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案」結案陳詞：關於串謀、勾結、煽動的控辯爭議，及法庭討論

伴隨颱風「楊柳」和香港今年的第5個黑雨，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一項「煽動罪」等案件，在2025年8月進入結案陳詞階段。開庭日不乏變數，先是因黑雨取消、延期至翌日，令數十名市民冒雨排隊等候而無果；第二天開庭時，又因庭上與控辯雙方討論黎智英的健康狀況，而在約半小時後再度休庭。

在開庭之前，黎智英的健康狀況引發擔憂——其大兒子黎崇恩在8月接受BBC訪問，指父親至今被關押近5年，單獨囚禁在一個沒有自然光的囚室內，且溫度可達40攝氏度，患有糖尿病的黎身形消瘦，恐「時日無多」。「保護記者會」、「無國界記者協會」亦發表聲明，指黎在獄中去世的風險增加。香港政府對此予以駁斥，指單獨囚禁是黎智英的個人意願，黎智英在獄中一直獲得適切治療和待遇。

結案陳詞首日，辯方申請黎毋須在這階段出庭，並透露他出現心悸，「有幾次覺得自己快要崩潰了」。然而黎智英本人希望外界不要過多關注他的健康狀況，法庭亦指被告一般須在審訊時出庭。法庭又指關注黎的身體狀況，在法院已配備有醫療人員的情況下，讓黎先遵醫囑佩戴「動態心電圖」監測儀，再出席聆訊。

最終，黎智英佩戴監測儀出席了共9日的結案陳詞。陳詞先由控方進行，控方圍繞五大要點，欲證明黎智英從頭到尾秘密協議（secret agreement）串謀勾結，並提出黎的證詞不可信；辯方則始終強調人權理念，提醒法庭應嚴肅看待辯方所提證據的合理影響範圍為何（draw resonable influence），並一度質疑辯方先假定有罪再倒推理據。

8月28日辯方結束陳詞，辯方大律師彭耀鴻最後詢問法庭，「⋯⋯想斗膽請問，大概何時會有裁決日期？」法庭未有決定，僅表示「會盡快通知各方」。

閱讀中或需反覆查閱《港區國安法》第29條「勾結外國勢力罪」的法律條文，讀者可點擊此處展開

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之一的（包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嚴重阻礙特區或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執行、操控或破壞特區選舉、發動制裁封鎖等，以及透過非法方式引發香港居民對中央政府或港府的憎恨），均屬犯罪。

「串謀協議」的控辯觀點？

香港特區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為控方代表，他首先就辯方早前提出「《國安法》前的協議隨《國安法》實施後已失效，需要新的證據」進行反駁。結合《法庭線》整理，端傳媒認為控方的主張有以下重點：

辯方曾指出，按照香港的《合約法（合同法）》，在《國安法》實施後，協議自動失效（frustrated）。但控方主張《合約法》並不適用本案，本案是刑事罪行，《國安法》的出現是導致原來的協議違法，而非失效。

控方引用大量法理、案例進行論證，其中包括47人案。去年的47人案判詞中，法庭認為串謀協議在《國安法》生效前已存在，且通過35+、各方會議、《墨落無悔》等落實；若能夠順利推行，將對政府和憲政造成巨大衝擊；認定串謀「並非一個空想」。

黎智英被控兩項串謀勾結，一是以《蘋果日報》為平台、透過文章提議制裁中國；二是與重光團隊（SWHK）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控方主張，第一項串謀於2019年4月開始，包括黎曾赴美進行遊說、持續尋求美國支持及尋求國際對中國施壓，涉案的161篇文章亦從這個月份開始；第二項串謀最早於2019年8月成立，從重光團隊的「G20」登報廣告開始；最遲則於2020年1月，相關人士與黎智英在台北會面時開始，並在當時提出4步驟，以引起國際關注為起點，以推動制裁、推翻中共為終點。

控方指 Mark Simon 是串謀各方的串連點；又引述黎與 IPAC 創辦人裴倫德（Luke de Pulford）等人的 WhatsApp 對話，以及SWHK的陳梓華證詞，指黎在 IPAC 成立之前，已「知悉」此組織及SWHK；並且有「壓倒性」證據證明，黎智英在協議中是主謀（mastermind）；在《國安法》生效後，黎智英繼續發布文章，亦繼續與重光團隊人員有信息來往，且並未要求陳梓華停止國際遊說，說明與重光團隊的協議持續進行。

對此，辯方代表彭耀鴻大律師始終主張：

針對第一項指控，辯方也在稍後幾天回應指，若法律改變，使得之前未被列為非法的行為被視為非法，那麼新法律下要有新的協議，或是追認（ratification）舊協議。辯方始終強調，控方在本案須有肯定證據，證明《國安法》後有形成新的違法協議，或是黎同意非法行為。

針對第二項指控，辯方指，即便陳梓華證詞屬實，黎智英曾在《國安法》前鼓勵制裁，但《國安法》後黎沒有直接呼籲制裁，控方也並未提出相關證據；而SWHK成員的行為屬出於個人意願的舉動，黎也沒有責任提醒他們不要犯法。

在自辯階段，黎智英多次在庭上表明事先並不知道如從犯證人陳梓華與SWHK有關，在檢控期間亦不知道SWHK其他人物的背景與身分。控方在結案陳詞中指出，黎智英的自辯存在多處自相矛盾、甚至欺騙法庭的情況，認為黎智英的證詞不可信。相對地，辯方後來亦在陳詞中提出，陳梓華是「連環騙子」，證詞不可信。

「勾結」罪名中，「請求制裁」、「敵對行動」的控辯觀點？

對於「勾結」罪名的定義解讀，法條有詮釋空間。

辯方早前提出，按照勾結罪名的定義，「請求」必須有傳達並被對方接收（it must be communicated to and received by a foreign country），且對象應該是國家（state）而非官員（official），「敵對行動」則應指發動戰爭。

結合《法庭線》報導，控方在結案陳詞中主張，請求外國（request）與「向外國提出請求」（request to）有分別，並且只要提出了請求就是犯罪；「請求」不僅涵蓋「明確和直接的訴求」，也應包括透過評論或贊同制裁、封鎖及敵對活動。此外，制裁對象必然包括官員，因為官員代表國家行事；而「敵對行動」則包括經濟貿易制裁（economy and trade and bargos）。

控方曾欲引用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2020年一則關於「勾結」的發言來論證「勾結」的定義，但遭法官李運騰反駁，李運騰指，張曉明與《國安法》的起草無關，他的發言僅屬意見、不適用；後來，控方又通過包括張曉明發言在內的一系列官方發言，指勾結罪名是針對香港國安風險而「度身制定」，並且《國安法》是在美國發布能夠制裁官員的《香港人權民主法案》之後生效，因此立法意圖必然包括保護香港官員。

控方指控黎智英「請求制裁」的案例，包括在《國安法》生效前一個月——2020年5月——《蘋果日報》推出「一人一信救香港」行動，雖然沒有明確要求制裁，但屬公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在《國安法》生效後，黎繼續在公開言論中對中國及共產黨作出「虛假描繪」，提出「香港已完蛋」，並鼓勵美國撤銷香港特殊地位。控方認為，這些言論即使不是公開呼籲，也已構成勾結罪內「請求」制裁、封鎖。

對此，辯方強調回到語境中解讀。

比如，所謂黎智英「鼓勵美國撤銷香港特殊地位」，是當時他在直播節目中回答觀眾提問，而非事先安排「請求」，彭大律師並強調做直播節目是一個流動的狀態（dynamic flow）；「取消特殊地位」則只是回到普通地位，「不做朋友」並非「成為敵人」，不是「敵對」，亦不構成「制裁」（That’s not hostile, but not being friends, it is different with being an enemy)。

辯方主張，黎智英「內心或許希望實施制裁」，但他畢竟沒有採取行動，只是在媒體和公開平台發表個人觀點和意見，而向政府施壓、提倡改變也並非違法。辯方指，控方和法官提到的多個認為黎智英表態同意制裁的案例，在具體分析後，都可被視為黎內心有制裁渴望（desire），但渴望與意圖（intention）不一樣，即一個人想要做某事，不代表做了某事。

辯方又打比喻指，黎智英的許多言論只是觀點、評論，而非「請求」，如黎智英認為「習近平下台才能解決問題」，這種言論在茶樓、茶餐廳都會出現；一些看起來具有煽動性、說壞話的言論，也是觀點或時政評論，或希望繼續引起外國注意，而非「請求」。

至於控方所謂黎智英與國際人士「串謀」，辯方指合理推論是黎智英和結交多年的朋友談論香港及國際時政，「就像我們飲茶討論法律」；質疑控方是先假定了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再倒推理據，那麼看起來當然可疑。

對此，法庭迅速打斷，指法庭「嚴正拒絕」有罪推論。

另外，法庭認為，黎智英直播節目是向公眾公開的，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所以跟「兩個老人飲茶聊天」不一樣，質疑黎在節目中散播恐懼；法庭也指出，發表評論意見與請求制裁是兩回事，流露對黎智英的懷疑態度。

至於制裁對象應否包括「官員」，法官指應考慮立法的時代背景，但辯方指法律條文已經寫明是「國家」，不應再有其他詮釋。

161篇文章，舉證比例、煽動與言論自由的控辯觀點？

辯方律師用了大量時間與法庭辯論161篇文章的影響範圍、以及新聞媒體的責任。

因控方認為，《蘋果日報》上的文章具有煽動意圖，且不少由黎智英本人撰寫，並且是在知情下發布，即便黎智英本人並不具備煽動意圖，只須證明涉案文章具煽動意圖，即屬違法。指控的重要依據是發表在《蘋果日報》上的 161 篇文章。

辯方彭耀鴻大律師指，控方列為證據的文章，在被控時期內僅屬《蘋果日報》發布文章中的少數，而且都是陳述事實的「新聞報道」，質疑控方舉證不足。他先提出3篇被控文章，將它們逐篇讀出，並就控方指控進行回應，主張這些文章都是在公眾利益相關的報導。法庭質疑辯方只是選取了161篇中較爲溫和的，因有其他文章內容更刺激（more exicting），彭大律師表示同意，但也頗有自信地指出，如果法庭有需要，他可以逐篇分析。

彭律師指，在被控期間，《蘋果》上共發表了40800篇文章，161篇在其中僅佔0.39%，「平均每5天不到1篇」，認為這數量不足以推斷串謀；彭律師也強調要回到當時的背景、把《蘋果》視為一份報紙去整體理解；亦重申《蘋果》作為傳統媒體，有責任令公眾知情、監督當權者，「享有更大程度言論自由」。

對此，法庭多次表示「不是在玩數字遊戲」。法庭的觀點可總結為兩點：1、在涉案文章中，有部分屬煽動便足夠，不需要論證每一篇文章、所有文章都是煽動；2、法庭在判斷時不是只考慮161篇文章，還考慮整體的、其他所有證據，包括Twitter、「Live chat」節目等。

法庭亦認為，「言論自由並非絕對」，英美亦有抓捕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可見重點並非能否表達意見，而是表達的程度。法官杜麗冰指法律詮釋不可「la di da（裝模作樣）」，「言論自由不違法」並非絕對。

不過，《端傳媒》檢視海外關於英美抓捕的報導及評論文章，可見許多對於英美政府的批評，不少意見擔憂言論自由受損；具體到不同案件中，示威者被捕的罪名、性質、可反對及斡旋的空間，亦與黎智英案不同。

法庭一度質疑，在反修例事件中，公眾被媒體誤導；亦指本案爭議的是黎有否參與協議提倡制裁，與新聞自由無關。辯方強調，社會不應只有單一立場，又指黎本人沒有直接提倡制裁，控方亦無證據；至於文章性質，法庭須考慮《基本法》及《國安法》所保障的言論及新聞自由。

辯方亦主動提出《蘋果日報》對「屠龍小隊」的報導，指新聞媒體採訪危險份子也有價值，並補充對《蘋果》的理解應放到對香港媒體的整體環境中去，既然有《大公》《文匯》的立場，那麼也就會有《蘋果》的立場，大家都是為社會提供多樣的觀點。

辯方以《蘋果》主筆之一楊清奇的「擦邊球」（edge ball）時評文章作比方，指打擦邊球的目的是打入界內、而非打入界外，因此即便有幾篇文章「出界」，也不能證明串謀存在。（⋯⋯playing edge ball is to have it in, not to have it out）

控方曾指出，黎智英將《蘋果日報》描述成香港人核心價值的代表，但承認反共、只發布「黃觀點」，實際上與港人價值無關，只是一個背叛國家利益和安全的平台。

彭大律師主張，因當時社會強烈反對但政府仍推修例，媒體是指出政府犯錯；公眾雖然可能有誤解，而如果擔憂公眾被媒體誤導，更需要媒體提供資訊；《蘋果》是當時持有特定立場的媒體之一，它是公眾討論的其中一個組成。

總括而言，辯方同意「新聞自由非絕對」，但強調法庭應給予傳媒更大言論自由；當被控文章被認為涉及「制裁」，法庭應考慮文章是否屬新聞報道，以及考慮香港法律對言論及新聞自由的保障；辯方並引用「譚得志煽動案」判詞指，即使有人對這些媒體文章感到不滿，但除非文章嚴重削弱政府威信，否則難言「煽動」。

社會、人權與人

在與法庭的辯論中，辯方一度回應指，媒體可以促進公眾討論，社會上亦不能只有一個立場、只說政府是對的。

辯方亦主張，評估黎智英證詞的可信性時需「帶著公正和同理心」，須考慮其年紀。

彭大律師的抗辯風格屬慷慨激昂，在辯方結案陳詞首日，他甫上場即用洪亮如鐘的聲音，藉多個「It is not wrong」的排比句式表達對本案中人權問題的關注。他說：

「支持言論自由沒有錯，支持人權沒有錯，反對警暴沒有錯，關心影響香港人生命的立法也沒有錯，嘗試說服政府改變施政沒有錯，不熱愛政府甚或國家也沒有錯，因為你不可把想法強加於他人身上。而希望政府因內部檢討、建議，或因應境內外壓力而改變政策，不是犯罪。以前從來不是，現在也不是。我們必須將這些牢記於心，因為控方似乎貶低了這些概念。」

結案陳詞過程中，黎智英毋須發言，他多數穿著白色長袖風衣，坐在法庭最後方的犯人欄內。以往，出席正庭庭審的公眾，通常會跟被告高聲打招呼、送生日祝福、招手示好等，法庭過往亦允許這些互動。數月前黎作供期間亦如是。

但這9天中，法庭工作人員每每在開庭前向庭內公眾反覆誦讀一紙要求：

法庭上要保持絕對安靜（absolute silence），不允許有評論、祝福語、個人感受及聲音的表達，也不可以揮手。法庭將記錄所有細節（will record the detai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