新指是港英政治妥协的手尾。
“这也是属于工人的权益，虽然好像不关工会（行业内的）事，但好像又关工人事㖞。那你出不出声？”钟松辉强调将工运扣连社会问题的意义：“很多社会议题都关工人事，住屋问题、退休问题、强积金对冲......全都影响工人的生计。如果你关心同事、关心工人的压逼，那你就要关心社会的政策......”
邓燕娥心里的标志性事件是反对世贸。2005年WTO会议在香港召开，会期一周，全球约有3、4千人来了香港，职工盟用了整年的时间去筹备。对当时的香港人来说，反对世贸或许与个人经验相悖，毕竟香港一直是个自由港。但这议题对职工盟的自我定位非常重要，“我们反对，是基于我们看到其他国家工人的利益，他们很受这些开放政策影响。”
邓燕娥认为“社运工会”的“社运”可以理解为和其他地方的连结，连结的对象也可以不仅仅是工会。事实上，韩农团结、多元、新奇的抗争方式，对邓燕娥是一个冲击。邓燕娥记得，韩农不喜欢按警察画好的游行路线走，职工盟去协调，韩农也觉得不必要，“他们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跟足警察呀？不是说警察话乜就乜，你也可以反建议呀。”
韩农的抗争形式也富有戏剧性，最经典的莫过于三跪一拜，又跳下维港。见到香港舆论并不太接受这些方式，他们又立马调整策略。“其实他们是有一个很强的组织和纪律，白天再多活动，晚上匆忙吃完饭盒，就会开会去检讨，然后又谈第二天是怎样，接着会排练，搞到三更半夜才睡觉。那种纪律、文化真是令我觉得眼界大开。”
副主席邓建华说，香港反世贸一役，令不同的行动者有机会深入交流，“譬如我们和韩国民主劳总那个友谊，那时加深了很多，韩农几百人被捕后，我们做法律支援，去绝食，要求释放韩农和其他示威者。”他说，“香港像一个hub一样，亚洲的人会在这里交流经验。我后来做FADWU（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时发现，香港搞出来的印尼团体，从什么时候认识自己本国的社运人呢？就是WTO。”
回到职工盟本身，2007年的扎铁工潮和2013年的码头工人罢工，均是尝试把工运连结社运的重要例子。2007年，扎铁工人抗议薪酬被资方压榨，要求加薪，工联会与商会闭门谈判未能达到工人诉求，工人不满遂自发游行。后来职工盟介入，向社会募捐罢工基金，工人开展为期36天的罢工，民间团体亦大力支援。2013年，码头工人工潮更是紧密地与传媒互动，利用社交平台发放信息，并连结学生组织如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
比较特别的是，职工盟班底在2011年筹组工党参政，“就是为了将劳工法例改善的倡议带入议会，亦利用议会资源帮建制外的工会抗争。”
在这几个人看来，政策带入议会倡议，最成功的案例就是最低工资立法。1998年职工盟发现麦当劳的时薪为全港最低，之后就由1995年进入了议会的李卓人去倡导法定最低工资，推动逾十年，终在2010年成功立法、2011年开始实施。初初每个小时是28元港币，2019年调整到37.5元。
邓燕娥在茶餐厅吃东西，也偶然听到做奶茶的人闲聊，“呀，我们以前没有最低工资呢......以前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人工了。”这让她感到欣慰。但她也曾听过有基层抱怨，设定了最低工资后，最低反而成了最高，让她意识到要去研究标准工时的立法。
钟松辉则指，职工盟刚推出这个概念时市民还比较陌生，但现在人们甚至都开始留意“生活工资”的概念。黄迺元以清洁工人的经历讲述生活工资的重要：“投身清洁工会便知道，原来没有50蚊楼上（50元以上），根本是生存不到。”
钟松辉感受到香港的劳工文化似乎有些变动：“以前大家就觉得外面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现在就很不同了。”
邓燕娥最遗憾的事情，是集体谈判权的得而复失。李卓人曾于1997年在立法会中提出私人法案《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获当时的立法局通过，但在主权移交仅仅16天后，条例就被临时立法会冻结，其后被废除。李卓人立刻绝食五天以表抗议。后来数十年职工盟争取复法，但至今香港也没有法例保障集体谈判权。
劳工研究认为，集体谈判权的缺失会大大影响罢工成效，因为罢工的最终目的也只是为了谈判，但若“罢了无用”，则于事无补。由于没有法例保障，香港的雇主并没有和劳工谈判、协商的责任，也容易强化劳资对立。
如今左报给职工盟扣上“反中乱港”的罪名，对此，钟松辉明确指出，工会对所有政权都是投不信任票的：“因为工会觉得政府所有政策都是偏帮资方的，就算政府立任何法例，都是劳方着墨少一点，美国英国的劳工政策也都是这样，虽然他们是民主国家......独立工运在运作上是不会受到政权的制宰的。”
“其实搞工会的人，真正去搞的，一定是左翼思想。现在没有人再用这个名词去解释工运的最终目的——阶级斗争，实际上两个阶级就是资方和劳方。资方用它的优势和话语权去剥削劳方，劳方为了争取应有权益，就同资方谈判、抗争，都是想要拿回工作尊严。”
对于集体谈判权的废除，邓燕娥就感慨：“回归和不回归都是一样，不会说因为回归了脱离了殖民地政府，香港的工人就会有好些的日子过。”她叹了一口气，“其实都是一样的。”
左报另一个指控是职工盟收取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的资金，并指这个组织属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辖下。翻查NED网站，NED表明资助“团结中心”用以推动独立工会。“团结中心在世界各地都有支援独立工运的计划，我们确实是长期 partner。那些计划就是不同的劳工倡议项目，例如集体谈判权、理事培训。”邓建华说，职工盟也有很多本地伙伴，例如乐施会。
“它文章说ITUC（国际工会联盟）是美国操控的，这个更搞笑，他们和中国总工会都很友好。”ITUC是代表163个国家、332个地区的全球最大工会联盟，“这些对搞工会的人来说是很荒谬的事，等于说联合国或者世卫是美国操控的。”
他说，“好像回到冷战时的共产主义立场。”
“太古工会如何不跨国呢？”邓建华举例，像太古饮料（香港）职工总会就跟国际食品劳联（IUF）有很强的连结，这种关系有助他们与各地可口可乐的工人交流，也有利处理劳资纠纷，“很小地方的工潮，像amplifier一样直接通去总公司那里。”
“我们和世界不同工会及NGO有长期交流，这个本身就是很正常的事。工会不能只在香港搞，一定是跨国的，跨国企业的问题要透过跨国工会去解决。这本身就陷入香港工运的传统里，由头到尾没有变过。”他说，“我觉得它现在不是只在攻击你、把国际连系说成‘勾结外国势力’那么简单——它是在攻击整个工运的传统。”
职工盟解散了，邓燕娥认为是最坏的时刻：“有些很独裁的政府，譬如菲律宾杜特尔特，他也有独立工会嘛。以前在殖民地时代，职工盟都可以出生、长大......那为何现在这个特区政府不可以容忍呢......可以有一些规范，我都会接受。但要逼这些民间组织解散，标志着这个社会真的......是极权化了。”
城堡
宣布启动解散程序前，邓建华在社交媒体分享讲述韩国光州民运的电影《华丽的假期》，写了五个字：“最后一哩路。”李卓人和吴敏儿入狱后，邓建华决定参选副主席，源于“顶上别人本来要顶那一份”的念头，本打算走到最后，却发现“原来现在就行到尾”。
邓建华并不讳言，在这之前，“我们旧有的模式，可能雨伞运动之前应该当是一个终结来的。”他同意议会路线有成果，但随着香港的政治矛盾日渐激烈，大众的注视点亦从深耕细作的工作上移走，“政策倡议的路愈来愈窄。如果讲劳工政策的改善，那个空间已经没有了。慢慢，人们意识到要有一个更加阔的、政治体制的改变，才可以改变到其他东西。”
新旧工运的组织形式区别在2019年更加明显。“旧方式是自成一国，外面急速的变化，和里面的气候不一样。它也有它的好，强的时期很多人去帮忙民阵游行、六四集会，但网络动员这回事，就和我们工会模式底下的动员，真是两种。”
“你的议题未必是没有人关心，但手法本身脱离了某一大批人的生活。”
他同意反修例运动中政治罢工的根基是弱的，但他更在意新工会运动带来的冲击。于邓建华来说，2019年6月出现了一个大的、香港人的主体，接着有不同的人发现可以用某些身分参与运动。其中，“劳工、或者 professions （专业）这回事出现了，不同的机场集会、医护集会、公务员集会出现了，行业的Telegram group一下子就几十个弹了出来。”
“它不是工会，但其实它是一种聚合的雏形。艺文界集会在爱丁堡广场有千多人，说了很多 freelancers长期面对的问题，然后催泪弹就来了。”而这种对行业处境的关注，又自然地回头与社会议题接轨，2020年，医护界罢工要求政府因应疫情封关，保障医护人员。
如今，曾高度活跃的医管局员工阵线也迅速被政权盯上。“是不是很像（北京的）工自联？八九年，其实他们也是想搞罢工，它也是刚诞生就要差不多没有了。”他说，“虽然我们正在散，但我觉得那个聚合的过程，自发性的高度，仍然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答案。”
未来工运如何走，受访者暂时无法给出确切回答，他们唯一能肯定的是这31年建立的工人连结并不会一夜消失。一直以来，各大工会独立运作，职工盟作为平台，除了支援工业行动，也承担了部分会务。清洁服务业职工会最近讨论到职工盟解散后的会务分担，虽然工友大多基层出身，上班是耗精神的体力劳动，但各人主动接下会计、文书工作，会长黄迺元看在眼内，“那一刻你是很感动的，你找不到位退缩。”
在最后的会员大会上，很多工会表达了想要继续走下去的想法。邓建华说，会上一个清洁工会姨姨说，因为学历问题、工时过长，清洁工长年都靠工盟干事支援，她忧虑未来工会能否迅速回应社会议题。“但她也不是只说惊，不只是表达无助，而是提到唯有自立去生存，我觉得这就是多年的工会教育精神。”他说，工会思考很多补位的问题，也明白到它们之间主动的连结和资源互补，“就应该自己去做。”
邓建华觉得，职工盟不应对这些工会的未来多作评论，但是组织者可以回想工盟出现前的年代，那来时的路，“而人与人连结不只工会，可能还有社区、兴趣小组。未来人与人之间还是要织网的，如何织？这是我们要问的。”这一切就像回到1990年前的原点——即便当时的政治形势、组织空间与今天截然不同，但组织者也是在九七前抱着即将被灭顶的心态做事，他说，“那种摸黑前进的精神，也是摸着有多少空间去走多少路，我们也是一样的。”
在他眼中，香港以往跟别的国家比，不论是运动的处境、空间、自由度，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长年担任外籍家务工工会的组织干事，他和印尼、菲律宾工会朋友有深入交流，这些同样有后殖民经验的工会，为邓建华带来了启示。
“永远都见不到运动可以升起那一下，他们如何自处呢？那样东西可能是很共通。”菲律宾借反毒之名暗杀不少工运人物，韩国的工运领袖入狱也不鲜见，“但人家都是继续做，人家都是可以在一个很沉重的压力里面，没有空间，甚至死人的情况里面继续做。”
对于香港，他的外地工运朋友从多年乐观变为今天的担忧，“为什么香港霎时间就可以进入这个阶段呢？他们感觉到他们的政府很差，但不是很渗入骨髓、社会肌理的一个政府。他觉得我们无处可逃。”
生于1989年，邓建华毕业于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中学和大学是学生会干事，后来加入学联。毕业后他加入职工盟，一做八年，“我是执委中很后辈的，但年轻同事笑我已经是叔叔了。”邓建华说，在民主运动的浪潮中，他总是处于中间，“被视为泛民的代表，但我这种人又知道这里跟那个世界脱节得紧要。”他说，“本土派思潮转变时，我都笑同事世界拗咩（争议什么）你都未知。”
算起来，邓建华几年前也是个会冲的年轻人。2010年，议员们发起“五区公投”，翌年他与社民连梁国雄等闯进科学馆，冲击政府的“替补机制”论坛被告上法庭。这十年里，街头上异议者的年纪与他差距愈来愈大，对行动的想法愈来愈广，他紧跟香港的变化反思，写新的论述，在职工盟内部提出质疑和挑战。
但他自问直至2019年才对群众有更透彻的理解，以往的抗争记忆也回来了，“19年换了一个人”。2019年反蒙面法游行当日，他因“管有攻击性武器罪”被捕，去年被判囚4个月。
在职工盟最后的记者会后，邓建华忙着接受访问，错过了同事大合照的欢腾时刻。访问途中，年轻的、资深的干事一个个跟他道别。他在培训中心里关灯的角落，犒赏自己般从容地喝着一罐汽水，“我每次都这样，被不可抗力的东西带走，增加自己capacity的东西却没有做，”像练字、读书，“自己抓紧不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他像一个容器，多年来注入工人运动和政治反抗的理论和实践，自己反而缺乏容身之处。
“我大学的时候，学生运动正在上升，刚巧是2008到2012年。”尔今，他的一些伙伴有的在狱中、有的在海外。“这一辈的社运人已经黄咗（曝光），现在的社会管控是看你的file。你的生命选择是一回事，你去做什么事情，都会被盯住。”
“表现出来很英明神武，但很攰（累）。”他说，“我们这辈是遗民来的，过了今天，我有什么适用（于世）呢？我不知道㖞。”他不会惧怕没有组织的生活，他有时也跟自己说，“终于可以放低，做咩成日要背负住30年嘅嘢？你条命是自己的。”但当组织生活成为习惯，那些话也不见得有效，“要不是不会留到今天。”
“我现在这个位置，不如就说是什么都不知道，去探索吧。旧模式在今天终结了，但过往我们在里面仍然有变化，仍然有东西照射出来，是做得到的。”
解散之后会不会再入狱呢？邓建华尽量不去想了，他现在只在意有没有说好职工盟的故事。“你先要保留这些故事，其实最令人害怕的是这个故事而已。未来的人如果要搞工运的时候，不可以做国际连结，那他也要知道完整的工运，也包括争取民主。”
几年前，邓建华曾经跟印尼的年轻组织者跑到万隆（Bandung）的山上，一批农民占领了一片土地，生活了多年。他记得，那些农民两三句便把自己的占领故事，扣连到印尼人抵抗荷兰人的历史，接续九十年代民主化后，他们如何大规模进占那块土地。“他们对自己抗争历史的了解都很深。他不是只是做眼前的东西。”
“历史给了他们能量，不只是意识形态。抗争的历史给予了他们能量。”他说，“他们那个城堡就是他们的。”
（端传媒特约撰稿人李智贤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香港职工会联盟，《铁杆起义 千个扎铁工人的36天》，2008：鼎丰文库
陈惜姿、谭晖、叶沛渝，《不认命的故事 工盟20年》，2010：香港职工会联盟、快乐书房
潘文翰、陈署峰、黄静文、陈敬慈、蒙兆达，《团结不折弯——香港独立工运寻索40年》，2012：进一步出版社
香港职工会联盟，《撑到底！——码头工潮40昼夜》2013：香港职工会联盟、大众码经
陈敬慈，“‘双层危机’之下的香港工运”，载郑炜、袁玮熙（编）《社运年代：香港抗争政治的轨迹》，2018：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Too dense! It has caused permanent head damage to me!
謝謝端，謝謝職工盟。
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