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香港，你好台灣：柳廣成帶著漫畫過大海的理由只有一個⋯⋯

31歲的香港漫畫家柳廣成好像可以在任何地方畫畫。

從7月21日到7月30日，9日之內，他在台北隔離旅館的小房間，對著一堵墻，不眠不休地畫了30頁漫畫。為了省錢，他大學畢業後一直租住在香港各區的劏房與板間房，有的地方，甚至開門就有老鼠。「我就是住這麼小的空間，房間沒有窗戶是很普遍的，我完全習慣。我就是在這種環境畫畫。」

兩個星期前，他離開香港，以「就業金卡」的身份飛抵台灣，告別了他出生的城市。他隨身帶了四支施德樓的5B與4B鉛筆，一些白紙，幾隻小小的毛公仔（抱枕），還有電腦、掃描機和最喜歡的漫畫《Here》。

因為防疫原因，他在台北的隔離旅館吃了14天的台式便當，有一日，送來的便當居然有港式白切雞，他很驚喜。隔離14天，四支鉛筆真的夠用嗎？「完全夠。」他說，「我畫一幅畫只用一支鉛筆。」他的畫作風格獨特，只有黑白兩色，卻充滿流線的動感。

處理完寄過來的行李，找台北的住處，跟家人朋友報平安，他沉澱了幾天，到第五天的下午一兩點，他就開始畫畫。3個小時，他畫完了自己在台北的第一幅畫，畫的是自己離開香港的畫面。他給這張畫取名作「再見香港，你好台灣」。

「現在的趨勢，香港跟內地的情況正越來越接近。就算我想創作一些跟政治無關的東西，也可能被認為是有關係。這我覺得不能接受。」這也是他離開香港的真正原因。

對許多香港人與關心香港的台灣人來說，柳廣成這個名字，是2019年才為人熟知的。那年反修例運動發生，他開始創作政治漫畫，在自己的臉書、IG以及《明報》發表大量作品，呼籲人們關注香港情況。他完成了《2028香港：智慧燈柱之瞞天過海》系列，想像2028年失去了許多自由的香港，卻在兩年後的今天，發現自己當時的許多天馬行空，已經成為今日的現實。去年，他又在台灣出版半自傳漫畫集《被消失的香港》，向台灣人介紹香港經歷社會運動與瘟疫侵襲的情況。

兩年後，畫政治漫畫無疑變得更危險。柳廣成最終決定離開，從去年7月底就開始收拾行李，但疫情延宕，到今年才成行。不過，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對他來說並不是新鮮事。他在香港出生，兩歲被父母帶去日本京都生活，9歲之前，都以為自己是日本人。家境改變，他被父母帶去山東，又帶回香港。

就如畫一樣，他的身份也是流動的。「我覺得自己其實是一個人類，不是什麼地方的人。」他說，「我自己不會聲稱是香港漫畫家，但如果被這樣歸類，我不會介意。」

不過，也就如他的畫一樣，心中筆下，總有偏愛。隔離結束，他完成的30頁漫畫裡，有代表香港隊參加今年奧運的羽球選手伍家朗、花劍選手張家朗、游泳選手何詩蓓，也有代表台灣隊在奧運奪冠的舉重選手郭婞淳。他把何詩蓓畫成變身的美人魚，又把郭婞淳畫成日漫《全職獵人》中的角色比司吉 • 酷露佳。

在他走出隔離房間，真正踏入台灣的生活之前，他給我們講述了過去所經歷的遷徙，永不想放棄的漫畫，以及他渴望的那些自由。

「我覺得自己其實是一個人類，不是什麼地方的人。」

三十一年中的四次遷徙

「在日本也好，香港也好，總覺得少了自己的某塊東西，但在台灣都找得到。」

兩歲的他，還沒有記憶，就經歷了人生第一次遷徙。父母把他從香港帶到日本，在京都南郊的上鳥羽住下來。爸爸在當地的中華餐廳做廚師，他和哥哥就在當地的學校讀小學。日語幾乎是他的母語。

那時，全家人住在一個六層高的公寓，是上鳥羽一帶唯一的高樓。「四周圍的房子都像哆啦A夢裡那種」，尖尖的屋頂，是傳統日式的房子。多年後，他發現在台北也有這樣的房子，是殖民歷史留下的痕跡。

那時的日本，正風靡著鳥山明的《七龍珠》，在周刊《少年JUMP》連載。街邊的雜貨店賣零食、冰淇淋、汽水，也賣熱門的漫畫單行本。從他兩三歲時起，大他四歲的哥哥總會拿著媽媽給的零用錢，去雜貨店排隊買漫畫，哥哥看完，就到他看。

童年回憶還有超級任天堂的遊戲機，他第一個認得的卡通人物就是遊戲裡的角色，星之卡比。多年後，全家人去京都旅遊，發現當年住過的公寓已經變成了任天堂公司的京都總部。星之卡比則變身為毛公仔，被他裝進行李箱，寄來了台北。

「日本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起點，但不能說是家的感覺。」他說。

1999年，香港回歸後兩年，一句中文都不會說的他突然被父母告知，自己是香港人。爸爸工作不順，簽證出了問題，全家只能先回爸爸的山東老家安頓，再想辦法到香港。這段童年經歷，讓他後來回想，總覺得「香港人」這個身份好像是強加上去的，「我自己透過回憶感受不到自己的根在香港」。為了方便解釋，當別人問他來自哪裡，他會回答香港。「確實在身份證明的文件上，我是一個香港人。我在成長的人生比例當中，花最多時間的也是香港。但我是否真的是一個很香港的香港人呢？那其實我並不覺得自己是的。」

可是兒時的遷徙都不是自己做決定。他本來在京都生活得無憂無慮，六七歲的時候，就決定長大要做漫畫家，畫鳥山明、尾田榮一郎（《海賊王》作者）那樣的漫畫。「我是誰？」這個問題，也不是那時的自己能回答。對9歲的柳廣成來說，最重要的問題似乎是：離開日本，怎麼畫漫畫？小孩子的行李有限，在日本買的漫畫放滿了整個書櫃，卻只能帶走十幾二十本，至今回想，都覺得有好多遺憾。

他不知道大陸的情況，但是媽媽說，漫畫在大陸還沒流行起來。「這些漫畫可能是我去大陸之後唯一剩下的娛樂。」到山東之後，他在一年之內迅速學會了中文，因為被同學老師當成「日本鬼子」欺負，不得不學。漫畫確實成為了他唯一的娛樂，甚至成為救贖。那年的行李幾乎沒有增加，很快，全家就搬到香港。

到香港時，他已經是一個中學生，還是原封不動的把十幾二十本漫畫帶到香港。他發現香港買得到漫畫，終於可以看到最新的《海賊王》。他繼續畫畫，又自學鋼琴，打籃球，喜歡鑽研物理。又入讀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加入DANSO（熱舞社），讀到第四年，不想被外界看待藝術學生的眼光框住，選擇退學。為了生活，他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直到2012年，終於能夠以漫畫家的身份開始正式發表自己的創作。但到那時，他也還是一個「兼職」的漫畫家，需要為其他機構工作，例如做平面設計、展覽助理、動畫師、藝術科助教、興趣班老師等等。

在童年的三次遷徙之後，他在香港也每年搬家。因為房東每年都加租，為了省錢，他只好每年都搬，四五年間，住來住去都是在不足一百呎的劏房。他住過深水埗的唐樓劏房，一打開門就有十幾隻老鼠，半夜在走廊流竄。他白天做接案工作，深夜在劏房裡畫自己想畫的漫畫，可是作品沒什麼人看，身體卻越熬越差。到了2016年，他患上奇怪的皮膚病，被不同醫生診斷為濕疹、皮膚炎、牛皮癬、金屬敏感等等，吃藥也不能好。

於是他第一次到了台灣，向公司請假，在台灣休養了一個月，什麼藥也沒吃，卻幾乎痊愈了。回港之後，他又經歷創作低潮，2017年更有連載作品只畫了三期就被腰斬，到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一行，才重燃了信心。往後的日子，他雖然作品不斷，又因為政治漫畫而被人熟知，但迫於生活，還是要邊做全職動畫師，晚上畫自己的作品，身體終於承受不住，舊患復發。這一次，他仍然是到台灣休息了一個月，身體才恢復。

那是他第一次萌生搬到台灣的想法。

「這個地方，雖然我是第一次來，但為什麼好像很熟悉？好像我成長的兩個地方的影子都並存。」日本的影子，是尖頂的日式老房子、名字裡有「町」字的街區，會說日文的老一輩台灣人。香港的影子，是繁體中文，不難買到的港式食物，和「無論馬來西亞、台灣、中國都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文化。「在台灣，我覺得走到哪裡都不會有很迷失的感覺。」

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他因為在網上和報紙上發表政治漫畫，商業合作受壓，家人朋友也擔心他的安全。到2020年7月，香港《國安法》通過，從事各類創作的香港人，如文字工作者、學者、音樂人，都明顯感受到創作自由受限。

過去很少跟他談及政治的爸爸突然對他說：「你不要再回來了。」原來爸爸童年曾在大陸經歷一些政治事件，因為想逃離這一切，才會去日本。「但是他承認他失敗了，導致全家人又要來到香港，重新去面對一次以前面對過的事。」爸爸對他說：「對不起。」

「我又不覺得他有什麼對不起我。」柳廣成說，「他很少會說別人比自己好，但他就跟我說，覺得我是比他出色很多的人，出遠門，他相信我會比他做得更出色，更成功。」

這一次，終於是他自己決定要走。跟前三次都不一樣，「是我自己決定的，而且是我自己一個人來」。他不想重複童年離開日本的遺憾，不想再丟掉漫畫書。所以這次，他下定決心要把所有的書都寄到台灣，自己一箱一箱包好，總共40個邊長30cm的紙皮箱。他還寄來了自己大部分的原稿，以及二三十個毛公仔。「那一箱是最大的。」有他最喜歡的星之卡比，還有狗狗、不知名的怪獸等等。「長遠來說，我希望我居住的地方有這些公仔。」他們是他的朋友。

可是在香港，只是中學一年級，老師就叫他以後都不要再畫畫了。「老師說畫畫是不正當的事。」他慢慢發現，原來這裡大家最期待小朋友長大以後做醫生律師。

從路飛、舞蹈、物理，到成為漫畫家

喜歡漫畫《海賊王》的人都知道路飛的名言：「我是要成為海賊王的男人！」

柳廣成曾經想成為路飛。六七歲的時候，日本最流行的漫畫幾乎都是青春熱血的少年漫，「看得我熱血沸騰」。他先是崇拜《七龍珠》的作者鳥山明，到8歲的時候，尾田榮一郎的《海賊王》開始連載，他零時差地從第一部開始追看，感覺特別強烈。這些少年漫的主角都努力追尋自己的夢想，「我看完覺得在，我也要有夢想」。

他的夢想和路飛有點不一樣，是要成為漫畫家。「我想成為尾田榮一郎那種漫畫家，又會刻意去學習路飛的精神，很單純，不論外面世界多複雜，他都向目標勇往直前，沒有雜念。」從那時開始，他就很努力地畫。

到山東的前半年，他因為從日本來而被欺凌，每天都不開心，也沒有朋友。他只好放學在家裡畫畫，那是每天最開心的時光。他也抱著堅持的心態在畫，在買不到漫畫集的山東農村，「漫畫好像是只有我自己明白的事」。過了半年，日本動畫《中華小當家》開始在電視上播放，同學們突然開始在課堂上討論，但他早就在日本看過了，自然就會畫動漫的角色。同學看到他畫，就說：「你怎麼懂得畫這些？對喔，你從日本來的。」人人開始問他，可以畫這個嗎，可以畫那個嗎，「畫畫成了保護我免受欺負的東西」。

到了香港，他本以為可以自由地畫漫畫了，卻又受到主流價值觀的強烈衝擊。

在日本的時候，老師發現他在課堂畫畫，還稱讚他畫得不錯，長大之後可以考慮畫漫畫。可是在香港，只是中學一年級，老師就叫他以後都不要再畫畫了。「老師說畫畫是不正當的事。」為什麼？他覺得很奇怪，那什麼是正當的？他慢慢發現，原來這裡大家最期待小朋友長大以後做醫生律師。「原來這個地方是這樣的啊。」可是這無法說服他，他怎麼想都想不通。「難道其他行業的人就沒有價值了嗎？也不是的。」

到了中學四年級，他仍然在畫畫。除了畫畫以外，他最喜歡物理，老師和同學都勸他不要再畫了，要準備考試。「讀好你的物理，做物理老師。」外在的壓力告訴他，畫畫是不能討生活的。在香港，他從中學就要特別去抵抗這些壓力，「畫畫從單純的狀態，多了很多現實的考慮。要證明自己畫畫是沒有問題的，畫畫也是可以生活，也是一種專業。」

「那時候我覺得任何反對我畫畫的東西都是不好的。」所以直到讀大學之前，柳廣成都很不喜歡香港。到香港中文大學讀藝術系，他發現大學的氛圍比較自由，才慢慢開始理解，原來香港也有很多有理想的人，只是他從前不知道。「在一個傳統的中學裡面，只看到香港其中一面比較保守的價值觀，會要你放棄畫畫、音樂、體育。」

他在大學開始學習跳舞，也延續對物理的興趣，還去哲學系修課。這些養分，最終都回到他的漫畫創作裡。

「鉛筆有趣的地方，是它有一些意外性。它的筆頭並不是你完全可以掌控的東西。」每一筆都和上一筆的筆頭不一樣，因為筆頭的形狀會改變。

他喜歡從新亞書院走路下山，走到山腳的崇基書院練舞室，跟現代舞學會（DANSO）的同學一起跳舞。他喜歡街舞和 hip-hop 音樂，學習律動、Popping、Locking、House、Funk style 舞蹈，探索自己的身體。跳著跳著，突然有一天覺得，跳舞怎麼那麼像動畫？就跟畫畫連起來了。

傳統的畫畫學習，是觀察靜止的人體模特，然後畫下來，「像分析一張照片一樣」。但是，「跳舞是相反的。必須要了解自己的身體，才有辦法知道自己怎樣才能跳得好。在了解自己身體的過程中，就會很自然想像身體動起來是什麼樣子，不同的肌肉、骨頭，在人體解剖學上的關係。」就算沒有鏡子，他也要能夠想像自己跳出來是什麼樣子，「我的每一個關節可以去到多遠？」

漫畫有分鏡，動作是連貫的。「有跳舞經驗的話，想像這些會容易很多。」

而街舞又有battle文化，播放一段45秒的音樂，舞者要即興跳舞，然後換對方來。「這是 freestyle的過程，好像沒有經過編排，很亂來，但又不是。因為在那45秒裡，你身體做的動作就是你從學跳舞到當時為止，你身體累積的所有東西習慣性地流露出來，去配合音樂的節奏。這是一種很自動的狀態。」

從前柳廣成畫漫畫，都嚴格按照日本漫畫主流的畫法，先用鉛筆畫草稿，再用墨水筆勾線，然後用橡皮擦把鉛筆的痕跡擦掉，再塗顏色，一步一步來。但是，自從跳舞之後，他覺得自己本來的畫都太刻意了。「好像在很多步驟中，我一步一步流失了畫畫本來的質感，最後的作品好像完成度很高，但又好像沒有什麼人的溫度。」

他喜歡跳舞的時候那種很自動的狀態，「沒有經過太多修整的線條」，用漫畫家來舉例，就像日本漫畫家松本大洋。「很粗糙又很直接、誠實，很自動得流露出來。」

這些對舞蹈的思考改變了他的風格，也促使他開始拋棄複雜的工具，只用鉛筆。「鉛筆有趣的地方，是它有一些意外性。它的筆頭並不是你完全可以掌控的東西。」每一筆都和上一筆的筆頭不一樣，因為筆頭的形狀會改變。「這跟鉛筆的粗糙感很配合，因為你要營造粗糙感，就需要一點點失控的狀態，當然也不能太失控。」

從他喜歡的物理角度來思考，「鉛筆是一個在力學上非常敏感的工具」。「它是一個很罕見的固體顏料，其他的顏料無論國畫用的墨水，西洋畫用的水彩、油畫，都是液體。」而鉛筆則不同，「透過筆尖與紙張的摩擦力，留下碳粉的痕跡。」而不同的工具，給畫畫的人不同的感知。「例如水彩的感覺很流動，你就不會很用力去按壓它，毛筆也是，力度比鉛筆要輕。」但是用鉛筆作畫，「在畫的時候確實會感受到，你把力量施加於紙張的時候，紙張也會給你反作用力。」

柳廣成說，「所以用鉛筆作畫，是跟力量非常配合的事情。」不像水彩，普通人在完成的畫作上很難看出哪一筆用了多大的力度，是從哪個方向把毛筆推開。「但鉛筆是很忠誠反應畫畫狀態的媒介，而且一直都在紙張的平面上作畫，又不像油畫可以一層層疊加。你畫上新的碳粉，原本的碳粉只會被推開。」

到了2018年，他的技術風格穩定下來，更開始思考技術以外的事，也就是畫什麼以及不畫什麼。從前，他專注每一個動作的高完成度，後來更著重連貫性。「一個一個靜止動作之間的連貫性是最重要的。我沒有把不重要的東西刻意強調，而是把所有動作變成一個組合去看。你不會去數那個人有多少根手指，你會覺得這些動作是一個組合。」

他畫運動員何詩蓓在50米水池中來回四次，最終完成200米的賽程。他也把花劍運動員張家朗奪冠的關鍵一擊，拆分成近十個連貫動作的組合，用黑白灰三色分鏡來完成敘事。他把舉重運動員郭婞淳的一個挺舉動作，呈現為7字型的流線，讓觀者一眼就明白運動員的肌肉是如何動起來。

更多的例子，是他畫跳舞的人，畫別人跳舞，也畫自己。在他筆下，這些人可以沒有精細的面目，但身體如風擺動，猶如線條。

「我盡力扮演石膏像，掩埋我的思想。我努力瞞過巡邏的保安，無視他電筒射出的燈光。我可以繼續偽裝成一尊雕像，但我不會忘記自己有思想，曾為人時的模樣。」

創作自由，不只政治漫畫

如果只畫快樂的時刻，只畫贏了的人，只畫自己，只畫舞蹈，柳廣成仍然是一個漫畫家。但創作出自於心。政治漫畫，反應社會現實與政治觀點的漫畫，是他重要的表達，也是不會放棄的事。

7月22日，柳廣成畫了自己隔離期間的第二幅畫，名為「文字獄·焚書坑儒」。畫中人像他一樣右手握著鉛筆，但卻戴上了手銬。這是他為當日被捕的5名「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理事而畫的。5人因為出版兒童繪本《羊村守衛者》，被指涉嫌串謀發佈煽動刊物，還押於香港大欖懲教所。《文匯報》曾指這個繪本「美化黑暴」。

第二天，他合作出版「雕像」系列漫畫的香港本土服裝品牌立即聯絡他，請他刪除作品的所有文字解說和對白。這一系列是他今年2月的創作，其中三頁印在T恤上售賣。完整版本有十幾頁，是否能出版成一本書，還有待討論。作品中原本的對白包括：「我盡力扮演石膏像，掩埋我的思想。我努力瞞過巡邏的保安，無視他電筒射出的燈光。我可以繼續偽裝成一尊雕像，但我不會忘記自己有思想，曾為人時的模樣。」

有羊村繪本的先例，柳廣成陷入了兩難。他還在尋找既不影響合作夥伴安全，又能完整出版漫畫的方法。

政治影響創作自由，對他來說不是第一次。他曾合作的某荷蘭公司就曾在2019年他發表最多政治漫畫的時候，希望他不要做任何的政治表態。雖然因為合作良好，他願意暫時封口，但到運動越演越烈，他還是忍不住不斷地畫。

「他看世界的窗口就只有這麼小，窗口只能看見下面的四個學生，卻看不見四周有包圍的警察，他不了解情勢，給出不切實際的建議，很明顯是反智的。」

不過，到了11月，理大圍城期間，公司的老闆突然打給他，說自己之前搞錯了。「他原本以為這只是很單純的公關災難，結果發現不是，這是一個人道災難，他不應該因為這樣而跟我保持距離。」對方讓柳廣成以後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去年他在台灣出版的《被消失的香港》，就是一本政治漫畫合集，收錄了許多2019年畫的政治漫畫。其中包括2019年8月12日，他畫爆眼少女與遊行的人群。10月27日，他在明報《星期日生活》刊登畫作《2028香港：義士的獄中日記》，想象2028年的香港，參與過抗爭的人只能在獄中生活，而那時的香港，是「人類的壽命持續延長，心靈卻加速腐化」。11月16日，他畫下一幅「世界上最恐怖的被捕儀式」，一個少女被撲倒在地，後頸被警察的膝蓋跪壓，雙手被反扣，只能大喊：「我叫XXX——電話號碼YYYYY——我絕不自殺。」

2019年11月18日，理大圍城期間，他的一幅「理大校長」被廣傳，畫面中，校長浮在空中，手持一個窗框對下方被警察包圍的同學說：「同學，請你們盡快離開。」充滿隱喻和諷刺的畫法，當中蘊含了柳廣成的許多思考。「漫畫的美麗就在於，你的鏡頭是可以不符合物理的可能性的，可以把一些象徵的意義、符號，例如上下左右在文化上的含義放進去。」

例如，理大校長為什麼在「上面」？「好像高高在上的感覺，又很離地，漂浮在半空中。」而「框」又是一個符號，「他看世界的窗口就只有這麼小，窗口只能看見下面的四個學生，卻看不見四周有包圍的警察，他不了解情勢，給出不切實際的建議，很明顯是反智的。」而四周包圍的警察站成一個圓圈，「也不是可以用照相機照出來的畫面，因為太過整齊了」，畫成圓圈，是因為圓圈的形狀有「包圍」、「禁錮」的含義。

剛剛過去的今年7月30日，香港國安法首案判刑，被告唐英傑被判入獄9年。柳廣成的畫，把監獄的鐵窗欄杆直接加在騎機車（電單車）的唐英傑身上，也突破了物理的常規，想表達象徵的意義。

在社會動蕩的年代，政治漫畫回應人們的情緒與訴求，令人產生共鳴，也讓柳廣成被更多人看見。但是，他並不是刻意地想成為單一面向的政治漫畫家。「我還是想要政治之外的創作，也可以更多發表。」

但他認為，不論是不是政治題材的漫畫，創作自由都很重要。他也留意到中國廣電局的一些禁令，包括時空穿越、古裝、同性戀題材等的故事都不能創作，對創作空間的限制已經不僅是政治。「有內涵的漫畫作品，或多或少都會牽扯一些社會現象。比如《進擊的巨人》是一個完全虛構的漫畫，但又把民族、國家的各種矛盾都呈現出來，跟現實社會做一個呼應。」這種漫畫可以在中國出版，由中國的作者來畫嗎？他覺得不可能。

早在2017年，他就曾畫過一個短篇漫畫《Alcubierre Monitoring》，從科幻的角度，想像外星人把被極權打壓者的傷痛，全部輸入到極權政府官員的腦中，讓他們親身體驗被壓迫的痛苦。他喜歡科幻作品，覺得物理就是找到一個可以解說宇宙的方法，而又以人的感官為主要媒介，跟人的情感無法割裂，所以自己也創作有科幻色彩的漫畫。但這樣的漫畫，在未來的香港還能出版嗎？會被看成是政治漫畫嗎？

他可以出於自己的興趣畫政治漫畫以外的作品。但外在的環境不能限制他畫政治漫畫。「言論自由不只是保證你可以說政治上的事情，而是你可以說任何你內心覺得需要說的事情。」

「現在的趨勢，香港跟內地的情況正越來越接近。就算我想創作一些跟政治無關的東西，也可能被認為是有關係。這我覺得不能接受。」這也是他離開香港的真正原因。

開發你的感知：讓漫畫成為藝術

柳廣成曾說，自己是一個人類。而作為一個人類，最重要的事就是，「開發自己的感知，學會如何做人。」

漫畫、街舞、音樂，最近他還在自學編程（programming），繼續開發自己的感知。漫畫無疑是最重要的。對於自己投入迄今的全部人生去堅持的這件事，柳廣成還有許多話要說。

比如，漫畫也可以是藝術創作。「一說到街舞和漫畫，很多人會覺得好像很沒修養，是不需要讀書就可以達到的層次。」但對他來說，漫畫作為一種媒介， 就像攝影作為一種媒介，文字作為一種媒介。「媒介的力量，視乎創作者怎樣去呈現它。就像我們不能說，影片不是藝術，有各種各樣的影片。」

怎樣的漫畫可以成為藝術？「要看作品最後呈現出來，是不是在藝術語言和藝術價值上有突破。」例如塗鴉，許多人覺得不是藝術，但Banksy的塗鴉結合特定場域的背景，就有藝術價值的突破，應該被視為藝術現象去討論。再例如創作《全職獵人》的漫畫家冨樫義博，曾有一篇連續十幾頁都是全黑畫面，只有對白。「有些人說他偷懶，但對我來說，這是漫畫前所未有的現象，是全新的漫畫語言。他表達兩個人在非常漆黑的環境中對話，那就應該代入角色本身，就是全黑的。」再比如台灣漫畫家鄭問，「他把國畫的畫法搬到漫畫，在時代上絕對有意義，是現象級的。」

他也想創作這樣可以成為藝術的漫畫。他覺得漫畫可以絕對虛構，也可以「無限接近真實」。而漫畫與現實的關係是，「用感性和人類的感知去連接他人，讓讀者感同身受」。

隔離期間，他在網路上看著運動員們在奧運會上努力，也想要自己越畫越好。隨身背包裡有他最喜歡的漫畫，是美國漫畫家與音樂人Richard McGuire的《Here》。這是一本類似圖像小說的漫畫，不用上下左右的分鏡來推進敘事，而是在單一的空間，固定的鏡頭，穿插不同年代的人物對話，來講述在同一間房屋裡，跨越千年萬年的歷史。「完全不花俏，就去講一個很複雜的故事，我覺得很厲害。」

說到底，他覺得漫畫是自由的媒介，端看創作者如何運用它。他希望擁有更加自由的筆，不論是在媒介運用、藝術創作上，還是在創作者的人身安全上。

後記

《被消失的香港》法語版即將出版，來到台灣，他最慶幸的是出版社不用再擔憂他的人身安全。

他結束了隔離期間的畫畫馬拉松，出關第一天，去了台灣朋友家一起看奧運直播，喝台灣金牌啤酒，慶祝台灣羽毛球男雙奪冠。他有許多想畫的東西，而介紹香港情況的政治隱喻的作品，一定會畫。「一旦安頓好，就會畫下去。」

日本是他的起點，香港是他成為漫畫家的地方，台灣是他的未來，但不會是他的終點。若有可能，他希望今後再去荷蘭、比利時、法國等地交流、進修，短則半年一年，長則兩年三年，在漫畫創作上探索更多。他希望台灣可以成為一個基地，他「回來的地方」。

許多行李還沒有寄到，他要先去台灣的文具店，買一些鉛筆。

訪問的最後，我問柳廣成：「你曾經說，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畫畫？」

他說：「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離開香港會讓你失去創作的土壤嗎？」

「不會。」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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