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要打教廷牌？台灣大選與兩岸關係的「梵蒂岡因素」

自從蔡英文政府2016年執政以來，中華民國少了七個邦交國。2019年九月，在短短四天內，台灣失去所羅門群島與吉里巴斯兩個位在太平洋的邦交國，更是猶如驚弓之鳥。副總統陳建仁隨即在十月訪問梵蒂岡鞏固邦誼，卻因為教廷遲遲沒有發布他與教宗的合照，失去在歐洲最後外交寸土的陰影再度籠罩台灣。

陳建仁身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並有耶路撒冷聖墓騎士等頭銜，擔任副總統四年來，三度踏上梵蒂岡，在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迅速拉近與北京關係之際傳遞台灣的心聲。然而，蔡英文若順利連任，陳建仁也不再擔任副手。是否會影響台灣和教廷的關係？

「即使沒有副總統的頭銜，他還是可能擔任特使拜訪教廷，畢竟教廷對他有了一定的認識。」一名鑽研國際關係的台灣學者對我這樣解釋，「況且受到教廷與北京關係的制約，對台政策方向已經確定，不會因為一個人而發生變化。」

北京的梵蒂岡牌

陳建仁與教宗的合照被消失，多方揣測是教廷為了避免北京不開心，但也顯得自降格局。一個多月後，教宗方濟各去年十一月底從泰國前往日本時，對兩岸三地展現了均衡外交，除了再度問候友好開放領空的習近平之外，也以完整的中華民國國號、稱呼蔡英文為總統祝福台灣人民。「最特別的是他也對香港發出問候函，一般這只是對國家領袖，這是他以行動關懷香港的方式，畢竟他無法在言語上對抗議活動有太多表示。」這位台灣學者說。

教廷試圖面面俱到，但梵蒂岡與北京在2018年簽訂《中梵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中共首次承認教宗是中國天主教徒的領袖，並開始共同任命主教，讓台灣擔憂雙方關係再進一步。

不過，「外交關係不在當前的談判桌上」。多位熟稔台、中、梵關係的專家受訪時都口徑一致，強調目前教廷與北京的對話仍在「牧靈、福傳」的宗教層次。不過他們也向記者表示，觸及外交關係，只是時間問題。

被斷交，是一把懸在台北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Sword of Damocles），北京明白梵蒂岡的一點風吹草動都讓台灣神經緊繃，在大選前夕刻意撩撥。中共官方英文媒體《環球時報》（Global Times）先在去年九月威脅要讓台灣零邦交，十二月又傳話宗座科學院及宗座社會科學院校長索隆多（Marcelo Sánchez Sorondo）表示：「中國和梵蒂岡的下一步是建立兩國外交關係。」

北京的「葉公好龍」

台灣恐懼他，梵蒂岡有求於他。他要永遠讓這局勢處在就要實現，但又遙不可及的狀態。

四十年前，北京就用同樣的台詞恫嚇台灣。在冷戰時代，出身波蘭的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1978年當上教宗後，不只關注東歐的共產國家，眼光也望向中國。教宗特使埃切加雷（Roger Etchegaray）在1980年的破冰之旅得到北京的隆重款待，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馬上開出條件：「與台灣斷交，不得干涉內政。」

像是葉公好龍，梵蒂岡願意建交時，北京反倒卻步了。現任教廷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在2009年擔任外交部秘書長時，幾乎與北京達成主教任命的協議，但突然被派往委瑞拉擔任大使。接手談判的巴雷斯特雷洛（Ettore Balestrero）在主教任命之外，加碼要求建交，但中共回絕，談判陷入僵局。

「這是個政治遊戲，中共一根繩子吊著兩個墨，一個是台灣恐懼他，一個是梵蒂岡有求於他。他要永遠讓這局勢處在就要實現，但又遙不可及的狀態。一旦建交了，恐懼和祈求就被消解了。」一名熟悉中、梵歷史的北京學者對記者表示，「梵蒂岡也不放心和北京建交，目前的宗教環境是越收越緊。」

另一方面，中共忌憚著梵蒂岡大使進入中國的影響力，文化大革命破四舊，但沒有破除政權的專制本質。「只要傳統帝制的思想核心不變，這問題永遠存在，因為國家把自己的國民當臣民，自認有絕對的思想控制權。即便換上了新的意識型態、改了政治體制，家風還是一樣的。」這位北京學者說，「身為教廷的代表，大使必須了解中國教徒的信仰情況，對信仰、宗教生活的非正常干預都可能引發抗議從而演變成國際事件，中國政府是不願意看到這情形的。」

但這不代表套著「一中」魔咒的台灣可以高枕無憂。中共在1971年取得聯合國席位後，教廷馬上要求派駐在台北的大使撤離，從此只有低層級的代辦留守。北京學者認為「梵蒂岡非常厲害的，它讓使館的中國意涵保持曖昧。教廷是和中國建交，不是與台灣；當台灣不代表中國，大使館就可以遷走。最後因為中共根本不在乎梵蒂岡，才沒有撤走在台北的使館。」

教廷駐華使館經過一番流浪才到了台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際亂局中，梵蒂岡在1942年與遷都在重慶的國民黨政府建交，教廷首任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在1946年底到任，公使館設在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成立後，天主教政策急轉直下，並在1951年把「美帝份子」黎培里驅逐出境，輾轉落腳香港後，他眷戀說：「我的肉體雖然離開了中國大陸，但我的靈魂仍在大陸上與良善的中國人民共存。」無奈形勢比人強，1952年他迫不得已來到台灣。

儘管天主教在中共的統治下飽受凌虐，梵蒂岡一直盼著駐華大使館早日重返神州。江澤民在1999年訪問義大利的前夕，教廷前國務卿索達諾（Angelo Sodano）露骨表示：「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館就是中國大使館，如果北京同意，梵蒂岡當天就可以把使館遷到北京。」

台灣近年來不斷「去中國化」，年輕一輩逐漸形成「天然獨」的認同，但國際地位沒有改變，教廷仍認為台灣是中國問題的一環。位在台北的教廷大使館代表著大中華，可是這番認定，連捍衛中華民國的馬英九也不自在。他在2013年參加教宗就職彌撒時，向剛上任的方濟各自我介紹是「來自中華民國台灣的總統」，似乎不提「台灣」兩字不足以說明身分。

「建交」的路已經鋪設

關於台灣的定位，與教廷關係密切的米蘭天主教聖心大學教授喬瓦尤里（Agostino Giovagnoli）明白指出，「這不是教廷的問題，而是兩岸的問題。如果是同一個國家，只要決定大使館設在哪裡。如果是兩個國家，表示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嗎？這對教廷而言，就是個新議題。不過，這要兩岸自行解決，梵蒂岡不會介入。」

江澤民在1990年代急著建交，固然是為了打擊台灣，也是誤解可以先與「梵蒂岡城國」建交，再跟「教廷」（Holy See）商討宗教問題。然而身為全世界天主教徒神經中樞的教廷就是國際上外交承認的主權實體，是各國建交的對象，梵蒂岡城國則是教廷獨立行使主權的「工具」。上帝與凱撒不分家，政教合一難以切割。

建交議題目前雖然不在談判桌上，但北京與教廷在2018年9月簽署《中梵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已經不言而喻承認了教廷獨特的「主權」，在宗教意義外，也包含了梵蒂岡的城國功能。北京學者說，「隱約可見未來雙方相互承認的前提。」帕洛林今年也在回顧中、梵臨時協議的論文集前言指出：「這份法律契約的形成，說明對話涉及兩個獨立的主權實體。」

教廷一再重申與中國簽訂主教任命協議是為了福傳，可是簽約的主體是雙方的外交部門，不是宗教事務的主管機關。「教廷的動機是教會對教會的事務，但如果中共用這個關係談判，就矮對方一截，因此一定會用國對國的關係談。」台灣學者解釋說，「國與國的談判與建交是兩碼子事，例如1929年南京政府與教廷討論『政教協定』時也是國與國的關係，但不代表建立外交關係。」

中共的讓步

北京首次承認教廷是個國家、教宗是梵蒂岡的元首，雙方的行動也漸漸有了外交意涵。

主教任命協議的反對者一再批評教宗方濟各、國務卿帕洛林讓步過多，忽略了中共的轉變。比起對達賴喇嘛的全盤否定，北京首次承認教廷是個國家、教宗是梵蒂岡的元首，雙方的行動也漸漸有了外交意涵。今年四月底在北京揭幕的世界園藝博覽會，透過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向教廷發出正式的邀請函，教廷宗教文化委員會主席拉瓦西（Gianfranco Ravasi）樞機主教率團參與。雖沒有正式邦交，北京卻以高規格招待，開幕典禮時，拉瓦西坐在第一排的榮譽貴賓席，梵蒂岡的黃白旗幟在展場飄揚，國徽毫無遮掩。

一名參與北京對話的梵蒂岡高層解釋，教廷的建交過程是循序漸進、有脈絡可循，不是一蹴可幾，但期望在短時間內，能夠派出非長駐的宗座代表掌握中國教會的實情。宗座代表猶如教宗的私人代表，僅負責處理宗教事務，不涉及國務院、沒有外交使節身分。1922到1933年首位派駐中國的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便是宗座代表；教廷與美國在1984年建交前，也是派宗座代表駐華盛頓。

向來主張對中共採取強硬立場並經常發表天主教徒迫害消息的《亞洲新聞網》（Asia News）總編輯切維雷拉（Bernardo Cervellera）認為，即使中國有意打擊台灣，但與梵蒂岡建交仍是漫漫長路，「教廷與越南在1990年代達成初步主教任命協議，但到現在沒有外交關係。中、梵儘管想建交，可能也是十多年以後的事了。」與越南達成主教協議後，教廷的駐新加坡大使兼任非常駐的越南宗座代表不定期巡迴，並在遴選主教人選時扮演重要角色。今年梵、越在第八次的聯合會議達成共識，將在越南設立常駐宗座代表。

江澤民時代急於打壓台灣，又對梵蒂岡的政教合一性質認識不清，中、梵一度在1999年達成協議初步草案，但黨內保守派反對，愛國會突然在2000年初任命非法主教，打破對話氣氛。中共黨內也對教廷提出的120位中國殉道者名單有疑慮，江澤民急忙透過義大利總理傳話，指出其中有的教徒與西方殖民主義有牽連會被解讀為教廷刻意挑釁，但若望保祿二世仍堅持在2000年的中國十一國慶當天封聖，反擊愛國會的非法任命主教，雙方關係陷入冰點。

「在若望保祿二世之下，教廷的策略比較冒進，對地下團體也溝通不足。另一方面，北京對天主教會的認識也有限，搞不清主教任命的程序、教宗的意義，因此二十年前那份協議草案的內容比較紊亂。」與梵蒂岡、中國政府都保有良好關係，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擔任研究員的義大利學者郗士（Francesco Sisci）表示，「相較之下，中、梵在2018年簽訂協議時，彼此的訊息更多、立場也都更一致，內容更精確。」

教宗訪問中國？

中共高層對教宗訪問中國開了綠燈，只是還有不少問題需要克服。

中、梵交手，台灣沒有袖手旁觀。2000年的封聖風波很可能是台北引發，藉此阻撓協議。隨著時間流逝，台灣的籌碼逐漸流失。

「建交的鑰匙在北京手上，如今阻力不在台灣，在中國大陸本身。」台灣學者指出，「關鍵在於愛國會，一旦中、梵在這議題有了突破，很可能外交情況會有變化。這攸關中共的意識型態核心問題，如果領導人腦筋轉個彎放鬆對宗教的控制，就有可能達成。不過意識型態關係到中共政權的存亡，就算想打擊台灣，但他們應該更在乎維持政權。」

在中共的壓力下，台灣努力凸顯自身的民主價值，連續兩年高調參與在華盛頓舉辦的「促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梵蒂岡也在去年十月與美國駐教廷大使館合辦研討會，美國國務卿彭培奧（Mike Pompeo）在會議中嚴詞批評中共侵犯人性尊嚴與宗教自由。切維雷拉說，「美國和教廷對宗教自由的認知很不一樣。美國只在對自己有利時才會談論宗教自由，像是沙地阿拉伯與印度的宗教壓迫都很嚴重，但因為是盟友就不置一辭。」

縱使沒有美國從中作梗不斷抨擊中國的宗教政策，教宗方濟各與習近平也各自面對內部的反對聲浪。但北京學者分析，「兩人都是強勢型的領導人，如果雙方覺得脾氣相投，是可以達成某種政治突破的。到目前看來，雙方是有好感，彼此溝通的渠道暢通，也都給對方留下餘地、給對方面子，不像之前聲色俱厲相互痛斥。」加上目前國際局勢詭譎瞬息萬變，為了避免第三方見縫插針，促使中國決定直接與教廷合作，「還有一些問題懸而未決時，每個人都可能利用這些微妙的狀況，北京也知道有人想利用教會問題施壓。」

教廷與北京建交的時機尚未成熟，但教宗訪問中國卻是指日可待，方濟各也從不掩飾他的想望，他去年十一月在從日本回羅馬的飛機上接受訪問時再度表示：「我愛中國，我真的想去中國。」他對香港抗議活動的小心翼翼發言也得到北京的善意回應。郗士表示，中共高層對教宗訪問中國開了綠燈，只是還有不少問題需要克服。北京學者也說，「雙方都在積極推動，2018年兩位中國主教到梵蒂岡時當面邀請教宗方濟各訪問中國，顯然習近平也是樂見其成，尤其在與美國貿易戰不可開交之際，至少衝破一點晦氣。」

方濟各若成為第一個踏上中國領土的教宗，則會是台灣的噩耗。在民進黨執政下，北京不斷壓縮台灣的國際空間，結果是激發更多台灣人對中共的反感，兩岸關係陷入惡性循環。「如果蔡英文再度當選，中共在選前的恐嚇言詞可能化為具體行動，建交在現階段是不可能，但可能讓教宗訪問中國，這是對台灣的重大打擊。一旦中國發出邀請，教宗一定會去，因為這是歷史時刻。」不過，台灣學者也指出北京仍要精打細算，「教宗出訪目的是牧靈、福傳，也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國人信仰天主教，這和北京的期待是相反的，因此北京會想方設法降低教宗的影響力。」教宗到緬甸、泰國訪問之際，都有不少中國天主教徒千里迢迢前往參與彌撒，如何控制方濟各的魅力將是北京的難題。

梵蒂岡與北京「棋逢對手」？

「梵蒂岡和中國棋逢敵手，兩者都是老牌政治國家，又都是中央集權，對彼此的套路都很熟悉。」

當全球的天主教教徒人數成長緩慢之際，出身耶穌會的教宗方濟各苦心積慮向北京示好希望敲開福傳大門，但《宗教管理條例》在2018年二月上路後，宗教自由空間一再緊縮，主教任命協議被指責是與魔鬼交易。「問題是，如果沒有協議與對話，天主教徒的情況可能更糟。」在中國也有不少會士的耶穌會總會長蘇薩（Arturo Sosa）表示。

《寒冬》（Bitter Winter）雜誌以中文、英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與韓文五種語言在網路上發布中國天主教徒遭迫害、教堂與十字架拆毀的消息。總編輯英特羅維吉（Marco Introvigne）認為，在《宗教管理條例》實施後中共不允許任何「灰色地帶」存在，要不加入愛國會接受官方控制，要不就是被打成「邪教」面臨迫害，「很多教會的保守派批評主教任命協議，但也提不出替代方案。」

近年來不斷有新聞指控中共一手扶植順服的傳統信仰，一手嚴打外來宗教，封殺知名新教教會、牧師與教徒身陷囹圄，信仰伊斯蘭教的新疆維吾爾人進了「再教育營」等等。英特羅維吉認為「對天主教像是另眼對待，但不能說是寬容。中共只是針對外來宗教採取了不一樣的控制手法，與境外聯繫越緊密的宗教，控制手腕就越細緻，但不代表迫害不嚴重。」

局勢確實艱難，但北京學者認為不該低估教廷與政權周旋的能力，「梵蒂岡和中國棋逢敵手，兩者都是老牌政治國家，又都是中央集權，對彼此的套路都很熟悉。教廷經過四十年的努力終於在教宗方濟各任內突破北京心防，與他出身耶穌會有關，很博學又比較狡猾，加上他很彈性、溫和，就像當年利瑪竇（Matteo Ricci）的姿態，讓中共也願意對他示好。」此外，他來自阿根廷，沒有歐洲的殖民主義負擔，還有牧靈經驗，熟悉教會的日常事務；也具備跟威權政府打交道的經驗，避免睚眥必報的反效果。

只簽訂為期兩年的「臨時」協議也是教廷的巧思，「這很耐人尋味，說明它不是最終局。簽了約，不是劇終，而是好戲才剛開始。」北京學者繼續點出，協議內容沒有公開，是讓彼此都有面子，若出現分歧也好商量，提供最大的對話空間，「這是非常聰明的。」

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前，教宗方濟各寬恕了北京非法任命的八位官方主教（其中一位已去世）也被譴責是漠視地下教會的苦難。不過，在香港傳教將近五十年並經常前往中國大陸的義大利神父甘浩望（Franco Mella）認為這是梵蒂岡釜底抽薪的高招，「當所有的主教都和教宗共融、通通都是合法的，愛國會再也無法用非法主教來挑撥、分裂教會。已經七十年了，地上和地下團體還要繼續分誰是純潔的教徒？誰不是？這樣天主教在中國如何發展？」

時間會勝過空間嗎？

相反的，切維雷拉認為協議成了中共操弄地下神父和主教的工具，阻撓他們的牧靈工作。2018年初他在《亞洲新聞網》率先披露梵蒂岡為了與北京達成協議，要求閩東與汕頭的兩位非官方主教讓位給官方主教，斥責教宗出賣地下團體的批評排山倒海而來。切維雷拉提不出更好的解套方案，但仍對協議抱著批判的態度，「從閩東的案例看來，中共背叛了協議。」當地的非官方主教郭希錦領導的地下信徒人數超過地上團體，但他為了顧全大局讓位給官方主教詹思祿。「中國政府應該要承認郭希錦為官方主教，可是至今沒有兌現，而且政府對教會的控制越來越嚴，不少地下團體覺得被梵蒂岡拋棄了。」

無論如何，切維雷拉承認協議避免了教會進一步分裂。「在2018年初，也就是簽署前的幾個月，中國統戰部放話要在沒有教廷認可下任命四十多名主教。若發生了，將是一場大崩壞，協議至少攔阻了更多的非法主教產生。」但他認為教宗的主教任命權還是受到了限縮，「教廷在十九世紀初對拿破崙做了退讓，如今還得對中國讓步，說明中國的宗教管理落後了二百多年。」

法國大革命之際，在1790年要求天主教士必須宣誓效忠國家並自行任命主教，造成法國教會分裂成效忠政府與效忠教宗兩派。雖然教廷在1801年與拿破崙達成政教協定，法國教會也僅分裂短短十年，但在協定簽署的百年後，仍有教徒不願追隨與政府妥協的教宗。

為了與中國交手，教廷在天主教會二千多年的歷史中不斷搜尋與政權周旋的教訓，最多人比擬的冷戰時代「東方政策」已經不合宜，因為共產主義鐵幕後的東歐傳統上是基督教國家，推動「蘇東波」的波蘭就是天主教國家，相較之下天主教徒僅佔中國人口的1％。與中國同樣位在亞洲並受共產黨統治的越南也有更多的天主教徒，而且不少政府官員曾在天主教學校就讀，對梵蒂岡有更多的了解。

從教宗方濟各還在阿根廷擔任主教時就與他熟識的梵蒂岡專家瓦倫特（Gianni Valente）認為，要從教會最早的起源摸索與中國相處之道，「基督降臨時是沒有宗教自由的，最早的使徒是非常卑微的，不斷遭到了迫害，但他們想盡辦法在非基督教的政權之下生存，傳遞與世俗不一樣的信仰與理念，即便只是一小群人。」歷代神學家不斷反思與帝國、城邦、民族國家互動的方式讓天主教累積了無與倫比的經驗與理論，也經過無數次的轉型，「我懷疑，這可以機械式地套用在其他宗教上，例如伊斯蘭與政權的關係相當僵化。」

天主教在中國難以開展不只是因為專制政權的壓制，相較之下，台灣政體早已經轉型，但教徒的人數還是遲滯不前，其中牽扯到天主教在地化問題。瓦倫特說，「無論如何，台灣在中華文化影響之下融合西方自由價值的經驗非常獨特、可貴，非常值得中國參考。」但走上高壓統治路線的習近平恐怕無意借鑒，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希望台灣擔任橋樑幫助中國教會，但兩岸漸行漸遠猜忌日深，台灣更擔心教廷過河拆橋，越來越難擔任此重責大任。

梵蒂岡從教會初創的歷史摸索與中共相處之道，說明天主教在唐朝以景教的名稱進入中國一千多年後，仍在起點。教宗方濟各則相信時間將勝過空間，他曾經說：「我們要啟動過程，而不是盤據位置，時間會推動進程，空間卻會凝結。神，就在時間裡。」